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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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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作者：王蒙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一）
一、我为什么没有自杀？
某种情况下，我甚至要说，恰恰是在身处逆境之时，学习的条件最好，心最专，效果最好。顺境时人容易浮躁，周围常常会有各种朋友、跟随者、慕名者、请教者；顺境时你常常忙于说话、写字、发表意见、教授旁人、好为人师；顺境时常常自我感觉良好，志得意满，看到的是旁人的失缺；顺境时你必须满足社会与众人对你的期待，你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做旁人要你做的事情，比如出席某些活动、仪式而目的仅仅是为了表示你确已出席。而逆境时、被晾到一边时、“不可接触”时、“不准革命时”，正是不受干扰地求学的良机、深思的良机、总结经验教训的良机，是严格地清醒地审视自己反省自身解剖自身的良机，是补充自己、壮大自身、使自身成长、使自身更新的良机，是学大知识、获大本领、得大彻大悟的最好契机。
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我身在新疆维吾尔民族聚居的农村，又处在极“左”的狂热之时，由于我在当时被错误地列入另册，不能写作，不能在任何单位上班工作，也不能正常参加社会活动……当然无法有任何作为，甚至看来似乎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地学习。我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农村干部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怎么样学习毛主席著作呢？学维吾尔文版的。我用维吾尔语背诵下了老三篇，背诵下了一大批毛主席语录。一次我大声朗读《纪念白求恩》，房东老大娘甚至以为是广播电台的播音。这说明我读得是怎样的字正腔圆一丝不苟。
有些外国朋友不理解我怎么可能在那种条件下在新疆一口气生活了16年，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他们询问我在新疆16年做了些什么，言外之意那么长的时间，你的生活将会是怎样地空虚和痛苦。我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是读维吾尔语的博士后啊，两年预科，五年本科，三年硕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研究生，再有三年博士后，不是整整16年吗？”
任何表述都不是面面俱到的，我无意用这样的说法来掩盖我与很多同命运的其中有不少是优秀的人士在那个年代的经历的悲剧性，也无意提倡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然而我以为确有真正的精神真正的胜利，不是仅仅用一种类似儿子打老子的谵语欺骗与麻醉自己，而善于在一切逆境中学习，通过学习发展和壮大自己，憧憬着准备着未来，为最后的不仅是精神的而且是全面的胜利打下基础。这样的学习同时也是对于制造苦难制造不义嫉贤妒能动不动欲置人于死地的坏人的最好回答。
至于为什么没有疯狂也没有自杀，当然还因为我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我的对于生活对于人众（例如维吾尔农民）的爱，还由于正是我自己从童年和少年就选择了革命，包括革命的曲折和艰难，是我自己选择的，它并不完全是外来的与异己的强加的灾难，这样思考就会舒服一点，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强一些。有一些激烈的评者总是责备我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采取对历史和现状无情的决绝态度，对不起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的起点、出发点、思考的角度就是有所不同，我不打算迎合。我也不喜欢那些欺世盗名的大言。
为了寻找人生的“登机通道”
