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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富真相-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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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的。”
当年10月，中央开始调整策略，提出了“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1988年的“物价闯关”引起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被视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这也让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损的人们开始产生一种心理失衡，认为改革造成了社会不公、好处都被“官倒”占去了。
黄氏兄弟自然在这一年的抢购风中乐开了花。当时家用电器消费旺盛，特别是彩电供应尤为紧张，价格在一天之内能够上涨数次，一台400元的彩电涨到2000元照样购者如潮。各个彩电零售商家被热浪冲昏了头脑，开始大量囤货。黄氏兄弟也将他们当时能够调动的现金全部用来囤货。但等国美的库房全被电器塞得满满时，黄氏兄弟突然出自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于是率先放水甩货，以比市价低得多的零售价把库存商品清理一空。等1989年的寒潮来临时，很多家电零售商遭遇了灭顶之灾，国美却意外地逃脱了厄运。
对于私营经济来说，1988年是真正取得合法地位的一年。当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新宪法中增加了这样一段至关重要的文字：“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1956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后，首次以宪法的形式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地位。
第11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4）
转瞬之间，中国经济从热气腾腾的1988年进入到寒冷肃杀的1989年。这一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政治紧张、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再加上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让一些人开始担心：这些会不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现象。
在这股“倒春寒”中，年广久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等被“吓坏”的私营企业家，纷纷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当地政府，以求退财消灾；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等省，则出现了企业家携款外逃的现象。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这个数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刚刚创立两年的国美电器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曾经被抢购的家用电器，一下子变得无人问津。另外，国美的数家门店也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被关、很多货物被抄走，黄俊钦再次被拘查，黄光裕则被逼得在外面东躲西藏。黄氏家族遭遇了第二次重大危机。
至于被查的原因，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据资料分析，最大可能的是两种原因：一个是涉嫌偷税漏税；一个是有贩卖走私家电之嫌。而这两点，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私营企业的普遍问题，算得上两宗典型的“原罪”。
偷税漏税是这年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从1989年5月便开始重点普查私营企业的税收情况，普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个体户偷税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占到企业总数的80％”；而整顿的第二个重点是对国有体系外的新兴企业进行清肃，打击与国有企业争夺生产资料的“恶劣行径”，而新兴的家电行业是重中之重，被视为“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在原材料受到严格控制的当时，众多企业只能通过“倒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倒爷”的途径无非是两条：一个是通过权力，把计划内的原材料搞出来，再卖给计划外的企业；另外一个则是大量走私的成品或配件。也就是在这一次整顿中，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受到了严重惊吓——1989年4月，广东警方查处了一起走私案，顺藤摸瓜找到了联想门上。柳传志只得向领导求援，最后以罚款300万元了结。
