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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巴金--巴金最后23个春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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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对于居住在那有着两棵玉兰树小院中的作家巴金来说，意味着他人生第二个春天的开始。绚丽的春日透过百叶窗投进他楼下的客厅里。巴金老人终于可以回到二楼写作了。他发现1966年秋天抄家时被贴上封条的几个房间，如今终于都一一拆封。特别是爱妻萧珊曾经住过的卧室，巴金亲自进去打扫了一遍。那里的床榻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土，他小心地一一清扫，然后再把一只花瓶放在床前的小柜上。瓶里栽上一束雪白的花儿，那是萧珊生前最喜欢的白色玉兰。淡淡的清香很快就弥漫了整个房间，巴金感到心情好了许多。
毕竟是春天来了，灿烂的阳光终于驱散无边的阴霾，又投映进萧珊当年住过的地方。这是巴金心中最最感谢的。他真想马上动笔，给自己逝去的妻子写一点什么，以做为他对她的一种纪念。然而，巴金纵然心里有许多话要向萧珊倾吐，却又感到这个想法在当时还有点不现实。上海所有报纸和刊物，依然没有他巴金公开发表纪念亡妻文稿的一席之地。休要说发表这样的文章，即便他想写点抒发情感的散文、随笔或者小说，也还是不可能的事情。想到萧珊在那黑暗笼罩大地时候染病而殁，巴金又心中悲楚，眼时泪光闪动了。
巴金毕竟走出了困境。窗外的暖流在巴金眼里就俨然是不可阻挡的春风，十分顽强地吹进他的小楼。5月里的一天，邮递员给他送来一个白色的信封。拆阅后才发现竟是个陌生的名字：徐开垒！
原来他是上海一家大报的副刊编辑，在那个年代里，巴金已经十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来信了，徐开垒在简短的便函中，首次向这位早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在上海和全国文坛上纵横驰骋的著名作家约稿了！这件事对于已被世人渐渐淡忘的巴金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大的惊喜！
“啊，世人终于没有把我忘掉啊！”巴金把徐开垒这封普通的约稿函，反反复复读了几遍。三十年代他刚刚成名的时候，像徐开垒这样的约稿信，有一段时间曾纷至沓来，那时巴金并不感到为奇。到了五十年代，这类洋溢着编辑热情的短函，就更加不胜枚举，可是在今天，在大梦初醒的巴金看来，徐开垒在粉碎“四人帮”后突然给他寄来这样一封短函，无疑是让人激动的喜讯。它预示着冰封大地的复苏，也证明他巴金仍然没有被世人淡忘。
老人很兴奋。没有什么比一位以写作为终生事业的老人，见到约稿信更快乐的事了。他那天非常高兴，巴金特别重视徐开垒的约稿，已经好久不曾写稿子的他，这一天从早到晚都在想着这件事。有时他感到写稿好象是上一世纪的事了，后来当他真想拿笔写稿的时候，也不知该给《文汇报》副刊写一篇什么文章才好。这十年来巴金在干校里劳动，在作协机关里打扫卫生，什么样的脏活累活他都干过。手也磨出了茧子。只是疏忽了写稿。当然巴金在这期间也不是没动过笔，动笔就是无休止地写检查。当他决定应徐开垒的要求写一篇文章时，竟然又感到心乱如麻，一时找寻不到从前写文章时的创作灵感和感情冲动了。
就这样巴金在他的小楼里整整思考了两天。最后，他还是决定以《一封信》作为稿件的题目。可是当他真要动笔时，忽又感到两眼茫然，写了撕，撕了再写。巴金发现无从下笔了，服的脑子里几乎都是“文革”时的字句。那时的语言都成了套话，个人的写作风格早已淹没在极左思潮的简单文学语汇之中了。好在巴金头脑深处毕竟还有那与生俱来的文学细胞，他尽量让自己的出山之作，多少带有一点巴金的风格。写着写着，巴金就淡忘了身边一切，他习惯于以自己的真诚和善良来对待读者。所以他就把心里话都诉诸笔端，留在他那横格的稿纸上了。
惊悉喜讯泪沾襟（4）
上海《文汇报》很快就发表了巴金的文章《一封信》。
这虽然是一篇千余字的豆腐块儿，可它毕竟是巴金的作品。毕竟是沉寂了十多年的巴金在写文章啊！这样一来，《一封信》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就非同一般。那么多读者就是从《文汇报》一角，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巴金还活着！
在经历一场动荡的岁月之后，一般普通的读者都无法了解中国许多作家的现状。尤其是对写过小说《家》的巴金，更不知他在十年中的吉凶祸福。即便一些从前对巴金非常熟悉的文学界人士，也由于南北不通音讯，无法获悉巴金在“文革”结束后的今天，究竟是否幸免于难。现在读者们是从上海有影响的《文汇报》上又见到了他！
“谢谢，谢谢读者们还记着我！”广大读者在奔走相告的同时，都纷纷写信给巴金。由于不知道巴金的地址，这些信都是通过《文汇报》代转的。北京和巴金的故乡四川，早就有一些期盼巴金音讯的老朋友们，在寻觅着巴金的下落了，现在他们看到《一封信》的发表，才知道老人在动荡中安然无病，于是在读者群里开始传说巴金还活着的喜讯。巴金开始收到一些由《文汇报》代转的读者来信。他们中多是些中年读者，他们给劫后余生的巴金写信祝贺他的《一封信》面世，同时也祝贺巴金劫后余生。老人看了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读者来信以后，眼里汪着感激的泪花。他发现读者并没有忘记他。