有一种理论也极有趣，就是说自己老了，没法学了。一位比我年轻得多的至今还不足40岁的作家见我也能不无结巴地与说英语的同行用英语瞎白话一气，便叹息道：“老王你的战略部署是正确的，应该学习英语！”我说：“太好了，快快学吧。”他回答：“我老了。”
然而我开始认真学英语的时候比他现今的岁数还大得多。是的，我在1945年至1948年上初中时学过英语，每周五节课，每节50分钟（解放后上课每节改为45分钟）。解放后再不学英语了，我早早中断上学参加了工作，倒是随着广播学过一点俄语。这样到了1980年我46岁第一次去美国时，我的英语只停留在26个字母与good—bye与thankyou上。至今我还记得1980年8月底自旧金山转飞机去中西部衣阿华的情景。我在旧金山机场办了登机手续，拿到了登机牌，却不知道走哪个登机通道。送我上飞机的是我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的一位侨务领事，她不认识英语，与我同行的一位老诗人与他的妻子也不懂英语，机场上再也找不到懂中文的人了……当时可难死我们了。于是我下定了决心，要学一点英语，至少是为了在机场能找到自己的登机通道。
我当时已经是46岁了，我觉得为时未晚，我给自己规定的硬指标是每天背30个单词。学习使我觉得自己年轻，学习使我觉得自己仍然在进步，在不断充实。学习使我感到了自己的潜力、生命力。学习使我的生活增加了新的意义，每一天每一小时都不会白过。学习使我摆脱了由于一人孤身海外而有的孤独感。学习使我摆脱了不少低级趣味和无聊纠纷，不是说我有多么崇高，而是我实在没有功夫搞那些没有出息的事儿。
还有人说自己笨，学也学不成。如果你确实下了功夫，没有学好，谁也不应当责备你。问题在于，努力学习并且学有成绩的人常常被夸奖为聪明，而不肯学习不肯下功夫读书的人却正是自命的笨人。难道我们不知道“笨鸟先飞”的俗语吗？既然笨，为什么不多下点功夫，早下点功夫，先飞多飞一番？请问，到底是不学习而变得比别人笨，还是笨了才不学习呢？到底是学习使人聪明了，还是聪明使人爱学习了呢？这里至少有个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的区别吧！
学习使我增加了自信，不要惊慌，不要自卑，叽里哇啦的洋话也都是人学的，他会的，我都能学会，他不会的，例如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对于中国现代当代历史变革的第一手体验，在中国政坛文坛乡村边疆求生活的经验……我也了解。学习使我在任何境遇下都能把握住人生的进取可能。你可以不准我写作，不准我吃肉，不准我出头露面，不准我参加许多重要的活动，然而你无法禁止我学习。即使你没收了我的书（极而言之，这种事并未发生过），我仍然能念念有词地默诵默背默想，默默地坚持学习。
多一种享受，多一种人生原
来在新疆学维吾尔语的经验大大有利于我的英语学习。
第一，我去掉了汉语所造成的思维定势，认为不同的发音不同的词汇不同的语法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可以这样说，你认为这样说很合理，他却完全可以换另外的说法，同样也很有道理。你有你的表达方式你的表达强项，他也有他的表达方式表达强项，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时候你必须克服母语的先入为主所造成的对别种语言的异物拒斥心理。
第二，我增强了对于语言学习的自信。最初学维语时我最怕的就是自己的发音不正确语法不正确别人听不懂，后来我发现，恰恰是你的怯懦，你的欲言又止，你的吞吞吐吐，你的含糊其辞，你的十分理亏的样子成为你与旁人交流的障碍，而那些本地的老新疆人，不论什么民族，也不论他们的发音如何奇特，语法如何不通，他们的自信心十足的话语，毫无问题地被接受着被理解着。有了这个经验，我学到了一点英语就可以到处使用而毫不怯场了。
第三，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最精微的部分，你从对于一种语言的学习中，可以摸出一点其他民族的思维特点与长短来，这种学问是从旁处得不到的。
语言是知识、工具、桥梁，当然这些说法都是对的，然而语言与学习语言带给你的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沟通的便利和一些有关我们的世界我们以外的异民族异国土的奇妙知识、间接见闻，它带给我们的会是一个更加开阔的心胸，更加开放的头脑，对于新鲜事物的兴趣，更多的比较鉴别的可能与比较鉴别的思考习惯，这里还包括了养成一种对于世界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的了解与爱惜，一种对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恕道的深刻理解，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
