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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道-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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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以前，谈“礼的基础”时，往往归之于“天道”。认为“奉礼”即是“畏天”，人应该“奉礼”的理由，即在于“礼以顺天”。孔子脱离原始信仰的纠缠，把“礼的基础”确定在“人的自觉心”或“价值意识”，亦即以“义”代“天”。劳思光先生认为“至此，一切历史事实、社会事实、心理及生理方面之事实，本身皆不提供价值标准；自觉之意识为价值标准之唯一根源。人之自觉之地位，陡然显出，儒学之初基于此亦开始建立。”从“情、理、法”的架构来说，“法”是人定的，日久终将不合时宜，必须依“理”改变，才能合用。许多人口口声声强调“法治”，自己却从来没有看过六法全书，便是受到“摄法归理”的影响，认为合理必然合法，一切唯理是从，当然不必去翻阅六法全书了。万一合理而不合法呢？那此法已不合理，本身就有修改的必要。
在管理上，制度化是管理的起点，不可没有制度。但是制度必须不断生长，一方面要根据理论，一方面又要配合现实。以理论为制度的精神生命，以现实为制度的血液营养。既不能否定传统制度背后的一切理论根据，亦不能忽略现实环境里面的一切真实要求。制度如果墨守不变，势必毛病百出；制度如果任意乱变，那又谈什么制度？所以制度化之后，紧跟着要“合理化”。一切典章制度，都要随时求其合理。太阳会下山，制度也有其失效的时候，这种，“日落法则”，正是制度合理化的精神。经常修订典章制度，使其适合时空的变迁，才是合理。
管理的“情、理、法”，成员在“崇法务实”之外，仍须发扬“不执着”的精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随时随地机动调整管理制度及方法，以求“不固而中”方法不固定，却一定要命中目标！（四）纳礼于仁：凭良心就是合理由“礼”进至“义”，是孔子思想的终点。“仁”可以说就是“爱”，由“毫无私累的公心”所发出的爱，即是仁。人能够去除私念，确立公心，则是一超越一切制约的纯粹自觉，而显出最后的主宰性，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立公心，毫无私累，于是对一切外界事物，皆能依理而立价值判断。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劳氏指出：“好恶”若就情绪意义讲，则一切人、一切动物皆有好恶，何必“仁者”？他推定孔子的意思，是指好恶如理而言。儒家重“义利”之辨，认为从私心则求“利”，从公心则求“义”；“仁”既系公心，则“仁”为“义”本。因为“义”指“正当性”，而人之所以能求“正当”，即在于人能立“公心”。“公心”不能立，必然溺于利欲；“公心”能立，才能循乎理分。立公心是“仁”，循理是“义”，所以孟子说：“居仁由义”，明确肯定“仁”是“义”的基础，“义”是“仁”的表现。由此可见“义”之依于“仁”，有如“礼”之依于“义”。
依理论程序说，礼以义为其实质，义又以仁为基础。但由实践程序来看，人由守礼而养成“求正当”的意志，并进而由此一意志唤起“公心”。在实践过程中，礼义相连，无法分别，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即由“礼”而直达于“仁”。
“法”必须依“理”制订，而“理”不易明，则是判断上的一大困难。张载说：“天理者，时义而已。”天理是普遍的公理，必须因时合宜，所以是随时适应的。“时”乃是“变动情境中的适应力”，提醒我们切实把握当前的环境或处境，考虑往昔所守的规范，是不是赶得上变动不居的社会，以求得适中易行的方法。儒家讲求“经权”，便是因为“理可以如此，也可以如彼”，“理”不是无定则，却是“人在特殊处境中，有时候可以违反明显而确切的规律去做道德决定；但违反明显而确切的规律，并不即是道德的全盘否定，为了适应特殊处境的需要，他是在依顺了另一种或另一层规律之后，才放弃或违反了原先的规律。