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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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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们是在戏台正面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我穿的可是白色衣服。”雷治富、折可达即刻派人到戏场里想找到我穿的黑衣服,它却早被同志们安全处理了。。电子书下载
敌人只得严刑逼供。他们用细麻绳把我双腕反绑起来,背后压上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吊到半空。细麻绳深深地勒进皮肉,肩膀脱臼,两眼直冒火星。敌人几次用冷水把我从昏迷中浇醒,“你要再不招就用火棍、火链、火铣对付你!”
“我是公开被聘用的教书先生,你们身为执法的区长和团总,居然敢肆意对堂堂教员施以酷刑!”忽然一阵喧哗声传来,原来贺秉章、薛振昌等发动了上百名群众包围了区公所,并派出代表交涉释放我。慑于群众威力,敌人停止了严刑拷打,但把我仍然拘留在区公所。
翌晨,正要把我押解到安定县政府审理时,密探黄盆子报告,强世清、史法直的游击队准备劫走李先生;他们埋伏在安定县石窑湾、红石峁一带山路上。敌人立即改道由南沟岔经玉家湾、瓦窑堡到安定县,提前派出团丁通知玉家湾的民团协助,并命令瓦窑堡驻军张建南派士兵沿途协同押送。游击队劫我的计划落了空。当晚我被押到安定县死囚牢里,敌人连夜进行了审讯。
反动县长不由分说,用麻绳将我两臂捆紧,推我跪在锐利的碎石上,脚腕下垫上两块砖,两腿肚子上压着一根两米长、碗口粗的杠子,左右各站着两个刽子手,不断用脚踩这根大木杠子,酷刑从晚上9时一直到次日清晨。多次昏迷过去的我,醒来时已是遍体鳞伤,动弹不得。但我仍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敌人用刑失败后,给我戴上一副七斤半重的脚镣和手铐,投入死囚牢里。映入眼帘的是些蓬头垢面、衣不掩体的难友。他们了解情况后,对于我这么年轻也被提审,还受到如此酷刑愤怒不平。他们小心地照顾我,把我抬到仅有的麦秸铺上,喂水喂饭,按摩护理。难友们心连心,使我得到安慰和鼓舞。
反动派的暴戾更加坚定了我斗争到底的信念。想到自己是党的人,任何时候都要有气节,尽管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奋力唱起高亢的秦腔,多日愁眉不展的难友也活跃起来。我对大家说:“对这帮杀人不眨眼,嗜血成性的刽子手,丝毫不能软弱,只要你不怕死,他们就没一点招。活着就要有骨气,死,也要站着死!”没想到关在隔壁的正是薛毓瑞,敌人关押他是为了索回由他负责而欠交的粮款。他听见我唱秦腔,也听见我做宣传,拍着墙壁和我联络,还表扬我:“真行!”我说:“没有这点气魄,算不上英雄好汉,老薛,你放心,我决不会丢脸。万一我出事,学校的事你一定要担起来。请多多保重。”
当难友们知道隔壁是原北二区区长薛毓瑞时,认识他的人说:“他可是大好人,常把摊派给百姓的粮款、税款顶着不交。不仅不收穷人的租粮,还用自己家的存粮接济穷人。这样好的人也被关起来,真是老天瞎了眼。”“哪里有什么老天?法令由他们定,苛捐杂税任他们收,百姓随他们欺。他们靠我们的血肉花天酒地,奢侈挥霍。我们不能怨天怨地,更不能怨父母和自己的命。只有想法自己救自己。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去努力争取,总有一天会成为天下的主人。”难友们纷纷点头称是。
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我就给难友们讲《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讲帝国主义侵华史;还讲农民起义、红军战斗的故事以及浅显的革命道理。难友们对我更加信赖,对我更加无微不至的照顾,大家的心连得更紧了。
6月10日晚,刽子手再次把我拖进公堂,剥去衣服,让我跪在烧红的铁链上,用香头在我的前胸后背上烧灼,并用点燃的烟头烧我的下身。我紧咬牙关,一声不哼。