学习语言是一种享受，享受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享受人类文化的全部瑰丽与相互作用，享受学而时习之的不尽乐趣，享受多种多样而不是单一的，相互区别甚大而不是大同小异的不只一种人生。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二）
二、功夫在书外的“有限论”
毛泽东说过，有些知识分子是“书读得愈多愈蠢”。人们多认为这话反映了毛泽东轻视书本知识的问题。窃以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毛泽东是何等人物，本人读了那么多书，你去参观中南海他的故居，你会发现，连他睡觉的床上，都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放满了书，这样的毛泽东，岂有反对人读书之理？直到晚年，他还有一个重要指示，叫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那么，毛为什么要说一些很极端的话来贬低读书的意义呢？
这又要从毛泽东的思想来研究，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里透露了毛的思想核心，他强调认识的实践品格，重视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反过来说，他看不起乃至于厌恶那种脱离了认识的实践性的死读书、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掉书袋和书呆子。
对此我还有一个联想，斗胆可以说是一点发挥。世界上有一类东西，是可以从书本上学到的，而另一类东西，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或者从书本上学到的只能是相反的东西。那么，如果你只有书本上的知识，只会从书本上得到认识，全不结合实际，岂不是书读得愈多愈蠢？
举例来说，游泳，光从书本上能学得到吗？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书本上有现成的答案吗？同样，不论是太极拳还是广播操，从书本上学足以累死人气死人急死人，找个师傅带着练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再举一个不太高雅的例子。我们从书上到处读到人应该如何奉公守法，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照章办事等等。可有一本书谈如何走后门吗？走后门不好，不应该教，那么请问，谁能说自己从来没有与走后门的现象有涉呢？你不走，你见过别人走没有？你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走后门是一个值得正视的社会现象乃至文化现象。
即使是为了反对走后门，不也是需要弄清走后门现象的来龙去脉吗？但是偏偏没有这方面的书。此例只是说明，除了书本上的知识，人间还有书本以外的另类知识。如果只有书本上的知识，没有另类知识，你的知识很可能是相当地不完全。
再举一个令人尴尬的例子，有一本书谈国家公务员怎样才能更好地获得升迁的机会的吗？没有的。
因为，从性质上说，我们的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根本不应该有地位观念升降观念。我们提倡的是做人民的老黄牛，老黄牛怎么会考虑自己的地位职称级别待遇问题呢？尤其是，那些致力于自己的升迁的人的“经验”、“办法”，是不足与人语的，是不足为训的，有些是很糟糕的，即使写出来这样的书也是无法出版的，即使出版也只能在一片愤怒的谴责声中夭折而亡的。那么，事实上存在不存在一个为升迁而总结经验为升迁而奋斗的问题呢？有没有公务员或公司的文员在谈论在研究在关心自己的升迁问题呢？我们能不能完成一部“升迁学”，哪怕是不能写成文字因而只能靠心领神会的这样一部书呢？这个问题不言自明，这也属于另类学问，靠读书用处有限。
幼稚的成熟与成熟的老到我
