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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文选-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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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地方用人,更要有大的气量。那里有许多从大城市避难出来的人才,躲在田野山里。你代表民族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组织游击队,只要干得好,包管躲着的人会出来归向你。那些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家,假装成农民的,这时候都露出真面目,投奔到你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人才。山东有一处地方,只去了几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八路军干部,号召老百姓抗日,一下就来了几千人,现在已经有一万人了。

  现在讲第三点:用得好。

  要有什么方法用人才能用得好呢?我想没有旁的道理,只要是在你领导下的人都很高兴工作,都很积极工作,能够这样,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任何工作都是一样,你们以后做地方工作,军队工作,或者党的工作,要使每一个人都很负责,都很积极努力,都很高兴,就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很好。就怕在你领导下面,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不安心,请求调动工作,等等。一个同志如果工作合适,能发挥所长,是绝对不会请求调动工作的。他要求调动,说明他已经不能安心工作。如果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就是领导得不好。那末,要怎样领导才能使干部高兴地安心地工作呢?只有一条,就是上级要信任下级,下级也信任上级,上下互相信任。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做到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有许多下级干部,把意见放在心里不讲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服从,开会的时候你问他:“同意不同意呀?”他说:“同意呵!”“同意的举手呀!”他举手。然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一定要使下级敢说话,同时还要使下级敢做事,就是做错了也不要紧,如果这个下级既敢说话,又敢做事,他就一定会积极起来。

  不敢说话为什么不好呢?举例来说,如果有人有某些不同的意见,又不敢说,而议案已经表决通过,这些决议案在执行的时候,就不能发生很好的效力。所以宁可争论,不要形式上的一致通过。

  用什么方法使别人敢说话呢?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如果在一个领导机关里,一个领导者别人见了他就不敢说话,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如果大家都喜欢亲近他,都爱和他说话,这个领导者一定很能团结人。如果一个领导者架子搭得很大,面孔死板板的像阎王那么可怕,一定没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讲话,十句话也要忘记八句。其实,领导者又何必装出很凶很庄严的样子呢?同志们也许要问我,领导者的好坏是从政治上来看的,为什么要看面孔呢?但是很多人都要看面孔,不要说别的,就是共产党员中间也有这种习惯,所以领导者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还有,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开会时尽可让到会者随便、热烈的争论。规规矩矩请他们一个一个发表意见,很可能有的人就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有人常常不敢在严肃的场面中间说话。

  总而言之,如果下级敢说话,有话就讲,这就是好的现象,就证明了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

  第二,少戴大帽子。比如,有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

  有一些人,专门把任何问题都提到原则的高度。比如,某个同志犯了一些小错误,他就说人家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政治上的动摇。小的错误能说是因为政治上的动摇吗?把每个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是不对的,这种机械的了解十分危险。因为这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我可以说几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有一个女同志,她把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在枕头下面,后来大家把它检查出来了,就推论说:“大概是她不愿拿出来给人家用吧?”于是下了个结论,批评她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我们共产主义是多么的不相容!又有一个同志在吃饭的时候吃菜吃得很多,向来是吃菜“打冲锋”,另一个同志就批评他是自私自利。假如这个同志是共产党员的话,凭着自私自利这四个字,就得考虑他的党籍问题了。还有一个例子,陕北公学有一个学生,丢了一把洋刀,据说这是一件纪念品,所以他心里很不好过。一个同志见了他那种样子,问他什么缘故,他就说因为一把刀子丢了,于是这个同志就批评他“没有牺牲精神”,说是一个革命者连性命都要敢于牺牲,难道一把小刀还不能牺牲?这个道理好像很对,实际上,这种批评用在这件小事上未免太冤枉了人家。爱护一件纪念品,并不是不应该的事,怎么能因此断定这个人对革命没有牺牲精神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帽子。戴大帽子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把每个错误夸大,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去看事情,一定要分出是不是错误,错误的大小轻重,不要随便乱给别人戴大帽子。

  第三,当你去批评人家错误的时候,要指出人家错误的根源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出气,主要是在于真正帮助人家纠正错误。一般地说,批评的人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声势汹汹地指责人家;第二种是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只有后一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上级领导人对下级的批评,务必要适当和正确,千万不要戴大帽子,因为上级领导人批评下级,与同级的同志互相批评所发生的影响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同级的人,他们认为大家都差不多,即使你批评他过火一点,或不大正确,还没有什么要紧,他也不会十分在意;如果是上级给他的批评,那就不同了,因为下级对上级所说的话,都是很认真的,所以不能随便地任意地批评。假如批评得过火或不正确,那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使得被你批评的人对你解除误会,才能使别人对他不至于蔑视。当然下级也要想到上级的出发点是好意,不要只看到态度或语气的不妥,就以为不得了。

