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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文选-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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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风作浪。他们说，没有把这些老家伙整倒、整死，现在还在台上，当时整死就好了。当时闹派性的、“造反”的人很多，许多是随大流的，但里头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因为时局变化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变成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什么时候气候适宜呢？我们这些人都见马克思去了，胡耀邦同志他们也见马克思去了，那个时候，在座的人大概追悼会开得差不多了。王洪文（注「王洪文，（一九三五年——一九九二），吉林长春人，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犯有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诬告陷害罪。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第302页。」）讲什么？（邓小平同志插话：一九七五年他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所以，对这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但是可以给他们一般的工作，给饭吃嘛。
第五，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至于说专业写作的人，他专门搞这一行的，那只占培养中青年干部中间很少的一个数量。我们党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02页。」）是胡乔木（注「胡乔木，（一九一二年——一九九二），江苏盐城人。一九四一年起任毛泽东的秘书，后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一九八一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在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下，他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工作。——第302页。」）同志协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起草的，第二个决议也是由他执笔的。找胡乔木这样的人不容易。拿笔杆子的人，能写文章的人，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第六，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要成千上万，几千，一万，两万。这次在杭州我跟胡耀邦同志讲过，至少一万个。为什么要成千上万？一条理由，二十几个省区市，加上中央各部委，提一两百个人够用吗？不够用。成千上万，这是工作的需要。再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还有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在那里，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捣乱，搞不了大乱子。
第七，组织部要专门设一个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这个机构十分重要。各级组织部门里，中央也好，省区市也好，地县也好，都要有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什么人带头呢？还要六十岁上下的人带头，工作人员必须是党性好的中青年干部，他们要熟悉四十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的经历和底细。现在把整死彭老总（注「彭老总即彭德怀。参见本书注＇149＇。——第302页。」）的人查出来了，但是到他工作的那个机关一查，问这个人历史怎么样，那个机关答复不知道。所以，设立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十分重要。
第八，组织部门里头应该有专门管理科技干部的机构。这个机构怎么组织，怎么工作，必须专门研究以后再成立。要有科技干部的档案。
第九，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工作必须做好。要使人心安定。准备在这方面花一点钱。有的地方可以搞干部休养所；有的地方，干部离休、退休以后，要有个文化娱乐的地方；有些老干部离休以后医药费困难，国家可以花一点钱。不管怎么样，这些钱我们花得起，一年几个亿就够了。中央组织部讲，老干部工资还是照拿，一个人一年还要多花二三百块钱，主要是医药费、交通费、书报费、娱乐费。再多花一点也可以，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当然，不只是钱的问题，还要有思想工作。有许多是可以不花钱的，看戏坐头排，开会上主席台，并不要花钱。
我这里主要讲的是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老干部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讲了一条。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意见（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
*注「这是陈云同志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处理问题的一次谈话。」
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以后，似乎农业可以不要计划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包产到户以后，计划并不是不要了。
我看到简报里头大家提出来一些问题：
一、郊区必须种菜，不种不行。这样就有点国家计划的样子。
二、养猪要规定任务。规定一年交多少头猪，派购，这也是计划。
三、种烟叶不能超过八百万亩。这是万里（注「万里，一九一六年生，山东东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第305页。」）同志提出来的。这是一个老问题，一九五一年就发生过。什么问题呢？那时粮棉比价是有波动的，粮棉比价对棉花有利的时候，农业部就开农业会议，提出来扩种棉花，扩种到一亿四千万亩。我说，那就不得了，粮食会不够吃。扩种棉花限于八千万亩，是那个时候定下来的。现在大体上还是这个口径。
四、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再缩小了。这是赵紫阳（注「赵紫阳，一九一九年生，河南滑县人。一九八○年十二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九八一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一九八九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他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第282、306、343、369页。」）同志提出来的。我看也不能再缩小了，再缩小不得了，没饭吃就是了。
五、也是赵紫阳同志提出来的，增产经济作物，只能靠提高单产和利用不种粮食的土地。
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
总之，市场调节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灵活灵活。
不这样做，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说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
这是农民与国家两利的大政方针。
（二）我们经济工作的另一个大方针：
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
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
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
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
（三）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注「参见本书注＇198＇。——第306、311页。」），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
当然，来料加工，合资经营，现在许多地方也在做，但不能再增加特区。搞来料加工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产品挤掉了。
广东、福建两省的特区及各省的对外业务，要总结经验。现在还没有好好总结。
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
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例如：
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因人民币“腿短”，外币“腿长”（注「人民币“腿短”主要指人民币只能在国内流通，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兑换。外币“腿长”主要指外币（这里指现汇）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进行买卖。——第307页。」）。
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
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
