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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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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被拦腰切断，南下部队立即兵败如山倒。这时斯大林开始考虑让中国出兵，但还是压着。金日成9月20日向苏方通报，周恩来已经问到朝方下一步对中国有何要求，他该如何应对。得到的答复仍是无可奉告。金日成9月底同时紧急致函斯大林和毛泽东，要苏联提供空中援助并让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以建立国际志愿部队的方式给予军事援助。这才得到斯大林的最后同意。
毛泽东并没等斯大林和金日成提出要求，美军一参战，就已着手准备入朝作战。7月2日周恩来告诉苏联大使罗申，中国已经把三个军12万人集中到了沈阳地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扮成朝鲜人进入朝鲜境内；还问到，苏联红军到时候可不可以提供空军加以掩护？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开会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准备日后变为“志愿军”入朝参战。7月中旬，毛泽东向金日成的代表表示，朝如需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四个军共32万人”。毛泽东8月4日在一次会上说，“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接着就在第二天指示高岗，边防军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高岗随即在东北边防军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8月19日和28日，毛泽东两次会见苏联的尤金院士，说如果美国继续增加在朝鲜的兵力，只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而最新情报又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毛泽东立即致信高岗，说：“看来不出兵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刘少奇也于9月21日告诉罗申，如果美国在朝鲜占了上风，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
由此可见，毛泽东打算派兵赴朝作战有很大的主动性，是早就下了决心的，比金日成通过斯大林向中国求援要早得多。
金日成9月底紧急求援，10月1日斯大林致电罗申，叫他转告毛泽东，要中国立即派五六个中国师去朝鲜，即刻向三八线开进。
派兵出国打仗，毛泽东不能不先召开中央会议讨论。现在只知道当时政治局多数人不同意，包括刘少奇、张闻天等。林彪、粟裕两员战将也以有病为由没有接领帅印。当场表示同意马上出兵参战的只有周恩来，但他提出要苏联同时出动空军。毛泽东第一次征求彭德怀的意见时，彭一开始也不同意，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的。”后来他被说服同意领兵，但同样以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为前提。在这一情况下，毛泽东10月2日答复斯大林：暂不出兵，立即派周恩来赴苏同他讨论朝鲜局势。周恩来去苏联，主要就是谈中国出兵需有苏联空军掩护的问题。
斯大林收到毛泽东的电报，马上打退堂鼓，准备放弃朝鲜。他一方面决定把在朝鲜的苏联机构和人员撤回苏联，但另一方面仍不死心。作为试探，他10月5日再次要求中国派兵，还特意表示，中国如果不出兵，以后就无法迫使美国放弃台湾。周恩来和斯大林就苏联出空军问题谈了两天，没有谈成，两人10月11日联名发出电报，说：苏联暂不出空军，中国暂不出兵，建议北朝鲜军队一部分在平壤和元山以北地区组织防御，另一部分转入敌后打游击，部队中的精英分子及指挥员调到东北组成朝鲜师团。10月13日，斯大林把这个商谈结果通知了金日成。
可是毛泽东却不等待周恩来和斯大林商谈完毕，不管苏联是否提供空中支援，已经决定出兵。就在周恩来动身前往苏联的10月8日那天，毛泽东发布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准备立即入朝。10月13日毛泽东又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人，说即使苏联空军暂时不进入朝鲜，也必须马上出兵援朝。
斯大林得知中国决定出兵后，当即取消让金日成撤退的决定。
由此可见，在金日成进攻失败后，朝鲜战争还打不打得下去，决定的关键，已从斯大林转变为毛泽东。
进行抗美援朝，会不会把战火烧到中国，导致美国对中国开战，这个风险是存在的。彭德怀在接受出兵作战的任务时就说，我们准备打烂了再建设。毛泽东对这一点也并未忽视，但他估计可能性不大，并在尽量避免，所以他把赴朝作战的军队称作中国人民志愿军。
问题是，美国并不想打烂中国，这是毛泽东当时就比较清醒地看到了的。
但在决定抗美援朝的同时，毛泽东却提出了“保家卫国”的口号，其实这只是为了说服和动员全国人民的一种策略手段。事后，毛泽东自己就承认并作了说明。1970年10月10日他和金日成谈话时就说：“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指中国人民）也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你不支援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样，战士就理解了。”所以，毛泽东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为了解放全朝鲜，让中国军民做出重大的牺牲。
三、拒绝联合国的停战和谈建议