回到牢房,大伙儿见我又被折磨的体无完肤,全都热泪盈眶。他们用凉毛巾敷在烧伤的地方,想减轻我的痛苦。我说:“不要伤心,敌人就是剥了我的皮,抽了我的筋,也夺不去我的心!他们从我这儿只能得到蔑视和仇恨。”
“好样的,真是少年英雄!”不久,伤口化脓淌血,气味难闻。大家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已破烂不堪的衣衫撕碎,为我擦拭。胜过手足的情谊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敌人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强迫挚爱我的老母亲来“劝降”,妄图软化我的意志。正直、善良、操劳了一生还不得安宁的母亲,见到最疼爱的幼子伤痕累累,血肉模糊,便昏厥过去。当她刚苏醒就深情地说:“我不懂他们说你是革命党的那些话,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好儿子,你争气,有出息。不管他们怎样陷害你,都千万不能连累好人,不能让别人也象咱们这样惨!”深深感念慈母的养育之恩,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在敌人面前哼也不哼一声的我,此时放声大哭:“娘,儿子很可能无法孝敬您老人家了,您就当把我也送了人。请您千万要保重呀!”难友们听了声泪俱下,就连平时恶狠狠的看守,也禁不住抽泣两声。母亲将我身上已成碎布条的血衣颤巍巍地脱下来,滴滴热泪落在我伤残的肌肤上。从我被捕起,她就日夜流泪,不吃不喝,这次又走了30华里路,亲眼见到她心爱的儿子被折磨得惨不忍睹,操劳一辈子、坚强无比的她,却经不住如此致命的打击,回家后就卧床不起,四五天后,便与世长辞了。
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我大嫂身上。她是严格遵奉三从四德、从不抛头露面的弱女子,这狂风暴雨般的袭击也摧垮了她,没过一个月也去世了。大哥的4个孤男幼女又接着死去两子,好端端的10口之家,霎时只剩下60岁的老父、大哥及其一儿一女,还有我那善良的妻子侯瑞云,怎不令人心碎、令人悲愤!
●押我去榆林的六个日日夜夜
我被捕后,党千方百计的营救我。一方面把我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待遇”公诸于众;一方面发动全县教育界人士联名上书,愤怒指责官方的暴行,强烈要求释放我。敌人认为我是他们破获安定县地下党组织的关键人物,不能轻易释放;但又怕事态闹大,无法向主子交待。于是采取了“一箭双雕”的做法,即迫使安定县将我的案子呈送陕西省军法会审处。如此既可继续审讯,又可缓和群众义愤。7月30日,敌张建南的一个连把我从安定县城向榆林军法处押解。
31日经瓦窑堡河东村时,父老乡亲为我送行。我的老父、我那时刻担惊受怕的妻子以及大哥和侄儿、侄女等亲友们,眼看着身受重伤的我将拖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远行,且前途险恶,个个悲痛欲绝。押送我的人,前面一个排30余人开道,左右两个排手持上好了刺刀的钢枪,挡住两边前来送行的群众。我面带笑容抬起上了镣铐的双手以示敬意,我对老父说:“我是没有罪的!您老人家不要过份伤心。大哥及侄儿和乡亲们会照顾您的。我决不会给您和乡亲们丢脸。您应该为我骄傲才对,千万保重!”我步履蹒跚,然而坚定的向前走去。
1933年8月1日,经过90华里的艰苦跋涉,好不容易到了清涧县城。我被押在看守所的死囚牢。敌人加岗加哨,戒备森严,连我大哥李宗元送水送饭都不许。大哥是老父执意派来照顾我的。伤痛、劳累、饥渴加之跳蚤、臭虫,折磨得我彻夜未眠。
天亮要启程时,我根本上不了路。敌连长暴跳如雷,找狱卒询问,才知看守长不准外人与我这个“要犯”会面,也不许送东西,严防走漏消息,免得在通过九里山和一步墕山路时惹下麻烦。但敌连长怕夜长梦多,急着赶路,他们为此争吵不休。我乘机对他们说:我的伤口溃烂,又不准吃不准喝,还被臭虫、跳蚤叮了一夜,我寸步难行。你们要杀就干脆在清涧县城里杀了我!敌连长见我确实行动艰难,强逼着走下去,有个三长两短,难逃其咎;更没有随便处决我的权利,还必须将我押到榆林。走又走不了,不走又不行,骑虎难下的局面令他火冒三丈,当即向看守长和狱卒们动起武来。衙门内外,棍棒横飞,乱成一团。群众越聚越多,我利用这个机会,向围观者揭露监牢里种种黑暗罪行。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看守长和狱卒招架不住,只好跪在我面前求饶。
