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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情 -莱温斯基在中国大陆唯一授权传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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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总统却在此时抛出了那枚定时炸弹，她的直觉永远那么准确，她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果然，这一刻还是发生了。总统说，他再也无法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丝毫欢愉，他想和她分手。最大的障碍是他的道德感，他觉得这件事无论是对他，抑或对他的家人都是不对的，而且他相信上帝不会容忍他做出这种事情。他向莫妮卡诉说着自己内心所经受的痛苦和折磨，作为一个已婚男人，他相信自己的这段外遇将为所有人所不容。此时，他的妻子和女儿切尔西就在附近，她们在白宫游泳池里玩得正高兴，总统却在痛苦中，向莫妮卡揭露了他灵魂深处的不安与罪恶。
总统缓缓地说，他的一生其实都充满了谎言与欺骗。在他还很小时，他就对父母亲说谎，他其实明白这种谎言将会给他带来的后果，可是他却仍然不停地说着一个又一个谎言，因为他总是觉得没有人会发现他、揭穿他。1975年，在他29岁时，他与希拉里结婚，可他的这种隐秘生活还在继续。渐渐地，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一丝惊讶，他发现他不仅在不断地欺骗别人，甚至也在欺骗自己。一直到他40岁那年，他始终过得很不快乐，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而且他痛恨他对自己、对别人的欺骗，他的宗教信仰、他的道德感，以及他的这种天性之间的矛盾，在他心中不断交锋，使他始终处于矛盾和痛苦中。他甚至考虑过与希拉里离开，彻底远离政治，可是就在他已经下定决心时，他却第四次当选阿肯色州州长。他向莫妮卡告白，“如果我可以当一个汽车加油站的小工人，过一种诚实的生活，每天都可以坦然面对镜子中的自己，那么，我也许可以更快乐。”
人到中年，克林顿觉得自己的人生一无是处，毫无方向。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继续与希拉里在一起，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对他深爱的女儿会更好。他说，从那时起他就尽量做到最好，尽可能地与希拉里维系这段感情，他甚至还保留了一本特别的日历，每天，当他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心时，他就会在上面画一个钩。
莫妮卡深深记得那个日子，1997年5月24日，星期六，被她称为“抛弃日”。她回忆说，“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他的心理斗争确实很激烈，能跟我说出这些秘密，可见他压抑得有多厉害，他的心里其实也很痛苦。这让我想起了自己这么多年来与发胖进行的斗争。我真的可以体会他的感受。当然，他也说了一些分手时人人都会说的话，那些赞美我的废话，无非是想让我觉得好受点。可是那次约会，我们都动了真感情，我哭了，他也哭了。”莫妮卡还记得，总统不停地对她说，他仍然需要她，他不想让她离开自己的生活，她记得总统当时说，“如果我们只是一对单纯的朋友，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让他们下地狱。你可以继续来这里，与我聊天，而不需要担心他们的闲言碎语，因为我们之间确实没什么。我真的想让你做一切你喜欢的事情。我想让你快乐。我想成为你的好朋友，我想，我肯定能在很多地方帮你的忙。”
莫妮卡把这些话当成了救命稻草，她说，“我们结束了这次谈话时，我只想记住他说的这些好话，比如他仍然需要我，他想让我做他的朋友。他想要帮助我、照顾我。”
尽管如此，莫妮卡仍然觉得她的天已经塌下来了，从未有过的绝望席卷而来。贝蒂·库里将她从内室接了出来，因为过度绝望，莫妮卡忘了向总统提及凯瑟琳·威利正准备告他的事情。贝蒂带着她走进秘书办公室，接着，这个好心的秘书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妥，莫妮卡的眼泪立刻奔涌而出。贝蒂同情地看着她说，“你就跟我一样，没什么事能藏在心里。我从你的脸上就看出了一切。”
