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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文选-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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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六月四日,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第368、373页。」
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
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
(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
讲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注「指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论述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已经分割完了,在重新分割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因此,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第370页。」)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
列宁写这篇著作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战争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基本矛盾,却引起了无产阶级的革命。
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一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一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注「台儿庄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部(抗日战争时期属峄县管辖)。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侵华日军为打通津浦线,进犯徐州,连结华北与华中战场派遣若干(矶谷)师团和第五(板垣)师团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进行台儿庄防御战,首先在临沂挫败板垣师团主力,接着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围歼孤军深入的矶谷师团,至四月七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歼灭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一万余人,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第361、372页。」)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还有,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所谓真,就是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里话。因为他们信得过你,知道你不会整他们。我就有这样一些朋友。所谓快,就是当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够及时发现。所谓广,就是全国各省市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包括离休、退休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间,我在青浦县小蒸公社搞调查,住了半个月。这里是我一九二七年搞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当时在养猪问题上已经确定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但对母猪是公养还是私养,并没有明确规定,而这是关系到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小蒸公社当时有十五个养猪场,我去看了十个,还看了农民私养的猪,并召开了几次座谈会之后,感到私养母猪比公养母猪养得好,私养母猪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鳅,猪圈也干净,产苗猪多,苗猪成活率高。公养母猪喂食不分大小、强弱,像开“大锅饭”,猪圈脏得很,母猪流产多,苗猪成活率低。通过这次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大部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
总之,后一种调查研究,你们浙江可以试一试。你们要在各行各业广交知心朋友,军队也可以这样做。
军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对于党的指示,军队一定要坚决执行。去年解决北京天安门的事(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由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动乱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发展。从五月十三日起,北京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煽动一些人进行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为保证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国务院决定自五月二十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六月四日,致造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第368、373页。」),没有军队不行。一定要把军队建设好。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要高度重视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问题(一九九○年四月四日)
要高度重视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问题*
(一九九○年四月四日)
最近看到几份有关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日益严重、特别是在新形势下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的材料,深感不安。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现在是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的时候了。在这方面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
*这是陈云同志写给江泽民同志的一封信。
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一九九○年六月六日)
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
(一九九○年六月六日)
张光斗、陈志恺(注「张光斗,当时是清华大学教授、水利专家。陈志恺,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第375页。」)同志就我国水资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
*这是陈云同志在张光斗、陈志恺同志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篇文章上的批语。
工作要抓实(一九九○年六月六日)
工作要抓实*
(一九九○年六月六日)
有几个问题,想同你谈谈。
一、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暗补、明补,都是补贴。
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
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
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
二、工作要抓实。
自从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制定了不少好的方针、政策。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举几个过去的例子: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件是动员城市两千万人下乡;另一件是通过炒肉片、高价糖果等,回笼货币六十亿元。那时粮食很紧张,解决的办法有四条:(一)调整农村政策;(二)工业支援农业;(三)进口粮食;(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经过反复比较,认为这四条中,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第三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是非采取不可的。一九六二年货币流通量达到一百三十亿元,而社会必需流通量只要七十亿元,另外六十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
宝钢推迟部分建设项目,赔了几千万美元。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有关全局。但由于仓促上马,存在一些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当时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干到底。
我在一九八○年十二月讲的《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一共十四条,这是针对当时情况讲的,而且是起了作用的。现在总的看来,也还有用。
三、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
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人,他们是专门考虑战略问题的。
我国已经同一百三十五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二百六十三个政党有交往。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天,如果对来访者都要安排你们去会见,恐怕谁也受不了。
现在的会议很多,如果每会必到,恐怕也办不成大事。你们现在的工作,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难做。而且,有许多紧急事情要处理。
你们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还是一句老话,开会不要开死人。
*这是陈云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悼念李先念同志(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悼念李先念'1'同志*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先念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
我和先念同志相识,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那时他率领西路军(注「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第378页。」)余部四百多人,浴血奋战,历尽艰辛,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我以中央代表名义从苏联回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去星星峡接应他们。这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部分力量,尤其是保存了一批干部。
先念同志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的将军,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九五四年先念同志从湖北调到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
这里要特别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念同志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协助周总理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使一大批在建和新建项目得以建成或加快了建设进度,其中包括攀枝花钢铁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焦枝铁路、襄渝铁路和胜利油田等,继续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基础。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注「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三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九八四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第242、269、314、341、379页。」)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注「邓大姐指邓颖超(一九○四——一九九二),河南光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第379页。」)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先念同志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他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我们要怀念他,学习他。
注 释:
*本文原载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1'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第197、235、252、341、345、363、378页。
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一九九四年二月九日)
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
(一九九四年二月九日)
上海工作是做得好的,不是一般的好,而是很好。
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注「分税制是一九九四年我国全面推行的一种财政体制。它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三部分。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中央固定收入、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地方固定收入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这种体制,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第380页。」),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
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注 释:
*这是陈云同志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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