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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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初愈后难以支撑的病体。陆文婷，任劳任怨，不计名利，以精湛的医术使多少病人重见光明，她有纯洁高尚的灵魂。她是真正的人，我好像看到她在捅炉子做饭，给孩子絮棉衣，她是可亲可敬的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人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您是当之无愧的。您的设计和计算是如此精确，您的“建筑”朴实无华。然而它高大、坚实、俊美。在祖国初春的天气里，在“复苏”的百花文苑里，它大放异彩。它可以使千万个“寒士”得以温暖，使千万颗历尽坎坷、多遭磨难的心得以慰藉。我和您素不相识，但我觉得您是一代中年人的知心人，更是我的亲人。您和陆文婷大夫一样，有一颗热情善良而富于同情的心，有着极为精湛的“医术”……陆文婷的形象已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了根，她将与我相伴一生，她使我双眸更加明亮，对生活、理想、事业的追求更加执着，使我在生活道路上的步子更加坚定。我万分感激您，望您保重身体，写出更多好的作品。……

一封封深情的信，像涓涓细流，汇进了作家心灵，产生绚丽的涟漪。作品感动了读者，读者也在激励着作家。

读着这些喷发着感情火花的来信，我们便谈起《人到中年》的写作经过和社会反响。

谌容说，她原想写中年这一层知识分子，歌颂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表现他们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崇高品德。而其中的医生，尤为可贵，他们给予社会的是那样巨大，而社会给予他们的与他们付出的劳动简直不相符。他们的工作接触社会各个方面，从他们身上可以反映生活的广大面；而作者又有一些当医生的朋友，于是她便开始读医学书籍，到医院深入生活（一个月），很快便写出了这个震动文坛的中篇小说。老作家巴金羡慕地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写一部像《人到中年》那样的小说！”

不久前报纸曾就《人到中年》展开了讨论，可惜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争鸣气氛不够。谌容表示愿意做箭靶子，希望别人讨论她的作品，不同意见应充分摆出来，把观点讲清楚。讨论涉及当代小说怎么写法这个大问题，是按照公文、报告写，还是按照生活的真实面目写，这样的问题不能含糊。

对作品中刘学尧夫妇出走的问题常常是人们议论的话题，谌容对此多次表示她不愿意说违心的话。一个真正的作家没有权利违背生活，他只能忠实地反映生活。生活中有这样的存在，而且这是十年浩劫之后，在拨乱反正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将来也许不会再有，但现在确实存在，作者有责任把它艺术地再现于文学作品中，使作品更富有时代的印记。起初，她并没有打算写这个情节，是生活本身提示了她，迫使她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她到医院里生活时，碰到了两起要求出国的事件，她对他们的出走表示遗憾和难过，但又深知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于是她根据生活的提示，在作品中构思了刘学尧夫妇出走的情节（她的作品一般都有模特儿，有一位出走的大夫就姓刘）。她认为，他们也不愿意走，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还是走了，但走了又会怎样？他们自己说不清楚，所以作品写他们“像一个漂泊在天空的气球，不知将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是要写出他们那种彷徨的心理状态。

谌容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坎坷的道路的。

她出身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今年四十岁——正是人到中年之时。她常常风趣地说，关于我自己，只用三句话就行了：一我没有牧歌式的童年；二我没有令人羡慕的学历；三我没有可歌可泣的战斗经历，日子过得平平凡凡。这是谦虚之词，其实她的日子颇不平凡，生活道路坎坷不平，创作上也是几经沉浮。

在她还只有十二三岁时，就浸沉在家里的藏书中，从诗词到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西厢记》、《三国演义》，她都看得津津有味；从昆曲、京戏、川剧到话剧，她都有着广泛的爱好，这些早期文艺的熏陶对她的日后成为作家不无影响。