上帝不喜欢了（9）
莫妮卡在眩晕中走回了家，她为这次约会特意穿上的高跟鞋此时有如刑具一般，狠命地折磨着她的双腿。她回忆说，“我不停地哭着，绝望极了，我竟然可以安全回过家，没有撞上一辆车，这才真是奇迹。然后我躺在床上，整个周末就没有停止过流泪。我觉得自己失败透顶，而且心里很迷茫，我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回到头来我才发现，当年的我太年轻、太愚蠢，而且太容易轻信别人了。他怎么能这样残忍地玩弄我？”
就在这次分手后三天，高等法院驳回了总统声称的根据宪法规定，平民不可以起诉他的说法。
葆拉·琼斯现在成了这部戏剧的主角。
第八章特里普的罪
特里普的罪（1）
在与总统结束了他们一年半的感情后，莫妮卡几乎已经崩溃了，可是她的家人和朋友却松了一口气，她们想，经过了这么久，她们的莫妮卡终于可以放下这段感情，去寻找真正属于她的人了。
在过去一年来，玛西娅使尽了各种招数，想要让女儿放弃这份可望而不可及的感情。为了让女儿扩大她的社交圈子，多认识一些老实可靠的单身男人，她替莫妮卡在各种社交团体
中报了名，还邮购了各种关于征婚交友的小册子。她甚至为女儿买了本书，上面专门谈到了人们应该怎样从一段不能自拔的感情中走出来。所以，当母亲发现莫妮卡开始和道格·威利，一个35岁的小政客交往时，她感到极其高兴。可是没过几天，这段关系便无疾而终。
莫妮卡迫切需要朋友的开导与关心，可是令整件事情雪上加霜的是，她的好友正在纷纷离开华盛顿。她最好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搬去了东京，现在她们之间的沟通只能通过互发电子邮件进行；内莎·迪曼·埃布兰德之前住在纽约，相对来说离莫妮卡还算近一点，可是最近又搬回了洛杉矶。这意味着，除了阿希莉·雷纳斯，在华盛顿她已经没有一个好友。
连莫妮卡的亲人们都正在离开华盛顿。1997年夏天，她的母亲准备搬去纽约，因为她发现自己孤独了这么久的生命里，终于出现了一个可以重新让她心跳加速的男人，她想住得离这个男人近一点。前不久玛西娅刚刚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著作，《三大男高音的私人生活》，书上讲述了卡雷拉斯、多明戈和帕瓦罗蒂的人生经历，在这本书的首发仪式上，她认识了彼得·斯特劳斯，一个富有而且很有魅力的纽约民主党人。这年9月初，玛西娅便搬到了第五大道旁边的一个小公寓里暂住，现在，只有莫妮卡一个人住在那套水门大厦的公寓里了。
当然，莫妮卡还有她的黛布拉姨妈，可是黛布拉毕竟还要料理家事，不能经常从弗吉尼亚州赶来听莫妮卡诉说她的心事。事实上，黛布拉非常清楚，莫妮卡仅仅有她还是远远不够的，她不能给莫妮卡太多建议，也无法做一个道德方面的导师，她能做的无外乎是当一个共鸣箱，莫妮卡可以将所有心事全都说给她听，而她只会表示对莫妮卡的同情，并不会做出任何判断和批评。黛布拉觉得事到如今，有她没她已经没有多大分别，莫妮卡毕竟还是需要自己从这件事中走出来，所以她去华盛顿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莫妮卡却根本无法领会亲友的用心，她只是觉得自己孤独无助，连一个听她说话、为她出主意的人都找不到。
母亲懂得女儿的苦闷，也知道她有多么孤独，她非常担心莫妮卡的情况，她说，“我一直想方设法想要转移莫妮卡的注意力，我们当初的想法很简单，要么说服她离开华盛顿，要么让她认识别的男人，只要她不再沉迷于这件事上就好。我们曾经劝说她搬到纽约，和我一起住，我们还跟所有朋友打听，问他们是否可以给莫妮卡介绍些年轻的好男人，我还挖空心思，想要劝她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你知道，以我的个性，我只能想着让她不要在那段感情上纠缠不清，想让时间冲淡这一切痛苦。所以我常常对她说，我们一起出去旅行吧，我们去参观博物馆吧，我们去参加这个派对吧，诸如此类。”
莫妮卡却一头扎进了死胡同里。尽管碰到了那么多障碍和曲折，莫妮卡仍然想找到一份工作，无论做什么，只要能回到白宫就好，只要她能靠近那个她深爱的男人就好。她的心意在1998年8月6日，在大陪审团前作证时说得很明确，当时她说，“这一点，我也曾反复对总统澄清过。对我来说，将他留在我的生活中，远比……远比弄到一份工作要重要得多。”如果有可能，莫妮卡甚至愿意毫不犹豫地做一份薪水比现在更少、职位比现在更低的工作，只要可以让她重返白宫。事实上莫妮卡本来就对金钱没有多少感觉，她的工资虽然一直都不高，可她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钱。莫妮卡走上了一条充满绝望的道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不断为自己的境遇感到失望、愤怒和抑郁。与此同时，她仍然对总统抱着一线希望，她认为他还有可能回到自己身边，她拿当年与安迪·布莱勒在一起的经验作例子，当时安迪也曾经不止一次要跟她分手，可是后来，哪一次不是他主动找到她，说要与她复合的呢？只要，只要她有办法重返白宫，她就有把握不断见到比尔·克林顿，到时候他肯定会重新发现他是多么爱她、需要她。
