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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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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明善的过早牺牲，我深感悲痛。他曾是我在绥德四师念书时最崇敬的历史教师，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曾是我得以增长才干并坚定革命信念的良师益友。我一定要继承他未竟之业，革命到底！
●党营救我出狱
军阀井岳秀是陕北的土皇帝，所属八十六师镇守陕北23个县，与土豪劣绅、恶霸地痞及高利贷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残酷地剥削压迫陕北人民。对于从事武装斗争、在人民群众中有声望、有影响、有才干的共产党员，只要落到他手上，自然坚决镇压，格杀勿论。毕维周、白明善等同志就牺牲在他的魔爪下。对于一些被抓的无证据、无声望又不牵连武装斗争的学生娃或社会关系较硬的政治犯，他假惺惺的“考虑社会影响”，故存在被释放的可能性。如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就被释放了。因此我一进第三监狱，党组织就派人教导我如何应付敌人。
我入狱后，每月至少提审两次。法官根据安定县的呈状和军法处的口供反复折腾，妄图寻找破绽，以便定罪。但敌人的审讯始终一无所获，到1934年7月下旬，只好将我的案子转交给高等法院检察官宋继周审理。党组织及时通知我，向法庭提出调原告雷治富、折可达到堂对质。
原来自我入狱后，安定县党组织就一直在设法积极营救。这一次他们派游击队到南沟岔区公所警告折可达、雷治富，若敢到榆林对质，伤害到李先生的性命的话，就要杀他们全家，以偿血债。他俩只好在横山县的亲戚家藏匿起来。其亲戚经我党组织做工作，同意帮助我们，对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出不了庭。原告不到堂，给我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揭露雷治富、折可达诬陷我的罪行。法庭既调不来原告，又无有力的证据，只好对我宣判无罪讨保释放。
不久，安定县党组织要孙礼庭先生写好保状，动员了开明绅士杨如震、侯锡康、齐得功及第一、第二高小的校长和教育界人士等50多人联名具保。党组织派专人将保状送至国民党陕西省高等法院。
8月1日宋继周便通知监狱放人。共患难的同志们、朋友们为我的出狱纷纷表示衷心的祝贺。他们诚挚殷切的期望，激励着我尽快踏上新的革命征程。为了他们以及千千万万穷苦百姓的解放，我将继续斗争！
省立榆林六中党组织得知我出狱的消息后，于当天下午把我接到同乡同学董学源的宿舍。当晚，史丕民、贾学谊、南宗玉、魏丁山等20多名同志，买来榆林城特产一豆腐、粉浆饭、羊肉、酒菜等庆贺我出狱。我们畅谈到天明。
在大家的细心照料下，我的身体恢复的很快。他们陪我游览了镇北台、红石峡、古城滩、榆惠泉等塞外名胜。我们合影留念，并共叙未来的革命前景。与同志们的这一小聚使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根据党的指示，我终于回到离别一年的家乡，见到日夜思念我的老父、妻子以及侄女冬花、侄子李杰（他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二O师，任某团民运干事、营教导员。1945年在集宁战斗中牺牲，追认为烈士）。大哥李宗元随我到榆林后，先是卖菜为生，以便关照我。后见我出狱无望，以为参加国民党军队或许对我有帮助，就加入了井岳秀在吴堡县的部队。我回到家时，他还在该部。1934年10月，他知我已出狱当了红军，时他身为班长，准备起义，被告密处死。大哥为我的无私付出，令我终生愧疚。
我到家的第二天，特委巡视员刘光贤和刘昌汉等向我传达了县委的决定，由我担任瓦窑堡党组织书记。我也早已准备好投入新的战斗。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
●陕北革命武装斗争的兴起
早在1933年7月，陕北特委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在陕北全面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工作重点，将由秘密的地下斗争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
当时，陕北特委将受其直接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后在安定县又成立了八支队；延川县成立了九支队；清涧县成立了二支队；神木建起了三支队；吴堡县成立了四支队；绥德南区成立了五支队；佳县成立了六支队；府谷组建了七支队。其中的第一、八支队，后组建成红一团；三支队改编为红三团；以后二支队改编为红二团；此乃红二十七军的前身。此外各县还普遍组织了农民赤卫队。有了革命武装，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如火如茶，迅猛发展。
1934年春，陕北形成了安定、清（涧）、绥（德）、神（木）和府（谷）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队伍和根据地的壮大发展，动摇了军阀井岳秀的反动统治。