我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提出:启程可以,但要有条件:第一,每到住宿地,不许另加刑具,要能吃好睡好;第二,经过村镇时,要停留休息;第三,昨日整天汤水未沾,今天要吃饱了才能走;溃烂的伤口要敷药治疗;第四,途中由我哥哥照应,押解部队不能干涉。敌连长巴不得我能走,所提条件满口答应。
一路上,敌连长时不时和我搭讪,表面上也不那么凶狠了,我知道他是想让我老老实实赶路。我乘机给士兵讲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林冲夜奔梁山,太平天国洪秀全的金田起义,李自成当皇帝以及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人民的斗争史等等。军官们开始还来干涉,慢慢也都凑上来听。士兵们毕竟大部分是出身贫苦的百姓,他们不时送来水和沙果,并尽量减轻我的痛苦。
敌连长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性,过九里山时,重新整顿队形,派出一个排提前上山警戒。在所有隘路、悬崖等险路上布置了岗哨,既防游击队劫人,又怕我跳崖殉节。过一步墕山路时,更令敌连长提心吊胆,防范严密。
到绥德县城后,我仍被关押在死囚牢里。国民党的监狱是人间地狱,这次虽然有家兄为我送水送饭,还有了个“床位”,但依旧被跳蚤叮、蚊虫咬,伤口溃烂的更加厉害了。
8月3日凌晨,从绥德死囚牢出发,途经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朝米脂县城走去。盛夏正午的烈日,使伤口浸泡在汗水中,狱中虫咬的血泡,流着脓水,每走一步都感到天旋地转。我不管敌连长是否同意,拖着重镣走到大树下乘凉,并训斥他违犯在清涧县所立条件,提醒士兵看清他的丑恶嘴脸。
大哥抚着我前胸后背的创口,泪如雨下。他买来了西瓜、沙果为我解渴,士兵们因有了喘息的机会,也纷纷给我送水。
晚上,到达米脂县,我又被投入死囚牢里。看守长居然提出要交5块银元才让睡觉,否则就施以酷刑。我一口拒绝这种无理要挟。他立即吆喝来四五个刽子手,把我拉到一尺宽的两道砖墙之间,脖子上套一个铁圈,用铁索紧拴在木桩上,把我脖子撑得只能向后仰,身体动弹不得。霎时蝎子、跳蚤、臭虫、蚊子等毒虫爬满全身。
4日凌晨,当敌人又催促启程时,我脱掉上衣,露出惨不忍睹的身子坚决拒绝上路。押送的士兵一路上对我的为人已表敬佩,见敌连长及监狱看守们如此背信弃义,如此暴虐,不等敌连长表态,就一一闯进县衙大堂,把看守长打得血肉横飞。围观的群众也义愤填膺。县长躲在乡绅家中不敢出面,派了一个所谓有声望的绅士来向我求情,表示严惩看守人员,改善监狱条件,请求我上路。我厉声斥责他们:你米脂县的牢房里,不知关押了多少无辜百姓,不知多少人被你们残酷折磨死。现在对我假仁假义,过后照旧虐待别人。老子今天就不走了,倒要看看你们如何改善!
乡绅吓得要死,只好向我大哥求情。善良的大哥抱着天真的幻想承诺下来。他苦苦哀求我,还是继续上路吧,这次你放过了他们,以后不敢再虐待你了,也许还会有救?我实在无法拒绝已为我操碎了心的兄长。我在半昏迷中赶往鱼河堡。途经镇川堡时,听到陕北特委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崔明道、高寿、高庆恩、王品肖、王守义等同志于8月3日被杀的噩耗。
在鱼河堡我度过了最悲痛的一夜。这些同志都是有远大理想、有才华、意志坚定的年青共产党人。他们用生命保护了党的组织,显示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他们的牺牲使我感到非常痛惜,同时使我更加坚定了与敌人斗争的决心,我要以他们为榜样,为了崇高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在军法会审处过堂
1933年8月5日黄昏,我被押解到榆林,案子移交给井岳秀负责的国民党军法会审处审理。敌人一来看我年龄小,二来不太相信我会参与军事暴动,故最初土军阀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加之当时我已奄奄一息,就没有立即开庭,我被关在一个黑暗的单人牢房。
不久有人走近牢门,紧贴送饭的门孔,低声问:“喂!你是哪儿的?”