  批评的时候还要注意到: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参加共产党久不久,革命的历史长不长。因为对于老党员批评,态度和方式好不好,没有多大关系。对新党员就不同,因为他们刚刚加入,他们的意识观念与老党员有差别,所以对他们批评,宜于采取温和的方式去劝导、说服。

  总结起来,就是要使人敢说话。要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个微小的错误都提到原则的最高度。要能善意地、诚恳地批评人,态度要好,还要指出犯错误的原因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

  用人用得好,还要使人敢于做事。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脾气,喜欢在你领导下的人遇到任何一个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情,都要向你请教,先征求你的意见,你才觉得很快活,很舒服,觉得自己才像一个领导者,这种脾气对工作妨碍很大。一个人能有多少力量、多少时间?即使你的精力很强,“天下第一”,也要有天下第二、天下第三的人来帮助扶持,你才会成功。假使没有他们,你一个人也第一不起来。领导者犯了这种毛病,会降低干部的责任心,妨碍下面同志的工作自信力和积极性。比如一件事情做得很对,他说这是上面叫我做的,一件事情做错了,他也说这是上面叫我这样做的,他完全不负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与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下面的干部没有责任心,工作一定不会做好,还会降低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妨碍他们工作能力的发展。

  也许有些同志要说,你这种让下面的干部发挥主动性的领导方式不大好,恐怕要生出许多错误来。然而我看,错误虽不可免,但也不必怕。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不犯错误就不会进步。一个人犯了一次错误,同时也就是得到一个教训,不断地取得教训,方能不断地改进自己。正确的东西常常是从错误中得来的。科学家发明的东西,哪一件不是从试验和错误中得来的?今天流线型的汽车漂亮得很,灵活得很,但是到博物馆里去看一看最初发明的汽车,笨得要命,真不好看。由从前的不好,进步到今天这样好,这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试验和失败,才得到成功的。一个同志犯了一点小错,并没有什么关系;真的犯了错误,只要老老实实吸取教训,他的经验一定会增加,能力一定会提高。所以,不要怕下面干部犯错误,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总结起来说,使干部敢说话、敢做事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积极性,使干部很安心地工作。假使你说一他就一,你说二他就二,那他就等于电话机,不能发挥他的才能。一个单位,干部不要求调动工作,而且有主动性和创造性,领导必定很好;如果干部都不安心,要求调动工作,领导一定有些什么毛病。以后大家出去做领导工作,能做到使下级敢说话、敢做事这六个字,工作效果一定会好的。

  最后讲第四点:爱护人。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一、使用干部不要今天拉起来,明天又放下去,好像打桩一样,这是我前面讲过的。如果你要提拔这个干部,首先就必须全面地估计他的政治品质和能力,看他各方面是否合适,要详细考虑一番。既然提拔起来,要经常留意他的工作,到他实在不能支持的时候,就要想办法,不要等他塌台以后,再来追究责任,撤换他的工作。

  二、对下面干部任何不安心问题,都要想法子去解决。我住在那个山上,有时候也烦得很,刚刚看文件,就会有人来找你,到底会不会他呢?很犹豫。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人家热心来找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所以还是应该会一会。有时候正在写一件东西,一个不速之客,事先不打招呼就跑进来了,你不能还是直挺着腰板坐在那里不睬人家,只得放下笔来,倾听他说话;谈话的时候,还要聚精会神,耐心地郑重地解答各种问题,这样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如果花了几个钟点,替一个干部把事情办好,也还是值得的。做干部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除非不接受人家的要求,既然接受了,就得彻底替人家解决,花一些时间,决不是自白浪费的。

  三、当着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如果在政治上发生这种问题,他就会认为他的前途没有希望了。所以不是到了必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要开除党员的党籍。

  常常有许多被开除党籍的同志来中央组织部上诉,或者写上诉书。这里举个例子:有一个人还很年轻,因为有人的口供说他是托派(注「托派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原为联共(布)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列宁主义的一个政治派别。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一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处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逮捕,这个组织遂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仍然继续进行活动。……第120页。」),被开除了党籍;这个人后来虽然解决了党籍问题,但是七年来光荣的历史完全不算了,同一个新党员一样。这个人要求把问题弄清楚,证人是有的,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延安,一个在一二九师,还有一个在外国,就一一写信去调查。经过比较长的时间,直到最近,各方面复信收集齐了,才知道以前是弄错了,我们承认了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于是这个人由过去一个“死人”,只想“我还是到前线去牺牲掉算了”,现在变成活人了。调查时间花了两个月,值得不值得呢?我看是很值得的。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了。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男一女,有人告发他们,说男的是托派特委委员,女的是托派分子。他们到这里来读书,要求进党校,进训练班,便来找我想法子,但是人家已经控告了他们,于是我就照实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这年轻的一男一女听了我的话,马上就惊异得哭起来了。我便保证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来的时候一跳一蹦的非常活泼,走的时候都哭了回去。后来只花了两个星期工夫,查清他们不是托派,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吗?