1934年4月初，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了扩大会议，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总方针。决定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以加强游击队的统一领导，为扩编一个红军正规师而努力；成立陕北全区工农民主政府，扩展已有的游击根据地，逐步把各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4年5月，井岳秀为配合国民党陕甘两省军阀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调动了他的八十六师全部人马一万多人和陕北各县的民团，向以安定、清涧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进剿。6月，敌主力高双成旅4个团，集中于绥德、清涧、安定、横山一带；另一主力部队刘润民旅，集中于神木、府谷、佳县、吴堡一带。井岳秀效法蒋介石的堡垒政策，在其统治区内，大搞清乡活动，建立保甲制度，扶持地主民团，企图割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
当时，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只有七八个支队，200余人，面对强大的敌人攻势，我军决定集中兵力，统一指挥。
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宣告成立。谢子长以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兼任总指挥，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下辖一、二、五支队，共300余人。中旬，子长指挥第一、二、五支队，一举袭入安定县城，击溃守敌，打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下旬，他又率领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南下陕甘边，在南梁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7月25日他和刘志丹在阎家洼子召开了陕甘边和陕北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派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以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井岳秀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率部于8月15日回到安定根据地。
在谢子长“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正确指挥下，我根据地军民仅用10天时间，就彻底粉碎了井岳秀苦心经营的对我苏区的“围剿”。
1934年8月中旬，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由南梁回师安定县后，通知瓦窑堡党组织派人取回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布告，准备张贴在瓦窑堡城内，以宣传红军政策和战果，打击敌人气焰，鼓舞群众斗志。
要完成这个任务是比较危险的，一则因为红军游击队的军事压力，迫使瓦窑堡的守城敌军进一步加强了对红军游击队和城内地下党组织的防范。他们封锁了进出瓦窑堡的通路，严加盘查过往行人。二则时值盛夏，衣着单薄，要携带宣传品通过敌人的层层搜查是很困难的。
在7人支委会上，大家都争抢着要去，我提出我去的有利条件；第一，可以探视姨母为由进出瓦窑堡，因她家靠近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在地；第二，我刚被敌人从监狱放回家，他们知我伤残在身，行动不便，放松了对我的注意；第三，做这样危险的工作，我已有一定的经验。我终于说服了刘昌汉、郝正连等支委会成员，同意由我去执行这次任务，其他同志分别去做其它必要的准备工作。第二天一早，我头戴一顶夏天当地人普遍用的草帽，没经盘查出了瓦窑堡城门。下午回城时守城的敌军仔细搜查了我提的篮子、穿的单衣裤，连鞋都脱下来瞧了瞧，却根本没有在意我头顶的旧草帽——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布告就藏在里边。晚上，其他人按照事先分工，去秘密张贴布告，而我却在家中佯装称病，还特地请来了当地的“神汉”魏元娃，他装神弄鬼地闹腾到天亮。
第二天，瓦窑堡到处张贴着红军传单，敌人十分惊恐。剿匪司令孙嗣权首先怀疑到我，把我作为头号“嫌疑犯”带到司令部。
“李先生，你刚从狱中出来，还不安分守己，昨天又出城干什么去了？”
“好长时间没见到姨母，去她家串了串门。”
“你不在瓦窑堡那段时间，我们还清静些，咋你一回来，共产党的标语就多起来？你白天出城，晚上又去哪儿了？”
“我回城时，守门卫兵把我里外上下搜查个遍，连姨母送的一筐鸡蛋都恨不能个个翻来看。晚上染了病，请人来家治了一宿。”
他们派人从被窝里拖来“神汉”魏元娃，证明我所言不虚，只好先放我回去，但不准离开瓦窑堡。我没有回家，而是去河东姐姐家呆着，观察敌人动静。不久，他们果然派人去我家抓人。我立即召集了党组会，大家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我的处境十分危险。上一次我被敌人抓捕入狱，敌人没有达到目的，这一次决不会轻易放过我。会议决定我立即转移，瓦窑堡的工作由刘昌汉等负责。
我随即离开了瓦窑堡，当敌人再次闯入家中，向父亲要人时，我早已踏上征途。和敌人打过多次交道的老父，反过来向他们要人，敌人只得悻悻收兵。
●谢子长叫我当红军
