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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文选-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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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城乡的粮食销量开始了不正常的上升，当时没有加以注意。到了今年三、四月份，在原属华东、中南、华北地区若干省份的部分农村中，出现了许多农民要求供应粮食的现象。结果，国家销售的粮食超过月度计划很多，而且往往超销越多的地方，叫喊缺粮的越多。与此同时，在农民叫喊缺粮地区的城镇中，粮食销量也不断上升，不少地方发生了排队争购切面和其他食品的现象。为了迅速纠正粮食销量的这种不正常情况，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发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全国各省市立即派出了几十万干部到农村、到城市整顿统销工作，再一次宣传粮食统购统销的意义，号召人民起来协助政府做好这一工作。对于要求供应粮食的户进行评议，把不应该供应、可以少供应的数字削减下来，可以迟供应的就推迟，同时保证缺粮户必要的供应。经过这样整顿以后，销量迅速恢复正常，“缺粮”的喊声也有了显著的减少。全国销粮，三月份九十三亿斤，四月份九十六亿斤，五月份降到八十四亿斤，六月份又降到六十四亿斤。历来五月份是粮食销量最多的月份，但是今年却比三、四月份减少。显而易见，在叫喊缺粮的人中间，确有一部分人是真正缺粮的，但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缺粮。
我们全面地分析了粮食的生产和统购统销的情况，认为今年春季一些地方粮食供应紧张，固然同去年粮食统购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即多购了几十亿斤粮食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民还不习惯于粮食统购统销办法。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千百年来他们的习惯是除交租、交税以外，形式上是自由处理余粮的。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农民虽然把粮食卖给了国家，但因为他们是私有者，有些农民又想买回去，并且还想买得更多。今年三、四月份粮食供应紧张地区的城镇上，只看事情表面的人，以为排队争购切面和其他食品的农民都是缺粮的。但大量事实证明，排队的人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极少数是缺粮的；一部分是家有余粮的，他们去排队的目的是装做缺粮，怕再向他们购粮；大多数是这样一类农民，即他们的粮食是够用的，但想多保存一些，多有一些后备，所以也去排队购买切面和其他食品；也有的是已经评定为缺粮户，并且已经规定了开始供应的日期，但是他们却想在得到供应以前，先买到一些切面和其他食品。应该指出，不少地方粮食供应一度紧张，是由于地主、富农分子和某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小私有者的心理和我们某些工作上的缺点，从中造谣煽动而造成的。但农民是拥护政府的，又因大多数口头叫喊缺粮的农民并不真正缺粮，在我们把道理向他们讲清楚，同时把统购统销工作加以整顿以后，不但销售数量降到了正常的水平，而且缺粮的喊声也很少了，这样，人心就安定下来了。
有人提出：可否停止粮食的统购统销，或者政府减少统购粮食的数字，只管城市供应，不要去供应农村，让农民中的余粮户和缺粮户自行调剂。
我们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必须坚持，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是错误的。大家知道，解放以后的头三年并没有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是为了解决全国粮食供需之间的矛盾。那个时候，一方面，城市、工矿区和农村技术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都在扩大；另一方面，国家收购不到必需的粮食。我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半自给的经济，生产水平不高，商品率很低。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以后，粮食产量是增加了，但是农民的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而且也不急于出卖余粮了，因此，商品率反而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商人和别的行业的商人就囤积粮食，存有余粮的富裕农民等待高价，不卖粮食。很显然，政府为了掌握必需数量的粮食来保证供应，使私商和富裕农民不能够操纵粮食市场，就必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们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但有利于粮食消费者，同时，因为收购价格是合理的，对于全体出卖粮食的农民也是有利无损的，因此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过去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后仍然需要这样做。
我们认为，政府只管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去供应农村，让农民中的缺粮户和余粮户自行调剂，这样一个办法，目前在我国普遍实行是有害的。黑龙江和内蒙的一部分地区，大体上是实行这个办法，因为那里每个农民平均约有十二亩耕地，家家有余粮，又没有大量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需要供应粮食。但是，我国绝大部分农村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全国有一亿几千万的农村人口每年或多或少要买一些粮食，这就是：三、四千万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四千万左右遭受不同程度的各种灾害的农民，五千万人口的缺粮户。除此以外，还有渔民、牧民、盐民、林民和船民约一千二百万人左右。所有这些人，都需要粮食供应。在粮食够吃够用的农民中，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他们有一定数量的周转粮食需要进行卖买，例如，卖出麦子，买进杂粮，或者先卖出一部分口粮作为某项开支，有了钱再买回口粮，等等。全国卖买周转粮的农户没有统计，各地情况也不同，但估计可能不低于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即一亿人口。这样，农村中需要买进粮食和卖买周转粮的农业人口就有二亿以上。如果对这二亿多人口的粮食供应和周转粮的卖买，政府不去管，听任私商、富裕农民去操纵，那末，使广大农民倾家荡产的资本主义就必然在农村中泛滥起来，国家关于各种作物面积按比例播种的计划就必然要被破坏。随之而来的，首先是集镇和小城市的粮价，接着就是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粮价发生波动，全国物价也就不能稳定。我们不应该采取这种办法，道理是很清楚的。