  有的同志常常怕连累自己,不敢正确地替别的同志做证明人,所以领导人遇到这类政治历史问题,更要慎重办理,否则有些人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使被嫌疑的同志冤沉大海,这实际上是损害党的事业。这一点,无论是领导党的工作,领导军队,都要十分注意。

  同志们!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任何一个人犯了错误,都应该帮助他纠正。如果他犯过的错误非常严重,甚至是很大的罪过,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看他过去有没有功,如果有功,就要把他功过比较一下,再作处理。如果一个人从前犯了错误,现在还在犯错误,这样的人,经过批评,只要赶快觉悟,下一个决心,口头是岸,将来能够转变得好,也还可以将功赎罪的。我们共产党是讲公道的。犯了错误只要自己觉悟,只要能够切实改正,在革命队伍里就应该允许人家继续革命。今天犯了错误,以前的功劳可以拿来相抵;若是今天有错,以前也有错,可以将来赎罪。我们共产党要尽最大努力把有错误的人挽救回来,因为这样做对于革命有利。

  四、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只说他的好处。如果对于下面干部只说他好,掩饰他的缺点,以致养成他自高自大,工作不求实际,这样只会害干部,而不是帮助干部。

  干部中间也有些人很喜欢别人说他的好话,说他好就感到舒服,不然他就生气,很不乐意。其实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有些干部常常不了解这一点。俗话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每个同志都要注意这一点。  总结起来,爱护人很重要。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

  我就讲这些。但是有两点必须申明:第一,同志们不要引起这种感觉,以为革命纪律这东西也可以不要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一个革命的队伍必须有铁的纪律,来保障完成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如果没有铁的纪律,也就不会存在,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革命的纪律一定要遵守,希望同志们不要违犯革命的纪律,我这篇讲演不能帮助那些违犯纪律的人。第二,有的同志过去受了什么冤屈、处罚,不要使用我这篇讲演来打反攻战,今天乘机来反攻、报复,这样就不好。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谁能够不做一点错事?只要改正了,就算很好。同志们的气量要大些。

  我的讲演完了。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刘力功去年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在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毕业以后又进了党的训练班,专门学习了一次党的建设的课程。当他在训练班毕业时,党组织根据他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给他作了鉴定,认为他“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观点”,又是工作无经验的新党员,因此党组织决定他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刘力功则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注「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养理论干部的学校。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延安创办。一九四一年七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马列学院普通班与中央党校合并;以马列学院各研究室为基础,成立马列研究院,不久改称中央研究院。……第123、178、223页。」)或回原籍(离延安很远)工作,否则就退出党。为教育新党员,党组织曾经与他谈过七次话。在第一次谈话中他声明退出党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仍旧坚持启己不到基层工作的意见。党组织认为马列学院是党的比较高级的学校,不能接收像刘力功这样思想意识极端错误的分子,认为派他回原籍工作,只是满足了他的家庭观念,非但不能对当地工作有帮助,而且有害于事,因此拒绝了他的要求。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党组织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到华北去做下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可是他还是要求党接受他的意见,实际上是要“组织从个人”。最后党组织给他一个时间去反省自己的错误,几天以后,他声明愿意到华北去,但是又提出条件,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党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

  中央党务委员会(注「中央党务委员会……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的。决定说:“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第124页。」)认为,党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对刘力功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刘力功开除出党了。如果问:我们党内具有或多或少像刘力功这样观点的党员还有没有?还有。这是由于我们党内接收了大批新党员,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他们为追求真理,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加入了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同时,要求每个新党员自觉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地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和习惯。

  我们在分配党员工作时常常碰到对于党的决定讨价还价的现象,借口干部政策来抵制党的决定。这样的党员虽然他满口“干部政策”,可是他并没有完全了解干部政策。他没有想到:分配党员工作时,党固然要考虑到个人的特长,但主要还是决定于党的工作需要。试问,你如果是一个飞机师,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飞机,不能用你驾驶飞机的特长,那还不是只能分配你做其他工作?所以,不能只讲干部政策“量才使用”的一个原则,而不讲干部政策的另一个原则,而且是主要的原则,这就是党的工作的需要。那种只看重个人,不顾及党的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片面的,实际上是不了解干部政策。

  那末,究竟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呢?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犯了党的纪律。能不能说“如果党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不服从”?决不能。如果那样,实际上不是个人服从组织,而是组织服从个人了。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在接受党分配工作时,只能是这样的立场:“我个人有做某种工作的愿望,但是如果党有任何别的决定,我绝对服从。”作为一个新党员,本来应该积极要求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而刘力功却要到总司令部去工作。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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