这股寒潮持续了3年之久。美国学者库恩在其2008年底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描述了那段时期的形势：“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经济上由于治理整顿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的形式出现，要求很急、力度很大，加上其他因素影响，致使经济下滑。而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东西死灰复燃。1990 —1991年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批判市场经济的风潮。有些人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有些人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中国都处于一种低谷状态。”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989年1月13日，诗人海子写出了自己最具影响力的诗句。但幻想中的温暖抵抗不了现实中的冷酷，两个月后海子在山海关外卧轨自杀。在这一年，感性的诗人和理性的商人一起陷入了绝望之中。
性格和志趣各异，兄弟俩最终分道扬镳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在经过短暂的停滞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作者库恩如此写道：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步走上发展壮大之路，他对由于保守者影响而放慢改革步伐很不满意。1992年初，这位88岁高龄的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他深知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必须迅猛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第12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5）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方之行。与1984年第一次南方之行的相对谨慎相比，这一次邓小平热情洋溢地称赞了特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等旗帜鲜明的观点。正如其后“两会”期间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标题所渲染的一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经商热。仅北京一地，每个月新开的公司便以2000家的速度递增，以至于半年后，全市库存的工商执照全部用完，只得紧急向天津市调运1万个救急。
经过三年的跌跌撞撞，国美电器终于生存下来。1990年，珠市口店3年的合同期满，兄弟俩又续签了1年。1年后，这个狭小的地方已经满足不了兄弟俩日益火红的生意，他们决定放弃这家门店。而此时，他们已经在北京开了好几家新的门店。1992年，黄氏兄弟几家电器店的销售额已经近2亿元。
就在生意红红火火进行的时候，1992年底，黄氏家族发生了一件大事：曾经一起创业、同甘共苦的黄俊钦与黄光裕兄弟两人，却因为志趣各异，最终分道扬镳。
黄氏兄弟的聚合，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热点。想当年，黄俊钦出门闯荡天下，黄光裕紧跟不舍；后来，黄光裕来北京试水，黄俊钦不放心，马上也跟了过来。当时的兄弟情义，让天涯仿若咫尺。而如今，黄俊钦位于新恒基大厦的办公室与黄光裕位于鹏润大厦的办公室，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但兄弟俩却关系平淡，绝少往来，仿若咫尺天涯。据鹏润内部人士讲，“只有在事涉利益的时候，双方才会坐到一起谈一谈。”是什么原因，令兄弟俩的关系从天涯咫尺变成咫尺天涯呢？
一种说法，是因为两人的产业理想和商业观念渐行渐远。具有商业眼光的大哥黄俊钦，敏锐地抓住了房地产这个中国最暴利行业的脉搏，在1991年就开始介入。
据《黄光裕传奇——国美商战实录》一书记载：从1987年到1993年，经过6年多时间的艰苦创业和不断积累，黄光裕和他大哥黄俊钦为国美日后的飞速发展，打下了一个十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实力之后，又兵分两路，向房地产业渗透了进去，他们投资了一家全资的房地产公司——新恒基地产。
两人开发的第一个项目是新恒基大厦。据说新恒基这个名字的由来也很有意思：当初黄光裕刚到北京时，曾在北京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小旅店里住过一夜，后来，那个地方建起了一片高档的写字楼，名字叫“恒基大厦”。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那个晚上，来北京打拼天下的潮汕少年黄光裕，究竟有怎么样复杂的心路历程？但从他把自己盖的第一个大厦命名为“新恒基”，我们可以揣测，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夜晚——很多像黄光裕一样的穷小子，都有过这样不安现状、立志改变的不眠之夜。但不寻常的是，黄光裕把自己当年心中的宏图具象化了，让它最终矗立在京城的一隅。
黄俊钦属于那种干一行钻一行的“技术迷”。在盖鹏润大厦时，黄俊钦已经对建筑设计研究得十分透彻，并亲自上马操刀，通过自己的设计，节省了很多空间，大大提高了利用率。一座房子，哪个地方能节约多少成本，他只要一看图纸就会一清二楚。
1992年，从海南刮起的房地产热浪席卷全国，让黄俊钦更是沉醉其间。据国美旧臣李俊涛介绍，约在1992年的时候，大哥黄俊钦开始对电器行业产生了疲倦之心，却对房地产、资本运营、IT等行业兴趣渐浓，于是黄氏兄弟正式分家。当时，黄俊钦名下还分到了几家电器店，黄俊钦把这几家电器店改名为“恒基电器”。
大约在1996年前后，黄俊钦把精力更多地投向了房地产业，对恒基电器无暇多顾，导致恒基电器的经营日渐衰落。黄俊钦干脆彻底了断，把仅存的两家门店转给了弟弟黄光裕。黄光裕后来说：“黄俊钦的想法很不错，他现在做IT、房地产、资本运营三块。我们纯粹是两家公司了，没有什么捆在一起的东西。我们各自的市场定位、发展方向和经营方法，都已经截然不同，应该说是两个趋势。”