要根本改善我国的粮食状况，当然必须增加粮食的产量。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搞好生产，一方面要搞好供应。发展生产才能够保证供应。同时，合理地解决供应问题，又能反过来促进生产。我们必须懂得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我们发展农业，大量增产粮食，主要是靠农业的合作化。就是说，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粮食产量就会大大增加起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也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那个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可以用整个合作社的力量来保证每个农民的正常的粮食需要，农民就会感觉到有不可比拟的雄厚力量作为自己的粮食后备。但是应该看到，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全国农民都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去。到现在，还只有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的农户约一千七百万左右。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到一九五六年底，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235、256、269、277、308页。」），到一九五七年，合作化的农户也还只占总农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们面对着这样为数众多的个体农户，在粮食的统购方面和统销方面，是遇到了困难的。困难不单来自我们对于统购统销缺少经验，主要的是对这样众多的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做好这项工作。我们认为，政府必须坚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同时逐步地改进工作，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和农民成立协定，以便进一步地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
关于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和办法（注「参见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第277页。」），就是我们和农民成立协定的基础。
“三定”的办法主要是如下几条：
第一，规定一九五五年七月到一九五六年六月这个粮食年度（注「粮食年度——指在流通领域中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七月一日起到下年六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到下年三月底止。——第206、277页。」），连征带购粮食的数字是八百六十五亿斤，这个总数三年不变。
第二，要求各地方政府对于粮食产量必须估得确实，定产不准超过实际产量；按照各地现有的消费水平规定留粮标准，留粮必须留够；不购买农民的全部余粮，使农民在国家统购以后，还能保有一定数量的余粮，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的现象。
第三，把农村的余粮户、自给户、缺粮户划分清楚。允许自给户、缺粮户将卖出的周转粮，照数买回去。这些周转粮，以后将从统购统销的总数内扣除，不列入统购统销的数字以内。对于自给户和缺粮户收公粮代金（注「公粮代金——指对于缺少粮食和粮食只能自给的纳税人，可以缴纳货币的一种征税办法。——第278页。」）的办法，今年先在每个省的几个县试行，在湖北全省试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划清余粮户、自给户和真正缺粮户的界限，减少一些人为的缺粮户，使每个乡村能够弄清楚真正缺粮户的确实数字。由于生产的发展，缺粮户是要逐渐减少的，自给户也可能变成为余粮户。每个乡村都应在一定时间内注意这种变化。
第四，改善购粮证和粮票的管理制度，消灭舞弊行为。改善粮食的储运工作，减少损耗。
第五，在城市中采取必要的严格措施，切实整顿粮食的统销工作，反对浪费，压缩一切不应销的粮食。同时，必须保证城市居民必需的粮食消费。
“三定”的办法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有了“三定”，他们心中有底，就能够更好地筹划自己的生产和安排自己的生活。有的农民说“三定是四定”，意思就是，有了定产、定购、定销这三项办法，心也就定下来了。显然，“三定”的办法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今年粮食增产的可能性，而且将要大大地改善我们的统购统销工作。
几年以来，我们曾经努力把工业品供应给农民。做好工业品的供应，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必须注意把工业品的供应和“三定”的办法更好地结合起来。五年计划已经规定，国家发展工业生产的计划，将尽可能地照顾到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
除做好“三定”以外，国家在统购统销的工作中，还必须加强对粮食市场的领导。
今年春天有些地方的农民叫喊缺粮的时候，曾经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议论，他们认为粮食工作搞得很不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也搞得不好，等等。我们批驳了这种看法，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在粮食工作、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和农村的其他工作方面，缺点和错误是有的，但是应该说基本上是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多数都到过农村和城市作了实地的考察，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村的情况并不像有些人所议论的那样不好。我们粮食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例如对有些缺粮户没有及时足够的供应，有些地区因为留的饲料少了一些，猪和大牲口有一些减少。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例如在若干地方因为没有注意掌握自愿互利的原则，有一小部分的社没有搞好。这些缺点和错误，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中。现在农民的生产情绪很高，到处在积肥买肥，庄稼种得很好，麦子已经丰收（只有山东、陕西两省因旱略有减产），秋庄稼一般也长得很健壮，大量农民要求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这说明，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农民不满意的只是一时一事，而且是少数。那些发表错误议论的人不看到工作的成绩方面、主要方面、总的方面，只看到某些工作的错误方面、次要方面、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只看到树木，不看到森林。在这些人中间，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些人是站在他们原来的地主、富农阶级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的，只愿意讲坏的方面的材料，不愿意讲好的方面的材料。特别是有些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农民和人民政府存在着报复心理，故意捏造材料，散布谬论。在那些叫喊中间，也混有一些反革命分子的叫声，他们是反对人民、反对人民政府的，政府的一切工作缺点，他们都想利用来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绝大多数人则是另外的情况，他们有的是共产党人，有的是其他党派的民主人士，有的是劳动者，有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其他阶层的人士，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政府把事情办好。他们的错误在于，听了叫喊，没有分析。就是说，没有把错误的、不好的事情和正确的、好的事情加以比较和分析，对于错误的事情也没有对它的范围和程度加以比较和分析。我们对于善意的人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正确的批评，指出他们错误的看法，说明情况，弄清问题，以便共同努力改进工作。我们对于地主、富农阶级分子的叫器，给予驳斥。我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则必须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加以揭露和制止。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发言，原载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今天，我讲一讲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
