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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惹谁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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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歧视河南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知道，贫寒的生活其实并不总是与善良和同情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往往掩饰不住对富裕的向往和对富人的艳羡，也掩饰不住对贫困的恐惧和对穷人的蔑视。这其实是人类本能中令人失望的一面。在经意和不经意中，许多人都曾经对来自农村的民工和小保姆，对来自遥远的边境地区的在街头卖玉石项链的少数民族妇女，对那些穿着60年代军装的每一个农村人表示过不应有的歧视。当然，对于那些在街头卖羚羊头骨的藏族同胞大家还是敬而远之的，因为他们剽悍，还带有藏刀。但对于其他来自农村的同胞就远远没有这么客气了。
在国际上，人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这些年来，人们总是掩饰不住对美国人财富的向往和对美国人的钦羡。尽管也恨他们动辄干涉人家的内政，但毕竟还是以钦羡为主。因为美国人很富，很强大。相反，对于那些落后的大国和小国，大家就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好脾气。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内心深处总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人总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自己的尊严，找到自己的信心。或者是金钱，或者是地位，或者是学识，或者是活动能力，如果这些都没有时，就是理想或者希望也行。为什么那么多的失业工人宁肯艰难地忍受，也不愿登记领取救济金？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丢不起那个人。但有些人确实已经生活在最底层了。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每天要在流水线上工作到筋疲力尽，或者在田里干到月上西楼，没有机会同那些有财产、体面的人成为朋友，没有机会引起经理的注意，一句话，找不到人生的尊严和生活的信心。但又不甘心这样下去，承认自己是最没有能力和地位的一个群体。怎样找到自己的优越感呢？改变自己的实际处境是最理想的途径，但谈何容易？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挣钱和提高社会地位更艰难的事情了，因为竞争是那样的激烈和残酷，而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实力。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找到比自己处境更低劣的人。他们平常在自己的社区不大摆得起谱，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心态。不幸的是刚刚走出乡土的河南人又遇到了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
看到那些普通民众对河南人的歧视，笔者不禁想到我曾经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小镇。所谓的镇，也就是有那么一条小街道，街道两面有一些店铺，店铺的后面就是农田了。在我的概念中，这里都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村，但是镇上的农民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也说乡下人，但不包括自己，而是指其他村子里的农民。他们自称是“街上的”。他们绝对不能容忍把自己混同于乡下人。他们瞧不起村子里的农民，这种瞧不起是真正的轻视，而不是装出来的。他们有时也用轻蔑的口气说城里人，但那口气还是能让人感觉出来，并不是真正的轻视，而是嫉妒。而他们看不起乡下人，就像城里人瞧不起他们一样，认为他们没有见过世面，土气。我在最初的几天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当我最终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很震惊。我深深地为人类寻求优越感的强烈本能感到吃惊。后来，我和那个小镇的一个青年熟悉了，彼此有了较深的交情，我直言不讳地问他：“大家都是农民，你们为什么老歧视人家村里的人呢？”他反问我：“我们不歧视他们，又歧视谁呢？我们歧视你们，可能吗？难道只许你们城里人歧视我们，我们就不能歧视一下别人吗？”这个小镇并不重要，当然也不出名。它只不过是中国上万个镇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但正是它的普通，使它具有了很强的代表性。我相信，这种最基层的歧视，在中国的每一个小镇都存在。
笔者从来没有问过这些歧视河南人的普通劳动者，但我想如果他们能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心声，大概也就这句话了。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种族歧视者多是劳动阶级的原因。本来，按我们的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劳动阶级应该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处境，同情他们的斗争，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我上大学的时候读了美国史，这才知道，美国臭名昭著的“三K党”；其成员多是工人和农业工人。相形之下，中产阶级和富豪们，无论是由于所受的教育，还是出于天生的同情心，还是为了故意显示绅士风度，对与被压迫民族，常常要表示出一定的同情来（不管真正的同情，还是虚伪的表演）。他们不需要特别歧视落后民族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优越感，他们在同胞中就有足够的尊严。
