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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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二十元或者再多一点。

　　在交通不便的地区，如山里边、偏远的地方，食品公司要准备补贴一部分运费。

　　提了收购价，食品公司就要贴钱，商业部的利润就要减少，财政部就要给以补贴，每年约三亿八千万元。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现在我们是按猪肉的卖价收百分之十三的屠宰税，是否可以减到百分之五。这样，商业部门可以少向地方缴纳二亿四千万元的税款。另外，是否可以把小城市的肉价从每斤五角，提到五角五分，每年销二千万头猪，可以多收入一亿元。商业部门经营猪的利润，今年是四千万元，也把它贴在里面。这三笔，合起来是三亿八千万元。这里最重要的是两条措施：一条是税收从百分之十三降到百分之五，另一条是在小城市把猪肉的价钱每斤提五分。提高销价以后，把最大的好处给了养猪的农民，至于说吃肉的人每斤多花了五分钱，这数目不大。请同志们考虑，这样做行不行。减少了屠宰税，是减了地方税收（注「地方税收是划归地方留用税收的统称。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年四月一日发布的《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地方留用税收包括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其中，有些税种后来被简化合并，或者停征。地方税收由国家统一立法，规定征税原则，具体的减免和征收范围、征收办法等，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来确定。——第20页。」），但我看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地方这一项收入减少了，还可以用别的办法去补。总之，如果现在不提价，猪的生产还要下降，将来非提价不可。

　　要禁止压级压价。收购农产品的评级，商业部门要同农民、同农业生产合作社民主评议。有些地方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收到了好的效果，这是群众路线。收猪的人是不可能把每头猪杀了才决定斤重的，只能估算。现在会估的人，差不多都是过去的猪贩子。这些人很有经验，毛病是压级压秤，猪重一百四十斤，他总是估一百三十八斤，使农民吃亏。我们对这些人要用两种办法：一是要规定公差，进差多少，出差多少（注「这里所说的公差，指收购生猪时每头估计的出肉量与屠宰后实际的出肉量之间的差额。进差，也称上差，指估得多，实际少。出差，也称下差，指估得少，实际多。一九五七年二月，有关部门规定，上差最多不超过二市斤，下差最多不超过一点五市斤。——第20页。」），在公差限度内不算错误，超过限度就算错误；二是要进行教育，靠群众监督，规定奖惩办法。

　　农民每卖一头猪，应该至少留给他们十斤到十五斤猪肉。他养了猪，没有肉吃，那是不公平的。我们要给他肉票，全年可以用。

　　第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在各方面帮助养猪社员。

　　要正确处理农业生产合作社与社员在养猪方面的关系问题。老母猪归谁养，公猪归谁养，小猪归谁养？是归社养好，还是归农民养好？根据各地经验，可以归社养，也可以让那些有经验的社员养，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

　　农民把猪粪卖给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把饲料分给农民，价格都必须合理。除此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要给农民留出相当时间，让他们养猪。喂猪不一定要用全劳动力，妇女、老人、小孩都可以。总之，要给一点时间。

　　第五，县级或县级以下应该成立生猪生产指导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里面，应该主要是农业机构的人，加上食品公司、粮食局以及供销合作社的有关人员。

　　第六，防治猪病。

　　据农业部讲，现在对猪病用打针办法已可防治。各地农业部门防治猪病的单位，应该和当地食品公司结合起来，经过典型试验，稳步推行。绝不应该全面开花，急躁冒进。

　　现在，除了猪肉以外，其他副食品的供应也很紧张。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状况，应该采取以下一些办法。

　　第一，减少猪肉和油脂的出口。明年出口猪肉减少十万吨，油脂减少七万吨。我们主动地减，比和外国先订合同，出不了那样多，而被动地减，要好一点。减少猪肉和油脂的出口计划虽然这样定了，但是各地应该调出的数量，还是要如数调出。

　　第二，增加鸡、鸭、鹅、兔子、鱼这些不用粮食或者少用粮食的家禽和鱼类的养殖。我对养鸡的希望很大，鸡吃的粮食比喂猪的粮食要少一点。大量养鸡是可能的。中国农民多，假定一万万家每家多养两只鸡，每只鸡一斤半重，就可以增加三亿斤鸡肉，等于三百七十五万头猪。这几年鸡的数量是因为猪肉少而增加了，应该使其进一步发展。

