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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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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着他和其他干部的面表示：不懂的东西，只要肯用心去学，终可以学到手。大老粗也能成为军事家。但决不能经不住委屈，干革命掉脑袋都不怕，还怕什么？谁要是软蛋，我就不饶谁。如果再发生李玉亭那种情况，我替你去受罚，去受死！此后，再也没有人提出走的事。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贾俊儒任团政委，在察哈尔喜峰作战时壮烈牺牲。
“肃反扩大化”给二四一团造成的危害，是组建部队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令人无比沉痛，但这一切并不能动摇我们继续战斗的决心。
王家坪会议后，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由十五兵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率领直奔富县南的羊泉原。整整一天人不停脚、马不卸鞍连续行军80华里，只中午吃了点干粮，黄昏时才赶到方圆两三千米不见人烟的孤原上。既无法宿营，又找不到饭吃。人困马乏，饥渴交加。此时又突然发现山嘴的土围子里有不明番号的敌人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指挥员命令部队进入战斗。担任前卫团的二四三团与敌人已经发生了猛烈的交战。
我军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地形就仓促应战，遭到了有备敌人猛烈炮火的攻击，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在这次毫无准备的战斗中光荣献身。部队虽反复冲锋，仍毫无进展。团长李仲英受伤后，政委王国昌只得要求撤出战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众多红军战士的鲜血使这次战斗的指挥者勉强同意了二四三团撤出战斗，以收殓牺牲的红军指战员的尸体。
但是，这一血的教训并没有使这次战斗的指挥员清醒。本应果断地停止战斗，派兵侦察敌情，观看地形再做部署。但他却采取了使人难以理解的鲁莽做法。反而命令二四一团再次向这个土围子发起进攻。
血的事实使我们看清了某些领导者的意图，是欲削弱红二十七军的力量，否则就难以执行自以为“正确”的错误路线，就难以在由刘志丹亲自创建的红二十六军中大规模的消灭异己。我们早就做好在战斗中牺牲的准备，以示对革命的忠诚和清白。
我甩掉上衣，来到担任攻击任务的二营。由于地形开阔，又毫无战前准备，部队反复冲锋无效，伤亡很大。二营营长只得率领剩下的战士退到沟道里。我亲自率领警通连50余人继续攻击土围子。在距土围子30米左右的地方，我头负重伤，昏厥过去。事后才知道是警卫员白金富（后改名白锋）不顾个人安危救下我，并追赶上撤下来的部队。
直到第二天，才弄清楚土围子里的敌人是东北军一O七师的4个营，由高富源指挥。仅轻机枪就有100余挺，在百米开阔的地段上，设置了几层火力网，使我进攻部队伤亡惨重，无力再组织进攻。幸而夜幕降临，敌人未敢发起反冲锋，否则我们可能会全军覆没。
在自以为正确的错误路线笼罩下，最终他们逮捕了以刘志丹为首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将他们关押在瓦窑堡秘密监狱里。同时，於洛河川下寺湾屠杀、活埋了若干二十六军基层干部和地方干部（究竟处死多少人，只有十五军团保卫局长戴季英知道）。十五军团八十一师参谋长任浪华因鼻孔中被灌辣椒面和香烟面而致死。
如此残酷对待革命者的倒行逆施，仅1个月，使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唯一屹立在西北的苏区，在1935年就全国而言也是最大最牢靠的革命根据地，变成阴沉黑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令人悲愤的恶劣局面。
“自己人”造成的危机，不同于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后者敌我分明，革命者敢于义不容辞的进行坚决斗争。“内部恐怖”往往令人迷惑不解，因操纵者常以“真革命”自居，挥动手中的权力棒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容辩白，不经审讯，致使许多革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肃反”扩大化，造成根据地极大的政治、军事危机。至今想起仍令人悲愤不已。
我负重伤后，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不同意我到后方治疗，要求我继续留在部队。他们暗示我，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死在一起。他们同时说服了在这次战斗中也负了伤的参谋长路文昌。我们伤势虽重，但都没有去后方医院治疗，仍带着重伤，指挥部队攻打富县榆林桥北面的魁星楼。
●榆林桥战斗
榆林桥守敌是高富源指挥的东北军一O七师的4个营。羊泉原战斗后，他们驻守此地，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组织了严密的火力网。所据地形易守难攻。东面紧靠东山制高点，我军虽已攻占，但不利于扩大战果，因敌人在西城墙的火力完全可以控制从东山向下攻击的部队。靠西面洛河相隔，东西两面火力完全可以封锁我进攻部队的前进道路。北面是从甘泉向南的公路，公路左侧的魁星楼是敌人一个居高临下的支撑点，一个营用轻重武器配备在此地段。南面是通富县的公路，是不易接近的开阔地。在我军可能进攻的方向，敌人都配备了严密的火力，构成火网。
军团的战斗部署是：七十五师攻占东山，攻克制高点后继续扩大战果夺取榆林桥，七十八师占领西山，攻击敌西城墙，八十一师从北面沿公路相继夺取魁星楼支撑点。