在“文革”期间，我曾经见过乡下的“地主分子”。他们在外表上看和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但神情却不太一样。他们总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村里人可以任意地对他们呼来喝去，小孩子常常向他们扔石头，吓得他们不敢出门。当我逐渐成年的时候，才明白不是所有地主都是恶霸。当他们已经交出了土地，不再剥削农民的时候，他们也就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歧视他们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对于恶霸地主，当他们偿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之后，也没有理由再歧视他们。即使对于屠杀过我们的日本侵略者，我们也没有这么残忍，何况是对于自己的同胞呢？更何况对于他们的孩子——那些同我们一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呢？我们不否认极“左”思想对农民的毒化，误导了农民。但也不能否认，这些质朴的农民在对地主、富家、资本家这些“贱民”的歧视中，也获得一种“优越感”。极“左”思想的引导只不过迎合了他们内心的一种需要。
当1978年，一代伟人邓小平决定把所有改造好的前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帽子”的时候，我的一位远房伯父，一位朴实、厚道的农民很伤感地说：“以后地主、富农的孩子就同咱们的孩子一样了。”他当时的失望模样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许多年后的今天，伯父早已不在世了，我回想起他当时的表情，不禁替他想了很多。我们老家村子里的那两家地主，说实在的，并不是很大的地主，也不是什么恶霸，相反人缘都还可以。伯父和他们没有什么仇恨。但是有他们的存在，伯父会觉得自己不是村里处境最悲惨的人。当时伯父有7个孩子，生产队每天的工分只值9分钱，粮食根本不够吃。有那两家地主存在，至少使像伯父这样的农民能够产生一种翻身做主的感觉，一种虚幻但又持久的优越感。对于一个最贫穷、最老实的农民，这种翻身做主的感觉是很有必要的。它是黑夜生活里的一支火炬，是干旱沙漠里的一朵鲜花，是贫穷生活里的精神支柱。但必须指出，这种虚幻的精神支柱是不能持久的。
因为它是假的。
我相信许多老实的普通市民对河南人的歧视是出于这种心理需要。就像镇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一样，就像农民看不起当年的地主、富农一样，就像西方的产业工人看不起黑人一样。他们有这种心理需要。在艰辛和缺乏尊严的日子里，他们精神受到过严重的伤害。但他们奈何不了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有时是因为惹不起人家，有时是因为这种伤害无从说起，它是无形的，却又无处不在，有时仅仅表现在轻蔑甚至只不过是漫不经心的语气中，但确实令人懊恼。这种愤懑和懊恼发泄在孤立无助的河南人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
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笑话：经理遇到了窝火事，无处发泄，就把员工教训了一通；员工窝火，就把妻子骂了一顿；妻子不平，就把孩子打了一顿。河南人在许多城市就扮演了那个孩子的角色。
在笔者居住的小区，守门的保安人员是一个河南小伙子。有一次，一家居民搬运家具的时候，长时间地把车停在大门口，挡住了别人的路。保安善意地提醒这一家的主人，并表示可以帮她把车子拉到合适的位置。这位中年妇女大概觉得保安的提醒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她不仅强辞夺理地说自己没有影响别人的来往，还侮辱小伙子：“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教训我？你们河南人只配给人家当保安，当狗！”直到小伙子反过来低声下气地向她赔不是，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还曾经见过一个售货员，与要求换商品的河南顾客发生争执，她不仅用挖苦和嘲讽赶走了这个可怜的顾客，得胜后还洋洋得意地对周围的同事说：“一个臭河南人还想当‘上帝’？也不照照自己。”
中年妇女和这位售货员的言行让我们想起了阿Q。阿Q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先是宣称自己是赵太爷的本家。后来被赵家禁止后，只能安慰自己“先前阔多了”。他先是欺侮王胡，遭到痛打，又把目标指向小D，结果只打了个平手。实在找不到可欺侮的人了，只好去欺侮小尼姑。
我同情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境遇，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有一点必须清楚：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尊严”建立在欺侮别人的基础上，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如果说那些“城市贵族”和暴发户对河南人的轻蔑让我们感到愤怒和厌恶的话，这些普通劳动者对河南人的歧视则使我们感到悲哀。就像读到曹植的《七步诗》时的那种感觉。是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盲从者的心态
有些人对河南人的歧视纯粹是出于偏见。这些人其实根本不了解河南人，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河南人。河南人三个字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他们对河南人的印象完全来自于道听途说。
段子听多了，自然就会对河南人产生负面的印象：河南人穷、河南人土、河南人脏、河南人不诚实……这就是偏见，并且一旦形成，接着就产生歧视。偏见不知不觉中对人的行为发生微妙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沃德及其同事首次训练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对求职者进行面试。他们的观察揭示了考察者在黑人面试求职者与白人求职者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面试白人相比，当求职者为黑人时，考察者无意中坐得与求职者稍微远一点，谈话中语误出现的更多，面试时间缩短25％。
偏见和歧视相互作用，越来越强烈。有了偏见，就会加倍歧视，有了歧视，就有了更多的偏见。对河南人的印象也是这样的。当你听到的丑化河南人的“段子”太多的时候，你脑子里的河南人印象一定是很差的，尽管这是不正确的。当你形成这种错误的印象后，你就会有意无意地表露出来，进而影响其他人。这种相互感染，其结果是可怕的。