们常常议论到某个人的时候说谁谁比较幼稚，谁谁不够成熟，谁谁比较老到。那么请问，成熟和老到的标准是什么？成熟和幼稚的区别点是什么？很抱歉，我不能不说到一个方面，那就是对于恶的认识与对付恶的本领。很遗憾，人生中社会中还有许多的不善，还有许多的恶，幼稚的人碰到这种不善和恶，会很伤心，很意外，很痛苦，很没辙，甚至会在最初的几次打击后颓然垮台，或者丧失了生活的勇气，或者走向了悲观和颓废，或者随波逐流自己也变成了不善和恶。这种遇恶则全无办法，遇恶则大呼小叫，遇恶则上当受骗，遇恶则精神崩溃，或者铤而走险，变成了一个偏激者、破坏性的愤世嫉俗者直到冒险者和恐怖者———可以说，这些确是一个人相当幼稚的标志。而一个成熟和老到的人，则会坚定不移而又从容应战巧妙应对，化被动为主动，从恶的挑战中寻找善的契机，化不善的因素为善的因素，至少也要战胜恶转化恶而弘扬善，直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直到出污泥而不染。从来不与恶打交道是不可能的，不在恶面前垮台自杀也不变得那么恶却是必须的与有用的。而我们的文化传统、出版规则，直到政策法令又是偏向于不谈至少是不多谈不深谈人间的恶的———对此，我倒没有太多的异议，因为这里确实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当人们的素质还相当不理想的时候，你谈恶谈得太多也许客观上变成了教唆为恶。
我无意在这里讨论出版的普泛性原则适应性原则与价值性原则的悖论，我只是说，仅凭书本知识是不够的，人们会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把书写全面出全面，你也会因了各种理由而没有读全面。人们有时候会在书中选择甜美，而忽略了苦咸辣涩酸，人们倾向于选择芳香而对腥臭视而不语。人们会接受随大流，而省略了或者干脆是回避了或者干脆是隐瞒了一些不雅的东西或者奥妙的东西或者过于敏感的东西。即使没有任何回避和隐瞒，也没有一本书是专门为你的此时此地而写出来的，相反，那些书是书的作者针对他或她的彼时彼地的情况和问题而写出来的。这样，我们就必须善于实践，善于思索，善于区分，善于分析和总结概括，善于从各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成败得失中找出规律找出学问，琢磨出点玩意儿来。甚至学语言这种比较“死”的东西也是这样，从书本上学好发音和口语是很难的，你只有努力去听，一次一次地反复听，听以你要学的那种语言为母语的人是怎样地说话怎样地发音，再不断地与自己的说话自己的说法自己的发音相比较，才能找到毛病有所改进。阅读对于学语言的意义不仅在于读懂了你正在读的东西，而且更在于从阅读中学习别人的修辞造句，学习别人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同样一句话也许能有几十种直到几百种说法，其中只有一两种对于此时此地此境此人才是最适合的。怎样在不同的情势不同的讲话者的身份与不同的对讲者的身份上选好这一种或两种最佳说法，这是任何语言读本上都无法讲清楚的，只有自己通过无数范例包括反面的事例去总结经验，去学得更聪明更能干些。
“最好的东西是舌头”，最坏的呢？
让我们举相声里关于不会说话的人的故事为例：一个人很不善于说话，一天他请客吃饭，见被邀请的客人还没有来齐，便说：“怎么该来的都没来呀？”一部分已到的客人觉得不对味儿，心想莫非我们是不该来的？他们便不快地走掉了。请客者忙道：“怎么不该走的走啦？”另一些客人听了不快，心想难道我们几个才是该走的吗？好吧，我们走。于是他们也走掉了。请客者更急了，连忙喊道：“我说的不是你们！”最后剩下的几个客人心想，原来说的不是他们，那么说是在轰我们了，于是最后的客人也走掉了。这当然只是一个小笑话，然而它说明了语言表述的困境、逻辑的无能为力（后来走掉的三批客人其实他们的思维判断并不符合严格的逻辑规则）、不必要的修饰语（该来的、不该走的）与不直截了当的说法（我说的不是你们）的误事。从中我们不但可以考虑怎样说话更少副作用、更能被人接受，也还能体会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荒谬。相声中的主人公固然不会说话，但客人们也太能借题发挥，抓住片言只字乱做文章了。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判断，都不能只从一句话一个词出发，不能以话为据而要以实际情势为据。你如果参加宴会却又不等宴会举行即退席抗议，除了考虑某一句不得体的话语以外，至少应该考虑一下请客者的全部状况与那里的主客关系全貌。话是个有用的东西，话又是个害人的东西。《伊索寓言》里早就说过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舌头，最坏的东西还是舌头。我国古人也早就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孔子“述而不作”，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他们都注意保持潜在言语的活性，禅宗也不用言语乃至贬低与排斥言语。我们的古人强调“得意而忘言”，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也是很深刻很高明的。