因此，表面上违反规律的行为，就一端看，好象是道德规律失去了实际效用，实质上真正失去的只是一时不能适应特殊处境的规律形式，而以能解决当前难题的另一规律代替了它。”熊十力先生说：“经，常道；权者，趣时应变，无往而可离于经也。”“理”因时而“变”，必须“权不离经”，才是变而能通。扬雄说：“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道”就是“理”，并不是永恒如如地存在哪里，却是在适应不同的处境变化而创造出来的。人如果一味坚持原则，不知变通以求适应，终必因过分保守而归于失败；相反地，假若只求适应而不顾原则，也可能导致理想的丧失，亦即是“离经叛道”了。
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那就是“应时而造道”，既求适应，又不失正道。要做到这种地步，唯一的办法，即是“诉诸自己的良心”。王船山说：“道生于心，心之所安，道之所在。”心安则为之，心不能安即不为。因为一切调整，如果能够使自己心安，那就是合于道合于理了。
心安便是“情”（心之美者）。“情”与“欲”不同，欲是饮食男女声色货利之欲；情则是喜怒哀乐恶惧之情。孔子的感情十分丰富，认为人应该有一种合理的感情生活，鼓励我们正当地流露内心纯真的情。它所主张的“情”，是“不忧不惧”的“坦荡荡”的心情，不但“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而且穷达不易其乐。“情、理、法”的“情”，是指心安理得的情，亦即发乎仁心而中节的情。
管理的“合理化”，有赖于管理的“人性化”。合乎人性的管理，才是合理的管理。“情”表示管理人性化，管理者一切凭良心，便能合乎天理。将心比心，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情来建立、修订和推行所有的管理制度，即是“克己复礼为仁”的表现。
“不固而中”，系指变来变去都通，并且越变越能达成组织的目标，此即“情”的每发皆中节，实际上就是“中庸”。每一措施，俱皆“恰到好处”。
（五）情、理、法即是仁、义、礼的实践孔子学说先“摄礼归义”，再“纳礼于仁”。“礼”以“义”为其实质，“义”又以“仁”为其基础，因此“仁、义、礼”三观念合成一理论主派，正好贯串孔子的学说，成为后世儒学思想的总脉。
陈大齐先生指出：自来研究孔子学说的人，大都只注重孔子所提倡的仁，以为孔子思想的精随，一个仁字即足以尽之。其实孔子固然十分重视仁，仁确为孔子思想精随的所在。但一个仁字，犹未足以括尽孔子思想的全部。他认为孔子思想，如实说来，乃是仁义合一主义，不是唯仁主义。仁必须有合于义，义亦须含摄着仁。仁而不合于义，不足以为真正的仁；义而不含摄仁，不足以为真正的义。陈氏并谓孔子思想之所以能够垂诸百世而不惑，与放诸四海而皆准，虽在核子时代仍然值得提倡弘扬，实当归因于其仁义合一的主张。因为仁如果不必有合于义，则爱之很可能适足以害之，可见徒仁不足以收获理想的效果。必待有合于义，而后始能保其有益而无损。
不但“仁与义合一”，而且“义与礼合一”。孔子所说的“义”与“礼”，自其所具作用而言，可谓完全相同，都具有指导、节制与贯串诸般德行的作用，亦即诸德必须合乎“礼”“义”，才不致流而为乱。再就其适用而言，义是随应变迁，没有定型，以变应变，可以说是相对的；但在相对之中，应付任何事情，于不固之外，又须求其中肯，不容有所失误，以此不变应万变，又有其绝对的。
同样地，礼在浅的一层，是可以损益的，可以变动的，因此是相对的。但就其深的一层看，则是不可损益的，不可变动的，实在又是绝对的。义与礼在兼具绝对性与相对性的性质而言，也是完全相同的。
“义”与“礼”的关系，是互为表里的。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实质”，“文”为“形式”，陈大齐先生指出“有诸内的义”，是质；“形诸外的礼”，便是文。文质彬彬，表示义礼并重，才算得上是君子。
言仁必及于义，所以仁义并称；言礼亦必及于义，所以礼义并重。仁、礼都不能离开“义”，都要“义之与比”，十分符合“以中为吉”的原则，“仁、义、礼”三者，“义”居其“中”，成为权衡“仁”、“礼”的标准。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他依高下深浅，把这四件事分成四个层级，“可与共学”最为简单，属低浅的一层，能做得到的人较多；“权”最困难，属高深的一层，能做得到的人较少。所用以权的“义”，委实是不容易判定的。
