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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文选-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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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如果实行了上述办法，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将变坏一些还是更好一些？我们认为，将会更好一些。无论是工业方面或者是商业方面，原来私营企业中许多良好的经营方法，都将更加被重视。私方人员原有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的有用部分，将更快地获得发挥作用的机会。
所有上述意见，都只是一种设想。这种设想还必须在政府内部和工商界内部展开讨论。我们应该努力找到一种尽可能完善的办法。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商业工作与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原载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要使用资方人员（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要使用资方人员*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中公方和私方的关系问题，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有以下几项决定：中央、省市两级政府业务部门和工会，同工商联（注「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业联合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思，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工商联的组织，依照行政区域，在全国、省、市（县）分别建立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一一第106、124、147、290、304、315、329页。」）、民建会（注「民建——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简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主要由民族工商业者和一部分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一九四八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一九四九年派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304、315、329页。」）定期召开座谈会；中央和地方的各专业公司在各级业务部门的领导下，组织业务改进委员会，吸收资方人员参加；吸收一批资方人员到业务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召开公股代表和私股代表的专业会议。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资方人员，吸收资方人员参加业务部门的工作呢？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个是把资本家拉进来“唱对台戏“，一个是可以利用资本家的长处。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哪里有“唱对台戏”的，哪里有“反对派”，那里的工作就搞得好，否则，工作就搞不好。他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就是这个意思。有民主人士监督我们，对工作有好处。如果革命胜利以后，长时期没有“反对派”，只有一派人讲话，听不到不同的意见，那末，工作就会出毛病。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业务部门的普遍缺点是，开专业会议时大体上只找本系统的干部，这只能反映本系统干部的意见，不能反映多方面的意见，所以作出来的决定往往带有片面性。各业务部门应该注意四个方面的意见，即地方党委、业务系统的干部、广大群众以及资本家的意见。现在大多数的业务部门反映意见，跳不出本系统的圈子。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例如，今年粮食供应的情况比去年和前年缓和，粮食部门和地方党委都说没有问题，但人民代表反映有些地方熟食供应紧张，城市职工和学生的口粮也有不够吃的，这说明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江西省省长说，好多事情很怪，为保护农民养猪的利益，我们定出了生猪和猪肉的合理比价，但是业务人员先降价收购生猪，然后涨价卖肉。地方上不反映这些问题，我们就不知道。业务部门的话不能不听，但不能全听。我们不能只听一个方面的话，要听各个方面的话，这样消息灵通，了解的情况就比较全面了。