我离开瓦窑堡后，找到了当时正在安定县北区李家阳湾一带活动的八支队负责人栾新春、刘明山、贺吉祥等。大家一起商量如何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当时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和王世泰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三团首战安定县景吴塌，歼敌一个连。继而又进击绥德张家圪台，灭敌二个排。两战皆捷，士气高昂。他们乘胜前进，又去奔袭清涧县的河口镇。敌驻瓦窑堡的张建南营奉命去增援河口镇守敌。
为了减轻主力红军攻打河口的压力，我建议八支队乘虚袭击瓦窑堡，吸引敌人援军回调。大家同意了我的建议。当晚，我们从驻地出发，直奔瓦窑堡的河东村。虽然八支队只有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各式长枪10来支（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造老套筒、日本“三八”式、沙俄“水连珠”、“老毛”式及中国军阀造的破枪一河南巩县式、汉阳式、宜川式等），每支枪只能配给七八发子弹，除此还有二三只短枪，总之人枪很少，但在上千名赤卫队员的配合下，大放鞭炮，夜袭的声势显得很大，把敌人打懵了，不知上来多少人马。一边胡乱打枪，一边向河口镇告急。第二天，敌张建南果然被调回来。因瓦窑堡守敌被钳，使主力红军能够给予河口镇守敌歼灭性打击。
就在8月26日攻打河口镇的战斗中，子长不幸胸部负伤。9月15日，身负重伤的他，仍坚持指挥新编一支队、八支队和保卫队等再次攻入安定县城，消灭了安定县民团，击毙了团总李丕成等人。
战斗结束后不久，我到灯盏湾看望久别的良师谢子长。他伤势严重。当时，既无必需的药品，也无医生和护理人员，只能靠超常的毅力忍受剧痛。子长见到我，还象几年前那样和蔼可亲，他对我说：“过几天，在安定县西区崖窑沟，将召开由一支队和八支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的大会。你已经暴露了，不宜做党的地下工作了，决定调你到红一团去。你去加入红军吧，拿起武器和敌人斗争！”。望着慈祥如父的子长同志，看着他那日见消瘦的苍白面容，我强止住涌上来的泪水，我知道他不希望看见他的战士流泪。
我暗暗发誓，一定要为子长和千千万万流血牺牲的同志报仇。一定要继承他未竟的革命事业，做一个象他那样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坚强战士。
谢子长伤势恶化时，他最亲密的战友刘志丹赶到灯盏湾看望他。志丹紧紧握住子长瘦骨嶙峋的双手，悲伤地哽咽着：“子长同志，你为革命操碎了心，吃尽了苦……”
只见子长呼吸急促，胸前伤口脓血不时浸流出来，但他强忍着剧痛用尽力气说：“志丹一同志，我一不行了，就这样走了，对不起老百姓，我为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志丹的泪水再也止不住：“老谢，你为革命出生入死，流血流汗，你是咱陕北的好汉，是人民的领袖，我们的好战友……”
子长摇摇头，挣扎着说：“不要说这些！你要革命到底。你要领上大家斗争到底。陕北这块根据地不能丢啊！”
志丹坚定地说：“你放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陕北人民要革命，我们已经有部队，一定会胜利。咱们都一样，把命送了都没啥，只要革命！”
谢子长宽慰了：“好，这就好！我放心了。”
1935年2月21日，因枪伤复发不治，谢子长同志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他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是陕北人民心目中的“谢青天”，他是我心中不朽的英雄。
有一首颂扬他开创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民歌唱道：“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四月里，四月八，老谢又把绥德打，绥德团总害了怕。刘志丹的队伍吴堡扎，陕北全红啦……”
为永久缅怀人民的优秀儿子，1935年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还亲笔为子长陵撰写了《谢子长烈士事略》的碑文：
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讲习所，组农协会，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华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红军第二十六军之前身。一九三三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高岗诸同志，创建了陕甘宁边区。一九三四年于河口之役负伤，一九三五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于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
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碑时书以叙之。
毛泽东题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红一团成立时唯一的指导员
不久，我到了以一支队、八支队为基础成立的陕北红军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下辖两个连，第一连连长阎应娃（绰号冲锋老阎），我任政治指导员，兼管二连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第二连连长陈文保。全团共有百余人，陈旧长短枪四五十支，其余都是大刀长矛。还有4匹马：团长、政委、参谋长各骑1匹，由于我坐牢致残，也有l匹。