中国哲学重实践，许多高深的哲理，都变成通俗的谚语，普遍流传，务求耳熟能详而日常施行。“仁、义、礼”的实践，即是“情、理、法”。中国人“情理”并称，而又“法理”并重，“情”、“法”都离不开“理”，所以“情、理、法”乃是“所重在理”。
（六）情、理、法在管理上的表现“情”显现为管理的“安人之道”，亦即以“珍惜”“关怀”的爱心来消减成员或群体的不安，使其在安居乐业的情境中，努力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爱惜管理”乃是合乎人性的管理，所以“情”表现为管理的人性化。
“理”即是“义”，也就是“宜”。孔子说：“无可无不可。”任何管理措施，如果用得其宜，便可；假若用失其宜，就不可。管理没有“万灵丹”，必须随时、地而调整，其可或不可，要靠义（理）来裁决。因此“经权之道”，便是确立“共识”，以此不变的常道为“经”，然后“执经达权”，并求“权不离经”，以期变而能通，亦即达到管理合理化的地步。
“法”就是“礼”。员工再希望自由自在，也无法不接受两种无可奈何的限制：一为“命”，一即是“礼”。中国人不喜欢任何人“无法无天”，便是肯定所有的人，都要“崇法”“知命”。孔子不谈“命”，只是“知命而不认命”，前者为“尽人事”，后者即“听天命”，所以中国人常说：“尽人事以听天命。”孔子重视“礼”，“礼”就是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是每一个人尽其在我的“角色期待”。“礼”化为管理的“絜矩之道”，因为西洋人控制行为的力量，主要靠法律，礼仅是次要的。传统中国则不然，法律只是辅助的工具，礼却居于主导的地位，法律的制定，是不能违背礼教精神的。法律的推行，主要依赖外在的权力，人遵守法律往往是被动的。维系礼的效力，有赖于传统的习惯和经验，经由教化的过程使人产生敬畏之感，所以人服礼多半是主动的。组织成员仅需设身处地，依着“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的原则，凡遇有利益时，先为他人着想，再为自己着想，便未有不合“礼”的。不过为了团体的纪律以及团队精神的增强，以“将心比心”的心情来建立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礼”的表现，就是管理的制度化。
制度化的是管理的基础。组织的典章制度，是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制度要经常调整，以求合“理”，员工感觉公平、合理，才是管理合理化。但是“理”往往是客观而呆定的，我们如果认定一条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就成了极端，不合乎中。事实象是圆的，假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去推，结果成为一条直线，不能圆，也就走不通。因此管理者惟有以庄严的态度，由内而外，务使自己心存乎仁；克己律己，以规范自身使无陨越。于是由伟大的同情心（仁）发出无穷尽的爱，视人如己，公而无私，爱人助人，崇礼尚义，必要时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这样就可以流露自然而无私心的“情”，仿效孔子的“一任直觉”来调整。因为“仁者”实在就是“遍身充满了真实情感的人”，而“不仁者”也就是“脸上嘴角露出了理智的慧巧伶俐，情感却不真实的人”。管理者充满了真实情感，便会用“不忍人之心”来实施“不忍人”的管理，而臻于管理人性化的境界。
我国传统重视“常道”，而且要笃行之，叫做“务实”。务实之后，还要“执经达权”，“经”即“常道”，“权”为“变通”，在变迁的情境中，随时权宜应变，因此必须“不执着”。不执着的人，依据常道去权变，因变而能通，便是“中庸”。这“务实”、“不执着”、“中庸”三者，即是“中”的三种层次，配合着人的智能不等，依“中人以上”（高阶层）、“中人”（中阶层）、“中人以下”（基层）的区分，而有不同的表现。如图3…5…8：组织三阶层的特性“中庸”是“恰到好处”，亦即“不在拘定客观一理去循守，而在自然的无不中节”。凡是拘定的必不恰好，有时反而会妨碍生机，不合天理。管理者以真实的情感而自然变化，才能够时时得其“中”。“中”与“仁”异名而同实，都是指那心理的平衡状态。平衡即“安”，“不平衡”便“不安”。所以“中庸”实在就是“情”的真实而自然的流露。