在最近召开的工商联座谈会（注「指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至九日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第五办公室和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工商界代表就公私关系、人事安排、工资待遇、定股定息以及小商小贩的安排等有关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的问题，反映了很多情况，并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对一些重要的意见作了答复。最后，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着重对搞好公私关系问题讲了话。——第330页。」）上，资本家所讲的好多问题，有的部长、局长、经理根本不知道。资本家在座谈会上的谈话，大体是不会造谣的。资本家往往可以迅速地直接地找到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所在，因为我们好多工作同他们是有利害关系的。他们会“将军”。他们“将军”，我们就得答复。我们要经常准备听“坏话”，但事实上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精神准备。不信，你们可以开座谈会试一试，当资本家说到你们的缺点、错误时，你们可能会紧张，会不好受的。要同资本家共事，就要准备经常听反对的话。只听顺耳的话，是不能做好工作的。
我们是做官，这是干革命呢？不要官做久了，做大了，忘了干革命。许多事情我们没有做过，不可能都做得对，一点错误不犯是不能设想的。现在，供销合作社系统有一百四十万人，商业部系统有八十多万人，银行系统有二十多万人，农产品采购部（注「采购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采购部。一九五五年七月成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撤销。——第325、331页。」）系统有十几万人，外贸部系统有几万人，共二百好几十万人。这样多的人，怎么能够对政策都掌握得很正确，不犯一点错误呢？如果谁说自己没有错误，那他一定会跌筋斗的。如果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脸就红了，那怎么能够做领导工作呢？只要有错，就应该允许别人讲，不论谁讲都有好处。发现错误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找各方面的人来开会。要把资本家请来当“反对派”，专门同我们“抬杠”；越“抬杠”，工作就可能做得越好。
听说有的同志对组织业务改进委员会和召开座谈会都赞成，但主张把资本家都送到中央来，地方不要。这样的“赞成”，实际上是反对。他们不懂得利用资本家的好处。这些敲锣打鼓的“反对派”，世界上是少有的，为什么我们不要呢？
我们所以要吸收资方人员参加业务工作，还因为他们在业务上很有用处。业务部门的同志，有些人认为资本家有本领，应该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但是多数人还有怀疑。如有人说，我们在没有资本家参加而且遭到他们反抗的情况下，已经干了七年，搞出了一套，现在是否有此必要？有人公开这样讲，有人心里这样想。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估计一下七年来商业工作的长处和短处，另方面也要估计一下资本家的长处和短处。
过去七年来商业工作是有长处的。如果说没有长处，这不合乎事实，大家当然不服气。长处有以下三个方面。
我们的商业是有计划的。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有五年计划，也有年度计划。商业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不可能有全社会的计划。
我们商业工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资本主义商业的目的则是为个人赚钱。我们不是看哪种商品销得快，就提高那种商品的价格。我们做的许多事，私商不会去做。四川的粮食赔钱运到上海去，私商不会干。我们的商业也是要赚钱的，但赚钱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我们国家的和集体的商业工作，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如粮食统购统销，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开会，十一月准备，十二月就实行，当时全党动员，全国有一千万人参加这件工作。单靠粮食部门的人，连只做技术性的工作也不够。发油票、布票也要靠居民委员会和派出所。商业任务的完成，要靠全国党政军民的支持，成绩不能都记在商业部门的帐上。
但是，过去七年来商业工作的缺点、错误是很多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
过去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商业工作上的许多措施和办法，都是根据这一政策而定的。比如在批发工作上，我们的第一条办法是抓货源，靠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把资本家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这两头切断。其次是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只准各地零售单位在当地进货，不准到上海等地进货。再一个法宝叫做各级市场管理，大、中、小城市和集镇都各有一套办法，而且管理得很严格。比如在价格上，规定资本家收购不能高于牌价，销售不能低于牌价。这些办法都是根据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而来的。这个政策执行得很好，很有成绩。没有这个政策、这套办法，就不会有今年一月的敲锣打鼓庆祝公私合营的事。但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这套办法是不是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呢？应该说是有的。就商业工作来说，有以下四点：
一、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以后，产品质量普遍下降。道理很简单，因为产品质量好也发不了财，不好你也统购包销，所以就不注意质量了。