笔者问过很多对河南人有偏见的人，他们究竟对河南人了解多少？回答竟是出奇地一致：没有接触过河南人。再问，那么你对河南人的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也是出奇的一致：听人家说的。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在电视上当众宣示“坚决不嫁河南人”的年轻女子。她对外地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不过“人家都说外地人不好嘛。我总不能嫁一个大家都看不起的人吧，那多没面子”。如此决绝的态度，原因竟是如此简单。
人都有接受暗示的倾向。古人说“三人成虎”，本来谁也不相信通衢大都会有老虎光顾，但听好几个人说过之后，就不由得你不相信。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大城市娱乐性媒体起了添油加醋的作用。很多“白领”阶层向来以晚报为主要读物，而这些读物上面关于外地人尤其是河南人负面报道实在是太多了。有的题目上直接显示河南人的劣迹，有的则在文中“适当”的位置点出“犯罪嫌疑人系河南某地在京务工人员”。即使在一些很“中性”的报道中，这类歧视倾向也十分明显。
请看2001年11月7日《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醉倒街头得人救本报12月4日晚上11时30分左右，阚绪军和女友经过北京电视台附近时，发现栏杆旁蹲着一个20多岁的女孩，满头散发，不停地摇头。上前询问，才发现这个女孩喝了好多酒，一个劲傻笑，“我这样用不着你管，你算老几？”阚先生和女友将她扶回自己的住处，给她服下解酒药。
姑娘醒来，才知她姓张，是从河南驻马店来京打工的。今年3月结识了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卢某，不久他们就相恋了。可几天前，卢某说自己想换一部手机，需要4000多元钱，问张小姐有没有钱，张小姐于是就从自己的存折里取出了2000多元钱，给了男友。拿了钱后的卢某再也不见了，张小姐怎么呼他也不回电话，最后到了卢某的公司，却发现这个所谓的公司也早已蒸发。上当受骗的张小姐感到无脸再见亲友，想狂饮白酒醉死街头，没想到遇上好心人救她活命。
应该感谢这两位北京公民，他们的确是助人为乐的好人。但我不满意作者的写法。这篇报道的点睛之笔在于“是从河南驻马店来京打工的”这句话。本来这件事跟地域歧视没有任何关系，这么一来就有了关系。请看作者笔下的河南女孩“借酒浇愁愁更愁，醉倒街头得人救”、“满头散发”，“一个劲地傻笑”。这就是河南人的形象。其实我相信作者并没有故意伤害河南人。但这类报道太多了，无形中就等于告诉大家，河南人就是这个样子。
有人会说，许多类似的报道，主角是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等，为什么他们可以说，而河南人不可以说呢？这还是有差别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效果是不同的。无论全国的电视如何拿上海人开玩笑，都不足以令人对上海产生歧视。但对河南人就不同了。对一个弱势群体轻微的丑化，都足以严重损害其形象。百万富翁偷走饭店的银餐具，是好奇，是幽默，是个性，而一介平民偷走这些东西就是真正的偷窃。过去内地人剔牙是一种恶习，而广东人带来这个风习后，就成了一种正常的活动了。形式上的平等其实仍是不平等。在舆论宣传上，即使你“如实”地报道河南人的种种缺点，也会强化对河南人的丑化。而你无论如何报道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的不雅之举，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形象。一富遮百丑！一个女孩如果在背后鄙夷她的女同事：“哼，找个河南乡巴佬。”那么其他的女孩听到一定会觉得找个河南人做丈夫是很没面子的。至于为什么，她不会去深究的，她只知道找个河南人是没有面子的事，这就够了。
当然，这些随大流的人，他们内心还是有深深的不平等的观念存在的，只是一开始并没有指向他们并不了解的河南人。当听了太多的关于河南人的“段子”，他们这种深深的歧视就本能聚集在河南人身上。
过去人们常常说，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我相信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从一件小事上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也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盲从就是我们民族最令人不愿回忆的性格之一。因为盲从，我们曾经相信几年内就能“超英赶美”，共产主义马上就能实现，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盲从，我们居然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受苦，结果自己瞎折腾了那么多年，什么都耽误了；因为盲从，我们自己内部斗来斗去，既伤害了感情，又什么也没有得着。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我危言耸听：只不过开句玩笑吗，何必小题大作呢？你们河南人真农民！这么说是不对的。没有傻瓜就没有骗子。一个人盲从确实不是多大的事，很多人都盲从事情就麻烦了。众人盲从作出的事，危害甚至比个别人恶意作出的事危害更大。当年汪精卫投降日本，那么多的军政人员相从。这里当然有许多铁杆汉奸，但也有众多的盲从者。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头脑，既然“汪先生”跟日本人合作了，也就稀里糊涂跟着走了。真正有意低毁河南人的相信不占多数，正是因为盲从的人太多，才形成了众多一致丑化河南人的现象。
一个盲从的民族，还是一个没有成熟的民族。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某些知识分子的心态
笔者一直怀疑，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有许多是知识分子的创作，因为许多段子都挺有“文采”，似非下里巴人所能为。假如果然是这样，其无聊如斯，令人无话可说。不过知识阶层其实没有太多的地域歧视。即使段子是他们编的，也多半是出于无聊，并不是真的歧视。