（四）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
该调出的物资，必须按国家计划调出。
全国建设的进度，必须有先有后，有重有轻，按全国计划办事。
我讲的意见就是这些。再稍微加几句。报纸上登全国有四十亿美元的顺差，所有权是属于中国银行的，使用权是属于地方的和各部门的，地方的三十亿，各部的十亿。各地各部自己的都可以使用，但是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实际上，这些外汇属于周转外汇，而且中央已经在使用了。我希望一九八五年能达到一百二十亿美元的周转外汇，增加两倍。我们这个国家，有一百二十亿的外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我讲的这些话，都是“北京话”。地方的同志说北京人讲“北京话”，我是上海人，但话属于“北京话”。有的同志讲，紫阳（185）同志到了北京以后，讲“北京话”了。我看这是确实的，因为紫阳同志是管全国的。我是老北京，一开国就在中央工作，我这个“北京话”合乎全国的利益。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已经讲了一次（注「见本书《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一文（第305—308页）。——第309、311页。」）。农业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仍然要坚持上述原则，不能例外，如郊区要计划种菜，养猪要派任务，种烟叶的亩数不能增加了，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减少了。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但国家只有那么多钱，这里摆多少，那里摆多少，都要有一个计划。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可以改善，但改善的幅度要很好研究。还是那句话：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只要把握住这一条就好。
首钢的经验，我看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企业里头，应该是有计划的。产品有没有销路，原料从哪里来，都计算好了，才经营得好。我们过去不讲究这一套，有没有销路不管，原料从哪里来心中没有数，一进一出都不是按计划的。就这点讲，资本主义企业里头相当有计划，没有计划的话，那就不行。经委这个机关，要把生产组织好。从工作来说，企业是一层，经委是一层，计委也是一层。计委管全国大的计划，经委管各个部门的协调。有些事情可以包给企业，哪些包，哪些不包，规定要具体、恰当。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大问题。我过去讲，“瓜皮帽，水烟袋”（注「见陈云《要使用资方人员》（《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原文是：“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第310页。」），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不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计委就是要管这样的事情，有先有后，有重有轻。哪是重点，哪是轻点；哪些先办，哪些后办，这些问题计委要考虑。
我那个关于经济问题的第一本书（注「指一九八○年内部发行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这些文稿，现已收入本书。——第310页。」）的时间，是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书记处研究室最近又编了一本（注「指一九八二年内部发行的《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一九八四年七月，改书名为《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10页。」），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我从东北进关的时候，有些同志问我，进关以后怎么干？我说，安下地盘试一试。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三大“战役”：统一经济，稳定物价；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从低级形成到最后完成。
计划订得不够完备，有些部门、地方、企业不坚决执行国家计划，这两方面都要注意。至于说分散，现在大部分还是分散在地方、企业里，还在公家手里头，可以年年搞一点国库券。中央财政要想办法向地方收点税。
现在计划不受欢迎啊！所以今天大年初一，我就找计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来谈一谈这件事。计委放空炮行不行？还是要脚踏实地呀！过去的经验不要忘掉了。过去要计委定多高的速度就能定多高，要百分之十就定百分之十，要百分之二十就定百分之二十。这怎么行呢！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计委的工作难做呀！去年十二月我讲了那四点（注「见本书《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一文（第305—308页）。——第309、311页。」），主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还有，现在搞特区（注「参见本书注＇198＇。——第306、311页。」），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谈话。」
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
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
这两份材料（注「指北京航空学院一位党员教师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的信和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对中年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第312页。」）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我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的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着手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
据中组部了解，三十五岁至五十岁的中专以上毕业生有四百八十万人，如果分两年提高他们的工资，今年大约需要拿出七八亿元，今后一段时间每年也就是十二三亿元。ｗωｗ奇書网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五百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亿元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是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是今天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工作主要要靠他们做。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应该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日本、西德在战后所以恢复得那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因此，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
此事建议责成中央书记处来抓。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的一封信。」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
我完全同意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向这次大会（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叶剑英、陈云作了重要发言，李先念致闭幕词。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到本世纪末争取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同时提出了全党要力争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党风的根本好转的任务。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14、318、354页。」）作的报告，完全同意党章修改草案，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完全同意叶剑英（注「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三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九八四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第三产业42、269、314、341、379页。」）同志的讲话。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备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拨正了航向，又经过十一届四中（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即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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