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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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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待着发排，等待着校样。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一九六四年我到山西起，整整十年了。十年的心血，现在要出成果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高兴的呢！
谁知就在这时，“批林批孔”开始了，我的厄运也来了。
出版社极少数“掺沙子”掺进来的造反派，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搞开“批林批孔”了。他们贴出许多大字报，攻击严文井、王致远、韦君宜等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其中一颗“重型炮弹”，就是他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其罪证，就是准备出版我的《万年青》。我至今不明白这些造反派的战将们从哪里编造出来的材料，竟然说我父亲有七条人命。现在，出版社准备出版一个有七条人命的国民党法官的女儿的小说，岂不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于是，我那部长篇小说就被“批林批孔”扼杀在摇篮中。
八
出版社绝大多数同志都为我抱不平，但他们无权无势，爱莫能助。
我走访出版社的各位领导，申诉我的不平。我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法官，并没有人命。他的历史远在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中就作过结论，定为“一般历史问题”。而且，在开始同出版社打交道时，我就本着“把丑话说在前头”的原则，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出版社，并无半点隐瞒。出版社领导根据党的政策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才把《万年青》列入出版计划，为什么现在又改变了主张？这些老同志劝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知道，他们是同情我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能为力。那时，唯一能引以为安慰的是，稿子还留在出版社，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尽管已经是很微弱的希望了。
不久，这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批林批孔”中又杀出一个“批‘走后门’”，矛头也是针对老同志的。我那篇小说又被造反派抓住了，说它不是从邮局投递，经“前门”进来，而是从严文井同志的“后门”进去，勒令严文井同志从什么门进来的，还从什么门退回去。在这种压力之下，主管这部小说的王致远同志一气之下“出差”去了，严文井同志只好把原稿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一个字也没有写，给我退了回来。
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它不仅意味着我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而且意味着我被取消了出书的资格。今后，我写得再多，再好，也不会有出版社出我的书了。而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我的生命。
我甚至觉得没法活下去了……
一个人业余时间搞点创作，不仅要付出很多额外的辛劳，而且要遭到很多白眼。在有些人看来，这叫作“不守本分”，“想入非非”，起码也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为了免遭讥讽和嘲弄，我和许多业余作者一样，在开始写作时是“保密”的，偷偷地写。等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单位替我请创作假，才把“秘密”公开出来。现在，临到发稿前夕，书又不能出了，这，等待着我的将又是什么？
我怎能忍受这样的打击！
在走投无路中，我给当时在中央把持文艺大权的那个人写了一封信。事关政策问题，她不表态，下边谁敢做主。附带说一句，这封信是从离我家最近的北京北新桥邮局挂号寄去的。
过了十天，中央办公厅来了两位同志找我，谈话地点是在第五中学党支部办公室。这两位同志了解我的家庭情况，问了我父亲生前所在单位，他的档案现在什么地方，并让我把小说原稿送交中央办公厅信访组。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临走时他们对我说：“你要相信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不相信，我就不敢写这封信。”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四十天），人民文学小说北组的同志跑来告诉我，中央办公厅已把小说原稿寄到出版社，上面有批示，大意是：“小说基础是好的。作者本人没有问题。出版社应该帮助修改出版。”并说当时在中央把持文艺大权的那个人在批示上画了圈。（这“批示”我至今没看过，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传达过的。）