因不知底细,我只有应付:“瓦窑堡的。”
“咋落到这个境地?”
“遭雷治富和折可达诬陷。”
“老弟,这是我的碗筷,送给你了!”我警惕地朝外看去,只见一个圆脸庞两眼炯炯有神的小个汉子正递上碗筷,并压低嗓门说:“我是保安人,叫曹力如,怀疑我是以民团团总身份作掩护的共产党员。我被作为军事政治嫌疑犯押到这里,审查两年了。因未找到真凭实据,最近就要讨保释放。老弟,这里关押的都是共产党嫌疑犯,只要不胡说,事情就不难解决。”经验告诉我决不能轻易相信人,但碗筷还是需要的。不一会儿,他又送来羊皮褥子和棉被,不管怎样,先收下再说。在正式审讯我之前的这些日子里,他常来这儿说上几句话,最初只是东拉西扯,后来谈到这里惯用的审讯手段,继而进一步告诉我狱中斗争的经验。当确信他是党内同志时,我激动万分!我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有许多战友和我在一起。
8月12日晚,军法会审处正式开庭。公堂里阴森可怖,一缕暗光照着坐在正堂中的3个审判官,侧面有两个书记官,厅堂两边站着8个打手,赤裸上身,手持皮鞭、铁链、火枪以及点着的木香,象是给我来个“下马威”。审判官惊堂木一拍:“你叫什么名子?哪里人?犯罪前什么职业?因何犯罪?如实招来!”“我叫李宗贵,瓦窑堡人。是安定县北二区二十三小学的校长兼教员。我是被区长雷治富、团总折可达诬陷入狱的,因我揭发了他们私吞教育公款的丑行。”“你是正在贴标语时被捕的,还敢狡辩!”“从我被捕的那一天起,不经审讯查证就对我动用了各种酷刑,我的申诉一直得不到公断。既然此处是正式会审,我要求申诉详细过程。”“只许如实招来。”
“农历5月13日是南沟岔镇庙会,我去看热闹,折可达民团出动军警包围了庙会,嚷叫要抓共产党。莫明其妙的抓了我这个手无寸铁的教员,押到戒备森严的区公所,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我施用了酷刑。几次三番的折磨,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口供,就谎报到安定县,县长受贿后,对我又压杠子又施火刑,几乎致我于死地。然后又押到这儿。我至今不知犯了什么罪?”
“团丁亲眼看到你贴标语,你还敢强词夺理?”
“那他们就该在我正贴时,当场抓住我的手。可逮捕我时,我正在戏台前看皮影戏。”
“人证物证俱在,还想抵赖?要对你从重量刑。”
“事实如我所述,你们可去查证。我怀疑雷治富、折可达对我早已怀恨在心,想用几张标语陷害我。”
3个审判官交头接耳一阵后说:“今晚审讯就到这里,下次过堂严刑侍候。”
我被拖回牢房后,曹力如急忙过来了解情况。听完过堂经过后,他亲切的握着我的手说:“老弟,以后你就这样回答。敌人是无孔不入,伺机寻衅,咱们的对策是令他们无隙可乘。他们现在还只是把你当成嫌疑犯,若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就无法给你定罪。”他的话令我感到十分温暖、宝贵。
第2次开庭是在8月13日晚,审讯室增设了火炉和各种烧得通红的刑具。拉我上堂后不由分说剥光了衣服,用烧红的香头烧我还未愈合的伤口。我紧咬着牙:能烧焦我的皮肉,绝烧不死我的心!敌人见此招不灵,只得作罢。
8月24日晚进行第3次审讯。他们换了一副假慈悲的面孔:“你要是不招供,会判死刑的,你还这么年轻,又当上了教员,前途无量呀。再说你还有老父需供养,就这么死了太不值得。”
“作为教员,就要为人师表。正人君子,不能撒谎。我没有犯罪,怎能承认?我被人陷害,可你们只听信一面之辞。我不会因贪生怕死而丧失尊严。至于老父,他会为有一个正直勇敢的儿子而骄傲,用不着你们假仁假义。”他们气急败坏,无可奈何地草草收兵。
旧创新伤使我浑身溃烂,他们见状不得不推延审讯。直到9月5日晚,进行第4次审讯。大堂正中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纸墨笔砚,要我写“贪官污吏、私吞公款、罪行累累、恶霸地主、人民翻身、共产党”等字样。这显然是要取我的笔迹。我从容地用右手写完,与标语上用左手写的字自然不一样。敌人垂头丧气,宣告审讯结束。
●狱中日月
1933年9月8日,我被转到陕西省高等法院第三监狱,该监狱关押了许多政治犯。我来之前,党组织就已经了解到我在审讯中的表现,故我被关押到石作奇等人的牢房中后,张资平、冯锦江、杜鸿章、窦绍庭、何佩章(何子玉)、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胡毅民、窦增荣等几十个难友,为我送水送饭、送衣送物、送被送褥,阴森森的牢房里洋溢着暖融融的战友情谊。同志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我如此盛情款待,使我热泪盈眶。