“不执着”是“不把心思黏在一特定的方向上，以免不虚不灵”。管理者要“秉持常道而权宜应变以求其通”，便须使自己的心灵“虚一而静”，才能适时应变，并且“权不离经”而能合“理”。
“务实”是“实实在在的去做”。一切管理措施，都是要实践的，唯有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各自尽力做好份内的工作，才会有所收获。“务实”的基本表现，即在“守法”，所以说：“崇法务实”。
“中庸”、“不执着”、“务实”，合起来就构成了“情、理、法”三个互相贯串的层次。在管理上的表现，就是“安人之道”、“经权之道”与“絜矩之道”。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情、理、法”的管理。凡事“以情为先”，彼此“所重在理”；“情”“理”讲不通的时候，不得不“翻脸无情”，这时把“法”搬出来，大家便不会觉得刻薄寡恩、残酷无情。只要出乎真情，何必怕情、矫情、绝情？中国人希望“以德服人”，所以现代化中国管理，仍以“情、理、法”为其最高原则。
注重方法是西方文化的特色之一。方法论（Methodology）在中国向未成为显学。中华民族在智力方面，备受奖许，接触较为频繁、暸解稍为深入的其它民族，无不同声赞佩。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对第一流人物的智力，如孔子、老子、墨子、庄子、曾子……已有方法使之发育、成长、圆熟，而有其伟大的贡献；至于第二第三流，则迄无良好方法，可以促其登堂入室，与古贤先哲相切磋以矫正陶融个人的人格。近世以来，科学及有条理的方法，更自愧不如西方先进国家，难怪青年学子，黯然自卑。
其实，中国人自有其极为高明的方法，特别是表现在几千年来包容融合外来文化这一方面，尤有其辉煌的成就。中庸记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居于这种“并育”“并行”的观念，培养出我们“容纳异己”的民族性。对于外来文化，我们并不排斥，却有一套非常灵巧的方法，加以消化整合，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这一套方法，不同于西方的辩证法、批判法、演绎法、归纳法、直觉法、比较法、现象法、发生法、分析法、综合法等等哲学或科学的方法。它也不是中国人经常使用的“体会法”，虽然“体会法”已经容纳辩证、分析和综合的历程，辅以“欣赏”、“参与”、“冷眼旁观”和“设身处地”等情意
第6章 管理的基本方法是“经权法”
活动。促使西方人头昏眼花，干脆否定它是一种方法。此一方法，乃是超过时空限制，中国历代都在使用，实际上世界各地也都可以通用的，我们称它为“经权法”。
例如佛教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印度，对中国而言，亦是来自西方。释迦牟尼主张要“出家”，中国人一向最热爱自己的家，要中国人离开家庭，到丛林中去修行，是万万做不到的；佛教宣导“断爱”，因为一个人有了贪爱之心（爱），就会想去追求（取）；而盲目追求，就为自己种下了来世的恶因（有）；有了恶因以后，免不掉来世投胎受生（生）；既出生为人，便逃不了衰老、死亡的命运（老死），所以贪爱之心既是无知愚蠢的表现（无明），要脱离轮回苦报，到达快乐的彼岸（净土），必须切断从无明到老死的环状锁链，也就是断绝一切恶因。中国人一听到“断爱”，又是格格不入。然而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要信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便是中国先哲运用“经权法”，将佛教的哲理，融入中华文化的大海里。钱穆先生说：“佛教未跑进中国以前，在东汉末年三国开始，中国思想分成两大派：一个老子，一个孔子。中间一个极特殊的人，就是王弼。”王弼用“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来描述中国思想的形态，钱先生则认为“孔子、老子外，又有释迦牟尼从印度传来。