红一团初成立时，人数少装备极差，但政治和军事素质都很好，指战员都是地方游击队和翻身贫、雇、佃农中的骨干分子。干部中一部分是有作战经验的来自红二十六军的同志，一部分是做过多年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党支部建在连上，连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党的领导非常坚强。
要把一支由农民组织起来的队伍，训练成能征善战无敌无畏的正规军队，要使每一个指战员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必须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向战士讲明红军的性质、任务，打仗的目的等。当时部队流行两句誓言：“扛革命枪不怕死，怕死不配扛红军的枪”。除此之外，部队特别强调铁的纪律是无往而不胜的关键。
红一团自成立以来，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深得民心。一首信天游唱道：
山丹丹开花红崖洼，
我送我的哥哥呀当红军。
山林的核桃河畔上的枣，
当兵就数上当红军好。
山坡上的蒿草根连着根，
穷人和红军心连着心。
我从学生娃到党的地下工作者，没有摸过一天枪杆子。刚一到连队任职，许多战士称我为“李先生”，有的私下说风凉话：一个白面书生，拿笔写字还差不多，扛枪打仗怕就不行了。我心想：是子长同志让我来带兵打仗的，我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咱们过一两个月再比高低。
我充分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争分夺秒从练瞄准开始，并总结出一套好方法，那就是把靶子当作敌人，每次练习都集中思想，一定要打倒它，否则实战中就会被敌人打伤打死。加之部队的武器既旧又缺，每支步枪最多配给10发子弹。这就要求射击技术十分过硬，人人都要达到“一枪定乾坤”的神枪手水平。带兵的人更需自己首先达标。不出三个月，无论长短枪，我都能做到指到那儿打到那儿。战士们服气了：指导员把知识用在枪头上，枪法到底比咱老兵还强。此后，做部队的思想工作也比较容易了。这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人，也必须精通业务技术，否则，群众只当你是个会说不会干的没本事的人。
红一团自成立起，就既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又注重严格的军事训练，经过大大小小战斗的实际考验，红一团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当时面对的敌人井岳秀虽拥兵上万，但因分散驻守在陕北20余县，除指挥基地榆林、绥德之外，每县多则分摊上1个营、少则1个连的兵力，而且不敢远离城堡和据点。我们却没有包袱，不必固守城池，便于时而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地吃掉敌人；时而又化整为零，大胆分兵，拔除敌人扎在我根据地周围的“钉子”，不断歼灭其有生力量，相继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经过景吴塌、张家圪台、河口镇、董家寺等4次大的战斗，红军摧毁了敌人许多据点工事，俘敌官兵100余名，缴获长、短枪200余支。部队装备改善了，队伍壮大了，越战越勇。
董家寺战斗后，贺晋年和马佩勋带领陈文保的红二连袭击了安定县，开辟了横山、安定、绥德、米脂之间的大片苏区。他们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倒了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组织了贫农会、赤卫队，逐步建立了工农政权。
我所在的连队，活动在秀延县附近（秀延县即安定县北区，是苏维埃政府为之命名的），配合高朗亭领导的九支队，开辟了安定县东区。1934年重阳节的清晨，我们以班为单位，分散隐蔽在折家坪、湫峪沟、马家坪、单头一线，待机消灭这一带的反动分子。
陕北重阳节中午，有钱人家要吃油糕、饸络，还要去登山，以避难消灾。我们按照事先侦察好的情况，趁中午时分，出奇致胜，一网打尽了这一带敌人的坐探和反动地主，并处决了9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清除了这条交通要道上的“障碍”。从此，陕北特委与清涧、延川、安定等县的联系就畅通无阻，再也不必绕道了。同时，我们在这一带建立了秘密据点，组织了贫农会、赤卫队，武装了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接着又乘胜开辟了清涧县与延川交界的大片地区。
●一次失败
不久，由中共安定县委书记杨彩斌派到石窑湾折可达民团的地下党员李学臣、封治宗、苗海水、折福遂等，领导了部分民团起义，带来陈旧不堪的长、短枪20余支，还有30余人，编为红一团三连。上级命令梁文郁为三连连长，我为指导员。一连指导员由薛毓瑞接任。
此间，贺晋年、马佩勋命令部队集合出征。由于没有清醒地分析客观情况，在冯家渠附近打了一场败仗。当时，敌是一个团的兵力，我们名义上称“红一团”，实际力量只有3个连，每连仅五六十人；陈旧枪枝不过百支，每支枪子弹不过七八发，双方力量悬殊。敌又占据了阳坡，比较便利的控制住川道。我方埋伏在阴坡上，冰天雪地，坡陡路滑，行动不便，既不利于出击，亦不利于撤退。
决定权本来是在我军手中，但是指挥员没有分析当时这些主、客观条件，一味想硬拼消灭敌人。结果发起冲锋后，道路又陡又滑，影响了我军展开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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