5月底，就在克林顿要求与莫妮卡分手前几天，她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正缺少人手，如果她成功得到了这个机会，就可以直接为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工作。这份工作不仅可以为莫妮卡提供种种机会和挑战，而最让她感到兴奋的是，她将有机会与桑迪·伯格一起搭乘空军一号，那可是总统的专机。莫妮卡对这个工作感到了极大的兴趣，而特里普又在一旁煽风点火，一再跟她说，凭她的资历，她肯定会是这个工作的不二人选。
就在总统与她分手后一周，5月30日，莫妮卡参加了一次面试。莫妮卡想起他曾经告诉她，只要她是在应征白宫的职位，就一定要事先通报贝蒂·库里，好让他们心中有数。她还想起就在一个星期前，他曾经那样深情地向她承诺，他们还是朋友，他会尽全力帮助她。这确实是莫妮卡一个很大的问题，她从来不会怀疑他对她说过的一个字——对她来说，只要是他说的话，就意味着是一种极大的承诺。基于这种种信念，莫妮卡给他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却失望地得知，总统和贝蒂·库里现在都不在。
特里普的罪（2）
在她接受了国家安全理事会（简称NSC）的第一次面试后，6月的第一个星期，她设法联系了白宫人事主管玛莎·斯科特。自从3月份起，总统曾经数次向莫妮卡提起，他已经将她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了斯科特，而且告诉她，他与斯科特是老乡又是同学，她一定会非常留意莫妮卡工作的事情，可是斯科特的助手竟然冷冰冰地告诉莫妮卡，斯科特从未听说过莫妮卡的名字，这让莫妮卡的心一下子坠到谷底，她感到极度震惊。
又一次，莫妮卡与生俱来的悲观情绪和不安全感，使她对斯科特的回应感到非常沮丧。之前，正是基于对总统无条件的信任，加上她自己也不清楚，总统是不是已经将斯科特当作自己人，对她说过了他与莫妮卡之间的事情。因此莫妮卡从未主动联系过斯科特，心甘情愿地相信，总统和斯科特肯定一直在为她工作的事情操心。可是现在，斯科特竟然说她完全不知道有莫妮卡这样一个人！莫妮卡开始怀疑，总统所作的承诺是不是都是假的，他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让她回来，好完完全全堵上她的嘴。这种想法让莫妮卡难以承受，她不愿意这样猜想，可又不能不从最坏的角度来怀疑那个她曾经如此信任的男人。
先是被人抛弃，后又发现这个人竟然有可能欺骗自己，莫妮卡痛苦万分。加上华盛顿现在对于她来说，几乎可以称之为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找不到一个对她知根知底的好友，莫妮卡发现，现在她只能求助一个人，只有这个人可以安慰她、鼓励她：琳达·特里普。1997年夏天，莫妮卡的母亲已经搬去纽约，而且开始计划与彼得·斯特劳斯共同生活，莫妮卡越来越依赖特里普。
两个女人反复讨论着克林顿，她们不断听着总统的每一通电话、每一句留言，分析着他曾经说过的每一个字。莫妮卡变得非常病态，她觉得自己正在从总统简单的一句说话中体会出微言大义。（后来他对她说，他没有想到莫妮卡竟然会那样重视他所说过的话，从他的这句话来看，莫妮卡是将她的希望搭建在一片摇摇欲坠的沙土基石上。）特里普鼓励莫妮卡找总统算账，凭什么他可以耽误她，阻止她回白宫？他曾答应她在1996年11月，大选结束后就把她弄回白宫，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特里普说，她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件事拖了这么久还没有一个结果，白宫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就业机会，总统竟然花了这么长时间，依然没办法给她解决工作，这实在是“荒谬之极”。
