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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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流泪，但他们都有一股永不服输的韧劲，制度越不公平，他们越要干出个样子让世人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不管存在多少问题，包括社会不公的种种现象，但总体的大环境在不断地改善，自我实现的机会远远多于其他国家，中产阶级的阵容也在迅速壮大，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极为重要。中国整体的发展环境比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不知好多少倍。我们必须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其消极等待外部条件的改善，不如先改变自己的心态，奋斗进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轻言放弃，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中国人的希望在此，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也在此。对个人来说，只要你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打败你。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碍我们民族的复兴。

考虑到我们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殊国情，在寻求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之时，我们也须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要防止极端平均主义和极左思潮卷土重来。在帮助老弱病残和弱势群体、建立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也要记住邓小平多次的提醒：我们的政策要注意“不养懒汉”。欧洲高福利国家有这方面的教训，工人情愿待在家领失业金，也不愿意工作，结果整个经济丧失了竞争力。今天席卷欧洲的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这些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已难以为继。我们应该继续鼓励每一个身心健全的人，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改善自己的命运。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不能丢掉。

第二，我们在努力让全体国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免做出不切合实际的承诺，因为那最终只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失望。

第三，我们一定要走出穷富对抗的恶性循环。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导致大家一般总是喜欢公，而不是私。大公无私可以，大公小私都不行。所以一喊“公”的口号，响应的人就很多。但是走遍了世界这么多地方之后，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凡是发展不起来的地方都是平均主义盛行、仇富文化深厚的地方，而最严重的就是非洲。一位与我相交比较深的非洲朋友私下告诉我：在非洲如果你富了，在村里盖了一栋新房子，人家第二天可能就放一把火，把你的房子烧了，所以社会财富始终积累不起来。不要说建房子，就是你工资刚发下来，大家都要来和你一起花，你也必须和大家一起花，花完才好。非洲社会储蓄极少，与此有关。

俄罗斯也有个经典笑话：农民伊万大叔看到自己邻居亚历山大家里多了一只山羊，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个仙女问他：“我现在可以帮你实现一个你最想实现的梦想。”伊万大叔说：“那就请你尽快让亚历山大家的那头山羊死去。”

实际上，仇富是一种全世界的普遍现象，程度不同而已：在非洲，很多黑人恨白人和印度人。在东南亚，很多马来人、印尼人恨华人。在俄罗斯和欧洲很多地方，很多人恨犹太人。在拉丁美洲，很多土著人恨欧洲裔的人。而且你去观察一下，打听一下，为什么恨？理由与中国也是一样的：富人有钱、富人招摇、富人投机倒把、富人为富不仁、富人一毛不拔、富人吃喝玩乐，一有社会动乱、危机、革命，富人总是泄愤的对象，富人总是少数，于是仓皇出逃，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穷人出了口气，但生活还是艰难困苦。

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引起动乱和革命，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然而革命之后的建设谈何容易。中国也经历了贫富差距过大等原因导致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革命以后平均主义的道路，效果并不好，导致了普遍贫困，所以才有30年前选择的这条鼓励竞争、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使我们今天有实力来更多地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记得1981年的时候，胡耀邦看到一份报告介绍哈尔滨待业青年自谋职业，不要国家投资，建成了生产沙发的一条“沙发街”，胡在报告上批示：“这种不要国家投资的事有的是，只要我们的同志高抬贵手就行了。当然有的也要加以扶持，但所费不多，问题是要到群众中调查和商量。”看到报告中说每个待业青年当年每月实际所得在150元以上，性情中人胡耀邦又挥笔加了一句：“可不能看了又眼红呵！”中国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从破除平均主义，调动各种积极性开始一路走来的。

我们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绝大多数的国人都为此做出了贡献，甚至牺牲。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我文章的帖子，只有一句话，却使我很感动。帖子是这样写的：“邓小平有功，虽然我下岗了。”没有下岗工人所作出的牺牲，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这个关，闯不过去。我们要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现在的很多弱势群体，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作为人的尊严。

2008年汶川大地震使全体国人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心灵震动，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似乎久违的人间真情。面对罕见的灾难，国人不再冷漠，不再抱怨，不再仇恨，大家不分地域、不分职业、不分贫富，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从亿万富翁到打工仔，大家都为受难者祈福，都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灾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短短几周内，好像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心灵洗礼，中国的社会真正向前进了一步，中国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以人为本”从此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成为我们民族一切现代化努力的最终归宿。只要有这种精神，中国的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温馨和美好。