十五岁是她生活的一个转折，四川刚解放不久，她为了冲出剥削阶级家庭，自谋生路，毅然放弃初一的学业，考进了重庆工店当售书员。她永远忘不了晓雾濛濛的嘉陵江岸边，她背着书箱向工厂走去，她奔走，她追求，然而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她并不十分清晰。她卖书给女工，女工却不识字；她到矿上去，矿工却不敢出来见她——因为他们没有衣服遮体。她愕然了，女孩子怎么不上学念书呢？人怎么会没有衣服穿呢？她难以相信，无法理解，然而这却是铁的事实。这时她才看到了贫富的悬殊，人间的不平，生活本身对她的阶级教育远远胜过了政治课上获得的知识。

她站的是文学柜台，有机会饱览文艺新书，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她都贪婪地攻读。一年后她进入重庆一家报社，在那里自学了全部初高中课程。1954年她考入北京俄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译工作，五年中她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不幸身体累垮了，遭到了精简，被调到北京市教育局，并成了编外人员，像一个被社会遗忘的人。这是她受到的第一次打击。

这种打击谁又能料定岂非“塞翁失马”呢？她自己不愿意遗弃自己，她在领取“劳保工资”的情况下，到山西农村一边养病，一边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尝试。一连写了四个剧本，前三个都被“枪毙”，最后一个是以焦裕禄为题材的，好不容易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中，可是“史无前例”的风暴来临，又成了一场空。

“出家”晚，又不是抬头见喜，而是开门碰壁。这就是谌容文艺生涯的起点。

1969年“清队”以后，她随北京市大批干部一起下放到郊区通县，在那里喂猪、插秧、种菜、当工作队员，一干就是四年，最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耽误了。“铁扫帚”在扫荡一切，但她还是念念不忘重操“旧业”，在1974年分配到北京某中学之前，她已着手创作长篇小说《万年青》。1975年这部描写农村题材的三十四万字小说问世了，打倒“四人帮”以后这却成了某些人议论和指责的口实，在她出版了《光明与黑暗》第一部之后，她所在的单位再也不准她的创作假了，后来还扣发了她三年工资。

身处逆境，她却像陆文婷一样，“超负荷运转”。她不奔走，不哀告，而是借款度日，闭门谢客，拼命地写作，昏过去了，醒来又继续写，写，不停地写，《永远是春天》、《人到中年》都是在这种逆境中写出来的。……

正在我们谈得起劲时，南方某杂志的编辑来向谌容约稿，请她写点创作经验之类的文章，她直率地拒绝了，她目前不打算写这类东西，她认为自己创作没有什么经验可谈，鲁迅先生也说没有什么“小说作法”，所以她不能满足报刊这方面的要求。她认为写小说没有什么窍门，一个是读书，吸取前人的东西，丰富知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知之越多越好；二是动手写，犹如《红楼梦》中惜春学画，主要靠自己慢慢画，边画边提高。

在谈到作家和作品对她的影响时，谌容说她最崇拜的是鲁迅，对他的作品和为人都十分钦佩。中国古典小说中她最喜欢《红楼梦》。她在创作上一方面借鉴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另一方面也受外国文艺技巧的影响。她上俄语学院时，参加了那里的“文学社”，读了不少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都是写人的大师，她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表现手法。她说她写东西力争做到自由一些，不管别人说是什么方法，看需要而应用，《人到中年》用回叙，少不了一些心理刻画；《周末》是用的传统白描；《玫瑰色的晚餐》是写意识活动；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她近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内省”色彩，能引起人们对社会历史和人生道路的深刻思索，这种表现手法与传统的小说写法有很大不同，处处流露出作家的主观意识，通过人物内心世界反映外部世界，现实和回忆、联想和梦幻，穿插交换，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感受性，但又不是西方意识流的简单移植，而仅仅是吸收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方法。她说，时代在前进，生活的节奏变快了，小说再不宜慢吞吞地描写，那样读者就不爱看。她不希望别人把她的作品进行对比，因为她每写一篇都在进行新的探索，尽量不雷同于别人，也不雷同于自己。作家追求的是一个“新”字，脑子就用在创新上，要立意新、思想新、人物新、语言新，她感到每写一篇作品都是在爬一次坡，是很艰苦的劳动，前面充满了坎坷不平，但要有勇气继续爬上去。