二、工业品的品种规格减少。有许多东西减少得很多，只剩下几种大路货。人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大路货，许多有特色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在大胖子买不到袜子，小孩子买不到皮鞋。难道说社会主义就应该是大路货吗？当然不应该是这样。
三、货不对路。
四、市场卡得太死，没有活动的余地。过去延安的新市场（注「延安新市场——指抗日战争时期设在延安南门外的贸易市场。——第333页」），锅、碗、马鞍等什么东西也有卖的。现在专行专业，不许跨行跨业，搞得太死。
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道理。
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所有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工业方面，资方只得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287、304、309、323、333页。」），利润统由专业公司上缴国库。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受专业公司领导，实际上是受国营商业领导。小商贩组织的合作商店也同自营的时候不同了，现在他们拿工资，只按供销合作社的规定分红，剩下的钱都变成了公积金，只能用来发展合作事业。合作小组的小商贩和准备组织起来的小商贩也和过去不同了，这些人离开我们过不了日子。
情况既然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政策就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改变。比如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要改变，许多商品要采取选购的办法（注「这里所说的选购办法，在当时由于可供的商品较少，还只是个设想，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在商品供应比较充裕，消费者有较多的选择余地时，对一部分商品实行选购就有了可能。——第326、334页。」），也可以由工业部门自销或委托商业部门代销。在利润分配上，工业利润归工业，商业只得应得的部分。又如批发，过去是自上而下地派货，现在商品按计划下拨，不管下面需要不需要，不分好货坏货都包销，实际也是派货。上级批发机构对小商店派货，基层商店对消费者派货，有派腊肉的，也有派双铧犁的。现在要把派货制度改变为自下而上的选购制度。要把批发机构分细。百货公司的经营机构应该分细一点，地区划大一点，人员可以从原有的私商中去找。外贸部也应如此。订购阿司匹林、仪器、外国杂志，都叫外贸部办不行。要恢复专行专业，可以找原有的对外贸易商来干，一行一业只要两三个人。粮食部、农产品采购部、供销合作总社也是如此，要把小杂粮像红豆、绿豆等，以及中药材和小土产的经营分细，单位分小，但应该是在专业公司统一领导下的分工管理。
对批发商的处理，一九五四年采取了打乱分配的办法。现在看来，如果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对批发商原封不动地加以使用，那就比打乱分配好得多。好在这些批发商还没有死，现在可以把他们再找回来。
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我们县商店的经理一天忙得要死，晚上还要算帐到十二点，要货时，再开夜车临时凑。看来，我们的县商店，也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
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市场管理，不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领导，而是说要改变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那一套办法。
所以能实行以上这些办法，是因为社会主义成分在工商业方面都占了绝对优势。私营工商业原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可以说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了。
今后重要物资如粮食、布匹，还要统购，实行计划分配。有些供不应求的热销货，也要实行计划分配。其余的可以自由选购。实行这种方法是否会出毛病呢？毛病可能会有一些，因为这是一件新的事情，以前没有实行过。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不走这条路，我们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我看要试一下子，摸索一个时期，也许可能从中找出一条好的出路来。
总之，对我们的商业工作应该作这样的估计：七年来很有一些长处，但也有必须改正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商业工作上的致命伤，如果不改，就不像做生意的样子。
可不可以从资本家那里找到一些有用的经验，来改进我们的商业工作呢？当然可以。应该说，在资本家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好的。我们要把这部分好的东西当作民族遗产保留下来。
商业资本家在业务方面是否有长处，有本领呢？肯定是有的。他们的长处是：
一、有鉴别商品好坏的能力，并且知道如何使用。例如，食品公司请了许多老的猪经纪，他们一摸就知道猪有多重，大体不差。
二、熟悉商品的产地和销路。
三、能迅速适应市场的需要。市场需要什么，很快就能供应上。上海头天有人排队买东西，第二天就出现租凳子和卖水的。我们的商业工作人员不会去这样做。顾客问什么东西有没有？回答说没有。再问什么时候有，回答是不知道。
四、会运输保管。比如私商运猪死亡率很低，他们知道何时喂水，有的还能给猪治病。现在食品公司也出了几个会养猪的“状元”，但是不如私商多。到内蒙古买马，我们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四，他们是百分之一点五。仓库保管东西，我们往往乱摆一气，他们则知道怎样摆好。