几年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有很大进展的。
在工业方面，实行加工订货的，在大型企业（使用机器的工业是十六个工人以上，手工业是三十一个工人以上）中已占了百分之九十三，较大的厂差不多都实行加工订货了。到一九五五年六月底止，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有一千九百多个，其产值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八。
在商业方面，社会主义成分和国家资本主义成分也大大增加了。在三十二个大、中城市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达百分之五十二左右，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销、代销的比重，已达百分之二十二左右，纯粹私营的商业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就是说，四分之三是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纯粹私营的只有四分之一。在农村集镇中，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已占零售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一，经销、代销占百分之十，农民贸易占百分之十一，纯粹私营的只占百分之十八，较城市的比重更小。批发商业的比重，国营和合作社营已占了百分之九十一，私营只占百分之九。
现在，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许多全行业合营的新情况，整个行业，几十家、几百家工厂一起实行公私合营。上海市有八个行业实行全行业合营，就是：棉纺业、毛纺业、麻纺业、面粉业、碾米业、造纸业、卷烟业、搪瓷业。北京市的面粉厂、机电厂和棉布店也都实行了全行业合营。天津市有一部分粮食代销店直接转变为国营粮食店。
现在可以讲，我们已经用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把资本主义工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消除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同样，在国营商业掌握了货源的主要行业，已经把私商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合作化的轨道，制止了私商的投机倒把。
新的情况，要求现存的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关系向着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的转变。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一方面，我们从今年一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各行各业的私营工业进行全行业的生产安排。这是正确的，有成效的。但是，在一个行业里面，有某些小的、设备落后的工厂，并不能完全安排好，其原因，或者是分配它的生产任务担负不了，或者是成本太高，品种规格不合需要。上海、天津等沿海的大城市，由于历史的原因，某些行业现在生产能力过剩了，这些行业也还没有安排好。另外，大厂容易安排，小厂不容易安排。因此，在大小之间、地区之间（如沿海与内地），都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改组，否则是安排不好的。
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安排了的、生产正常的私营企业也有问题。如果继续长期停留在现在加工订货的办法上，就不能进一步提高生产。这是因为，加工订货，原料是我们给他，资本家拿加工费，加工费则是按照他的成本计算利润的。假定成本是一百五十元，他的利润是百分之十，便是十五元；如果成本降低到一百元，利润只有十元。这样，资本家就不愿意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降低了他的利润。资本家也不愿节约原料，他节约公家原料，对他并没有好处，用料少了，货色不好，还要退货。资本家还会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来增加开支，提高成本。总之，资本家在加工订货中是要用各种方法提高成本、增加利润的。这样下去，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采取加工订货、支付工缴费（注「工缴费——指企业以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其他企业加工产品时所付给的费用，一般包括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税金。——第124、161、169、283、322页。」）的办法，比之过去是前进了一步，这是因为开始改变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制止了资本家牟取暴利。但是，这只是一种过渡的办法，长期停留在这种办法上面，是不适当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前进一步。
下面，我就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六点意见。
第一，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统筹安排就是全面计划。如果只是国营这一部分有计划，私营部分没有计划，那就不能说是有了全面的计划。而且国营这一部分的计划，最后也要被生产无政府、无计划的私营那一部分冲破。历次调整工商业（注「参见本书《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一文（第99一110页）。——第79、114、138、267、283页。」），调节公私关系，总是要把我们的生产和经营，让出一部分给私营，来维持它们，这不就是变动了国营的计划吗？所以，不预先安排好，不可能实行全面的计划。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统筹安排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行统筹安排，不但是有问题的行业需要安排，就是现在正常生产的行业也要安排。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很被动，人家有问题找到我们了才去安排，还不是我们主动地去安排。全行业安排，开国初期是搞对国计民生最要紧的几个行业，头一个是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以后是粮食，慢慢地又到其他行业。今后安排的行业势必增多，样样都要安排。
要进行统筹安排，就要看大局，纠正各式各样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现在我们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表现在哪里呢？一种是只顾发展，不加管理。困难的行业是管的，但是发展的行业管得少。在过去一年中，那些发生困难的行业，统统是经过了一个盲目发展的阶段。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不加管理，就会发生问题。还有一种局部观点，就是只注意到国营工业，没有把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列入各个部的计划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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