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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文选-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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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之后出现的若干商品滞销、私营工商业停工歇业日多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会后，开始调整工商业。经过约半年的调整，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使它们得到了发展，并引导它们开始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86、88、110，149页。」），中央财政部召集了一次各大城市的税务局长会议，详尽地讨论了有关劳资关系、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这三次会议均有私人工商业代表参加。我现在报告的，大都是这些会议的共同意见和结论。
我们国家和人民目前还有许多困难。为了顺利地完成经济和财政方面的任务，我们希望全国军政公教职工，人人负责，厉行节约，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妥善地整理军政机构的编制，一切受命调动工作地区的军政公教职工，踊跃赴调，减少国家在人力和资金上的浪费；彻底清理仓库；全力整理国营企业的经营，完成上缴国库的任务。同时，希望全国工商界，遵照税章踊跃纳税，消灭逃漏。希望各地工会、工商业联合会和同业公会及全体职工协助税务人员完成国家征税任务。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同时又要减少和消灭国家的财政赤字。我们相信，只要政府与人民共同努力，这个目的是可以达到的，我们的国家是有无限前途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原载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七日）
抗美援朝（1）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
（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七日）
一
现在放在财经会议面前的有三个问题：第一，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第二，明年度的财政概算。第三，财经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如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的供销，农产品及土产的收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调整，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的建立，以及贸易工作计划的制定，等等。
今天只讲第一个问题，即明年财经工作的方针。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属于财经工作中的政治，需要首先弄清楚。现在分下面几点来说明。
明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应该放在什么基础上
现在美帝侵朝战争扩大，估计时局的发展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我们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虽然炸有先后，有大小，其基本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时局只变到第一种情况，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果时局变到第三种情况，则财经对策需要另行讨论。但目前先把基点放在第二种局势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简单地说，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减少。这就是应付第二种局势对策的主要点。
财政工作的部署应该分别先后
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说起。现在争执之点，在于何者是第二，何者是第三。这种争执，在过去各个时期未曾发生过，也不会发生。我以为第二应该是维持市场，求得金融物价不要大乱；第三才是其他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和文化的支出。
为什么要把市场列在第二，而且宁可削减经济和文化的支出以就市场呢？从政治上、经济上来说，我们现在已非过去的时代，既非延安、太行山、阜平时代，也非哈尔滨、张家口时代（注「这里所说的延安、太行山、阜平时代，意指抗日战争时代，哈尔滨、张家口时代，意指解放战争时代。——第113页。」）。延安时代我们绝大部分是在农村中，只占有一部分小城市，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支出主要是军队及供给制（注「供给制——是革命俄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对党政工作人员和军队指战员，按照大体平均的原则，直接供给最基本生活资料的一种分配制度。一九五○年以后，大部分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即把服装、伙食等一些基本的供给项目折成货币，连同津贴一起，作为生活费，以现全支付。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供给制的项目。到一九五五年，供给制和包干制一律改为工资制。——第113页。」）干部的生活。当时的经济，主要是分散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经济，大部分系自给自足，所以市场物价问题对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不大。即使城市物价波动，对农村也无大关系。在哈尔滨时代，虽占有大城市了，但当时还谈不上恢复经济，全部财政收入，支持战争还不足，也就无力支持市场，稳定物价。而且，城市工资劳动者数目不多，市场物价不稳，关系并不很大。在经济支出中最多能保证铁路通车，维持交通，还无法做其他的事。现在不同了，我们已占有全国大、中、小城市，全国交通已经恢复，财经已经基本上统一，而且城市经济已有了一些基础。半年来物价稳定，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好的作用。因此，凡是对于市场物价稳定有影响的，我们应该慎重地来考虑。