三、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贫富地区之间还应该建立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以上海浦东为例，浦东的人均GDP早就超过了10　000美金，假设中国贵州省的某个地区人均GDP是100美金。如果你机械地看，这个差距太大了，两个地区差100倍，我要把它缩小，甚至采取劫富济贫的方法，这是不明智的。这里关键是要看浦东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其他地方发展的关系。以2006年为例，那一年浦东的财政收入是587亿元，其中51。4％上缴中央，也就是说将近300亿是用于全国的发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来帮助贵州省的这个地区了。如果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是这样一种关系，这就是良性循环，我们不用太担心，只要确保让浦东的钱流到落后地区，帮助那里的人民致富。就像在一个家庭里，有一个成员特别能赚钱，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员高，但他能够把赚到的钱拿出相当一部分来帮助家里暂时还比较贫困的成员，这就是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呢？

浦东现在的外资金融业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如果这里的银行业是在为全中国融资，我们就不用担心。陆家嘴CBD每平方公里实现的增加值是235亿美元，这是国际大都市交易成本低、资源汇聚多、增值效应强的表现。这种效应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来说非常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更是百年未遇，来之不易，否定了它，搞平均主义，结果一时痛快，最终只会导致大家的贫困。浦东是一个给全国人民下金鸡蛋的母鸡，如果浦东上交的财政收入能够服务全国，如果浦东的金融业能服务全国，那我觉得浦东这个鸡越肥越好，因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浦东好、全国好。香港和内地的差别还要大，对内地是好还是坏？结果证明是好事，因为香港和内地也是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改革开放30年中的多数时间里，港资是最大的外资来源。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好，就说明了这种互动关系。

说到底，地区差别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辩证地、动态地去看，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较富的地区和比较穷的地区建立良性互动的机制，如果是良性互动，这种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会比较多。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的绝对区域差距短期内难以缩小，在幅员辽阔的国家更为困难。所以建立相对富裕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个最可行的方法。

我们还要把中国当今的变革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环境背景中来看，实际上，中国正在经历着自己的工业革命。当一个国家经历自己工业革命的时候，其特点是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社会每一个细胞都被调动了起来，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这有积极的一面。可以说今天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没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但利益驱使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在制度还不健全的时候。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和欧洲的一些大国相比，他们在自己工业化的时候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转移社会矛盾，而中国则要自己消化各种问题。比较中国过去30年的现代化进程和过去英国、法国的工业革命，你会发现过去大英帝国或者法兰西帝国，其工业化过程中的贫富差距恐怕要几十倍于今天的中国，在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过程包括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和许多殖民战争。1987年4月，坦桑尼亚的前总统尼雷尔访华，邓小平宴请他，我是翻译。尼雷尔对邓小平说：“德国统治过我们，英国统治过我们，拿走我们多少资源？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独立的时候我问我的工业部长，我们现在有几个工程师，他说：‘两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大英帝国内部的贫富差距有多大。

不管我们主观意愿如何，我们今天的工业革命确实没有能够避免西方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出现过的许多问题，但现在看来，我们付出的代价比他们要小，而且我们还有可能把这些问题的负面效应进一步缩小，时间进一步缩短。中国没有搞殖民主义、没有去建立帝国，避免了其他大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相反，我们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使大多数国家的人民获得了实惠。我甚至想到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如果中国今天也像英国当年那样，拥有比自己疆域大50倍的领土，多100倍的资源，自己可以拟定所有的游戏规则，并在这种情况下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的起飞将会比现在容易不知多少倍。当然，今天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中国是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极其不公正的条件下，以自己独特的勇气和智慧，闯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完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各种要素准备，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正是从这种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我们感到中国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需要我们倍加珍惜。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可以通过建立贫富地区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使改革开放的收益得到更为公平的分配，并动态地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使中等收入阶层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使全体国民普遍地富裕起来，并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型发达国家。

四、腐败问题：国际视角的观察

中国的腐败情况引起国人的普遍反感和关心。对于腐败问题，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导致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断，甚至倒退。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也需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腐败状况大概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中国的腐败属于什么性质的腐败？中国能不能基本解决腐败问题？怎么解决？

