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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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方面，认真做好地勤保证工作。地勤部队是为飞行员服务的，又是与飞行员相互依赖的，是飞行成败的关键之一。如果飞行中机械发生故障那么飞行员就不可能发挥其技能，还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如果没有飞机，地勤人员就无用武之地。我们不厌其烦的向地勤人员也向飞行员讲清这些道理。尽管地勤人员的工作十分艰苦，所有的飞行日（训练日）都要提早到达机场，千百次的检查飞机发动机、通讯、机械电路等，我们仍然不放松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为确保飞行员的生命安全，规定每架飞机的维护人员要负责到底，绝不允许有丝毫的麻痹。

各级领导必须首先解决好地勤人员的思想认识问题，帮助他们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具体落实到：将飞机维护好、保证飞行员在空中飞得好、打得好、练得好。其次解决他们在业务上精益求精的问题，安排好他们学习的时间，定期举办短期训练班，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特别是在改装飞机时，更应使他们熟悉新机种的特点，对新飞机做到了如指掌。各级主要领导还要关心他们的休息、伙食、衣着、爱好、冷暖、家属、健康等情况，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总之，要千方百计杜绝因地勤人员的疏忽而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实践证明地勤人员的工作是空军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做好的基点。

第二方面，指挥体系必须严格执行空军作战训练的条令、条例、规定和要求等，不允许有丝毫麻痹大意。从司令、政委做起，轮到谁值班，就必须早到晚走，交接之间不能留有空隙。传递必须明确清晰，简要果断。如有情况更应一丝不苟地连续报告，不漏情报。为此就必须天天练，场场练，思想集中，才能业务精通。各级政委、主任也必须参加指挥所的值班工作，变外行为内行，使政治工作做到言之有物、生动活泼而非夸夸其谈、枯燥无味。使指挥所人员逐渐达到思想红、业务精、工作勤、团结紧、不怕苦的目标，有效地减少飞行事故、政治事故，保证作战的胜利。

第三方面是做好其他直接为飞行员服务的人员的工作，如炊事员、理发员、医务人员等。对于这些人员首先解决为什么要全心全意为飞行员服务的问题，要求大家真正从思想上明确：国家大力投资培养飞行员成为保卫祖国领空的捍卫者，他们每时每刻都要警惕地监视敌人，随时地要准备飞向空中和敌机交战。保证他们处于良好状态，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作为炊事员要求每天饭菜做得可口，能遵照航医指定的标准使营养配置适当，以保证飞行员的健康。理发员应严格消毒推剪、毛巾、浴盆。如飞行员用了带病菌的毛巾擦脸感染了沙眼等就会造成巨大损失。舍不得几元钱换干净毛巾，如影响到飞行，就会造成几十万元的损失。因此事事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航医的作用和地位就更加重要，一菜一汤一米一面都应严格检查。否则飞行员染上疾病，损失会不可估量。后勤人员应保证不使飞行员为家中琐事操心而分散精力，避免因此而发生的机毁人亡等事故。

总之，方方面面都要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健康，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飞行员服务的思想，同时也不能忽视各类人员的实际问题。特别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条件不宽裕，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不少困难。各级领导只有千方百计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大家才能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的完成中心任务。

第四方面是做好飞行员妻子的工作。要使她们明白：一个全天候飞行员是全国人民用节衣缩食、流血流汗积累的资金培养的；为了保障他们的顺利飞行和安全，全体干部战士常年累月默默无闻的奉献着；为使他们掌握过硬本领，各级教员呕心沥血，不讲条件的坚守在教学岗位上。作为飞行员的妻子，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要懂得自己的责任。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使飞行员精神饱满、身心健康。如因家庭小事影响飞行员的情绪以至给国家造成损失，那就后悔莫及了，因为你的家庭、你的生活所遭受的损失更大。因此做好飞行员妻子的工作是确保飞行安全，确保空中防线不可缺少的。

第五方面是气象、塔台、通讯、雷达导引等与飞行有直接关系的机构和人员的工作。同样要解决好这部分人员的认识问题，树立以飞行为中心的正确思想。部队领导对所有这些同志的辛勤劳动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及时表彰、奖励他们所作的贡献，树立模范和标兵，从而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加强了部队的全面建设。

在空二军工作期间，我初步体会到政治工作要渗透到高技术性质的空军部队中，必须明确工作中的“一个中心”和“五个方面”的特点，了解其相辅相成的关系，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深、做细、做透，协调一致。作为政委，我负责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大局。其他方面的有关工作由李荆山副政委负责。大家经过几年的努力，杜绝了跑飞机，减少了飞行事故，大大减少了飞行员不必要的非战斗减员或被淘汰，增强了战斗力。部队上下团结奋斗，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