其次，我们的经济还无巩固的基础，还很脆弱，物资储存也很少。如果敌机来轰炸，可以随时引起物价风潮。我们手中无物资，平抑不了涨风，政治上很不利，而且会影响军事。这个弱点，如果被敌人看到、抓住，就会用此法欺侮我们。物价波动以后，税收便要减少，公营企业（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收入也要降低，逼着财政增加发行。发行一千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抵不上一亿斤小米（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分别发行币值不同的货币，加上物价不稳，所以预决算和供给标准，均以小米计算。一九四九年开始改用折实计算（参见本书注23），但一般仍保留了用小米计算的习惯。一九五○年物价稳定以后，逐渐取消小米制，改用人民币计算。——第40、46、53、89、113页。」），结果还要不断追加。去年的物价波动（注「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一九五○年二月，全国物价先后发生过四次大的波动。第一次，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以同年三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物价上涨一点八倍。第二次，发生在七八月间，以同年六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七月份物价上涨一点八倍。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是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以同年九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十一月份物价上涨三点五倍。第四次，发生在一九五○年一二月间，以同年一月上旬平均物价为基期，二月份物价上涨零点九倍。每次物价上涨风，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带头波动的是粮食和纱布。中央财经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避免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参见本书《制止物价猛涨》（第29—31页）和《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第32一33页）两文。——第51、55、77、113页。」），使城市居民受到损失，城乡交流受到阻碍，财政、金融、贸易的周转失去正常，为害很大。今年三月，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稳定，工商业得到调整，加以秋后农业丰收，农民购买力提高，到今年九十月，各城市都热闹起来，工商业开始活跃，税收增加，一个钱顶一个钱用，市场物价稳定，工人不需要救济了，工商业家又喊“毛主席万岁”了。这说明，广大人民，大多数的工商业者，愿意市场物价稳定下来。从今年初财经统一（注「参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一68页）。——第99、114、122、130、138、194页。」）到调整工商业（注「参见本书《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一文（第99一110页）。——第79、114、138、267、283页。」），由调整到现在的初步好转，证明了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力争市场物价稳定，非常重要。这是财政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我们所用的方法是求得收支平衡，削减以至消灭赤字，而不是用多发钞票弥补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物价的稳定。
在战争中是否能够保持市场物价平稳呢？我们还没有把握。因为即使财政上求得平衡，金融稳定了，而物资的供应发生问题，运输发生问题，市场物价还要波动。这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时间迟早之间的矛盾，在战争时期是很容易发生的。但是，财政金融平稳了，市场物价的平稳便有了基础。如果金融与物资都发生问题，物价波动程度将更大，更难以控制。所以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物价波动中的金融因素，也就是力求在财政概算上，尽量多收，尽量少用，使其没有赤字。如果赤字削减不了，也只能是因为军事上的紧急需要。除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不应该允许有赤字。没有钱可以不办，可以缓办。在财政收支不平衡时，虽然可以向外借款，但数量少而且困难。发行公债，根据上半年经验，也搞不了多少，而且工商业家意见很大。因此，只有靠发行钞票。在战争中大量发钞票是很危险的事，其后果在物价上立刻可见。因此，我们这种对支出用“削罗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在财政和经济上都会有利。
带投资性的支出列在第三，就是说，要在照顾第一、第二之后，剩有多少钱，便办多少事。总之，以没有赤字为原则。如果为了战争，为了军事，维持不了市场物价稳定怎么办？那也无办法，因为战争是第一。做了第一才可以做第二，做了第一和第二才可以做第三，而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如果面面俱到，便会一事无成。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这和作战是一样的道理。今年二月财政会议（注「一九五○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财政经济工作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前，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所管各部举行过一系列专业会议，摸清了基本情况，作了充分准备。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三月三日，政务院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随后，出现了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的新局面。——第43、54、70、115页。」）时提出的财政预算，赤字很大，以后决心缩减，困难克服了，也没有饿死人。最近决定冻结国营企业存款，大家决心去做，困难虽多，结果也做到了。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还很困难，干了二十多年革命，还要苦一段时间。农民的负担，不但不能减少，还要增加一点。这都是不得已的办法。
在这里还要重复说明一下，什么叫战争第一。过去在地方系统中做党的工作，做政府工作，主要是在做战争后勤工作。党委书记实际上是后勤部长。说高级干部没有战争第一的观点，这不合事实。现在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同志可能注意得还不够。战争第一的观点表现在财政上，即是在预算上要尽可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从军事系统做后勤工作的同志来说，战争第一，不能采取有多少用多少的“包用”办法。如何用，用多用少，用迟用早，要详加审核，而不是“报销”完事。因此，一方面要做到战争第一，另一方面要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使用，才能满足军事上的要求。
在财政上，经常存在着要多和要少、要早和要迟的矛盾，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是局部与全局的矛盾。最后的决定，要求局部必须服从全体。