尤让巴金高兴的是，北京文艺界人士何其芳等人来信，他们也是看到《一封信》以后，才知道巴金的近况。叶圣陶还为巴金特别赋诗一首，遥祝平安。这是老作家在读过巴金《一封信》后即兴填写的词：
诵君文，莫计篇， 交不浅，五十年。
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
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
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
杜云古稀今犹壮，伫看新制涌如泉。
巴金读了叶圣陶和来自全国各地友人的贺信诗柬，顿时百感交集，忍不住老泪潸然，捧读书信，无声地抽泣起来了。当年6月11日，巴金写的《第二次解放》一文，又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上。金秋十月《上海文学》复刊，在复刊号上，巴金发表了他“文革”后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冬天，巴金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除恶务尽》书面发言。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四川老作家沙汀，专程从成都来到黄浦江畔，走进了武康路的寓所，和老友巴金阔别重逢，一对饱受磨难的文坛至友，相拥泪下。
小院里的海外来客（1）
1979年7月25日清早，巴金早早就起床了。
夏天的清晨，天亮的很早，从前在5点钟他才会起来的，而今天早晨巴金是4点刚过就穿衣起来了。他来到晨曦洒落的院落里，看到小甬路两厢的绿茵茵草地里已经现出了早春的芬芳。几丛鲜花在晨光里正露出馨香。他知道今天将有一位美籍华人作家来到他这幽静的小院作客。他必须把小院里的一切打扫干净。巴金知道这是自己“文革”后外事活动的开始，这意味着十年前那写作之外的紧张外事活动，随着他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随着他不断地在公开场合露面，已经悄悄地开始了。
“巴金先生，於梨华小姐这次专程从美国到祖国大陆来，她想见到的第一位作家朋友就是您！”巴金记得几天前，上海市作家协会组联部的同志，曾亲自来到他的寓所，关照对旅美女作家於梨华接待的相关事宜。
“於梨华？”巴金对於梨华的名字显然有些陌生。也许他在这十多年中很少读海外文学刊物了，特别对这位早年从台湾前往美国读书继而又从事写作的女作家所闻有限，所以一时感到难以适从。
作协的干部向老人介绍说：“巴金先生，於梨华女士是近年在美国较为有名气的华裔作家之一。她是五十年代从台湾去美国留学的，据说於梨华在洛杉矶读大学的时候，无意中用英文写了一篇题为《THE SOKROW AT END OF YACTSERIVER 》的短篇小说。没有想到她竟因此获得了校内举办的文学大奖，从此她就和文学结了缘。以后於梨华就以华文和英文同时写小说和散文。现在成了美国很有名气的作家。当然，她所以想面见您，是因为她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对您的小说《激流三部曲》很感兴趣了。”
“哦哦，”‘巴金对这位台湾旅美女作家的成就格外重视，同时也希望马上会见她。於梨华在国外的自强自重，让巴金蓦然想起他从前在法国的留学生涯。他说：“只是，我这些年来很少读书，特别是英文作品读得更少了。不知能否替我找一些於梨华小姐的作品读一读，以便和她见面的时候有所准备。”
负责接待的同志表示愿望代为寻找，并补充说：“於梨华近年的代表作，主要有《梦回青河》、《归》和《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其中一些作品国内有些期刊已经作了转载。当然，於梨华的早期作品有些不好找，如她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的几本集子，《变》和《也是秋天》等等。暂时怕无法让巴老来读了。”
“好好，我能读多少是多少，接见外宾总是要严肃的。”巴金尽管堪称中国文坛的著名大师，可是，当他听说要会见一位从美国来的作家时，仍希望自己在会见对方之前能够先读一读她写的作品，这样才能在会见时彼此有共同的语言。
巴金已到耄耋之年。可他并没有在一个晚辈作家面前表示出自傲与清高，他仍然利用在会见於梨华的前两天，抽空戴着眼镜读了她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在巴金对於梨华有了初步了解以后，才决定在这幽静的小院里会见刚刚从美国飞到上海的於梨华。
“巴老，我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出生的，我父亲是勤工俭学留法的，回国以后在光华大学教书了。”於梨华在巴金这样的大师面前，是以小学生的谦虚在叙说自己的经历。她当然知道坐在面前的白发老人的资历与学识，几乎可以作为她的师长。这因为在於梨华出生的时候，巴金已以他那部著名小说《家》在上海滩扬名一时了，所以她才十分渴望与巴金见面。而於梨华在读到那部《家》的时候，已是她随家人到台湾以后的事了，所以於梨华当然知道巴金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於小姐的父亲也是留法学生？”巴金没有想到他和於梨华的谈话，会比预想的还要融洽。作为从“文革”地狱中走出来的巴金来说，他对如何参与外事活动已感到万分陌生，他在来访的客人面前暗暗要求自己尽量谨言慎行，“文革”的硝烟尽管早已消散，然而在老人心中仍然残留着余悸。在他听说於梨华的父亲也曾和自己当年的经历一样时，他和客人的距离忽然缩短了：“那么你的祖籍也在上海？”