10月25日拂晓发起总攻。七十五师首先向东山发起攻击，占领东山制高点后，由于前进的攻击地段全部暴露在敌人密集火力之下，部队数次冲锋都被压了回来。西山攻击部队，由于东山受阻，没有渡过洛河的机会。这时，天已大亮，军团长命令八十一师沿公路、依靠东山的起伏地形，接近榆林桥北面的魁星楼附近。由于敌人防守火力密集，在距该地300米左右的隐蔽地时，师部命令我团停止前进。贺晋年到临时指挥地点观察地形和敌人火力配备等情况。我也立刻来到前沿。此时贺正拿望远镜观察敌情。当他弄清了敌人火力配备、选定了我军进攻路线后，高兴的不得了，低声商量：“老李，咱们拚一死战，就能夺下魁星楼制高点，打开一条东山部队进攻的路线和西山及北面部队的道路。我掩护，你带二四一团攻击”。
“但部队人多展不开，会误事。最好由一营一连担任第一梯队的攻击任务，连长路智川，作战勇敢，行动神速。”
“好！你立即去组织攻击部队，完成后以包头的白毛巾左右摇摆为联络信号”。
我和才由二十五军派来4天的叶团长，利用紧靠东山1、2米的隐蔽地集结攻击部队，给王思温营长，薛毓瑞政委，路智川连长交待了攻击任务，严肃命令：只准成功，不许失败。如果畏缩不前，严惩不贷。
贺晋年看到我们发出去的信号后，端起一挺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把敌人搞懵了。我乘机带领路智川的第一连猛冲过去，跳进敌人的工事，展开了白刃战。只用了1、2分钟就打开了缺口，为掩护北面部队的攻击开辟了道路。此时第二梯队已紧跟上，我们边打扫战场边重新组织攻击队伍。不幸，叶团长在观察西城、南城、北城和榆林桥街道时，被敌人从隐蔽的房屋中射出的轻机枪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我们以当地最隆重的葬礼埋葬他，并立碑于榆林桥东山根，以示永远的纪念。
战友的鲜血激怒了全团指战员，乘敌混乱，我们猛扑向榆林桥街内敌人占领的居民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逐屋逐街夺取了北半个城区街道。这时东山、西山的攻击部队乘胜攻下南墙并堵住了向富县逃窜的溃敌。我团二营营长贺吉祥带领部队由北向南冲进街道。这一仗歼灭了高富源率领的4个营，缴获轻重机枪百余挺，步枪千余支，电台一部和其它战利品。
这次战斗中，友军俘虏了高富源。军团根据军委的指示派专人将他护送到瓦窑堡。经短期启发训练后，由我团派干部将他护送到富县茶坊，转回到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部。高富源从此成为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执行者，在“双十二”事变中起过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八十一师进行了彻底改组：师政委张达志调军团部任民运部部长；二四一团团长刘明山转到地方工作，团政委李宗贵调师部负责党务工作；二四三团政委王国昌转地方工作，该团两个营长孟寅生、李学臣下落不明。连排干部大部分进行了撤换。
随干部的调动，兵力武器也进行了调配。二四一团所属五个营被调走两个营。我团的装备原本比较精良，一色捷克式轻重机枪、步枪，后每连调出三挺轻机枪，重机枪则全部调走……
原七十八师的许多党政军干部更加不幸，竟遭到屠杀、活埋的残酷待遇！
在革命根据地被“围剿”的险恶形势下，陕北红军屡建战功的主力部队就这样几乎被解体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究竟谁对谁错，我百思不得其解。以后我才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革命力量都是被他们这样葬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同样应该对造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事实负责。他们又在重演中央苏区的悲剧。这场政治“黑雾”，使我第一次感到无所适从，陷入从未有过的苦恼之中。但作为军人，服从上级命令是天职。我接受了新的任务，并尽力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和苏区群众的安定工作。
事后我了解到，许多安排都是新任八十一师政委的主意。在师部驻甘泉以南的窑店子村时，他曾派组织科长和宣传科长监视我的行动。在共同艰苦的斗争中，这两位久经革命锻炼的同志，逐渐了解了我，信任了我，并尽力帮助我。我不计个人恩怨，义无反顾的遵照志丹曾对我们的要求，做了大量善后工作。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
●任红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军辗转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县）。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国民党东北军骑兵三师和六师的4个骑兵团，在白风翔指挥下，尾追而来。毛泽东决定把敌人诱到吴起镇，割掉这个长征途中的“尾巴”。第二天，他向部队作了战斗动员，并亲自指挥这次战斗。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一举歼灭敌1个团，击溃3个团，俘敌六七百人，缴获战马1千多匹及大量枪支弹药、痛痛快快地割掉了这个“尾巴”。
中央红军历时一年多的长途征战，风餐露宿，兵力损失达百分之九十，除了弹药，部队给养十分匮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时正是隆冬，可是大部分人还穿着单衣，有的光着头，赤着脚，有的戴着缴获来的钢盔。
边区人民看到长征过来的红军那样瘦弱但却坚韧不拔，都十分感动和钦佩。整个苏区都行动起来，为中央红军赶做棉衣。没有棉花就用羊毛、驼毛代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赶制出中央红军七八千人的冬衣。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纠正了错误的“肃反”路线，使许多幸存的原红二十六军和原红二十七军的指战员又回到了战斗岗位。1935年11月，毛泽东亲自任命我为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会师首捷直罗镇
吴起镇战斗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沿洛河南下，到达甘泉县下寺湾。11月，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