削减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
经济建设的投资，要规定这样一条原则：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对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这三者应该予以满足。除此以外，应加以削减和收缩。
来日方长，经济建设推迟一下是可以的，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战争不由我们决定，美帝国主义不许我们建设，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如此。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方针上，都不可能又战争又建设，不可能两者并列，两头兼顾。有些建设可以发展，应该发展，如军工，那是直接为了战争。等战争结束以后，才能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我们现在可以做各种准备工作，如资源调查、干部训练等等。是否有人不乐意呢？有的，但不能搞“情绪投资”，即以国家投资去照顾某些人的情绪，这是完全违背我们经济建设的目的的。
文教卫生、公用事业以及军政经常费用，也应大大减缩。在建设投资中，对投资数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所谓投资一亿斤小米是表示什么呢？一亿斤小米即是七万两黄金，或五百万块光洋（注「银元——也称银洋、白洋、光洋、大洋等，是一种银币。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银元又在市场流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元由中国人民银行按规定的比价收兑，严禁流通。本书一些地方提到的银元，是借用来说明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或其他物资的实际价值的。——第6、57、94、116、141、180页。」）。所谓一亿元人民币是表示什么呢？一亿元人民币折合战前五千块光洋，或七十两黄金。过去农民过年，梦想“黄金万两”，也不过是一千四百万斤小米。
增加财政收入
平衡收支要从各方面想办法。要向地方上打点主意。明年要求地方收入上解一部分，如地方公粮附加（注「地方附加——是地方随正税征收的、不列入国家预算的部分。正税指列入国家预算的税收。国家对地方附加的比例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农业税地方附加，一般不得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某些获利大的经济作物区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第49、65，71、117、158页。」）及地方企业收入，要缴中央一部分。另外，这次扩大地方武装的开支，也要由各地自行解决。还要向农民求援。我们现在的统一战线有四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人现在还穷，文化人现在也不能再紧裤带，民族资产阶级今年上半年买了二十亿斤小米的公债，油水也不大了。农民人数最多，在土改（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后或减租后，已得了好处，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低于工人，但只要国家收买其农产品和土产品，他们的购买力便可以提高。而且，东北农民在工农业品价格剪刀差上所受的损失，现在较过去已大为减少。过去一吨粮食只换零点八匹布，以后提高到二匹布，今年初加到二点八匹布，现在调整到二点五匹布。而在关内，以天津为例，一吨粮可以换到六匹布，比关外已经好多了。这说明，向农民求援是可能的。
各级政府及税收机关要加紧收税。地方漏税百分之十五到三十，这个估计不算多。汉口市检查了一下，各月一般漏税在百分之三十。应该想办法堵塞这个漏洞。做好了，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因此要加强税收机关工作，提高税务人员的质量。
某些民用必需品，如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可以实行统购统销。只要保证资本家的一定利润，按照供销情况实行合理的统购与配售，增加统销税（注「一九五一年四月，为配合对棉纱实行统购统销，开征棉纱统销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规定，取消棉纱统销税，并入商品流通税。——第117—193页」），国家又可以增加一大笔收入。
二
这次会议讨论确定的明年财经工作的方针，中央已经基本上同意。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应该反复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在农民那里多取几十亿斤粮食行不行，农民是否负担得起？国防第一，又要维持市场，使金融不大乱，能否做得到？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增收措施，如增加公粮附加（注「一九五○年九月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农业税地方附加不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将全国各地区的农业税地方附加提高到不超过正税的百分之二十。——第118页。」），征收契税（注「这里所说的征收契税，指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颁发土地房屋所有证（或土地证）时所收的一次土地证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了《关于土地房产所有证收费的决定》。土地证收费标准，一般分为两类，均以细粮（大米、小米、小麦）计算。甲类：水田及场院、宅基，每市亩收五市斤。乙类：旱地，每市亩收二市斤半。凡已领有土地证的土地房产，如有买卖、典当、赠与或交换，则按一九五○年四月三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契税暂行条例》办理领契完税手续。——第118页。」），酌增若干种货物税、进口出口税等等，共有几十亿斤小米。这些大部都落在农民头上，农民会不会不满意？这是必须考虑的。要农民拿得起，我们要做一件工作，就是实行近地交流、全国交流、内外交流，让农民销出农副土产品。只要能够把农副土产品销出去，农民就可以负担起来。比如，一户农民养一只母鸡，一年下二百个蛋，把它销出去，每个二百五十元（城市价五百元），就可以收入五万元，合五十斤小米。从五十斤中拿出十几斤，这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帮助农民销出农副土产品，是国家取得税收的前提。
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完全证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农副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这样，可以进一步促进正当工商业的发展，打击投机，使城乡交流更趋活跃。这是一连串的收获。因此我们说，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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