谌容的创作路子是相当宽广的，她长于写农村各类干部乃至普通社员（如中篇小说《白雪》），也熟悉广大知识分子；她写了两个长篇，四个中篇，一组短篇，但她的主要兴趣是致力于长篇，她觉得短篇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从明年开始，她打算谢绝约稿，关门写长篇，完成《光明与黑暗》。

在谈到约稿这类事时，她风趣地说，有人求稿心切，让她翻一下箱底，把过去写的东西找出来发表，她说她不能那样做，那样对作者编者都不利，弄不好会砸锅。有时半夜三更，一封电报来了，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悲喜莫测，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封催稿电报，一场好梦随着电波消失，叫人啼笑不得。

她说，写小说不是机器包饺子，构思一篇很不容易，写出来了，不满意的不愿意往外拿。她讲到这里，使我不禁想起歌德的话：“有些高明的人不会临时应差写出肤浅的东西，他们的一生要求对他们的题目安安静静地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种人往往使我们感到不耐烦，我们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马上就要用的东西。但是，只有这条路才能导致登峰造极。”（《歌德谈话录》第35—36页）

谌容深感写作是很艰苦的劳动，她在她的一篇散文《病中》（见1980年第4期《文汇增刊》）已有透露：

巴尔扎克说：“创作是累人的劳动。”没有想到竟是这样的累人。作家的脑子就是劳动的车间，你病倒了，你的车间没有停工。安装在那里的各种机床昼夜不息地旋转着。生活的素材不断地被传送带输送进来。体验、分析、加工、提炼、构思、丰富。这里没有病假、没有公休、没有节日。这里是永远的运转，甚至在梦中。

这是病态：神经衰弱，精神分裂。这又是最佳的竞技状态：文思如潮，不可遏制。

这是她的心情的真实写照。目前，她感到对她和她的创作的评价，有些过奖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她是理解读者和编者对她的关心的，但为了答谢读者的热忱，她只有努力创作，写出新作呈献给他们，除此而外，别无他法。

（原载《长春》1980年第11期）

《人到中年》的思想和艺术

练文修

一

作为一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的情节是很简单的：中年眼科大夫陆文婷，在一个上午连续三次手术之后，心脏病突发，濒临死亡的边沿。借用她丈夫的一个专业术语，可以说这篇小说写的就是陆文婷的“断裂”。

陆文婷为什么“断裂”？

是她原来体质太弱吗？不是。在医院里，她算是“身强力壮”的，本院的保健科甚至没有她的病历档案。是她精神比较脆弱吗？也不是。当她还是一个普通的住院医生的时候，就敢于在一次查房之后，当着眼科主任和许多大夫的面，对主治医生的诊断提出怀疑；在批判“白专道路”，点了她的名之后，她还是不动声色，回家照样钻研业务；“文化大革命”中，她冒着“包庇叛徒”的危险，在造反派闯进手术室的情况下，坚持为病人做好了手术；在她病倒的前一天，为了让她的丈夫能把八小时变成十六小时，毅然决定让她丈夫搬到研究所去住，而把两个孩子，一大堆家务，独自承担下来。无疑，陆文婷正如她丈夫所常说的，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那么，是因为丈夫不够体贴？不。傅家杰是很爱自己的妻子的。仅有的一张三屉桌，他让给陆文婷使用，自己则屈居于床边的一叠箱子上，把一本本参考书摊在床铺，研究他的金属断裂专题；有了孩子之后，他便在屋里拉起一块绿色的塑料布，把三屉桌挪到布幔后面，希望能在这瓶瓶罐罐、哭哭啼啼的世界里，为妻子另辟一块安定的绿洲，使她能像以前那样夜夜攻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实验室被封闭、研究专题被取消，他便把全部的聪明才智都用在家务上，使陆文婷免去了后顾之忧；甚至在他接受了陆文婷的建议，搬到研究所去，准备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就在第一天中午，他原先不准备回家的决心便动摇了。他想起了妻子：“今天她在病房，手术能按时完吗？一想到她疲乏不堪地走进家里，又要手忙脚乱地做饭，总觉得过意不去。他还是蹬上车回家了。”是的，傅家杰是一个好丈夫。这一点陆文婷最清楚。所以她在昏迷中想起他们的爱情的时候，还是感到了生活的美好。爱情曾为垂危中的她注入了生的活力。