1962年9月军委空军曾决定我任沈空政委。原政委黄立清将调至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但是不久，在东交民巷召开空军全委会时，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政委余立金向空军司令刘亚楼提出要我到南京空军任政委，因余立金已定为军委空军副政委。刘亚楼和军委空军政委吴法宪同意了聂、余的建议。当征求我的意见时，还是那句老话，“服从组织分配”。

全委会结束后，我回到空二军军部传达了全委会精神并安排了下一年的工作，又召集了师以上干部会，征求大家对我在空二军工作期间的意见。同志们没提出批评意见，说了许多好话，显得依依不舍。我感到不安，考虑是否有所顾虑，想采用其他方法再征求意见，但南京空军已派人前来迎接，我只好离开共同工作了几年的空二军干部和战士。我劝秘书和警卫员留在了原部队，我只身赴任。

我先到沈空，向黄立清政委、黄玉昆副政委详细汇报了工作并征求其意见。他们很含蓄的说了些客套话，对空军改变了原来决定感到有些不可理解。

途经北京时，吴法宪和夫人设家宴招待我。席间，他向我作了说明：空军全委会上同意你去南空后，沈阳军区空军再三提出意见，要留你在沈空工作。但南京军区空军坚持更充分的理由，一是南京方面处于沪、杭、宁三角地域，经常要面对蒋介石空军袭扰，长年处于备战状态，稍有疏忽，上海等重要城市就要受到破坏，影响全国的经济建设。空军必须派出得力干部加强这方面的力量；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复杂，需要作风艰苦朴素并善于调解各种关系的干部去工作。所以当时决定你到南空，你暂任副政委兼副书记。余立金调军委空军任副政委的命令已呈报军委还未批下，因此先这样过渡一下。接着，他又将聂凤智司．令员的情况向我作了简要介绍。聂解放上海时是二十七军军长，作战勇敢、指挥有素。抗美援朝时，曾在安东（今丹东）前线指挥空军。希望你俩工作上配合好。我表示坚决执行组织的决定。

1962年10月3日我到达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受到聂凤智（司令员），余立金（政委），高厚良、蔡永（副司令员），王绍渊（主任），顾前（参谋长），王明礼、周正勋（副参谋长），朱火花（工程部部长），李果（后勤部部长）等30余人的热烈欢迎。余立金致欢迎词。我也表了态。

我独自住进西康路37号院内。由于没有带随行人员及家属子女，按规定南空应派警卫员、炊事员、公务员和司机来照顾我，但我不愿单独起伙，就在空军司令部大院飞机楼首长灶上吃饭。既省了麻烦大家，又便于接近群众，抓紧时间，了解、熟悉情况，还能在足球场锻练身体，做到早上班晚下班。我分秒必争地到军、师、团和各分散地的雷达部队以及海岛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很快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大大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南京空军部队的空四军、空五军、轰炸机八师、高炮部队、导弹部队、雷达部队、探照灯部队及通讯部队等，大部分参加过抗美援朝，建树过功勋。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受到过党和国家的表彰奖励。这些部队倍受重视，分别驻防在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安庆、合肥、南京、徐州、芜湖等华东重地。部队所担负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

为达到不漏敌情、不失时机、少摔飞机、不跑飞机的工作标准，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事故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八师曾发生的犯罪行为就是某负责人在蹲点时没有及时解决问题所致。而江西导弹部队击落由台湾窜入大陆的蒋军U2高空侦察机，就是因为该部队平时注重既抓思想又抓业务，使部队随时处于良好的战斗状态，能及时掌握敌机的航向、高度、进度、性能，协同作战，将来犯之敌机一举击落。U2飞机被击落后其残骸曾送北京展览，轰动一时。

1964年，南京军区空军召开了高炮会议，我作了《红与专辩证关系》的报告。中心意思是，军队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战斗力，如果一个部队打不好仗，消灭不了来犯之敌，怎能算是一支好部队。对于高炮部队要求在一瞬间测得精、瞄得准、开炮快、打得着、省弹药，这就必须具备过硬的技能、技术。为此就要天天练、时时想。学才能熟，练才能精，这样才能在紧要关头发挥出高炮的威力，尽到一个战士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如不勤学苦练，掌握不了高精技术，阻止不住敌机的骚扰，致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即使天天高喊为人民服务，时时背诵革命条文也不能说明是思想红，更不能说明是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在高炮部队就是以先进的思想挂帅，促进业务熟练，技术精湛，做到开炮准，一炮定战局。帅好兵强，又技术精良，每战必捷，这是高炮部队务必遵守的信条。思想先进和业务精良，两者是辩证的统一，缺一不可，偏废不得。

高炮部队担任着保卫祖国领空安全的重大责任，要确保全国人民劳动、生产、建设、生活不受侵犯，就势必常年累月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是丝毫不能麻痹大意的。

