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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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公私合营企业要恢复和建立工人

　　群众参加的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委员会应该和公股代表合作。

　　在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前，工会和增产节约委员会实际上是企业的领导机关，对推动生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很大作用。在公私合营以后，公股代表派进去，公股代表管理了企业，工会管理企业的职权便让给了公股代表。当时，我们没有强调保存管理委员会，没有强调公股代表必须继续发挥工会和增产节约委员会的权力，提拔工人担任企业的领导干部也不够，这是很大的疏忽，必须加以纠正。工人群众对此不满，是有理由的。因此，必须恢复和建立工人群众参加的管理委员会。这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办好企业的重要问题。

　　今后恢复和建立的管理委员会应该和公股代表合作。在合营以前，私营企业没有公股代表，工会直接对资方实行监督，现在有了公股代表，应该和公股代表一起管理企业。应该肯定他说，管理委员会必须有相当的权力，其具体章程需要由工会和政府拟定。此外，要吸收工会领导人员和工人中的适当代表人物参加企业的领导机关，担任正副厂长、正副经理等工作。

　　有些工会干部对公股代表是有意见的。公股代表中，有些人的工作是有错误、缺点的，但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是好的。他们当中的多数人特别是在大城市从职工中、工会干部中提拔起来的人，有了错误、缺点是可以教育克服的。他们的经验不够，原来有经验的职工离开了本厂，或者是分配了新的业务，加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时间又很紧迫，公股代表在工作中有错误、缺点是难免的。他们有时受到三个方面即资方、职工以及企业的专业公司的责难，工作常处于困难的境地。因此，工会应该给以帮助。在对公股代表的错误、缺点进行批评以后，多数人是可以教育留用的，只有少数不称职的才要调换工作。

　　第三公私合营企业中改善职工福利是必要的，但是只能逐渐进行，不能很快改进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小企业多，大企业少。小企业的福利设施，自然比大企业差。可以这样说，合营企业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比较困难的主要是而且首先是小企业职工，这是过去长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并厂中有些厂又增加了这方面的困难，比如厂房拥挤，没有饭堂，宿舍、厕所不够，等等。

　　政府正在准备对工资低于国营企业职工的人，适当增加工资。高于国营企业的不降低，也不增加。低的增加拟分两次调整，但是每人每年所加的也不可能多。其他劳动设施的改进，能办者办，但不可能一下都办。不可能设想，小厂都改成大厂，盖大厂房，小店都并成大店。许多小厂、小店的劳动条件的改进和福利的增加，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七年以来，国营企业的条件也还有许多是不好的。改善职工福利是必要的，改善的根本途径，是要在增加国家建设、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前进。应该看到，我们一定会有进步，但前进的速度是不能太快的。一定有进步，七年来已经证明了；但是不能进步太快，因为我国经济比先进国家已落后了一百年。

　　经过三个五年建设计划，我国可以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但是要赶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要准备五十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努力。十五年、五十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长的时间，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时间并不算长。像革命的先烈牺牲自己一样，他们的牺牲是为了人民和后代，我们的吃苦也是为了人民和后代。我们工人阶级应该有志气，迎头赶上去，集中一切力量为我国的高度工业化而奋斗！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工会基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加强商业工作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九五七年一月）
加强商业工作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

　　我们是从事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不能没有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二

　　搞商业的人，只管市场、不问生产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例如，现在的钢铁、纸张供应不足，但如果只注意到这一点，是不行的，还必须看到国家计划和生产的情况，这是第一位的，商业是第二位的。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区别于一般商人之所在。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办公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三

　　商业部门的领导同志，一天到晚忙于非常具体的经济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事务主义。如果不注意扭转，就会变得目光短浅。这件事，值得我们警惕。

　　在我们的工作中，建议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口号。否则，工作的盲目性无法改变。我们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带有原则性的领导方法的错误。那末，倒过来，“三分经济，七分政治”，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我进了北京城以后，从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九月撤销。——第45、214页。」）领导上来说，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现在如果再不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则业务总是挤了政治。只要我们按照“七分经济，三分政治”长期做下去，有可能保证工作不犯大错误。否则，十分有九分会变成“斗争对象”。看来，这个问题要“奋斗”，要“突围”。

　　在这方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部长、副部长。部长、副部长要领导学习。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注「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即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它是按照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的机构。该办公室协助国务院总理负责掌管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并负责指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第45、126、205页。」）和商业部先搞起来，下边也就跟着搞起来了。要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要成为一个章程。领导干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尽到领导责任。

　　我看学习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结经验。把总结经验列入学习的一项，不用说是很重要的。二是重大的时事和政治问题的学习。三是学习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你们都是有经验的，问题在思想方法。因为思想方法不对头，所以经验提不高。这一点，对于任何工作岗位的同志，对于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最重要的。此外，还要解决依靠群众的问题。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没有这一条，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依靠组织，更主要的是要依靠群众。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口号。

　　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去弄清楚全面情况，弄清楚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作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比如，要解决猪肉供应紧张和猪的增产问题，若不管饲料、猪仔的来源，不管价格高低，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饲养，而是临时乱抓办法，那就永远也做不好这一工作。

　　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肯用脑筋想问题、发议论的同志，是很好的同志。不想问题，不发议论，天天搞五福布（注「五福布——是当时天津第二棉纺织厂生产的一种印有五个蝙蝠商标的白布。——第46页。」）的，就要差一点。在交换意见时，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决不要生气。他们的意见，对的或者错的，都有益处。正确的东西，是在否定错误的东西中生长起来的。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得出持久战的结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批驳一切经过团结和一切经过斗争，得出既团结又斗争的结论。毛主席如果没有王明（注「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长江局书记等职。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第47、235、285页。」）、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他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死于加拿大。——第47页。」）这些反面教员，未必能那样的成熟。对于各种意见要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毛主席为了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把它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比较，加以区别，这样就不含混了。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毛主席自己就假定过许多反对的意见，别人不推翻，自己来推翻，推翻了再来。上述这些，都是全面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