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中国思想史上有此三人。”我们常说中国思想，包含儒、道、释三家成分，并不是说中国人普遍信仰佛教，而是印度佛教到了唐代，天台、华严、禅三宗已经十足中国化，形成中国的佛学。这些佛教的观念，透过“经权法”，变成中国人的思想了。那么，基督教为什么不能如同佛教一般，也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一部份呢？原因固然很多，最主要的，还是基督教输入中国的时候，正好赶上“经权法”不被重视的冷藏时期，近代中国人过分强调西方各种方法，以致把自己固有的最好、最有效的“经权法”忽略了，搁置了，岂非十分可惜！中国式管理，自有其根源。近年来大量输入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造成诸多困扰。依我国传统，我们殊无必要亦无任何理由排斥西方管理，但是我们更有需要，使西方管理溶合于中国管理哲学之中，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管理现代化。具体方法，惟有重拾古方，好好运用经权法宝。
（二）“经权法”源自易经既然中国人的思想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那么“经权法”必定也可以归宗还元，在中国传统中找到它的根源。依据王弼的说法，中国思想的总源头，即是易经。陈立夫先生也认为：儒家思想来自周易、道家思想来自归藏易、墨家思想来自连山易，其它各家如阴阳家、纵横家、法家、名家、兵家等思想，也都渊源于易。
易经中“不易”的观念，并非“不变”，而是“变易”中有“不易”，也就是“变”中之“常”。我国先哲，发现宇宙万象错综复杂，而理路常在。变中有常，所以万变不离其宗。
西方人一味强调“变化”，甚至认为“变迁”乃是现代生活的必要条件。中国哲学也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承认“变”是宇宙中的根本事实之一。但是，变化不是紊乱的，而有其不易之则，也就是有其“常道”。老子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不知常容易任意胡为，必将造成不良的后果。易传说：“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乾坤对待，干为纯阳之卦，象征刚健，以动为常性；坤为纯阴之卦，象征柔顺，以静为常性。一切事物虽然都是变动不居的，但是变中有常，才能“动而不乱”。理学家中的程朱一派，更进一步肯定“变中之常”较“变”尤为根本，而称此“常”为“理”是变之所以变的依据，为变的主宰。此“变中不易之常”，即是“经”。
易经中“变易”的观念，指出：宇宙万物都在变化迁流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变化是有形有象的根本事实，惟有变化，宇宙才能够不穷而久，所以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缘自神农之后，黄帝、尧、舜时代，风气渐开，已经不像前古那样易于治理，幸好尧、舜知道因应时代的需要，变通改进，使老百姓各安其业，各适其宜。他们变革朴野的古风，创立衣裳的制度，使得天下大治。这种变易的精神，便是历代生生不已的创造力，“生生之谓易”，这个阴阳消长，生生不息的道理，为中华民族带来日新又新的进步。而“变易”的精神，则表现在“通权达变”，此即“权”。
“经权法”的“经”，即易经中的“不易”，也就是“常道”；“经权法”的“权”，为易经中的“变易”，亦即是“变化”或“变通”。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人“守经达变”的方法。使中国五千年来，从容融合外来文化而仍能中道。有了此一方法，才能够做到朱子解释中庸所说的：“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故于天下国家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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