石作奇向我介绍了狱中的情况。他本人是横山人,榆林六中即将毕业的学生。他说陕北大部分县的地下党、团组织,由于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假装疯子的张资平被判刑七年。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等还未定刑期。他还介绍了牢房中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对敌斗争的经验。
监狱当局把定了刑的政治犯编进“磨面组”、“修建组”、“针织组”中从事繁重的劳动,全部成果都被监狱当局攫取。
杜鸿章、冯锦江等在“磨面组”,所有磨出的面粉都被看守、狱卒掠走,以倒手赚钱。我们却只能用剩下的麸皮和掺沙子的小米搅在一起充饥。政治犯大都是一些营养极差的年青人,每天要从凌晨一直干到夜半。为了给难友们多赚些麸皮以换取粗粮改善生活,他们硬是撑着虚弱疲惫的身子骨拼命。当大家吃着用血汗换来的饭时,泪水只有在心中流。
窦绍庭、胡毅民、何佩章等在“修建组”。敌人一般是把刑期短的将要释放的政治犯分在该组。其劳动强度比磨面组更甚,两手几乎每天都是血淋淋的。为防止他们逃跑,收工比其他组早。该组同志可利用各种渠道从外边买回《上郡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和一些进步杂志供大家阅读,从中可以了解形势,便于狱中党组织制定适宜的斗争策略。
“针织组”是由刑期比较长的要犯组成。当时有张资平、石作奇等,我也在这个组里。我们必须先把驼毛、羊毛洗净、晒干,再纺细线,织成毛背心、毛衣、毛裤等。往往要费4、5天才能织成的衣裤,敌人只付给一、二角极其微薄的报酬。这里的工作时间最长,条件最差。我们所创造的财富都中饱了吸血鬼的私囊。
未定刑期的政治犯要戴7斤半制的重镣,它所有的边缘锋利如刀,一动就会割破皮肉。一天只放两次风,起床后倒便桶算一次,下午一次。时间虽然很短促,却成了十分难得的享受。
狱中党团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揭露敌人苛扣口粮以及往小米里拌砂子的恶劣行为,大家以静坐、绝食迫使他们有所收敛。我们提出读书、看报的合法要求,敌人不得不允许买进反动官僚的报纸、书刊。借此机会,张资平给大家讲解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还组织大家每周两次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向监狱当局要求和“家人”通信并要求允许“亲友”探监。开始他们坚决不接受这些条件,但经不住我们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让了步。虽然必须经过严格检查和监视才能探监,但我们终于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3年寒冬,陕北特委派马文瑞、张达志化装成佳县李某的“亲友”,给狱中的同志送来了80多元的营养费。狱中党组织举行了秘密而隆重的“授礼”仪式。当拿到分给我的两块银元时,和大家一样,我对它十分珍惜!
此外,大家还利用各种机会,交流对敌斗争的经验。狱中的斗争生活和同志们的教诲,使我感到自己就象进了一所革命的大学校,经验更丰富了,信念更坚定了,人也更成熟了。
第三监狱位于榆林城北端,高等法院位于南端,中间相距约5华里。每次审讯的政治犯都要通过榆林城一条街。围观的群众对脚戴重镣、鲜血淋漓的政治犯充满同情,又对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崇敬不已。
共产党人就是要向世人表明:我们从事的事业,是崇高的,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宁肯把牢底坐穿!
共产党的优秀儿子白明善同志,就是我们的光辉榜样。狱中战友对我讲了他的英雄事迹。
白明善是清涧县高杰村人,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是“清涧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先后担任过绥德、米脂等县县委书记以及陕北特委委员、常务委员等职。不幸被井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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