　　　　　（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注「这是陈云同志两次讲话的节录和一次讲话的要点。」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我就财政经济问题讲几点意见：第一，一九五六年的财政经济情况；第二，如何解决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第三，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第四，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一九五六年的财政经济情况

　　一九五六年，我国无论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全国的职工、农民、公教人员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大大提高了积极性，开展了广泛的劳动竞赛，涌现出大批的模范工作者。知识分子参加各种科学规划工作和向科学进军，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在农村，由于农民在合作化以后更加紧张的劳动，虽然自然灾害并不小于一九五四年，而粮食和其他农作物（除棉花外）的产量，比丰收年的一九五五年还有增加。工业的总产值和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也有很大的增长，工业生产已经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的总产值指标，基本建设四年累计已经完成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些情况说明，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建设，成绩是主要的。

　　一九五六年在财经工作方面，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这主要表现在：

　　一、在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三十亿元。这三十亿元包括以下三个项目：（1）基本建设投资多用了十五亿元以上。基本建设投资大都是用得恰当的，但是在中央各部门，在各地方，都有一部分用得不适当，用得多了。（2）工资多开支了六七亿元。一九五六年是需要增加工资的，缺点是增加得太多。去年各个方面招收的人员，比原计划的八十四万人多了一百多万人，这里还不包括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技工训练班多招收的人员。一部分人员工资增加得过多，机关、企业人员的升级面宽了，有些奖金制度也不适当。这三笔钱，再加上附加工资，合计约有六七亿元。（3）贷款多了一些，农贷和其他贷款多支出了五亿多元。以上基本建设、工资、贷款三项，共计多支付近三十亿元。

　　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紧张。基本建设和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如钢材、木材、竹子、煤炭等，人民生活需要的许多消费品，都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以致有些地方在搞以物易物。钢铁是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重要物资，去年用空了七十万吨的库存（其中双轮双铧犁和锅驼机（注「双轮双铧犁是当时一种新式的畜力耕地农具。有两个轮子和两个犁头，比旧式犁耕得深、效率高。锅驼机是当时适于农村使用的一种动力机器，用煤炭、木柴做燃料。——第49页。」）就多用了二十万吨）。由于缺少原料，手工业者到处抬价抢购废钢铁；有的地方竟发生手工业者抢去供销合作社的竹子的事。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个别商品（如自行车）出现了投机倒把的“黄牛”（注「“黄牛”指抢购物资，高价出售，以此牟取暴利的人。——第50页。」）。看来，任何一种物资必须保有一定的社会周转量，如果少于这一数量，便会发生供应紧张，甚至会出现黑市买卖和囤积投机的现象。

　　我们知道，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按物资的数量来说，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五年是增加了，但是却发生了供应紧张的现象，原因就在于财政和信贷多支付了近三十亿元。

　　如前所说，一九五六年经济建设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错误确实存在。经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积累起来的，过去有缺点错误，今后也还难免。摸索革命的规律，我们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建设的经验，也必须有两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才可积累下来。我们的缺点错误是前进中发生的，是容易纠正的。目前有些物资供应紧张，我们只对少数物资实行了定量供应，但就全局来说，市场仍然是稳定的，黑市和“黄牛”并不多。我们认为，粮食、植物油、布匹等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供应紧张，其他的物资，只要在两年内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供应紧张情况是可以缓和下来的。我们要有计划地使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放慢，使它低于消费品增长的速度，在两年的时间内填补供应不足的差额，使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大体上得到平衡。

　　如何解决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

　　解决财政经济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办法：

　　一、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增产方面，农业和有销路的副业产品，应该大大增产；有原料、有销路的工业和手工业产品，也应该尽量增产。在节约方面，无论是基本建设或者是生产，无论是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机关、团体、学校，无论是中央或者地方，除了保证必需的费用以外，都要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

　　二、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的规模，适应于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可能。这样，基建工作量和财政支出将比原来发下去的控制数字降低，至于降低多少，要看财政收入和钢材、木材等原材料供应的可能。投资额减少以后，是削减主要项目还是削减次要项目，要加以分析。如果有些主要项目不推迟，不减“骨头”只减“肉”（注「“骨头”和“肉”——是计划部门在分配基本建设投资时划分项目类别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法。“骨头”一般指工业、交通建设项目。“肉”一般指配合生产和适应职工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第51、253页。」），这样下去，将来还会出现紧张的局面。

　　三、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今后两年，工资总额只能小量增加；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除了收价太低因而破坏生产的以外，一般不能提高。这样，就可以使购买力的增长在计划的控制之下。劳动工资方面要注意的是，除安排大学和中专毕业生以外，各部门一般不增加人员，必须增加的单位由内部统一调剂；升级加薪一般要停止两年。同时，还要增产消费品，推销公债，奖励储蓄。用这些办法来使消费品的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恢复平衡。

　　我们采取上述三项措施，就是为了既保证经济建设的一定规模，又逐步使原材料和消费品供应紧张的状况缓和下来。也就是说，既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又要保证市场稳定。这样做，无疑要遇到许多困难。比如，若干基建项目推迟后要进行妥善处理，多余的职工要加以安排，对于不能升学和分配工作的中学毕业生，也要做好工作。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1、31、37、52页。」）上，薄一波（注「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一九五六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八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