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哪位教授招研究生时声称：“坚决不收河南人。”我想着大概是因为知识阶层的人毕竟不同于民工，即使歧视也找不到多少“歧视点”吧，在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地域差异已经很小。笔者曾在高校学习了多年，同各系的研究生、博生、教授、博士生导师都有接触，好友中不少都是各大学的研究生或导师。给我的感觉是其实没有什么人当真歧视河南人。至少，无论男生女生，找对象的时候也都没有谁考虑对方是不是河南人这个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知识阶层没有调侃河南人的现象存在。我曾经在不止一个场合听到教授、博导甚至院士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拿其中的河南人开开玩笑。不过知识阶层的调侃，更多的不是出于歧视，而是出于精神的空虚和生活的无聊。由于空虚和无聊，他们需要一个发泄的契机。但是他们这种善意调侃，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有趣，反而令人觉得失望。
让人失望的倒不是他们对河南人的调侃，因为这种调侃不含多少嘲笑的成分在内。在圈子里，他们理性地知道河南籍的同行们的学术水平并不低于自己，而在学术圈外，河南人根本就是距离他们很远的一群人。他们的生，他们的死，他们的幸福与不幸，都与自己无关。真正让人们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在这种调侃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麻木不仁。
我一再重申，对河南人的丑化，实质上是现代社会存在的一种很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如果作为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都失去了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敏感，那么可以说就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堕落。
中国目前的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不断涌现。比如社会各阶层的贫富距离越来越大，地区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还有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许多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他们经常谈论某某某提前升了教授，谁谁谁在哪个著名刊物发表了论文，至于这些人的成果究竟有什么思想性，有什么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他们并不关心。许多导师对学生津津乐道的是如何把一篇论文做得很好看，很规范，看起来好像很有分量，很有水平，要引用多少国外的材料。这些事情，说白了就是一些高级匠人的活。
王朔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一书中说某位大师的学术既无新思想又无新方法，只是一些材料的堆砌。此言说得有些尖刻，但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大师尚且如此，“小师”就更不用说了。本来，提出新思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求每个学者都有很独到的思想确实也不现实。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根本就不去想这些事。这就要命了。他们很少真正关心学问，更很少真正关心社会问题。当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没有传统学术皓首穷经的耐心，也没有“五四”知识分子关心劳动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荣誉和地位。比如什么时候评上教授，什么时候当上博导。如果某个人在某年要退休，那么一定争取在退休手续办理之前当上博导，以便退休之后还可以带一个博士——学术圈外的人可能不知道当上博导有多大意义，但圈子里对这一点是十分重视的。另外一些人则忙于制造一些文化快餐、文化“口红”之类的东西，拿所谓的“文化”来糊弄淳朴的百姓。
无论是按传统知识分子所遵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训，还是按“五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劳工神圣”的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仅不应该津津乐道这些无聊的话题，而应该起来说话才是。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只知道关心个人利益，对社会，对人生疾苦早已失去了热情。有人说这是成熟了，不错，对于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成熟了，至少可以安全地有保证地名利双收，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则可以说是堕落了。
总之，对河南人的所有的歧视、丑化，反映了我们民族心理中存在的那种深深的不平等的观念。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有许多过人之处，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但是我们的文化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不客气地说，传统的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同情弱者的文化。“胜者王侯败者贼”，一句话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残忍的一面。鲁迅用“吃人”二字点出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虽然难免偏激，但确属真知灼见。中国民族性的这种缺陷，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已经表现得入木三分。
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正是传统与现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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