五、管理费用能够精打细算。
对于资本家这些长处，能不能否认呢？不能否认。应该说，他们是有许多长处的。
吸收资本家到业务部门工作，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他们会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例如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那一套带进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会把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带进来。任何一个商人只要有机会，都会投机倒把，能捞一把就捞一把。在不能投机时，也能规规矩矩老实做生意。他们有两重性。吸收他们参加业务部门工作，这两方面都会表现出来。此外，他们还会贪污盗窃。我们国家工作人员还有贪污的，资方人员一定会有。当然，实行公私合营以后，他们要像以前那样大干是不大可能了。
资本家中间是不是也有没本领的人？肯定有。资本家中有大少爷，靠戴瓜皮帽、拿水烟袋的人吃饭，但这种人是少数。资本家也有政治情况复杂又没有本领的，这些人总要给饭吃。如果不安排，就要靠社会救济。我们还要吸收有劳动能力的资本家的家属。有人说这些人不好安排，安排扫地、烧饭也可以嘛。
现在资本家的态度很明显，他们已经看到接受和平改造比反抗好，所以敲锣打鼓放鞭炮，喊毛主席万岁，怕我们不要。当然也有反抗的，或者表面上拥护而内心不满的。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是要走和平改造这一条道路的。
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过去不听使唤的资本家，现在容易使用了。资本家究竟是财富还是包袱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同志认为把工厂、商店拿过来，不一定把人接过来；一部分同志认为资本家是一笔财富，应该加以利用。资本家有本领，应该说是财富。在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文化程度高，知识分子多的一个阶级。如果解放后资产阶级的工程师都不干了，我们就会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混乱。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对我们有用处，对发展生产有好处，这种办法比一律打倒好。
我们过去搞手工业，靠两只手，现在是机器生产，技术很重要，没有技术就不能生产。过去苏联出美元和洋房请美国专家。现在我们不需要出美元、洋房，资本家还敲锣打鼓来向我们要求工作，给他们工作就很高兴，我们为什么不用他们？不用他们就是傻瓜，这不能说是懂政治。这笔财富究竟有多大呢？我看至少不低于他们生产资料那一笔财富。吸收资本家参加工作是财富大，包袱小，好处多，坏处少。
小商小贩是不是包袱？有一些是包袱，但这是政府必须背的包袱。小商小贩要安排，要根据不同情况使每人每月的收入在十元左右，二十元左右，三十元左右，四十元左右。这对社会安定很有好处。在长时期内，大部分小商小贩在中国社会里是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小商小贩，市场一定会很死，居民就会感到不方便。照我看来，小商小贩也是一笔财富。卖馄饨、卖酸梅汤的小商小贩，如果都取消了，只有“全聚德”（注「“全聚德”指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一八六四年开业。——第287、296、338页。」）、“东来顺”（注「“东来顺”指北京东来顺饭庄。一九○三年开业。——第296、338页。」），老百姓就要反对我们。在胡同里和火车站有卖饮食的，冬天是热的，夏天是凉的，乡下还有送货上门和收购破铜烂铁的，少了这些小商小贩，老百姓也会不满意。
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对小商小贩，不给定息，不发固定工资，他们说共产党嫌贫爱富。我们说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给定息，发固定工资，就会妨碍他们经营的积极性，居民也要感到不方便。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商业部一位副部长住的那条街上，菜贩原来都是定时来叫卖的，后来把他们组织起来，每月发四十元工资，他就不叫卖了。因为不管叫不叫，他每月都是拿四十元。这样，那条街上的居民买菜就感到不方便了。
小商小贩是不可少的。要根据不同情况使他们得到不同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在这方面，供销合作社的同志要负责。不这样做，我们在政治上将是被动的。小商小贩是独立劳动者，全国大约有近三百万户。如果对资本家安排了，对小商小贩不安排，我们在政治上就要犯错误。这些人是否会兴风作浪呢？他们的营业额小，是搞不了鬼的。过去有的地方挤小商小贩，现在要保护，不保护，他们就没有饭吃。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包下来，发工资或发救济费；一条是允许他们继续经营，保证他们有一定的收入。供销合作社和商业厅的同志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会太平，他们会来要饭吃的。国营商业的营业额少一点没有什么关系，算来算去还不是财政上的一笔帐。包下来发工资，发救济费，或者给他们一点营业额，让他们独立经营，哪一种办法好呢？看来还是后一种办法好。这条搞不好，每年在人代会上我们都要做检讨。
有人会问，使用资本家是否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否会丧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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