1997年6月9日前后，在玛莎·斯科特办公室受到冷遇和奚落后，莫妮卡百感交集。在特里普的“帮助”和催促下，她给总统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留言，上面写道，假如他真的对她重返白宫工作一事深表关切，就应该帮助她得到这份工作。这条留言看来是起到了一点效果。因为没过多久，玛莎·斯科特就主动给莫妮卡打来电话，并且为她的“疏忽”而表示道歉，她说，她本人刚刚做了个手术，回办公室没多久，事情太多，所以忽视了莫妮卡。
这是一次友好的交流。斯科特说，她其实早就知道莫妮卡了，可是她的助手工作粗心大意，没有整理好莫妮卡的资料。有趣的是，在对大陪审团作证时，斯科特否认了总统曾让她替莫妮卡找工作的说法，她仅仅承认了一点：就在她与莫妮卡通电话前一天，贝蒂·库里曾给她打来电话，贝蒂说她的一个年轻朋友不喜欢五角大楼的工作，请斯科特帮这位朋友留意一下白宫的工作机会。
几天后，6月16日，莫妮卡在斯科特办公室里见到了她。在这次面试中，斯科特对莫妮卡本人的兴趣显然超出了她对对方工作经历的兴趣。斯科特向莫妮卡询问了很多关于她与总统之间关系的问题，并且问她为什么会离开白宫。莫妮卡只好编造了一个听起来很纯洁的故事，她说，她与总统之间确实非常友好，这让白宫里的一些高官，尤其是伊芙琳·利伯曼觉得很难接受，他们认为她的举止“不合常规”。斯科特同时还对莫妮卡为什么这么急于回到白宫也表示出了极大兴趣，尤其是莫妮卡曾经反复表示，她愿意在白宫做薪水和职务更低的工作。在斯科特看来，五角大楼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地方吧，至少，那里的停车位就比白宫多。
莫妮卡不希望斯科特问她这么私人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与总统有关的问题。6月17日她在给凯瑟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觉得很郁闷，那些问题根本就不是她应该问的……”虽然她接受了国家安全理事会两次面试，并且上了最终的甄选名单，可是，莫妮卡最终还是没能得到这份工作。她打电话向斯科特问及此事，可是斯科特却表现得非常无辜，后来，斯科特将这次谈话称为她有生以来“最晦气”的一次谈话。在电话里她告诉莫妮卡，不仅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已经被别人抢先拿到了，而且她回到白宫的另外两个机会也已被人捷足先登。这两个职位在白宫的政治术语里称为“借调”，也就是说，将人员临时借调到白宫的某个部门，待到时机成熟，有可能会将他们转成白宫正式工作人员。
之后，莫妮卡给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发了封电子邮件，她在信中表现得迷茫，思维很混乱，让人感觉她甚至有可能想不开寻短见。在信中她说，“今天我才知道，我没有得到NSC的那份工作……我觉得我应该彻底放弃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我觉得我这个人真是麻烦，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又会完全改变主意。”
特里普的罪（3）
凯瑟琳当然支持莫妮卡放弃这一切，重新开始的决定。两天后她回了封电子邮件，写道，“莫妮卡，你的电邮让我觉得很难过。我为你所碰到过的这些波折而伤心。我给你的意见是，你真的应该趁这个机会彻底放手，如果不这样做，你的面前就仍然会充满阴云，而且你的心情也不可能好起来……我不希望你像现在这样不开心，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放开这一切。”
这次会面后，莫妮卡仍然给斯科特寄了封她自认为“装腔作势”的感谢信，可是事实上，斯科特所说的话使得莫妮卡心中疑云密布，她在想，在过去的这三个月里，总统是不是一直在骗她，莫非他从来就没有为她找过工作？安迪·布莱勒曾经对她说过谎，曾经无数次地欺骗过她。比尔·克林顿也是这样的人吗？
无论莫妮卡奔向哪里，哪里的大门似乎都重重地在她面前关上。
6月24日，莫妮卡给贝蒂·库里写了封信，她诉说了自己与斯科特那次令人失望的会面，并且表示总统不愿意见她，这令她非常痛苦。同时她向贝蒂透露，斯科特似乎在不停追问她与总统之间关系的问题，希望贝蒂重视斯科特的这一举动。莫妮卡没有在信中提起的是她对斯科特与克林顿的怀疑，同时她相信斯科特并不适合帮助自己找工作。在这封信的最后，她写道，“贝蒂，我觉得非常沮丧和难过。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故意对我装聋作哑，为什么对我的遭遇没有一点反应，为什么要故意拉开与我的距离。他为什么不理我了？我根本就没做什么错事啊……我永远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我真的很迷惘，不知道该怎么办。”