当时国民党有6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西北根据地南线进犯。东面1个师沿洛河川、富县大道北上。西面5个师是东北军五十七军的一O八、一O九、一一一师和一二O、一O六师，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东犯，妄图在富县一带夹击我军。
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在富县西南的直罗镇，给敌人布下“口袋”阵。
11月下旬的一天，毛、周、彭在下寺湾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直罗镇战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聆听他的教诲。
毛泽东详细的分析了敌人的态势以及我们的打法，并向各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接着他讲了《水浒》中林冲在柴家庄打洪教头的典故，风趣地说：“林冲打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后退两步，让洪教头暴露出他的弱点，然后乘虚而入，把洪教头打翻在地。林冲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主力。”
周恩来也讲了话，他说：“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去做，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最后彭总严肃地向各参占部队提出要求：抓战机要准，打击敌人要狠，要打出我们工农红军的威风，坚决歼灭敌人。会后，毛、周、彭亲自带领我们观察了直罗镇的地形。
当时的直罗镇是个只有30余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由西到东的大道穿镇而过。镇东面有座古老的寨子，里面房屋倒塌，但石头砌成的寨墙大部分仍然完好。镇北面有一条小河，毛用望远镜仔细察看了镇子周围的山山岭岭，微笑地对我们说：“嗯！这是个打伏击战、歼灭敌人的好地方！”他还给每个部队指点了埋伏地点和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我军的出击路线。
按照毛、周、彭的部署，红一、三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主力，立即在直罗镇一带集结待命，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我们都深入到连队，作战前动员。指战员们情绪高昂，斗志旺盛。同志们决心打好这一仗，作为会师的见面礼。
11月20日前后，敌东北军一O九师师长牛元峰果然带1个师部和3个团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窜到直罗镇来了。当晚，毛、周就下达了作战命令。第二天拂晓，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央红军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了直罗镇周围的山岭，把敌人夹击在两山之间的一条小河沟里。不到两小时，就攻下敌师部所在地直罗镇。大部分敌人被歼，敌师长牛元峰带着一个营逃到镇东那个小寨里，妄图负隅顽抗。这时传来了毛、周的指示，留小部队围攻寨子，主力红军急行军追击黑水寺方向的援兵。在追击战中，敌董英斌的一O六师被击溃，一个团被消灭。晚上牛元峰部队欲突围，结果大部分被我俘虏。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敌一O八师、一一一师闻讯后迅速逃入甘肃境内。东路侵入羊泉原的一一七师也退出富县，龟缩到洛川境内。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我们彻底粉碎了敌人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他说，直罗镇一仗是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所举行的一个奠基礼。从此，陕北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35年11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东征。不久党中央通过了毛泽东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红军东征的三个战略方针：第一，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第二，把扩大红军和对日作战结合起来；第三，会合到陕北的工农红军应该把位置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根据地两个任务上面。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
●待命东征
1935年冬，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正担负着围攻甘泉城的艰巨任务。在直罗镇战役前，我师直属队和一、三团就进入阵地，配合直罗镇战役，牵制敌人。该战役取得胜利后，我部由彭德怀亲自指挥，准备在甘泉城的西北角制高点爆破攻城。部队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夜以继日地进行坑道作业。原计划地道应挖到制高点中心，但因缺少测量仪器，爆炸未能成功的发生在制高点中心，致使隐蔽在坑道附近的攻城突击队员被炸起的冻土块砸伤。七连连长吴虎峰就在这次攻城中牺牲。甘泉城虽经反复强攻未克，但已被我军重重围住，城中守敌处于绝境。
不久，中央瓦窑堡会议的重要决定传达到了部队，我们立即组织指战员学习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中央关于战略问题的决议。