“不不，我的祖籍在镇海。”於梨华感到能和巴金在家里对话是一种荣幸。她在美国多年就期盼这一天。现在她回来了，万没想到会这样顺利地拜见小时候崇敬的《激流三部曲》作者。她吃惊的还有，在海外一度风传早已在红卫兵冲击下自杀身死的巴金，如今不但仍然健在，而且老人还记忆惊人。她对巴金说：“我在上海住到7岁，才回故乡镇海，后来我父亲失业了，我们全家就到福建去，我在福建读了小学以后，因为战争又流亡到湖南。抗胜利后我们又去了宁波。至于去台湾，那是1947年的事了，那时我刚刚高中毕业。”
“於小姐在美国的写作很顺利吗？”巴金在谈话中不想涉及政治，他想谈的还是文学和写作。
“巴老，坦率地说，一个华人在异国它乡从事写作，决不是一件轻易而举的事。”女作家在巴金面前倾吐心事，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宾，於梨华与其是来宾造访，不如说是位远在海外的女学者兼女作家，回到国内向久仰多年的大作家请教。她把巴金带入了一个曾经心仪的陌生天地：“在美国决不是作家的地位很高，而是很低。我在那里主要是以教书为主，其余时间才能写作。而且我喜欢的并不是英语写作，而是用自己的母语写作，为什么？就因为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必须要给熟悉她的读者来读才行。”
小院里的海外来客（2）
巴金的心顿时狂跳起来。他没有想到这次和於梨华的会见，竟然找回他心中久违了的东西。曾在经欧洲飘流过的他，和於梨华的心情大有同感。听了她的话，巴金才忽然感到自己当年走的路并没有错误。他情不自禁地问：“为什么？”
於梨华说：“我在洛杉矶读书的时候，虽然因为用英文写小说获得过一次奖，可是，后来我却接连遭遇到几年的写作失败，退稿一度成了我心中最难以忍受的事情。直到1961年我写《梦回青河》的时候，才认识到我虽然在美国写作，可是我仍然还是中国人啊！因为我的读者其实始终都是中国人！”
巴金很激动地说：“这是因为你头脑中的艺术构思、素材，多数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祖国，对吗？”
“一点不错，巴老，我的灵肉始终离不开自己的祖国呀！”於梨华感到和巴金谈话很随便，她们的交谈并不是官方安排的会晤，而像是一老一少两代作家，坐在巴金那间宽大客厅里在谈创作体会。她告诉巴金：“素材是我童年和少年时积累的，人离开家乡多年了，就始终怀念家乡。我曾把我的苦恼告诉给一个朋友，他说既然你用英文写作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母语来写？写出以后给谁来看呢？这也是个问题。后来我想还是给自己的同胞们看，我就把稿子交给了台湾的皇冠公司，果然我在自己的国土上获得了成功，《梦回青河》发表以后，在台湾首先轰动。台湾的电台和报纸都连载它，后来又拍了电视剧，巴老，这也是我此次为什么要回祖国大陆寻根的原因啊！”
“对呀，於小姐，还是自己的国家好啊！”巴金和於梨华的会面，给他心灵上的震憾是出乎意料的。此前巴金虽然已经走出了“文革”的阴影，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写作自由。但是，巴金还没有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这场灾难给自己带来的挫折和伤害，究竟应该如何面对？他也曾以博大的胸襟努力要求自己忘掉过去。特别是妻子萧珊的不幸之死，留给他心灵深处的伤痛太深太重。然而他真正认识到祖国——母亲与自己血肉相融的关系，还是在奉命会见於梨华这个“外宾”之后。巴金感到於梨华对他讲的全是肺腑之言。在会面中，他也从这位成功女作家的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巴金知道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和非人待遇，尽管一度让他痛断肝肠，然而祖国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啊。
在此后的频繁外事活动中，巴金始终抱着这一原则：决不会在任何外籍作家面前“诉苦”，当然，老人更不想多谈“文革”遭际。他想说的都是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痴情。1980年5月22日，巴金又在他那座飘荡着玉兰花香的小院里，会见了从美国回祖国访问的著名女作家聂华苓。