　　第三，调整副食品的季节供应。水产旺季打捞得多，不能及时销出，就烂掉了。鸡蛋旺季来临，推销不了也要坏掉。在季节供应上要调整一下。冷藏仓库，有复杂的，也有简单的。多建点仓库这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有十万吨鸡蛋，在旺季收下来，摆到仓库里面去保存，到了冬季，鸡蛋供应就可能好些。北京三百多万人口，一天供应鸡蛋五十吨。全国大中城市有三千几百万人口，加十倍，一天就要五百吨。此外，水果、鱼等也要搞一点冷藏仓库，以便起很重要的调剂作用。一定要看到，副食品供应紧张，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

　　第四，各大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供应要加以改进。根据过去几年来的经验，解决蔬菜问题的办法，可提出如下几点：（一）每一个城市都要按照人口的需要，维持相当的蔬菜播种面积。象北京这样的气候，每亩地的产量可以供给三十个人的样子。广东可以供给更多的人，哈尔滨供给的人就少了。要根据各地气候的不同来定。总之，各地蔬菜要做到自给，中央只做个别品种的调整。只要按人口比例规定蔬菜播种面积，蔬菜的价格大体上就能够稳定。（二）不要包收农民的蔬菜，让农民和城市里的菜贩子直接交易，去掉副食品供应机构在农民和机关、团体中间做买卖这个环节。因为搞了中间环节以后，手续费加多了，菜也烂了，好坏也不分了。现在各地正在改变。改变以后，大体上情况是好的。（三）菜贩合作化以后，合作的单位要小。单位小了，比如几个人，各负盈亏，经营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如果他们愿意分散经营，就让他们分散经营。

　　从今年七月开始，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要搞副业，要搞推销，很多地方对农村集镇上的市场，不像过去管得那么死了，开放了一点自由市场。

　　农村小土产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好处有三条：（一）从前因为市场管得太死，农民已经停止生产的东西，现在恢复了生产；过去生产少的，现在增加了生产。（二）城乡的物资交流活跃了。从前是当地的买卖当地人做，现在是城市里的人可以到乡下去做买卖，乡下人也可以到城市里来做买卖，城乡的交易活跃了，城乡的物资供应充足了。过去怕开放自由市场以后，东西都给乡下人吃掉了，大城市里的人吃不到东西。事实不然。开放自由市场以后，第一个占便宜的还是大城市。拿河北省的梨来说，开放了自由市场，农民并不卖给通县、保定，而是打主意卖给上海、北京这些大地方，一卖就是大生意。（三）开放了小土产自由市场，“将”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军”。过去的买卖是按照我们的行政区划的路线走的，现在不行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直接派人到上海去，中间环节没有了。上海、天津卖东西，不要经过河北省，不要经过保定再下乡，哪里便当，就在哪里卖，完全是按照经济路线。这就暴露了我们又官又商的人做买卖，做不赢小商人；暴露了我们的环节多，有些人没有事情干。现在有不少土产，乡下的收购价比我们的高，但在城市的卖价比我们还低。道理很简单，他们的环节少，走直径，所以赚钱多。而且，农民欢迎，城市里的人欢迎，商人也欢迎。这不仅暴露了按行政路线经商的弊病，也反映了我们过去那一套机构需要改变，不改变不行了。

　　在开放自由市场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一）哪些东西可以进入自由市场未划清楚。哪一种开放，哪一种不开放，没有具体化。有的地方开放无边，把统购的东西也开放了。这一开，我们要收的东西就收不到了，有完不成统一收购计划的危险。（二）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你也买，我也买，势必提高价格。有些东西涨价以后，由于东西多了，价钱又平稳下来，这是合适的。有些东西的生产时间需要一年或几年，因此可能还要涨一年或几年才能落下来，比如茶叶、桐油等。有些东西的价钱涨得有点过分，已经超过刺激生产的必要限度，这是不适当的。（三）农业生产合作社做生意，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应该做，也需要明确规定。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把我们现在的农业产品分为三种。一种是法定统购的物资，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第二种是没有法定但实际上要统购的，就是说，委托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统一收购的，如茶叶、蚕丝、烟叶等。第三种是小土产，自由成交的一些东西。现在看起来，要把第二种委托收购的东西，一部分移到第一种里边去，一部分下降到自由市场，把第二种缩小，扩大第一种和第三种。为什么要扩大第一种呢？一个理由是，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农民就问，这个东西政府统购不统购？如果没有规定统购，他们要自己卖，不卖给我们了。法律上不加规定，他就不卖给你。这样，我们的工业原料、出口物资就有收不到的危险。我们禁止商人向农民收购，这容易，而要禁止农民出卖给别人，就比较困难。在当地也许还可以禁止，如果他们卖到外地，便难以禁止了。另一个理由是，过去的收购，实际上等于统购，可以把它移到第一种。当然，统购的品种可以分成几类。有些东西除了自留部分以外，都要卖给我们，比如粮食、棉花等。有些东西，我们只统购百分之七八十，其余的可以自由出卖，比如烟叶等。有些东西，可以不定任务，比如收废铁、废胶，不能说你一定要卖给我多少，只能说不准别人收，只能由国家收。不列入第一类的东西，尽可能列入第三类。但是，某些省还应该有一些第二类的东西。它那个省有一些特殊重要的东西，比如四川的某一种药材，在全国并不列在第二类，在本省可以列在第二类，掌握一定的收购比例。鸡、鸭、鹅、蛋这些东西，都可以列在第三类，让农民自由出卖，这个政策很有好处。第三类商品在自由市场开放也应该由少而多，一步一步地开放。要经过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现在有许多东西，如果讲需要的话，出口也需要，职工也需要，农民也需要，大城市也需要，小城市也需要，所以国家只好拿来作统一分配，不然有可能供应了次要的部分，而挤掉了重要的部分。