我国没有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同意进入和平谈判，特别是拒绝联合国政治委员会1951年1月13日通过的解决朝鲜问题的议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和使人感到十分痛心的错误。
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后不久就跨过三八线，之后又占领了平壤。1950年10月19日悄悄入朝的志愿军没过几天就打响了第一次战役，到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结束时已基本上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全部朝鲜国土。两次战役取得巨大成功，大出美国的意料。在第二次战役还没结束时，12月5日美国就有过在体面条件下进行和谈的考虑。第二次战役结束后，美国进一步产生撤出朝鲜半岛的想法。参谋长联席会议12月29日指令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和第八军军长李奇微，只有在不会造成巨大伤亡的情况下才应继续组织战斗，否则要做好从朝鲜全面撤退的准备。几天之后，杜鲁门再次考虑撤退。同时，在联合国内出现了矛头越来越多地指向美国而有利于我国的外交努力，包括恢复我国的联合国席位。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李奇微看到了中朝方面的弱点，已经开始准备反攻，华盛顿也随即打消了撤退的考虑。中国更在谈判问题上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这就使联合国内的调停活动只能以失败告终。［汶网／／。。］
印度是调停活动的带头国，从一开始就把恢复我国联合国席位和台湾问题同朝鲜停战联系在一起。金日成进军南朝鲜半个多月后，尼赫鲁在致美苏领导人的信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军仁川登陆半个月后他又一次提出。美军越过三八线，印度在联合国内正式采取行动，呼吁的主要对象从中国转向美国。12月7日，印度代表13个中立国家提出关于朝鲜停战的提案，包括以三八线为界实行停战、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舰撤出台湾海峡等内容。12月14日，在暂时搁置解决远东现存问题这一条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提案，建议在双方以三八线为界停战的先决条件下，举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参加的朝鲜问题大国会谈，商谈内容除朝鲜停战还包括中国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理会席位问题。在中朝军队跨过三八线的新形势下，联合国政治委员会1951年1月13日通过由联合国大会主席、印度和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提出的新提案，又捡回了被搁置的远东现存问题，基本点是：立即实现停火，举行政治会谈，分阶段撤出外国军队，由朝鲜人民选举自己的政府、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后召开英美苏中四大国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印度向我国通报时指明，这一建议对中国有利，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
这的确是一个符合中国利益而违背美国意愿的决议，只在几个小时之前才得知决议内容的美国并不想投赞成票，但它又不能不顾及国际上包括英国等盟国要求举行朝鲜停战谈判的压力，只好投下了赞成票。美国是把宝押在中国会拒绝上，这是艾奇逊出的主意。他在《回忆录》中说，国务院“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这个宝，美国押对了。
对于印度等国的调停活动，中方的态度实际上是断然拒绝，所以一开始就为谈判设置严重障碍，如反对先停战后谈判，不再承认三八线等。1950年12月5日印度、缅甸等11个亚非国家呼吁中朝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对此，中国在苏联支持下提出五项条件：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出台湾，朝鲜问题由朝鲜人民自决，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并驱蒋，召开中苏美英四大国会议准备对日和约。除此之外，我国还一再声称：美军跨越了三八线就宣告这条分界线已不复存在，先停战后谈判是阴谋、是骗局。毛泽东1950年12月29日更提出，志愿军不消灭敌人不回国，三八线在人们头脑中的旧印象，经过第二次战役，也就不存在了。这都表明，印度等国的调停活动在我们这里只能碰钉子。
当时形势和事后发展都表明，这只是显示新中国领导者缺乏知己知彼之明，因而导致中朝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所得反而更少。我方人员伤亡被俘，物质损失和朝鲜的城乡破坏，绝大部分都发生在这次拒绝谈判之后。这还使中国在外交上从主动变为被动，从得到国际上特别是第三世界，还有英联邦各国以及一些西北欧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变成了多数国家的不理解以至反感。果然，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认定中国“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过了三个多月，又通过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这样做的国家数目很快达到45个。中国一下子就在国际上孤立了。
如果我们在当时军事和政治都有利的形势下就此转入谋求政治解决朝鲜和远东问题，那么，在犯了前面的两大错误之后，不仅可以体面地挽回局面，还很可能由此走上在朝鲜半岛实现和平、并开启解决我国的联合国席位和台湾问题的谈判。