这样，《万年青》又重新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这对出版社那些造反的勇士们是小小的一棒。而对于那些“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老同志来说，则是一个解脱。他们不必再为我承担“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罪名了。由于类似的原因从出版社计划中被除名的一批小说，也得到大赦。不幸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这批书的出版，有些作者和出版社的同志又挨了一次整。
对我来说，《万年青》冲破了如此巨大的阻力，终于能够出版，可谓万幸。但这本书的出版后来又使我经历了长久的磨难，却是始料不及的。
九
当重返人民文学出版社，洽谈进一步修改《万年青》时，我格外谨慎小心，生怕言行稍有不当，又被“造反派”节外生枝，再次发起攻势。更怕那些掌权的大人物出尔反尔，撕毁前言。出版社的同志、特别是小说北组的同志，也为我这一状告准了感到高兴。他们也是谨慎小心的，不敢因为重新获得编书的权利而稍露喜色。我们彼此合作，只求平平安安地出书。这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和我结成了患难之交。
一九七五年九月，《万年青》出版，我所在的学校和学校所在的教育局、区委对我的创作都是非常关怀和支持的。他们不但给了我创作假，区里的一些同志还把《万年青》的出版，作为他们工作的成绩，并请我介绍经验。我“谦虚地”谢绝了，一次也没讲过。只希望继续给我创作假，重返山西农村深入生活。承蒙他们关照，一九七六年初，正月初四，刚过了春节，我就来到了吕梁山。
我“成功”了吗？我不知道。我只希望离开乱纷纷的北京城，离开那些真真假假的恭维。我愿意回到安谧的农村去，回到给了我那么多生活乳汁的农民中去。我在那里见了很多老朋友，他们已经从基层干部成长为县委的领导干部。这使我有机会结识了很多县委书记，同他们一起开会，一起下乡，一起去大寨参观。略知他们的苦衷和在夹缝中为民谋利的种种斗争艺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光明与黑暗》和中篇小说《赞歌》等，就是在那一段生活的基础上写成的。当然，我也接触了很多农民，经常驱车在吕梁山积雪的山谷中。中篇小说《白雪》中所描写的山区，就是我那时生活的环境。我很喜欢那里的恬静。置身在那遥远的天际，忘却了很多尘世的烦恼。
然而，吕梁山也不是世外桃源。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和血迹，震动了全国，在这深山僻谷中也引起种种不安。我回到北京，在北京经历了唐山地震的惊骇。我一个在安徽合肥教书的妹妹邀我去避震。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安徽。因为我是“北京来的作家”，颇受照顾。我结识了很多当年新四军时代的地方干部，也结识了很多“火箭干部”和“小辫书记”。对一个以描写人生，时代为己任的作者来说，在中国，造反派的发迹史，同老干部的斗争史，都是值得一听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接着写《光明与黑暗》。按最初的设计，这是一部共分九卷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一九七五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个县委内部各种力量的斗争。其中就有各种类型的老干部，也有造反起家的“革命领导干部”。我闭门不出，昼夜执笔，想以这部新作去迎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文艺春天。谁知出版《万年青》的事又被翻了出来。
十
首先是查那封信，查那封信是通过什么“线”送上的。我丈夫在《人民日报》工作，便怀疑我的信是通过他经当时把持《人民日报》领导权的鲁瑛送上去的。其实，他们猜错了。正因为我丈夫在《人民日报》工作，当时，“四人帮”正在《人民日报》发动一场斗争：“批判以胡绩伟、王若水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力量’”。我丈夫不幸也被视为“邪气”。我躲还躲不及，怎敢沾边？说来有趣，不知凭第几感觉的小心，那寄挂号信的小条竟被留了下来。这时，拿了出来，双手奉上，并“供出”中央办公厅那两位同志姓名，请组织上详查。
其次，因为我去了一趟安徽，结识一些“火箭干部”和“小辫书记”，便让我写“交代材料”。（必须说明，人家说不是交代材料，只是为我好，什么事总是说清楚好些。）所幸我那时笔头勤快，每天都记日记，便把几月几日上午在哪儿，见到谁，谈了些什么；下午又到哪儿，见到谁，谈了些什么，一一交代得十分明白，写了一万多字的材料。后来，听安徽的朋友说，曾有人沿着我当年“走过的路”先后走了两遭，详细探查。结果大概未曾发现有什么阴谋活动，也就没有再来找我了。至于那“交代材料”和“外调材料”是否销毁或者还保存在什么地方，我就不得而知了。多少年以后，倘若我的作品还有读者，倘若还有人有兴趣研究我和我的作品，说不定会从什么地方找出这些“珍贵史料”，也未可知。
此外，还有人说，《万年青》里一个支部书记名叫江春旺，一个生产队长名叫邓万举，这部小说是吹捧江青、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这真叫我欲哭无泪，欲笑不能了。我写的是一个村子的事情。中国农村很多是两大姓或几大姓。我写的这个村子里，江、邓两大姓。姓江的有好人也有坏人，姓邓的有好人也有坏人。怎么能这样地“联想”呢？万幸的是，江春旺是男性，邓万举也不是“走资派”，要不然，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后来，终于证明了我的清白。这可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却通知我停止创作假，限期上班，否则停发工资。我向出版社告急。出版社小说北组负责人李景峰同志、责任编辑孟新禄同志忙去说情，并作检讨，检讨他们没有给我办续假手续，是他们的过错。（其实，从来没有人说过需要办这类手续，都是满口支持这个人去写小说的呀。）然而，一切努力都无效。一九七七年四月，我每月五十六元工资开始停发。
就在停发工资的困境中，我写完了《光明与黑暗》。第一部，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出版。接着我写了《永远是春天》和《人到中年》。有不少人问我：“《人到中年》里有没有你自己的生活感受？”以前我总用“外交辞令”含混过去。现在还是说出来吧：当然是有的。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就是啃两个冷烧饼，就一杯白开水，伏在三屉桌上写东西的。