八十一师的指战员，绝大多数是陕甘地区的贫苦农民，他们对旧社会，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地主老财都有深仇大恨。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能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毫无怨言的随时准备用生命去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家乡，保卫根据地。而对于抗日救国，开赴抗日前线就不太理解了。为国和保家不能统一起来。并且认为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现在却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包括国民党内愿意抗日的分子，这个弯子一下不好转。
针对这些思想问题，我们向指战员解释“国亡家何在”的道理：讲日寇如果侵占了中国，人民将会沦为亡国奴；没有了祖国，哪里还有家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只有把日寇赶出中国，才能保卫住国家，也才能保卫住陕甘苏区。我们不仅要解放自己的家乡，而且要解放全中国，全世界，让人们都过上好日子。如果能联合起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孤立日本侵略者，才能尽快的彻底打败他们。经过学习，指战员的思想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深感肩负的抗日救国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纷纷请战，要求参加伟大的东征。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红军领导人，发表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东北3000万同胞正在遭受日寇的屠杀蹂躏，并揭穿蒋介石利用东北军打红军，使中国同胞互相残杀而便于他从中渔利的阴谋。为表示红军联合东北军抗日救国的诚意，总部命令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从甘泉撤围，开到延安以东的甘谷驿，准备渡河东征，奔赴抗日前线。同时，向甘泉被围的东北军表示我军团结抗日的诚意。城中守敌系东北军一二九师和一一O师各一部，共约1000余人。我师围困之70余天，他们只能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城墙工事，依据空投的干粮，苟延时日。红军主动撤围，把枪口对日，使甘泉城内濒临绝境的东北军得以幸存。
东北军及其家属亲眼看到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真诚愿望。《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的发表，以及我军的实际行动，对张学良、杨虎城亦有触动。后东北军、西北军减少了与我军磨擦，在局部地区建立了停战的局面，这对于我军东征、打通抗日路线是有利的。
八十一师到达甘谷驿集结后，总部召开了一系列的军事会议，详细的介绍和分析了驻守黄河东岸的反动军阀阎锡山部的防务情况。
当时，盘踞在山西的反动军阀阎锡山，是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反共的卖国贼。“九一八”事变后，他慑于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假惺惺的提出了一个所谓“守土抗日”的口号。实质上“抗日”是假，“守土”即保持自己的地盘是真。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心领神会，曾派晋军去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竭力进攻我陕北苏区。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苏区后，阎更是以反共为当务之急。他调集了10万兵力，沿黄河东岸构筑碉堡；岗哨林立，以强化河防工事。夜间派巡逻队，封锁渡口，断绝东西交通。阎匪不仅在军事上作了周密部署，而且在政治上采取了极端反动的灭绝人寰的措施。他在沿河各县，驻扎“防共保卫团”，宣布凡遇共产党嫌疑者，可先斩后奏，每杀一人，赏洋百元。有些穿着红色腰带或携带红色物品的人，也被视为共产党嫌疑犯。白色恐怖笼罩着沿河各县。敌人妄图以此高压政策来慑服人民，以隔离我军与河东群众的联系。阎倚仗他的反动政策和黄河天险，大吹大擂，称河东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红军越不了雷池一步。
红军东征的任务是非常光荣也是极为艰巨的。出发前夕，针对部队从未渡过黄河，从未离开过家乡等实际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思想问题，诸如有的同志怕负伤后不能转回苏区，有的怕牺牲后遗体不能运回家乡等等。我们用活生生的事例启发教育：红一方面军离开苏区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转战到陕北，都是为了革命而离乡背井。他们的模范行为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又向指战员宣讲东征的伟大意义以及当前山西人民反对阎锡山暴行迫切要求抗日的有利形势。从而提高了觉悟打消了顾虑，增强了东渡黄河歼灭阎匪的信心和勇气。部队决心发扬敢打敢拚的传统，去打开奔赴抗日前线的通路。
中央早已组织力量在延长、延川、清涧等地黄河的河川里加速修理和赶制船只、羊皮筏子等渡河工具以及其它物资。
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从瓦窑堡动身，经王家洼台段家河到延长。2月初，在延长召开了为时5天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对参加东征的部队进行动员。说明了东征的目的和意义，并进行了战斗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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