但是，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加上他的过分自信，决定了他不可能这样做。战场上的初胜，更增强了他速战速决地尽量多歼灭美军、由此把美军全部赶出朝鲜，完全消灭韩军、解放南朝鲜的信心。他对联合国席位素无兴趣，也不想用和平方法特别是通过国际协商途径解决台湾回归问题，而认准只能用枪杆子去解放台湾。
拒绝谈判后又未能在战场上取得一些较大的胜利，也应由毛泽东负主要责任。他屡屡驳回彭德怀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和出于爱惜指战员生命而提出的意见。但毛的意见是必须执行的，因为他是最高统帅。彭德怀和毛泽东虽然都是志愿军的指挥者，作用却大不相同：彭是亲临实战的司令员，毛是远离战场的军事统帅；毛不仅节制司令员，还可直接指挥军团司令和军、师长。毛泽东不仅是整个战局的决策者，还是几个战役乃至某些战斗的具体指挥员。人们看到，尽管彭德怀在同意挂帅出兵上也负有责任，但在战场指挥上，都是他对，毛泽东错。这种情况贯穿于五次战役，兹简述如下：
（一）志愿军准备和入朝之初，彭德怀主张稳扎稳打，先防后攻，以阻拦美军北进为目标，不忙于大规模进攻；毛则急于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1950年10月14日致周恩来电中转述彭德怀的意见是：志愿军进入平壤元山以北地区使之不被敌占，争取时间装备训练。他还主张公开入朝，使美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彭10月22日致毛泽东和高岗电，提出“争取扩大巩固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山区，发展南朝鲜游击战争”，以防御战形式寻机反攻或政治解决。他还建议先构筑阵地，组织一个时期的防御以站稳脚跟，对敌形成压倒优势，6个月后再实施反攻。这一套没被接受，毛下令尽快开战。第一次战役随即打响，直到战役结束的1950年11月5日才对外公布志愿军参战，还有意不说明参战的规模和意图。这次战役固然取得胜利，但是部队牺牲很大。11月，毛泽东四次发电报催彭德怀，要求一次性歼灭美军几个师。结果第9兵团因仓促入朝，来不及换装，致使志愿军冻死四千、冻伤三万多，而歼灭美军几个师的目标当然更做不到。
（二）第一和第二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后，彭德怀建议在战场上见好先收，毛催促不停歇地接着打。彭提出部队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再战才比较有把握。他12月8日致信毛泽东，提出可暂不越过三八线，到1951年2、3月再进行第三次战役。毛泽东过了5天回电，要他越过三八线，要他接着就打第三次战役。彭德怀12月19日致电毛泽东，报告说虽已遵命越过三八线作战，但存在受阻和胜利不大的可能性。1951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结束，中朝军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再次攻占汉城，推进到三七线。彭立即再次要求休整，而且需要休整较长时间。毛泽东1月11日虽然同意了彭德怀的部队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三个月的建议，但他仍然盲目乐观，14日给彭打电话，说预计美或作象征性抵抗后退出朝鲜，或则在大邱、釜山一带进行顽抗而耗尽潜力后撤走；春季攻势是进行“最后性质”的作战，“保障最后胜利”，在1951年4…5月“根本解决朝鲜问题”。
（三）彭德怀建议把联合国政治委员会1951年1月13日和谈决议中“限期停战”这一条接过来，毛反对。李奇微大规模反攻两天后的1月27日，彭和金日成、高岗、邓华联名致电毛泽东，建议借这个限期停战的决议，中朝军北撤15…30公里，以赢得时间继续休整。毛泽东第二天就回电，叫停止休整，“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继续南进，等消灭两三万美韩军后再休整。2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专程回来紧急陈情的彭德怀，仍然要求全胜，只不过开始承认速胜不易，说第四次战役办不到就准备第五次。这样一来，第四次战役一结束，4月22日就接着打响第五次战役，直到5月21日结束。在这次战役中，中朝军队未能按计划再推进到三七线，还丢掉一些地盘，而且边打边撤，成为历次战役中牺牲最为惨重的一次，减员8。5万，被俘2万多。这是继美军仁川登陆后被俘人员次多的一次战役。只是上次是朝鲜人民军，被俘10万；这次被俘的主要是1。7万志愿军。
四、在遣俘问题上好面子，长期拖延战争
第五次战役后的5月下旬，党中央多数领导同志都主张志愿军在三八线附近停下来，这才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也就是这个时候，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时任使馆研究室主任的我写了一篇《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调研报告上送到中央，并引起高度重视。周恩来亲来电报，指示这类报告今后不能通过信使带，而应立即用电报发回。
这个调研报告主要是说明，情况已经很清楚，联合国军很难打过三八线，中朝军队也赶不走美军、消灭不了韩军，再打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为增强中朝方面在谈判桌上的地位而把战争拖下去，也得不偿失。对这一陈述以及明摆着的朝鲜战场形势，毛泽东却不为所动，仍然要用边打边谈的形式把战事拖下去。一直到停战谈判结束两天之后，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对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说，从纯军事观点看，大致再用一年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能的。