琢磨才能如古人所说的读书明理。读书而不明理，就只能一头雾水，“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明理而不读书，就只能满足于浅俗的小手小脚雕虫小技。把生活当做一部大书读，把一本本的书当做生活的向导和参考，当做谈话和辩驳的对象，那么，学习也罢，生活也罢，一切将变得多么有趣！读书明理，与时俱进，书有尽事有尽而思无穷用无穷，置于明朗之境，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离化境也就越来越近了。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三）
三、人生的艺术化
当我们描绘和称颂一个人的某种技艺、某种活动、某种本事的时候，常常用一个词：艺术。如我们说巴西队的足球是一种艺术，说某个领导人的领导艺术，说一个外交官的应答艺术，乃至于说某个人的做人艺术等。这是什么意思呢？巴西人的足球踢得如同舞蹈，技术的精湛与动作的潇洒与形体的美妙已经融为一体。某个领导人如此善于联系人民群众，善于把自己的党自己的派的政治主张化为人民的要求，善于组织分配力量，叫做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时化解和克服一切消极因素以求最快最好代价最少地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样，他的政治活动变成了他的人格魅力，他把政治利害的精明计算与个人的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与对人民忠心耿耿的献身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事办得漂亮，话讲得漂亮，人做得漂亮，这不是艺术又是什么呢？外交活动也好，待人处世也好，同样也有着笨拙、生硬、蛮横、捉襟见肘、疲于应付与从容、自然、文明、行云流水、游刃有余之别。
这就是说一样东西学好了、做好了，就入了“化境”。化境是准确的得当的恰到好处的，又是美的漂亮的即叫人看着舒服的。比如干一件体力活，比如割麦子，越是劳动好的老农，割起来越是漂亮；而越是生手，越是撅腚伸脖，咬牙切齿，东倒西歪，丑态毕露。比如做一次演说，声嘶力竭的不会是好演说，急赤白脸不算会说话，咬文嚼字、卖弄吹嘘、装腔作势、摆谱拔份儿的都不能算是会说话，而多数情况下，以实求实，娓娓而谈，不动声色，妙趣横生，浑然天成的话语表达才是最成功的。
就是说入化境的最大特点是身外之学化做身同之学，一切学问知识本领信条化为本能、化为生性、化为本色、化为爱好与习惯、化为快乐与内在要求、化为审美的快乐与满足。于是诚于中而形于外，只听命于内心的诚实，随心所欲不逾矩，庖丁解牛，如入无人之境，治大国如烹小鲜，信手拈来，俯拾即是，百战百胜，左右逢源。于是不露痕迹，不摆花架子，不强求，不咋呼，不闹腾，不热炒推销，不连蒙带唬，更不以势压人，哗众取宠。
所有这些都是单靠书本学不来的，也是单靠经验冒不出来的，只有既汲取前贤的一切成果，又在实践中琢磨领会，有慧根有悟性肯苦读更肯诚恳做事肯思索肯探寻，才能庶几有几分希望。
佛魔一念间，到不了化境强作化境，没有真诚却又假作潇洒，没有本事却又故作镇静，原委都不清楚却要做出胸有成竹的假象，那就不是化境而是狡猾虚伪，画虎不成反类犬，化境未入反成伪君子。
了悟：一种“慧根”的超越
琢磨的目的是了悟，了悟是什么东西呢？现在人们愈来愈常说“悟性”一词了，那么悟性又是什么呢？
可以说，悟性指的是一种学习、理解、明白的能力，而这个学习、理解、对象不是课本，不是规章，不表述为语言哪怕不是本国语言而是一门艰深的外语，而表现为一种不言之教，一种隐藏在现象里边的深层的规律，一种既非逻辑推演，也非实验证明的概念、要领、经验。没有任何学校给你讲授这门课程，也很难开这门课，它难以教授难以讲解难以传达，它似非而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它既不是靠读书也不是靠苦思，而更多是靠直觉，靠感觉，靠触类旁通，靠想像而得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据说“悟”这个词是随着佛教而传入的，恐怕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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