　　第二，价格政策要作一些调整。统购产品任务完成以后，允许自己卖，卖的价钱，可以等于我们的销价，也可以略高于我们的销价。对第三类的小土产，一般的不加干涉，只有个别品种的价格超过了限度，可由当地有关机关出来限价。

　　第三，对农民贸易要作一些新的规定。（一）凡是农民自产的东西，应该让农民买卖，可以在当地卖，也可以远销。现在农民是很想远销的，但是只要过一个时期，我们把批发机构搞好了，把运销路线调整合理了，那末，农民也不一定愿意自己远销。如果我们的手续费不高的话，他们自己远销并不一定多赚钱，弄不好还可能赔钱，自然就不再远销了。过去就有生产和贩运的分工，这种分工是有道理的。（二）不应该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做贩运生意。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专门去做贩运生意，我们不提倡。（三）农业生产合作社兼营手工业，原料来得容易，但可能挤了城市里和集镇上的手工业。应该规定，凡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兼营的手工业，和市镇上的专营手工业有冲突的时候，应该照顾专营手工业，不然他们没有饭吃。

　　第四，改变对市场的领导办法。为了适合现在的情况，我们过去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那一套办法，要加以改变。现在要搞过傤行（注「过傤行也称转运行，是一种为客商办理货物水陆转运业务的商行。有些转运行，还附设货栈，代客储存货物。——第26页。」）、交易所，帮助农民和小商贩之间的交易和贩运。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并不是一点管理也不要了，还需要有管理。要组织集镇上的市场管理委员会。当然不是像从前管得那么死。不该管的完全不管，该管的还是要管。管理委员会要吸收各个经济部门的人，特别是要吸收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关的人，因为只有商业机关，没有管理农业生产的单位参加，是搞不好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

做好商业工作（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做好商业工作*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在这几天的会议上，同志们提出了很多问题，集中起来，主要有这么三个：一个是感到商业工作不好办，要东西的向你要，该给你东西的却不给，两个夹攻，好象磨盘里的麦子。另一个是商业的组织工作混乱，同各方面的关系不够协调。再一个是对几年来的工作如何估计的问题。我现在就这几个问题讲一点意见。

　　先说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

　　商品供应紧张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全国财政贸易和经济建设情况的反映。今年的商品供应比过去六年紧张一点。今后是否会年年如此？不能那样。如果年年如此，那问题就大了，就不仅是商业工作的问题，也不只是当年经济工作的问题，就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建设方针是否妥当。今年所以出现商品供应紧张状况，主要是由于实际工作中的缺点。

　　求得预算表面上的平衡并不困难，少打上一些开支就可以“摆平”。例如今年农贷二十五亿元，没有打入预算，想靠后备款解决，这样好像就平衡了。过去说现金收支没有不平衡的，货币流通量多了，可以靠多卖东西或者增加储蓄把它收回来。其实不尽如此。今年是靠挖商品的库存勉强搞平的。现在的货币流通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十亿元，买不到东西，成了人民的储藏手段。因此，简单地从商业一个方面来找供应紧张的原因是不行的，还要从全国的经济情况特别是财政情况来找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说明问题。