我们的社会还是温暖的。很多相识、不相识的同志为我抱不平，在这样那样的会上替我呼吁。还有不少同志为我四处说情，希望有关方面收回成命。我对这些同志的关怀始终铭记在心。有时，我也为生活拮据，不得不向人借贷而烦恼。有时，我又觉得很难理解。当时一些干部支持这个作者深入生活，继续写作是对的，怎么又出来这么档子事儿呢？
一九七九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同志在报上发表了一段谈话。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意思是说中宣部是作家的后勤部、参谋部。我忽然觉得应该给“后勤部长”写封信。当年，《万年青》是在“中央”的干预下出版的；现在，我为《万年青》的出版写了那样一封信算不算错误，该不该扣发工资，看来也只有请中央裁决了。
中宣部的领导同志先后为我的信作了两次批示。中宣部的其他同志也为我的事跑了不少“衙门”。不过，问题的解决还是在一年之后，《人到中年》这部小说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北京市许多业余作者和专业作家几乎每会都为我呼吁。北京作协热心支持业余创作的同志还上书为作者陈情。同时也得到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同情和关注。最后，北京市补发了我的工资，调我到北京市作协当了一名驻会作家。这已经是一九八〇年九月了。
十一
关于我的作品，那是应该由读者和评论家们去说的。我只想就我的两部长篇小说《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说几句话。
这两部长篇小说是不会再版的了。原因很清楚：小说的政治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现行政策。《万年青》写的是反对包产到户中的故事，而包产到户正是现在所推行的。《光明与黑暗》是写农业学大寨中的故事，而农业学大寨正是现在所不提的。
怎样对待这两部长篇小说呢？对于图书馆来说，事情很简单，下架就是了，全当没有出过这两本书。
对于作者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不能否认我写过那两部长篇小说，我不能说我的处女作是《永远是春天》，而不是《万年青》。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我不能篡改历史。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两部政治上有错误的小说呢？
有的同志说，这是作者脱离生活，紧跟政治的结果。我很难同意这种说法。我们的生活是同政治分不开的，文学作品要反映生活就不可能脱离政治。生活中确实反对过包产到户。不仅中央反对，各级党委反对，广大农民也被动员起来反对，并且很多人是诚心诚意地反对。一九六二年反对，以后一直反对，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在反对。
我在一九七四年写一九六二年中国农村生活的小说，当然只能反映党和农民怎样反对包产到户，而不可能反映当时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党和农民怎样拥护包产到户。同样地，一九七五年，生活中确实有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很多老同志确实曾经利用这个运动，同那些“只抓革命，不管生产”的造反派作过斗争，以求得安定团结，从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写一九七五年县委生活的小说，当然只能反映县委怎样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各种文章，而不能反映当时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对“农业学大寨”的批判。
我以为，比较公正的说法似乎应该是：多年来我们的生活被“左”的政治扭曲了，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只能反映那个被扭曲了的生活。这类作品的出现，主要不能从作者个人身上去找原因。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有的文学现象。若干年后，也许可以作专题去研究。
十二
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我感到疲倦。我累极了。
这确实不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创作，是累人的。这不要紧，谁让你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这一行呢？使人受不了的是，为了取得创作的权利，为了免遭诬陷，需要进行多么艰苦的持久的战斗呀！十多年中，小战不息，大战两次。我是一手拿盾，挡着明枪暗箭；一手握笔，趴在稿纸上，一步一步地走着。累，真累！
回首当年，我几乎很难相信，我竟有那样的勇气和精力，去应付那无休无止的纷争。今后，倘若还要“战斗”，还有第三次大战，我觉得我不会再有勇气和精力去应战了，我情愿不战而降。
人生毕竟是短促的。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要手上这支笔不被打落，还能写下去，我实在舍不得时间去打那些无头的笔墨官司了。
（选自《谌容研究专集》，何火伍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其他相关
写给《人到中年》的读者
谌容
《人到中年》发表之后，我收到不少读者热情的来信，其中一部分是工交战线上的同志们写的。《工人日报》让我写些话，算做是回信。