6月29日，在琳达·特里普的鼓动下，莫妮卡又亲笔写了一张字条，送给总统本人，她想要说服总统见自己一面，与她一起讨论一下找工作的事情。在信中她这样写道：
亲爱的英俊先生：
我真的需要与你讨论我现在的情况，我们之间有五个多星期没有联系了……请不要对我这样残忍。我觉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觉得我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我明白你有多么辛苦，可是，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找一个解决的方法。最后一次，我乞求你（开始她在这里写道，“从我内心深处”，可后来又被她自己涂掉了），星斯二晚上我可以简短地与你见一面。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封短信中，“我觉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觉得我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这几句话，是特里普加上的。
第二天，莫妮卡给贝蒂·库里打电话，贝蒂只是简单地告诉她，现在总统太忙，没法抽时间与她见面。从这一刻起，莫妮卡开始陷入疯狂，她说，“这时我真的觉得很愤怒，我已经完全不理智了，那时候的我只能像一个臭虫一样缠住贝蒂。”有一次，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对着贝蒂大哭，好在贝蒂是个非常镇定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在电话里慢慢安抚了莫妮卡的情绪。更让莫妮卡感到屈辱的是，她后来才得知，在给总统写信的次日，她给贝蒂打电话，总统当时竟然就站在贝蒂身后。贝蒂安慰她说，总统会在一两天后给她打电话，可是他始终没有联系莫妮卡。
好友凯瑟琳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东京，她还是敏感地体会到了朋友的情绪，7月2日她又给莫妮卡发来电子邮件，焦急地劝说她离开华盛顿，她写道，“莫妮卡，现在我真的为你感到担心。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离开这个地方，至少不要再在政府部门工作了。我感觉你已经处在了危险中，你的心理状态非常不对头。我感觉你现在非常非常痛苦……我不能不为你担心。”
给总统写了那封短信后，莫妮卡耐心等待了两天，当她意识到总统仍然不愿意理睬她时，莫妮卡勃然大怒。7月3日，莫妮卡早上一醒来，就决定再给他写一封信，将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诉他。这封信她写了整整三页纸，开头的称呼也不像原先那样亲热，改成了生硬的“亲爱的先生”，在信中，她批评他食言，答应为她在白宫找工作，可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兑现，同时还愤怒地讲述了自己在玛莎·斯科特那里受到的冷遇。她并没有想到要威胁他，可是为了让总统重视她的来信，她还是提醒他注意，她在1996年4月离开白宫时，是众人公认的“好女孩”，同时暗示他，父母已经再三追问，不明白为什么她没办法回白宫，假如被他们逼急了，她也只好向父母承认他们的这段关系。现在莫妮卡的解释是，“我只是想让他明白，不给我帮忙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她还第一次向总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假如她真的没办法回白宫，那么，总统至少可以帮助她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找一份工作。她回忆说，“这封信里，我确实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但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真心。我告诉他，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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