第13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6）
其中一种说法，分家是为了家族企业的多元化。对于兄弟分家，李俊涛给出的解释是：“树大要分杈，这样树才长得更茂盛一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兄弟俩还都做一块儿的话，那就不好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嘛。1993年以后，兄弟俩一个侧重于电器，一个侧重于房地产，呈现一个多元化的趋势。”大妹黄秀虹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房地产正蓬勃兴起，如果两个人都用主要精力做电器，对家族企业各方面的发展来说，会显得过于单一。她说：“一个人做一个产业，这也是两个哥哥的高明之处吧。”
还有一种说法是，一山难容二虎。在1993年以前，国美电器由兄弟俩合作经营，黄俊钦主要负责全面的管理，黄光裕则侧重市场业务方面。黄光裕开拓市场的“利器”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和一辆不起眼的三轮车。他常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去调查市场行情，｜奇＋_＋书*_*网｜有时还推着三轮车将货物扛回来。但志高心大的黄光裕，不可能永远“甘居人后”，他更加向往那种一言九鼎的感觉。不过，对兄弟俩存在矛盾之说，黄光裕却作了否认：“我们哥俩之间又不会争什么，从不为钱、为权去争，而且当时两人也都不想出名。”但黄光裕也坦言道：“企业不容有两个领导，因为总会有一些漏洞让人钻空子。”
不管缘于哪一种原因，兄弟俩最终分了家，而且分得很干脆、很彻底——黄光裕分到的是国美的牌子，以及一部夏利车和几十万元的现金，其他的全归黄俊钦。从当时的情况看，黄光裕确实有点“吃亏”，因为国美在1993年的资产规模至少有几百万元，不仅从1991年开始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分给了黄俊钦，而且当时已有的五六家电器门店并没有分给继续做电器的黄光裕，而是分到了对电器行业已经没有太大兴趣的黄俊钦名下。
黄光裕后来回忆道：“我哥哥的确分得比我多，多出也不止一星半点。”当时，国美这个品牌根本谈不上什么无形资产，黄光裕分到这块牌子，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长远战略眼光，更多的只是一种无奈。国美之所以后来名扬天下，更多的是因为日后黄光裕和张志铭等人付出的汗水与智慧。
#奇#黄氏兄弟今日的关系冷淡，恐怕少不了当年点点滴滴矛盾的累积。《财经》杂志报道：“其间，时时可遇早期民营资本介入房地产开发时面临的诸多障碍，并经历着严重的资金缺血。一位曾就职国美电器高层的知情人告诉《财经》，兄弟两人在鹏润大厦建设时期发生激烈争执，一度反目。鹏润大厦系黄俊钦所建，黄光裕购买其中一部分，但迟迟未向哥哥支付楼款。他当时实在没钱，非常艰难，而黄俊钦也很缺钱。”
#书#两人关系紧张时，甚至叫来保安互相对峙。黄光裕在2005年接受笔者采访时，对此解释道：“当时鹏润大厦一人一半，底下人为了一些小事吵起来，是保安们不懂事，怎么会扣到我们的头上来！我们之间矛盾是有的，那是很正常的事情，该争的时候就争嘛，但不存在伤害感情的问题，毕竟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企业。”
#网#有人把这话理解为黄光裕故作姿态。其实不然。事实证明，兄弟俩在分家后，还时常进行合作。黄光裕进军房地产业，就一直得到大哥黄俊钦的指点。兄弟俩还一起开发过房地产项目，并互相拆借过资金。
正如并排矗立在北京朝阳区霄云路路口的新恒基大厦和鹏润大厦一样，兄弟俩不管曾经有多生分，但两人的根是连在一起的。
三段爱情和几员大将，在黄光裕本命年一起涌现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这首由杨钰莹唱红的流行曲，是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外来妹》于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轰动了全国。自此，“外来妹”成为一个和广东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词汇。
就在1991年，黄光裕18岁的大妹妹黄秀虹也成为了一名外来妹。但她这位外来妹显得与众不同——众多外来妹都是纷纷南下广东打工，而她却逆流而上，从广东汕头老家北上来到了北京；众多外来妹出去打工都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但她在北京城内却有大哥黄俊钦和二哥黄光裕，而且两人已经成为拥有数家电器零售店的小老板。
第14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7）
黄秀虹学的是会计，于是在国美从一般的财务人员做起，1995年开始升任国美电器西四分店店长。黄秀虹说：“不会因为我是老板的妹妹，就一定要有个好的职位，我很高兴我可以从底层做起。”因为有了这个平台，黄秀虹的能力得到了迅速提高——从刚开始面对财务报表时的手足无措，到后来逐渐学会妥善处理每天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
2004年，黄秀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透露了她当时的巨大压力：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她经常彻夜难眠，好多个夜晚，她虽然已经回到家里，闭着眼睛躺在了床上，但仍然觉得自己仿佛还在办公室内，大脑中所有的细胞仍在高速运转，想着那些千头万绪的公事，有时一个问题一想就是好几个夜晚。黄秀虹说：“别人做不好还情有可原，但我做不好就不行，我必须要做到比别人更好，谁叫我是黄光裕的妹妹！”
在刚到北京那段忐忑不安的日子里，一个男孩闯进了她的生活。当时国美电器还在创业初期，企业的规模不是很大，所以公司一些重要的职位都是回到广东老家去招人。这个男孩在一次招聘中进入了国美。他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由于聪明能干，很快就得到了赏识，成为财务方面的负责人，早几年公司使用的财务系统软件都是由他主要负责做起来的。