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读者喜爱自己的作品。正好像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最大的快乐是看到了病人的笑颜一样。热情的宽容的读者慷慨地将这种快乐给予了我，我深深地感激你们！在我的创作生活中，这一封封来信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得到教益，受到启发，鞭策着我写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我不是医生，不是陆文婷。恰如有的读者在信中所说，我只是“这默默无闻的众多中年人中的一个”。我熟悉陆文婷们的经历和处境，了解他们肩负的重担，知道他们生活的艰辛。他们是解放后培养起来的新人，他们应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各条战线都有陆文婷。有的同志把陆文婷比作天上的一颗星星，说她在我们的生活中静悄悄地放着光芒。我同意这个比喻。我认为，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星星，组成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灿烂的夜空。他们不求闻达，只把自己的血与力献出来，为了下一代，为了我们多难的祖国。他们是伟大的一代人，正如他们的前辈一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生活清贫，有着很多难言的困苦。我认为，他们是在作出牺牲，包括他们的丈夫或妻子，也包括他们的孩子，而这种牺牲又往往不被人重视和承认。于是，我写了陆文婷。我想，陆文婷这个艺术形象在读者中引起了共鸣，成了他们的朋友，就在于她大概是代表了他们。我写对了。当然，我并不奢求所有的人都喜欢陆文婷。
陆文婷的命运引起很多读者的关注。有的同志不同意把她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认为现在的结尾是“光明的尾巴”，应该让她死去。有位热心的读者，给我寄来了他写的《人到中年》续篇，共五节。他描写了傅家杰为儿子买了白球鞋，为女儿买了扎小辫的发带，带他们到医院去看陆文婷时，她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也有的读者建议陆文婷应神采焕发地站在手术台上，姜亚芬又飞到我们的身旁。我觉得，一篇小说的主人公的命运引起读者的关注，甚至有各种截然不同的想法，那么，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形象已经活在读者心中，他们希望她这样，不希望她那样，都是可以的。如果一定要问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不更改现在的结尾好些。这不是“光明的尾巴”，而是生活给我提供的感受。陆文婷是“迎着朝阳和寒风”出院的。她可能神采焕发地重新走上手术台，也可能还会遇到艰难。当然，我是希望她的生活中充满阳光的，因为春天毕竟已经来临了。
现在我还没有写《人到中年》续篇的打算，但是我可以考虑这个意见。过几年，如果生活给了我新的启示，我愿意把陆文婷的故事再写下去。但愿到那时，我能将一部欢快的乐曲呈献给你们——我善良的好心的读者。
关于刘学尧和姜亚芬夫妇出走的问题，我想说几句。在构思这篇小说时，我并没有想到要这么写，而生活的现实迫使我修改自己的计划。我到一家大医院去体验生活时，正有眼科的一位女大夫申请出国，她技术精良，年富力强。她爱人是外科有名的“快刀刘”。他们被批准走了。后来，这“快刀刘”老在我脑子里转。我甚至不愿给这个人物别的姓，就写下了刘大夫。我在内科的“顾问”，也是一位年轻精干的医生。他外语很好，对心脏病颇有研究。《人到中年》中有关描写心脏病的章节，是他帮我定的稿。遗憾的是，在小说问世之后，我到医院给他送书去时，他也已远在海外了。这使我从另一方面感到解决中年问题的迫不及待。确实，他们是不该走的，也是不愿走的。关于他们不该走，人们谈得不少；关于他们不愿走，人们往往不注意。我曾犹豫，要不要把这些写进小说里。后来，我还是写了。我认为，这是十年浩劫之后，在拨乱反正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将来也许不会再有，但现在确实存在。作者有责任把它艺术地再现于文学作品中，使作品更富有时代的印记。
最后，借此机会对热心改编《人到中年》为电影文学剧本的同志们说句话。电影文学剧本我自己已经动手在写了，希望改编的同志们谅解。
（原载《工人日报》1980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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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坎坷终须上——访作家谌容
高进贤
谌容刚从东北归来，在她还未进入创作的“忘我境界”之际，我便受《长春》编辑部委托，对她进行了采访。
我坦率地要求她给我提供“秘密”武器，让读者得到一些过去不曾获得的东西。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别人把牛牵走了，你再去只有拔牛桩子，而拔桩子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谌容很明白我的意图，她拿出一大堆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寄自遥远的边城乌鲁木齐，倾吐了一位在人生道路上历尽艰辛，至今仍在“超负荷运转”的小学女教师的心声：
敬爱的作家谌容同志：
我告诉您，我是怎样读您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的。我右手按着书，身子俯在办公桌上（因为书是借来的，怕别人拿走），左手时而擦去涌上眼眶的泪水，时而按住隐隐作痛的前胸。……亲爱的陆大夫，您在哪里？我恨不能立刻奔到她的床边，拥抱那垂危的身躯，搀扶她那初愈后难以支撑的病体。陆文婷，任劳任怨，不计名利，以精湛的医术使多少病人重见光明，她有纯洁高尚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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