“断裂”的原因既不在陆文婷自己，也不在丈夫傅家杰。那么，在谁呢？

在院长赵天辉吗？他确实沾染了一些官僚习气，但作者并没有过分责备他。陆文婷病倒之后，他多次来看陆文婷；总是忍不住要把陆文婷的病和焦成思的手术连在一起，因而心里感到不安，甚至后悔自己当时竭力推荐了她；他要眼科搞出一份中年大夫的调查材料，决心拿了它去找市委，找卫生部，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求爷爷，告奶奶，也要把这张状子递上去”；而当陆文婷出院的时候，也是他亲自打电话给行政处要来了一辆小卧车。透过这些行动，我们看到了陆文婷的“断裂”对他思想的冲击，看到他还有正常的人的感情和良心。

在“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吗？不错，秦波那两道不信任的眼光，那些不顾别人尊严的盘问，也曾使陆文婷感到难以忍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作者又反复强调，陆文婷并不把这一切放在心上。对于这些难缠的高干夫人，“她接触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在她和秦波谈话之后，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是“心平似镜，一如往常”，“没有把秦波的刁难，视为难以忍受的凌辱”。显然，和这样的高干夫人打交道，她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秦波也未必就是其中最难缠的一个。何况焦成思又是那天上午三个手术中的第一个手术，谈不上是陆文婷“断裂”的直接诱因。

显然，作者并不把陆文婷“断裂”的原因，归结为某个个人。有人认为，没有在这一点上树起一个直接的对立面，是不好的。其实，正因为作者排除了个人的直接责任，才能引导我们从更复杂、更深广的社会背景上，去探讨这种“断裂”的原因。这正是作者对生活认识深刻的表现。

那么，陆文婷“断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从作品的具体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陆文婷是在工作和生活的双重重压底下，在身心两方面的超负荷运转中，产生“断裂”的。虽然她对生活没有任何非分的企求，“一间小屋，足以安身；两身布衣，足以御寒；三餐粗饭，足以充饥”。只要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读一点书，能够不受干扰地开一个夜车研究一点学问，她和她的丈夫就感到这一天过得非常充实。可是，随着两个孩子的出世，连这样简单的生活要求也达不到了。她经济上是拮据的，月月入不敷出，大街两旁琳琅满目的陈列橱窗，以及人行道上农民自由出售的稀缺的农副产品，都与她无缘；甚至想买一双白球鞋给孩子也难以办到。而工作的担子又是沉重的。老的老了，走的走了，骨干作用历史地落到了她的身上，甚至为“大官儿”看病，也得由她出场了。于是，“每天中午，不论酷暑和严寒，陆文婷往返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放下手术刀拿起切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分秒必争的战斗。从捅开炉子，到饭菜上桌，这一切必须在五十分钟内完成。这样，圆圆才能按时上学，家杰才能蹬车赶回研究所，她也才能准时到医院，穿上白大褂坐在诊室里，迎接第一个病人。”紧张忙碌到这种地步，甚至无法为小女儿扎个小辫儿，系上蝴蝶结；甚至住在北京，却已多年没去北海；甚至天天在医院走来走去，竟没有发现医院的院子里还有鸟儿。这样的超负荷运转，即使金属也会疲劳和“断裂”，何况乎人！