我的讲话得到聂凤智、刘奠西等军事干部和与会人员的赞同。但有些人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对于强调“红与专”统一持异议，我察觉余立金、江腾蛟等人已对我不满。

1965年5月我到杭州空五军检查工作，发现飞行部队、地勤部队疏于正常的军事训练。不去提高飞行技术和飞机维修水平，而是整天坐在会议室里讨论“四个第一”、“白专道路”等等。若长此以往，怕是真要变成“空”军了。眼看着飞行员们、地勤战士们将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口头上、笔头上，我的心情又焦急又沉重。我认为这简直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

我到南空任职以来，我同一些人在思想与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我坚决反对把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变成取悦上级，取悦某些政治思潮的假、大、空的“花架子”，这样下去对部队建设危害极大，也背离了党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起码要求，我没有屈服过压力，也深知坚持下去的可怕后果，但是，我顾不了个人得失，我到空五军各部队做了专题报告，主要讲作为空军的指战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为谁飞，二是如何飞。谁都知道是为祖国、为人民飞，也都知道必须起飞好、飞得快、打得准、落得稳。也明白必须经过长期不懈地训练才能达到全天候飞行员的标准。如果就像现在这样整天坐在屋子里抄报纸上的文章、做空洞的表态，能不能解决飞得好的问题。每当说到此，各场听报告者异口同声说：“不能”！我问为什么不去训练飞行课目？回答是“江腾蛟政委这样指示的”。我知道江本人未必能私自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有大人物撑腰，情况显然很复杂。

我从正面做工作，强调飞行课目之训练必须坚持，必须精益求精。并以大庆油田为例，说明如果油田因为技术、操作问题而打不出油，或出不了好油，对国家做不出应有的贡献，凭什么被树立成全国学习的标兵，难道只凭会高喊口号吗？如果飞行员由于业务不精通、技术不熟练而放跑了敌机，凭什么认为你思想过硬？政治挂帅与业务学习、技术训练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一一即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前者解决人生观、世界观，解决为什么、为谁而奋斗的问题；后者解决以什么手段用什么本事去服务的问题。政治不挂帅，就会盲目；业务不精通，就会失败。政治挂帅必须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好务。

○九、林彪、叶群作祟，历经“文革”磨难（1966…1976）

●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

1966年6月6日，空军召开了第十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军委空军党委指定聂凤智和我参加，并要准备在会上发言。

会议原定的内容是批判已去世的刘亚楼领导空军时期的一些错误。其代表人物是江腾蛟。吴法宪通知蔡永将江腾蛟安全送至北京到会。

会上肯定了刘亚楼工作期间的成绩，也指出领导上的错误，与会者从团结愿望出发，摆事实、讲道理，以期通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这段时间，我因旧伤复发住在空军总院治疗，没能出席会议，每天的会议简报由专人送到病房，我每期都认真阅读、思考。

6月25日，我忽然接到通知，要求我务必参加28日的会议，并要求我发言。经再三考虑，我提出希望吴法宪、余立金、江腾蛟等人到场，并请总政主任肖华参加。28日下午2时，会议派车来接我，我由护士抬上车。下车后，我柱着拐杖进入会场。场内气氛祥和，但不见肖华在场，只见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友之和青年部部长出席，我感到遗憾。可看到与会的77个同志殷切期待的眼神，我的决心更坚定了。吴法宪宣布开会后，首先让我发言。

我对会议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预祝其圆满成功。接着我说：从会议简报中，我了解到19天的揭发批评，绝大多数与会同志都是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与人为善的原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中我受到很大启发。这毫无疑问将会对空军今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我有一些极不成熟的看法，提出供参考。

第一，空军在以刘亚楼为中心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我们目前已具备了强大的空中力量，为确保祖国的领空安全打下了基础，这些必须肯定。

近年来也暴露出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执行就有些偏离。自从聘请苏联顾问以来，形成“业务一边倒”的现象。强调“一长制”，使“政治委员制”名存实亡。可想而知，为什么群众称吴法宪政委是刘亚楼司令的“背皮包的秘书”。

对于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群众路线，也只是在口头上强调，实际上却我行我素。如南京军区空军余立金、江腾蛟等，既不了解实际情况，又自以为是。几个所谓“秀才”坐在办公室里，就拟出“十七条经验总结”，既没有征求基层意见，又没有通过实践检验，就电告空军。空军立刻转发给各军区学习，并树立南京军区空军为各军区的标兵，树空四军为军的标兵，空三师为师的标兵。我和聂凤智对此曾提出异议，他们非但听不进，反将我俩载入“另册”。

林彪任国防部长后，把原来常学的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束之高阁，也不张贴了。却限期贴出林彪的“做事要认真、措施要落实”等。每个办公室都要按规定的尺寸、字样张贴，并要求人人必须熟读、牢记。

第二，宗派主义严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第三，违背党的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第四，……