因此，毛泽东在停战谈判中就一直采取强硬态度。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完了三个议题，于1952年5月初便进入第四个议题——遣返战俘问题。纠结于究竟是按我方主张的全部遣返还是按美方坚持的志愿遣返，使谈判陷于僵局长达15个月之久。直到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决定推行缓和的外交政策，并对中国施加强大压力，毛泽东才被迫同意按自愿遣返原则最后结束谈判，从而终止了朝鲜战争。
按照国际公约，双方战俘本来应该全部遣返。毛泽东也曾认为，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早在美韩手里有13。2万中朝战俘、中朝手里有近4500名美英战俘、7000多韩国战俘时，美方曾提出有可能向中朝遣返11。6万人（这个数字比最终被遣返回来的8。25万人要高出很多）。问题是，出于所谓的“人权”考虑，美国同时表示，得对这些战俘进行“甄别”，因为其中有1。6万人不愿被遣返。这可是影响中国军队声誉的大问题，所以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甄别”。后来在谈判过程中，有一次问题已经接近解决，但最后又被毛泽东否决。1952年7月，美方同意向我方遣返8。3万名战俘。这与我方可同意接受遣返数字的底盘——“9万人上下”相去不远，因此我谈判代表团认为，这代表美方的一种让步，倾向于接受。但是这个意见被毛泽东驳回，说在敌人加紧向我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接受8。3万这个数字对我不利，还批评代表团“在政治上太天真”。8。3万这个数字也高于最后被遣返者的总人数。
毛泽东主观地认为，志愿军战俘愿意回国是没有问题的，障碍就出在美国和蒋介石对他们的胁迫上。但是他没有想到，除美台方面的威胁劝诱外，也确实有许多战俘不想回来。因为入朝参战的部队中有不少被俘的是原国民党军经教育后编入我军的，其中很多人容易动摇变节，所以最后还是有1。4万人，即将近三分之二的被俘人员去了台湾。
毛泽东一直硬不让步，主要是个面子问题，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视这些战俘的权益。经过同美蒋进行英勇卓绝斗争最后才挣扎着回到了祖国的七千名战俘，全部遭到严重的歧视和迫害。1954年2月，80％的党团员战俘曾恢复党团籍和军籍，但在紧接着发生的“高饶事件”后，中央又迅即下发文件，把95％的党团员战俘开除党团籍。他们大都被遣返回乡，从此长期成为当地被专政或监控的对象，一直被当作“怕死鬼”、“变节者”甚至是“投诚的敌伪人员”对待。
由于战争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美国又掌握着空中优势，每日的狂轰滥炸使朝鲜的损失极大。所以金日成从1952年1月底开始就想尽快缔结停战协议，把战俘等有争议的问题交给协议签订后由有关国家召开的政治会议去解决。毛泽东就是不同意，还一直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1952年8月20日来电要毛泽东“对美必须强硬”，还再次断言，“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有意见也没有用。谈判开始后，金日成就认为不值得为战俘问题顶下去。美国提出自愿遣返的问题后，他又主张妥协，1952年2月提出应该尽快结束谈判，说志愿军战俘的多数都是以前蒋介石的军队，政治上不可靠，“为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1952年7月14日致电毛泽东，主张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立即停战。毛15日复电反对，又于16日致电斯大林寻求支持。斯大林自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一直到斯大林去世后，局面才出现大变化。苏联新领导集团要求立即迅速解决问题，结束谈判。他们提出，可从接受对方先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入手，尽快解决整个战俘问题，结束停战谈判。对于这一新方针，金日成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极为兴奋，当即向苏联方面表示，“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非常大，每天几乎有三百到四百人丧命，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对于中国在战俘问题上拒不让步导致战争拖延的做法，他的不满再次溢于言表。
在苏朝特别是苏联的压力下，尚未放弃“一边倒”政策的毛泽东只好妥协。于是，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停了下来。
（此文写作中参阅了沈志华先生《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书，并用了其中不少材料，专此致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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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打虎”为何失败
作者：杨天石
一、蒋经国高调“打虎”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规定各地物价必须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不得提高（即“819防线”）。同时限期收兑民间所藏金银、外币。8月20日，行政院特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上海区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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