这样，作品就通过陆文婷的遭遇提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中年人的苦恼问题，中年人所肩负的重担和他们的实际待遇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这正如刘学尧在“含泪的晚宴”上所说的：

中年、中年，现在从上到下，谁不说中年是我们国家的骨干？是各条战线的支柱？医院的手术靠中年大夫；重点科研项目压在中年科技人员身上；工厂的各种难活是中年工人顶着；学校的重点课程也要中年教师担当……

……

我请问：谁都说中年是骨干，可他们的甘苦有谁知道？他们外有业务重担，内有家务重担；上要供养父母，下要抚育儿女。他们所以发挥骨干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才干，还在于他们忍受着生活的煎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他们的爱人和孩子也忍受了痛苦，作出了牺牲。

……

不幸在于他们最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林彪、“四人帮”的动乱耽误了……现在，这批中年人要肩负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智力、精力、体力都跟不上，这种超负荷运转，又是这一代中年的悲剧。

《人到中年》通过感人肺腑的艺术描写，提出这个普遍的、严重的、人人关心的社会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作品在读者中，尤其在中年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是没有缘故的。

然而，我们分析这个中篇小说的主题，还不能仅仅到此为止。粉碎“四人帮”以来，描写中年人的困境的作品，也不鲜见。《人到中年》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这通过精心设计的人物关系的描写，揭示出了造成这个普通的社会现象的更深一层的原因。作品中的一些描写是很耐人寻味的。

比如焦成思看病。因为是副部长，赵天辉就得在几净窗明的院长办公室接待他，就得不顾病人的等待，把正在门诊的陆文婷叫来；因为是副部长，赵天辉便要把最好的医生推荐给他，秦波也可以挑三拣四地进行挑剔；住院前，赵天辉还要特别关照陆文婷做好手术准备；住院后，抽血、透视、做心电图，都可以不用排队。试想想其他病人，比如张老汉和王小，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吗？没有。不要说其他病人，就是陆文婷自己病倒在家里，她丈夫想叫一辆车，打了电话到医院，几经周折，还是没有弄到。为什么？就因为一个是堂堂的副部长；而另一个不过是个普通大夫。社会已经习惯根据地位、身份来评价一个人，来决定对一个人的态度了。在有人享受特权的时候，就必然有人的正当利益要受到漠视和践踏。普通中年人的苦恼，并不引起注意和关心，是不奇怪的。

当然，要说对这些普通的人都不关心，那也未必。可是，关心的是什么呢？当秦波对陆文婷的体质不很放心时，赵天辉说了这么一句话：“她在我们这儿，就算身强力壮的了。陆大夫，我记得，你这几年一直是全勤。”这个赵天辉，身为一院之长，他并不懂得陆文婷一家几口，工资多少，住几间房，却能记得她这几年一直是全勤。显然，他关心的只是他手下的人有没有完成任务，却没有关心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人们是作出怎样的努力，付出多大的牺牲；却没有考虑作为一个领导，该提供和创造什么样的条件，以便让人们能够胜任并愉快地去完成这些任务。严格地说，他不过是把人当作完成某种任务的一个工具。

这样，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的症结所在了。在中年人的苦恼的背后，有一个如何看待人，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问题；有一个如何对待人的肉体和精神的需要，如何摆正人在革命工作中的位置的问题。长期以来，封建主义的流毒，左的路线的影响，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我们忽视和讳言这个问题。这是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妨碍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人才的成长的不利因素，因而也是影响“四化”进程的不利因素。《人到中年》把这个问题揭示了出来，这是它比同类作品高出一筹的地方。这个主题思想的开拓，和表现在作品中的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切，对普通人价值的肯定，对普通人所具有的高尚情操的讴歌，一样鲜明地体现了作者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

二

为了加强主题的尖锐性，作品在展开陆文婷的“断裂”这条主线的同时，揉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