会议规定，发言不得超过半小时。但这次准许我谈了3个小时。到会的77人中，70人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我发言过程中，掌声不断。我还一再表示，所说的每件事都与当事人核实过，如有出入，可请当事人进行反驳。。电子书下载

28日晚，参加了当天下午会议的同志，络驿不断来医院看我，大家一致认为我的发言替他们把长期埋在思想深处而不敢讲的话讲了出来。他们认为我的讲话有内容有水平，有说服力。并认为我有胆量。但我说：吉凶未卜，还要看下一段会议情况。我已做好思想准备，大不了解甲归田去当农民。我本来就是农民之子，早就想念我的家乡了。

●林彪发难

1966年7月初，杨成武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其详细内容因我住院没有听到。但会议180度逆转，被批判对象余立金、江腾蛟、吴法宪等一变成为党委扩大会的主宰，反将空军党委常委成钧副司令员等六人作为“篡党夺权”的对象进行揭发批斗。同时把我列为“陪斗”对象，“罪名”是为他们六个人提供了“炮弹”。

原来，成钧等六人曾给林彪写过报告，反映空军的情况。他们的报告是按照正常渠道、合法呈送的，先送交国防部查阅，属正确意见就请采纳、不正确的改正、批评。他们所做的是符合组织原则、遵守组织纪律，目的是为了加强领导、改进工作的，不可能是反党夺权。否则，六常委的报告内容，为什么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敢公开披露呢？

至于我，对六人报告丝毫不知情，他们的报告在前，我的发言于后，硬把我们拉扯到一起，这又叫什么呢？对会议主宰者编造的这一套莫须有的“罪名”，我理直气壮地进行了驳斥，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人们心中明白是非，诬陷反而增添了我的光彩，提高了我的威信。“提供炮弹”一说、“陪斗”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会议形势如此急转直下，使与会者有的检讨，有的旁观，有的同流合污。少数人甚至成了吴、余、江的打手，以至后来成为林彪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骨干。

1966年7月整整一个月，空军的主要斗争锋芒指向空军党委常委六个人。成钧被诬陷为贺龙派到空军的代理人，并说其他五个人也各有政治背景。

而真正要篡党夺权的林彪，早有预谋的把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作为“试验田”，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其死党操纵了空军大权。既无德又无才的吴法宪当了空军司令，官欲横流、以“献美女”邀宠的人被委以重任。阿谀奉承、做尽坏事的江腾蛟被委任为政治部主任，但因其太过于卑劣，以致命令没敢宣布。有的干部虽然当时曾委以重任，但在文革中也受到了林彪的迫害，这就是后话了。如此等等，军委空军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变成林彪的“私营部队”，他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任意生杀予夺了。

●开罪叶群

南京军区空军领导机关，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开展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江腾蛟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他纠集了空军原四军的王绍渊、李道之和气味相投的保卫部长主父光、干部部长刘更生、组织部副部长阎成玉、宣传部部长王知十、青年部部长郝宝章及司令部副参谋长等人，根据林彪的“打倒一批，保护一批，提拔一批”的指示，向聂凤智、李赤然、顾前、朱火花等人展开了残酷无情的斗争。

在他们灭绝人性的野蛮迫害下，得才兼备、参予编写空军各种条例条令的参谋长顾前，不幸斗死。精通工程技术的工程部部长朱火花，被他们口中堵上毛巾、推进粪坑溺死。经过长征的蔡永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几乎死去，他们把聂凤智装在麻袋中任意摔打，后秘密转移到云南、贵州、广西的十万大山中去养猪，致使其精神失常、半瘫半痴生命处于垂危之中。

我被关押在南京空军大操场地下室里，又脏又潮，室温零下十几度。他们昼夜批斗我，采取软硬兼施、攻心与严刑并用的手段。不是打耳光、坐“喷气式”、顶砖头；就是拔头发、罚两腿向前弯曲站着；不是套供、逼供，就是诱供、劝供。他们所采用的刑罚手段，不亚于我在国民党监狱中所遭受的折磨。我难以料到共产党内会有如此败类。

幸亏我平时一心为工作，一心为群众，行得端，站得正，批斗时虽然也挨打，但较轻；头发也被拔，但只是虚晃几下；行刑少而短，若遇上训练部部长鲁明的老婆吴纲桥不在场，我还可以坐在凳子上。

我被折磨了三个月，空军的领导和江腾蛟等毫无所得。在广大群众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有条件的“解放”我；就是要我承认是“三反分子”。说是只要“名义上”戴上这顶帽子，不讲具体内容——因为他们根本不讲根据什么把我定成“三反分子”。对此，我斩钉截铁的回答：“不行！”

原来，叶群曾于1964年在江苏太仓搞“四清”，她不遵守中共中央关于参加“四清”人员应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同学习”的“五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