世界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组织《透明国际》把中国的腐败地位放在180多个国家中排名的70至80位左右，也就是居中的地位：

　芬兰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印度俄罗斯菲律宾乌克兰肯尼亚

2005年3　　　　5　　　　15　　　78　　　　90　　　128　　　　124　　　07　　　　144

2011年4　　　　5　　　　12　　　75　　　　95　　　143　　　　129　　　152　　　154

（资料来源：“透明国际”网站）

这种地位并不光荣，肯定不能令国人自豪，但确实也不是天要塌下，国将不国的局面。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表中所列的国家和地区我都去过，这个排列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的结果也相当接近。我采用了一个自认为颇为独特的视角，我观察一个地方的出租车管理。在乌克兰、俄罗斯，这些都尝试了西方式民主化的国家，出租车基本上由黑社会控制，你可以判断这些国家的腐败程度一定可怕。往往你一出机场，好几个大汉子就围上来，要你坐他的车，开出一个比你预期高两倍的价，你找机场的出租车管理处，那里的人会告诉你，就是这个价。你没辙。只能找个看上去面善一点的司机，车上要么没有计价器，要么有了也不用。实际上这还算不错，基本没有黑车抢劫的问题，把你安全地送到了旅馆，多付一点钱也就算了。

非洲就连这一点都不能保证了。破破烂烂的车居多，各种各样招牌的出租车都没有计程器。非洲的犯罪率太高，黑车抢劫的事情频繁发生。这种情况说明政府和警察缺少基本的治理能力，腐败已经使政府和市场的基本功能瘫痪了。在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先通过熟人找车，或者找一两个确实有口碑的公司，这一般也只有在发展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城市，如南非和肯尼亚等国家的大城市。

你到印度这样的国家，新德里的计程车上倒是有计价器，但很少用，司机随口给你报个价，你希望他用计价器，他就说，那么，你还要加上空调费、行李费等等。这颇像印度的政治现实，名义上的法律制度和实际执行情况差距颇大。这也多少反映了市场规范缺位、政府管理乏力、寻租行为泛滥。坦率地说，从这些国家回来再坐上海的出租车，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奢侈了。如果说世界上的腐败状况可以分成低、中、高三个水平的话，我觉得中国的腐败大致处在中级。

高腐败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种瘫痪型的腐败，没有钱开路，什么都办不成。这在一些非洲国家尤为突出：你要办出生证吗？拿钱来。办身份证吗？拿钱来。办护照吗？拿钱来。你要见部长吗？拿钱来。你要见总统吗？拿钱来。交通警察也很容易给摆平，任何超载，一塞钱就摆平了。你要办驾驶执照吗？驾驶学校先敲你一笔，驾驶教员也敲你一笔，考官再敲你一笔，最后你去取执照时，政府办证部门再敲你一笔。西方非政府组织捐来的二手衣服，负责官员的夫人先挑选，把好的拿走，然后再放到亲戚开的二手店去卖。我曾去斯威士兰一个药店看过，我问有阿司匹林么？店员说给店长拿走了，实际上他拿去贩卖了。

我还是以非洲的“高腐败”为例子，谈谈与中国腐败的差别，大概有这么几个差别：

一是中国是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在自己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腐败在增加。而在非洲高腐败国家内，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根本没有工业革命可言，但腐败却有增无减。我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腐败属于新旧体制交换时出现的腐败，因为新旧体制交换，漏洞很多，给人以可乘之机，但随着体制转型和创新的进展，这一类腐败可能会下降。

二是所谓“资源的诅咒”。在中国，人们听说哪里发现了新的资源，大家高兴，说明我们对国家的资源管理有信心，资源属于全国人民。但和许多非洲朋友的私下交谈中，他往往会告诉你，没有资源倒好，因为没有资源，只好提高人的素质，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世界上，资源少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日本、新加坡、瑞士等国家资源都不丰富。资源不丰富，往往会使一个国家更注意投入人力资源开发，注意软环境建设。