由于工作关系，两人有很多机会在一起，慢慢地就产生了好感。两人的恋爱经历没有太多悬念，在相识一两年后的1994年，21岁的黄秀虹嫁给了25岁的他。婚后两人很快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小家庭度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也许在黄秀虹的脑海里，和一个可靠的人在一起，然后结婚、生子，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是一生中最大的福份。但后来的发展却事与愿违，这是后话。
几乎在同时，国美另外还有一段爱情在萌芽。1993年，黄光裕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北京姑娘杜鹃。杜鹃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当时任中国银行信贷员。据知情人介绍，那个时候的信贷员对于业务能力要求很高，这样的人才总量是很少的，所以杜鹃称得上智慧与美貌并重。
那一年，黄光裕刚和大哥黄俊钦分家，正处在事业的关键转折点上。既漂亮能干、又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工作单位的杜鹃，无疑让年轻的黄光裕为之心动；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黄光裕，却有着聪明的头脑和可贵的进取心，这也让杜鹃不得不为之侧目。
当时的黄光裕分家时得到一辆夏利车，这辆车自然成为他承载当年爱情幻想与事业理想的最佳工具。据知情人透露，黄光裕虽然会开车，但一直没有驾照，自从爱心被杜鹃俘虏后，他更没办法集中精神开车，有一次甚至差一点被交警逮住。于是，找一个驾车技术好、熟悉北京路况、人老实听话而且年轻身体好（偶尔可以做做搬运工）的司机，成为黄光裕的当务之急。
有一个人完全符合黄光裕这些“苛刻”的条件，那就是一个叫张志铭的年轻人。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个私人司机的最佳人选：中专学历，籍贯北京，1970年2月出生，1984年至1986年在北京市塑料工业学校学习，1986年至1991年在北京苹果园木器厂工作，1991年至1993年在北京市金龙出租汽车公司当司机。他不但长相佳、品行端，而且老实听话、勤奋肯干，让黄光裕甚是称心。
1994年，也就是在张志铭进入国美之后一年，黄光裕的二妹——年仅19岁的黄燕虹也来到了北京。她最初在国美当出纳，在财务方面完全是自学成才。
在黄燕虹来到国美不久，黄光裕便把自己的司机张志铭调到最基层的门店去干活。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平常的接触中，黄光裕意识到张志铭是一个人才，所以开始重点培养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张志铭已经不能专心为自己开车了，他的心思已经慢慢转移到自己的二妹黄燕虹身上去了。
1993年，在黄光裕开始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又招聘了一些人，其中几个人以后成为了黄光裕得力的左臂右膀，他们在国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除了张志铭和之前进入国美的李俊涛，另外还有何炬和华天等人。
李俊涛1986年7月至1988年7月在广东兴华无线电厂工作，于1988年7月至1989年12月，在北京一家叫亚华的电脑公司工作。1989年12月，他被黄氏兄弟招至麾下，历任业务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1992年底，因为做电器这行太久了，李俊涛也想换换口味，跟黄俊钦去做房地产，但最后在黄光裕的盛情挽留之下，随着黄俊钦名下的恒基电器又一起转到了国美电器。
何炬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曾于1990年8月至1992年3月在中国船舶研究院担任干部，1992年6月至1993年8月在厦门太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职，从1993年9月起进入国美。在为国美效力的十余年中，作为黄光裕曾经的得力干将之一，在国美的全国扩张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后来最大的贡献，是把国美的制度建立起来。
黄光裕对手下的严苛是出了名的，但在谈到张志铭、李俊涛、何炬、华天等国美高层管理团队时，他的态度先抑后扬，表现出了一种欣赏之情：“虽然这几个人在能力上还有些欠缺，但这谁都有，他们也有几个条件：一、敬业精神非常好；二、非常有眼光、有胆量；三、非常勤奋；四、从来不封闭自己；五、从岁数来讲，非常恰当。他们对这个企业是非常有感情，也非常了解的，根基非常扎实，是从基层到上面，整个企业的流程他们都做过来了，都努力过了。”
也许是黄光裕太过于强势和喜怒无常，他手下这几员大将在企业内数度沉浮，有一种被“如来佛”的手掌把玩的无奈。有的人甚至在负气出走后，还会遭到黄光裕的无情“追击”和打压。
1993年是黄光裕的本命年。中国有一句古话：“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如果本命年走背运，则以后到处是关口、满眼皆门槛、霉运到家；如果本命年走顺运，则以后一顺百顺、红运当头、势不可当。
黄光裕命硬且好，有幸成为了后者——他想找一个好老婆，却“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天生的投资专家；他想找一个好司机，还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管理专家；他念及亲情，想为两位妹妹在公司里安排一份工作，仍然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她们不但不是累赘，反而是独当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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