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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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是何等重大！中国革命靠的是什么？就是靠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叫做武装斗争。武装就是指军队。当然，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还要做好政权工作和民众团体工作，在这些工作中，现在哪一个工作最重要呢？我看军队工作最重要。当然，军队是党领导的。我们没有党不行，没有党连在这里开会都不可能。没有党领导的军队也不行，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开会。军队是革命队伍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军队干部的好坏，对革命成败有直接的影响。当然，今天决定中国革命的成败，不单纯是军事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党的建设问题。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成功。如果我们搞不好，中国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的解放，不知又要拖后多少年！既然是这样大的责任放在我们肩上，那末，我们有毛病，有缺点，有错误，就一定要改正。

　　有同志认为，开展自我批评会失掉自己的信心。他说我们军队是硬的，如果搞自我批评，今天批评一下，明天批评一下，军队就不能打仗了。我说，这样想是不对的。自我批评是否会失掉自己的信心呢？比如贺老总（注「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军团长。一九三六年七月红二、六军团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他任总指挥。……第44、270页。」），在这次高干会上的报告中，就充满了自我批评精神。他的这种自我批评是不是会使我们对工作丧失信心呢？我想不会的，相反，我们的信心更大了。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估计得客观，不夸大，也不缩小，实事求是地把毛病找出来，我们以及我们的士兵，都不会失掉信心。我们不抹煞成绩，同时也不掩盖缺点、错误，这样对整个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那末，自我批评是不是会丧失我们的威信呢？威信在军队里头是很重要的。如果军队领导干部没有威信，下级就不听命令。那就不能指挥作战。但是要知道，靠上面发给你一个威信，靠招牌来建立威信，都是靠不住的。威信是建立在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平时工作上面的。进行自我批评，克服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只会使你的指挥更正确，工作做得更好，因而你的威信就会更高，有些同志认为，有了什么毛病、要不分场合到处作自我批评，如果是那样，当然也不好，应该弄清楚一点，就是我们的批评是对待革命同志的。在敌人跟前，我们不能作自我批评。不能把党内处理问题的原则用来对待敌人。

　　我们自己应该有自我批评，这一条要经常注意，同时有很多事情还要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因为我们自己的意见不一定是客观的，而别人对我们的缺点、错误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些，处理问题可能要更客观些。要做到客观，首先要对自己客观，对自己客观了，就可以把人家也看得客观。开展自我批评，会使一个人更虚心、更客观。如果军队干部自己不虚心、不客观，其他部门的干部也就不敢批评军队干部。在军队里，横行霸道的作风有没有呢？我想还是有的。霸道的作风，也就是不客观。霸道作风应该是对付敌人的。比如打仗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搬到党内来，也不能把它搬到革命队伍里来。如果把它搬来对待自己的同志和党外人士，这就不好了，应当改正。

　　四坚决反对自由主义

　　对犯错误的同志既不能进行打击，槁残酷斗争，也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错误态度。

　　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干部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自抗战以来，我们曾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错误态度。有的同志讲了三个原因：一是由于过去搞过火的打击，现在走到另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是统一战线环境；第三是由于我们队伍里新的知识分子成分大量增加。我很同意关于这三个原因的分析。过去我对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问题也估计不足，我有责任。一九三八年我在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讲演，只讲了季米特洛夫（注「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第271页。」）的六条干部政策，没有讲到对干部本身的四条要求，即：第一，对党忠实；第二，同群众有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纪律。

　　我们对于党内的错误倾向，反对得也少，只讲团结，没有斗争，这是有普遍性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工作是被动地而不是主动地去做。组织部长的责任是，看到一种错误的现象，就要问，就要批评，说这是错误的，值得注意，这项工作应该是主动地去做。如果是被动的，人家不找来就不讲，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才讲，那就来不及了。第二，只注意组织上的问题，不注意思想上的问题。如果思想根子不挖一挖，是不能够去掉毛病的。第三，只注意下层，不注意上层。一般来说，下面有一种什么倾向都是小倾向，大的事情是闹不出来的。闹独立性也不见得是下面能闹起来的。反对错误倾向，最重要的，是在高级干部身上。只要上面的错误纠正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我这样说，是不是对下面的小问题就不要管？那也不是。下面的小问题还是要批评，但是更应该注意上面的大问题。第四，过去我们只注意个别现象，不能够把某种突出的个别现象作为典型进行一般教育。中央的同志、尤其是毛主席就不同，他们很注意通过个别事例教育大家。