相反，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搞不好的很多。比较典型的就是尼日利亚，本来还有农业，后来发现了石油，农业就废弃了。石油开发了几十年，老百姓的生活却每况愈下，钱被贪污了，存在外国银行，国内的汽油还需进口。最近几年，国际油价涨了好几倍，但在尼日利亚，我碰到的人都对我说，现在的生活水平还不如20年前。拉格斯和北京相比，发展水平差20年都不止。

我曾看过评论非洲《东非报》的一篇文章，提到安哥拉新发现了石油，文章的题目是：“好像他们有了黄金还不够糟糕，现在又发现了石油”（As　if　gold　weren’t　bad　enough，now　they　have　found　oil）。有了资源，政府就有了收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体制的制衡，不需要百姓的监督，不需要征税，当然也没有纳税人的监督。

第三，中国的贪官一般不敢公开炫耀，钱埋在地底下，藏在天花板上，或者通过孩子和亲朋好友转移到国外，这固然非常恶劣，但非洲国家的许多贪官敢于公开炫耀。一次我在非洲某国，计程车司机对我讲：“你看这个别墅是内务部长的，那边两栋也是他的。他管批地，所以拿的回扣就多。”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绳之以法呢？”他说：“我不管这些。如果我是他，我也这样做。”他还说：“我们的总统有两个夫人，一个老的、凶的，一个年轻的、漂亮的。”我问他：“这样做不是违法吗？”他回答：“如果我是总统，我要四个。”

持平地说，不少国家的政治文化对腐败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宽容程度高于中国，甚至连印度、俄罗斯、乌克兰都是这样。从这点来讲，中国治理腐败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的人民痛恨腐败，我希望我们的百姓和媒体睁大眼睛，使贪官污吏无处藏身。

非洲国家对腐败的容忍与非洲的部落主义有关。很多领导人当选后，只用自己部落的人。非洲的部落观念根深蒂固。多数国家还没有真正形成民族国家的概念。我曾在肯尼亚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一个议员被反贪污委员会指控为贪污，反贪污委员会派了警察来抓他，但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地的居民都被动员起来，里三层外三层地保护他。警察抓他不成，只能撤退，然后他马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政府里有人要迫害他，迫害他这个部族，结果下面他部族的人就群情激奋，激动地呼喊各种口号。不管事情真伪如何，但你可以感到第三世界的政客总有法子玩弄百姓于掌心之中。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

《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腐败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和真正的现代化，一定会产生对法治环境的强大内需，而法治是对付腐败最好的办法。

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整个社会呼唤更为公正的竞争环境，从中长期来看，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会产生对法制的强大内需，并最终导致腐败程度下降。换言之，中国的腐败走势有可能是这样的：“低腐败”→“中腐败”（现在这个阶段）→“低腐败”。从国际比较来看，今天发达国家在自己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都经历过“中腐败”的情况，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开始的18世纪，英国国会议员的位置可以花钱买到。当时在印度代表英国政府利益的“东印度公司”，其管理人员非常腐败，被英国人称为“人类的渣滓”。但这些国家几乎都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大内需驱动下，通过法治社会和反腐机制的建设，避免了非洲那种瘫痪型的“高腐败”，转向了“低腐败”。在华人社会中，香港经历的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而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没有产生对法制社会的强大内需，最后腐败愈演愈烈，其大概走势是这样的：“中腐败”→“高腐败”→“更高腐败”。

中国的反腐斗争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向下沉沦的话，可能会由“中腐败”发展成为“高腐败”。但如果能够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抓紧法治和反腐机制的建设，我们有可能逐步减少腐败，达到“低腐败”，而这个过程的最根本的动力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和整个现代化事业所产生的对依法治国、抑制腐败的强大内需。只要中国建设现代化建设是动真格的，那么对法治和反腐的需求也就会是实实在在的，只要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中国的腐败现象有可能逐步减少。现在低腐败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香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内地也可能这样一路走来。

中国和“高腐败”国家的另外一个差别是中国毕竟经历过低腐败的阶段，有遏制腐败的巨大的文化传统资源，包括儒家的传统文化和共产党的教育，包括一批像周恩来这样的清廉魅力型领袖人物的影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两种条件都没有，而活着的人记忆中的所有政治人物都是腐败的，经济落后又产生不了对法治的强大内需，所以腐败愈演愈烈，最终不可收拾。

不少人说，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靠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欠发达国家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