　　八届二中全会（注「八届二中全会指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目前时局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的讲话。——第28页。」）对于今年的经济情况作了这样的估计：生产发展，就业增加，群众高兴。这是一。第二，建设投资大部分恰当，只有一部分不恰当或者用多了。总的约多用了二三十亿元，其中基本建设多用了十五亿元左右，学校、文化、农林水利都多用了一点。农贷应该有，但未列入预算，而且多了一点，二十五亿元农贷中约有十五亿元是必要的。把五亿农民组织起来而且不发生混乱，贷点款是值得的。但是，农贷要列入预算，预算不平衡就得减其他的开支。职工工资已经三年没有增加了，今年也应该增加。这样下来，社会购买力就提高了，商品供不应求。不仅如此，生产物资也供应紧张。例如，钢铁已经吃空了过去四五年的积蓄还不够。

　　经济建设，一九五三年是小冒（注「一九五三年小冒指这一年财政方面的预算盘子打得过大，入不敷出，到六月底，大概有二十一亿元赤字。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纠正。通过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到这一年底，不仅财政收支都比上年有较多的增长，而且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第28页。」），今年又是小冒，比一九五三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只要我们很好地吸取今年上半年的教训，今后不再冒，商品供应就不会再这样紧张了。

　　同志们或许会说，人为什么这样笨？其实这也难说。在商业部里，年初也吹风说煤多了，甚至说布多了。做实际工作不犯错误是很难的，搞过肃反和土改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文章上写既要反对“左”倾又要反对右倾，这是容易的，但做起来就很不容易。今年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经济建设上冒了一点，这是难免的，今后也难以保证不重犯，社会经济生活是复杂的，多变的，不会象看电影那样简单。半年来冒了一下，使我们取得了经验，也有好处。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我们的耕地只有这么些，但人口多，吃的、穿的都靠它。如果不搞建设，失业半失业照旧，社会购买力很低，商品供应当然一时可以不紧张，但不搞建设更不行。搞建设，增加就业，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会购买力就要提高，商品供应就会紧张。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而应是紧张的平衡。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例如猪肉，就可能常常不够。又如棉布，再增加三千万担棉花，每人也不过四丈多，还是紧张的。这一条应该有精神准备。有一些东西多了，是暂时的现象。如前几年说纸多了，今年一年就用光了。五金交电物资也有类似的情况。商业部门不要单从加快商品周转和多提供上缴利润出发，轻易喊什么东西多了。不能片面强调流通速度，因为我们不是胡同口的小贩，也不是永安公司（注「这里所说的永安公司，是上海的一家大型百货商场。一九五六年一月实行公私合营。现为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第29页。」），而且和解放初期也不同了。现在我们担负着调节生产和需要、组织供需平衡的责任。因此，既要考虑周转快，又要考虑社会的必要储备。

　　看清楚商品供应紧张的原因很重要。这样就不会只在内部吵架，而不从整个财经工作上找原因。只在内部吵架，打破头也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谈改进商业工作的问题。

　　第一，过去七年商业方面的一套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是适应对私人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那种情况的。现在三大改造（注「三大改造指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30页。」）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商业工作也要随着改变。

　　第二，过去商业工作那一套，固然有利于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但是也有许多不利于人民的地方。我们国营商业做生意是“独此一家”，很有点“独霸的味道”。山西省委书记说，一个老太婆织了一点布，赶集去卖，干部说她违法，把她吓得丢下布就逃跑了。这当然不是商业部长、副部长下的命令，但要考虑到商业系统有二百五十万职工，许多人政策水平不高，成分复杂。领导机关要求既要完成任务又要照顾群众利益，说是容易的，要做到就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农产品采购方面，我们工作上的毛病更多，农民有一肚子气。我们挖农民的多，例如粮食仓库有不少“溢余”粮食，就同我们一些粮食收购单位搞大秤进、小秤出那一套有关。国营商业是“亦官亦商”，老百姓难以对付我们。总之，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很多，报上登出来的就不少。

　　第三，集权太多，分权太少。这是历史形成的。解放以后，为了迅速恢复经济，实行财经统一，要求集中。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也要求集中。但是，商业系统这一条线，不过是一条做衣服的线，并不象水泥柱子那样牢靠。在商业工作方面，重要的事情必须靠各级党政来抓。县委能有个副书记管商业工作，县委会能够时常讨论商业工作，我看就“天下大定”了。山西太谷县试点，把四个公司划给县管，利润百分之四十上缴，百分之五十归地方，百分之十归企业。这样一来，县委大力抓商业工作，销不出去的商品销出去了，收不起来的东西收起来了。一年下来，全县增加收入十万元，而原来一年才只有一万二千元的机动费。即使一县一年十万元，全国两千个县才两亿元；如果一县五万元，全国才一亿元。县里有权有利，商业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现在，担子全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