　　以上这些毛病，实际上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自由主义好不好？当然不好，因为它会助长错误。其结果，只能损害人，损害党。那末，怎样才能克服自由主义呢？第一，我们要像毛主席讲的那样，嗅觉要灵敏，要主动地发现问题。第二，共产党员看问题要尖锐一点，不能明哲保身。第三，在反对错误倾向时，态度一定要坚决，一次不行就几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能够逐步克服错误倾向。第四，要注意纪律。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目的是使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正确的同志更前进一步。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关于整党问题的讲话摘要。」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同志们！现在大家要下去做工作，我来讲几句话送行。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十几年来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有了很重大的贡献，这是不能够否认，也不应该否认的。但是我今天不打算讲这方面的事情，我想讲讲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们中的两个倾向，或者说两个缺点，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讲得是否对。两个什么缺点呢？一个是特殊，一个是自大。这两样东西我看都是不好的，都是应该去掉的。从积极方面说，也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特殊，不要自大。

　　先讲不要特殊。在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里面，或者说宽些，在我们做文化工作的同志里面，有没有人感觉我是一个文化人，和旁的党员不能相比，对党的关系也要与众不同呢？我看这种人是有的，不但他们自以为特殊，旁的同志也把他们当作是特殊。这种现象，应不应该在党内存在？为要答复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可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这种党员是以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千万万普通党员中一分子的资格入党的。第二种是，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也许还有第三种，文化人和党员各半。不过，这只是过渡形式，是一定要向第一种看法或第二种看法发展的。党对这两种看法的态度怎么样？毫无疑问，党是要求确立第二种看法，反对第一种看法的。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原则争论，原则区别。党是不是像共产党？党员是不是像共产党员？原则区别就在这里。可否来一个妥协？妥协就是帮助“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所以，妥协的路是没有的。

　　那末，党员中间是不是还有分别？有分别，分工就是分别，但是分工并不能作为特殊化的根据。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十三条党章（注「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126、129、146、274页。」）里面，一条也没有讲起党员分工以后怎么样，党员就是党员。要说分工，个个党员都分了工，我们党内就没有一个不担任任何具体工作的“单纯党员”。是不是文化工作比别的工作高一等？这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注「见北宋汪洙等著《神童诗·劝学》。……第274页。」）的士大夫观点，而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凡是对群众、对革命有必要的工作，都同样有价值，做好了都同样有功劳。一定要问什么工作最必要，那末，只有说劳动最必要。这才合乎历史的实际。而劳动者恰恰就没有向党向社会要求过什么特殊化。如果一定要求特殊，这个要求是前进的还是后退的？这是后退的要求，这是要使先锋队的党员向党外老百姓看齐，使党向“各界联合会”看齐。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不要有这种落后的要求。

　　同志们或者还要问，那末，党为什么又说要照顾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呢？我想，这不外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因为分工的特点。每种分工都有它的特点，用做文化工作的方法去做军事工作不行，用做军事工作的方法去做文化工作也不行。文化工作中个人活动要多一点，这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新的译文题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97页）。……第275页。」）里面说得很好，如果不照顾到这一点是错误的。还有一个用意，是因为考虑到一部分文化工作同志的弱点。做文化工作的同志们过去大都是分散工作，受党的教育比较少，和工农兵的结合也很差，因此在思想意识上不免产生一些弱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人家长期照顾，到处对人家讲，我有缺点，你们要照顾呀！这就并不漂亮了。这是我要说的关于不要特殊的第一层。

　　这一层弄清楚了，接着就好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遵守纪律？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党员是容易解决的；在文化工作的同志中，过去就曾有过一些麻烦。但是，如果我们的党员不是请客似的请来帮忙的，……这种客是请不得的，请来也会越帮越忙，……那末，就要毫无例外地实行我们的党章第四十四条：“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你说机关枪也是我们的武器，但是我们的机关枪又是哪里来的？是由有纪律的党领导群众斗争得来的。并且越是有了机关枪，就越要依靠纪律。一连人作战的时候，我要向这里冲，你要向那里冲，大家都不听连长的指挥，怎么能不打败仗呢？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党亡国亡头呢！纪律有没有束缚性？我们的纪律基本上是自觉执行的，但是假如有一回有一个党员偏不自觉，那怎么办？那就得来一点束缚。是不是这一下就把我们的天才束缚住了？我说不会。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害革命的东西，就像游泳术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一定要革命，又一定要施展一些妨害革命的“天才”，那么对不起，就得束缚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决不会感到是束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这些人我们都承认有天才，但是他们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所以，同志们对于这一条完全可以放心。