她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华裔作家，聂华苓虽然也是从台湾去美国从事写作的女作家，但她和於梨华所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这位湖北籍的女作家，曾在台湾主持过与蒋介石对峙的政治性刊物《自由中国》，在祖国大陆发生浩劫的前夕，她就毅然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任“作家工作坊”的访问作家。近几年来，聂华苓在美国极力主办旨在团结包括中国大陆作家在内的“国际写作计划IWP”活动，联络了许多海内外华裔作家。聂华苓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她——一个中国女人，1977年竟然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在华人作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那天上午，聂华苓是和她的丈夫、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瓦尔一起来到武康路13号小院的。巴金和她谈的主要是海外文学和台湾文学的现状等问题。聂华苓告诉巴金：海外的中国作家无时不在读国内作家的作品。她本人在三、四十年代在台湾时期，因为无法读到国内作家的著作，特别是像巴金等人的早期著作而倍感焦虑。那时的台湾最多只能读到徐志摩和朱自清的书。她开始研读鲁迅的著作大约是五十年代，所以她那时的写作就象孤儿一样地摸索着。
聂华苓认为：在台湾写作很困难，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那时台湾的古典文学还是有的。她们那些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作的作家，也觉得是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聂华苓认为：我们现代中国人应该有现代中国人的处境，而且还必须要有现代中国人的文学。她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了美国的。她对巴金说，她到了美国以后，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她就更加忧国怀乡，总希求将现代风格的写作融化在自己的传统文学氛围之中。
巴金通过和於梨华、聂华苓这两位海外女作家的交谈，使他进一步认识了世界。十一年的封闭和幽禁，麻木了老作家的神经。可是，当他对从海外来的客人谈起自己的写作时，巴金仍然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真诚之爱。他说：“我的写作也有曲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去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就写得比较少了。有一个时期我到了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朝鲜那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非常突出。人们习惯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我发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所以，我感到在中国写作是最大的幸福。”
小院里的海外来客（3）
来访的外宾们听了巴金的谈话，都无法相信他是在浩劫中九死一生的老人。因为巴金心里没有任何阴影，他的话语充满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巴金对来访的客人说：“我经常会想起我在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变得善良一些，纯洁一些，对别人有用一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都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了。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了。”
来访的客人都希望巴金谈一点“真话”。他对“文革”也毫不避违，巴金再不是从前在牛棚里连话也不敢讲的人了，巴金的性格决定巴金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讲真话：“‘文革’前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Ｋ’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剥夺了发表文章的自由。有一个时期，我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福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协分会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地照他们的训话去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所有在巴金客厅里听他谈话的外国友人，都不能不承认老人的心水晶般的透明。从巴金坦荡的谈话中，几乎看不出他对“文革”有半点怨恨与隐痛。特别是巴金在谈起刚刚结束的那场风暴时，他是这样说的：“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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