　　同志们过去对于有纪律的生活既然不很习惯，现在又要到前方到乡下去工作，那末，在遵守纪律的问题上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我以为要特别注意真心地遵守和具体地遵守。所谓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口头上说要遵守纪律并不难，我们要求的是会场上这样说，散了会私下里也是这样说，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所谓具体地遵守，就是要在各种具体的情形下面来遵守。我们说要服从真理，服从革命，赞成的人一定是很多的；说要服从无产阶级，服从共产党，赞成的人也不少；再说要服从党中央，服从毛主席，这也还比较容易；但是说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这就发生了困难。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只能抽象地遵守纪律，不能具体地遵守纪律。具体地遵守纪律，就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做不到这一步，我们的党就要垮台，因为假如谁都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强，自己的意见对，没有一个约束，结果就谁都服从自己，不服从别人，而党的统一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第二个问题，做文化工作的同志要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这个问题对大多数党员是不成问题的。做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在纠正了教条主义倾向以后，一般也不成问题。而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中间，就一直有些不同的议论。有的说，做文艺工作可以不学这两项。有的说，学了反而妨碍文艺。也有的并不发议论，就是不学。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不是叫做革命的文艺工作吗？要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还有什么旁的办法？严格地说，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比如怎么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也是文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不把这一类问题搞通，我们写出来的作品怎么能反映一个时代，怎么能反映这个时代群众的斗争？所以，那种以为作家可以不学习政治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否认文艺要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群众的意见。这个道理，毛主席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上曾经详细说过（注「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的第一、第三部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858、865…867页）。……第277页。」），我现在不多重复。我只补充一点，就是学习政治不但于创作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掉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我们有些同志，一高兴就是灵感，一不高兴就是伤感，这叫做感情用事。这样，事情固然搞不好，自己也很吃亏。我们是干人类解放的大事业的人，就算二十岁加入共产党，活到六十岁不过四十年，还要为一点小事情烦恼，不是太划不来了吗？现在同志们到实际工作里面去，这一点，关系更大。为要把工作做好，为要和一起工作的同志团结得好，都需要大家努力注意学习政治。

　　以上是讲不要特殊。现在再讲不要自大。这与前面讲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所以要特殊，就因为自大，要反对特殊，就要进一步反对自大。我不是说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都自大，但是确有一部分同志有这个毛病。毛病是从两处来的，一是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不合事实的估计，一是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不合事实的估计。这里要分别研究一下。

　　有些同志觉得自己过去写过很多文章，画过很多画，作过很多曲，演过很多戏，因此很值得骄傲一番。这是不是值得骄傲？我说丝毫值不得骄傲。如果做文艺工作是一个人的分工，那末，他这门工作做得好，是他尽了份内应尽的责任，做得不好，就是失职，就是不及格。文艺工作的内容，无非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过是将它们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表现。为什么表现实际，硬比实际做的更值得骄傲呢？而且天下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大得很，比如革命，就是要使全人类翻一个身的大事，文艺家就是能把这件大事完全表现出来，他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也还是不能和革命本身相提并论，何况文艺家所表现的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同志又觉得自己有许多读者，有许多群众，因此值得骄傲。这个想法适当不适当？我看也可以考虑。群众为什么欢迎一个作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反映他们的感情，所以一个革命的作家，一个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的作家，自然就能够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如果有人把这种关系绝对化，以为自己无论拿出什么作品来总是会有群众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不要说一个和群众走反对方向的作家，就是走同一方向，但是自己走慢了，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也会被群众所遗忘的。并且我们还要计算一下，现在我们多数做文艺工作的同志究竟有多少群众？应该承认，我们的读者还只是群众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离开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一步还远得很。在这个时候就忙着骄傲自己有群众，这就更加有害了。

　　我们不要把文艺的地位一般的估计过高，同时对个人在文艺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计过高。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是否都能很客观地估计自己呢？我看有些同志不见得能够如此。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做“家”，人家恭维他们是“家”他们不推，人家不恭维，还要急于抢着自称为“家”，久而久之，也就弄假成真起来，俨然有了个架子。这个架子是很不妙的，这是一个“包袱”，一个负担，背着它就不好往前进。我们的这些同志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小菜煮在锅里，味道闻在外面。”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称的。我们口称不如上秤称，看自己的知识够了没有？没有呢！我们的年纪还轻，知识还少得很。我们名为共产党员，但是对于党的知识就不多。工人工作是怎样一回事，农民搞土地革命（注「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决定。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后来，毛泽东等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逐步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解决了许多为党的六大所不曾解决的问题。……第5、25、、163、172、265、279页。」）、搞农业生产是怎样一回事，现在八路军、新四军打仗又是怎样一回事，许多人都不十分了解。不但革命的知识，就是社会的知识也很少，我们的同志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知道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所，但是证券交易所也好，纱布交易所（注「上海证券交易所是解放前上海买卖有价证券的投机市场。一九二○年由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成立，当时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主要从事公债投机。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宣告停业。一九四三年重新设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华商股票为主要投机对象。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一度停业。一九四六年再度复业。上海解放后，一九四九年六月被封闭。上海纱布交易所即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是抗日战争前我国最大的棉花、棉纱市场。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一九三七年八月停业。买卖棉花、棉纱，分现货、期货两种，期货、交易大多是投机活动。……第280页。」）也好，究竟是个什么情形，知道的人就少了。我听说茅盾写《子夜》（注「茅盾即沈雁冰（一八九六一一九八一），浙江桐乡人。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子夜》是茅盾写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出版。这部小说主要通过对吴荪甫这一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及其周围环境的描写，反映了中国三十年代初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时代发展的趋向，表现了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不可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而是日益殖民地化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