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巧经商-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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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人力资源组织采用的是网络结构。爱立信将能力定义为获得、运用、开发和分享知识、技能和经验。于是企业总部在制定长期、中期经营规划时，提出适应变革和创新的能力要求，作为全球爱立信机构能力要素的指南。

人力资源规划战略部门通过研讨管理战略重点来确定本企业、部门及职位类型所需的主要能力要素，并建立各类人员的能力模型。能力要素的管理虽然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但与绩效管理的联系却非常突出。他们相互影响和制约，能力管理有助于员工实现职业发展规划，绩效管理则有助于员工改进和提高绩效，从而有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

爱立信的人事部门每年要组织两次下属负责人共同聚会探讨，研究涉及全企业的各种政策，为企业的发展制定战略规划。另一方面，人事部门通过职位分析制定规范的职位说明书，明确任职员工的责任，确定员工的工作目标或任务；通过职位评估判断职位的相对价值，建立企业薪酬福利结构及政策，使员工产生较清晰的期望。

第8章以人为师——学名商鉴古通今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１通读历史，学习古人的经营之道，秉承祖先的智慧，传承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这更符合我们自身的发展需要，更符合我国国情及民风民俗，更有利于商业竞争和发展壮大。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它的思想影响到世界每一角落。在东南亚、在欧洲、在北美，到处掀起了一股“汉学”热。他们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科技、教育，学习、借鉴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一位外国学者曾作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圣人的管理思想造就了世界当代企业家。

儒商之祖——子贡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书上称他富比陶朱公。孔子虽然口头上“罪子贡善居积”，但内心还是偏爱他的。

那是一个久远的年代，但我们依然可以从浩若烟海的史籍中找寻到有关子贡的记载。而且幸运的是，子贡是司马迁的宠儿。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子贡几乎占了1／3的篇幅，司马迁毫不惜墨地告诉人们：子贡是孔子最富有的弟子。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写道：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贡却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

第78节：经商良策—计然

第78节：经商良策—计然

孔子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和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孔子的成就离不开子贡的贡献。

相传孔子要到楚国去，困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弟子皆有饥色。孔子叫子路到一家餐馆去请求帮助，子路对老板说：“我是孔子的弟子，我们师徒一行生活暂时有困难，请先生给予援助……”老板答曰：“孔子的弟子？不行！如果是‘孔方’（钱）的弟子还可以商量。”于是子路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报告孔子。这时，子贡挺身而出，拿出他珍藏的珠宝、美玉去换回了食物，孔子师徒才得以度过了此难关。从此，孔子对子贡刮目相看，不再歧视。

毫无疑问，子贡是聪明的。凭着这一点，子贡不但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儒家学说，还成功地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另一面——成为一代富商大贾，并因此被后世称为儒商鼻祖。

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贡一直伴随在身边。这十几年的流浪生活，不但是他追求真知、积累政治经验的过程，同时也是他积累财富的过程。

这正是子贡值得尊敬又高人一筹的地方。他成功地将政商结合为一体，借孔子宣传自己学说的政治出游，大搞商业活动，为自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来他成功出使救鲁国，也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商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00多年后的今天，政商互动显得同样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政治家的重要出访，总是在为商人开路。2003年下半年，美国财长、总统为了美国制造业频频到中国、日本来干预汇率。日本政治家为了石油更是流水般地轮番做客俄罗斯。与这些商业目的明确但外表含蓄的出访相比，有些政治家甚至直接就带上了一个较访问本身更引人注目的商业团组。与其遮遮掩掩，不如更为直接一些，反而会因此吸引到更多的眼球，收到更佳的效果。

秉承先祖子贡的智慧，新时代的中国人也正做得越来越出色。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也开始为经济的持续繁荣而不断出访，他们把目标盯住了正在发展中的亚洲。如温家宝总理出访巴厘岛，短短的44个小时，温总理出席了20场活动，提出了29项倡议或主张。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睦邻、安邻、富邻”的原则下，温总理与东盟以及日、韩领导人签署的一系列协议，给中国商人们带来了挺进亚洲的最好机遇。全方位的政商结合无疑将给中国商人带来更多的兴奋点。应该说，与2000多年前的子贡相比，如今的中国商人拥有更好、更多的机遇，他们有幸生在一个全民重商的伟大时代。

应该说，子贡是一位天才商人。孔子因此称他“亿则屡中”，非常赞赏他独到的经营思想。如今看来，子贡的经商之道在于遵循朴素的经济价值规律，掌握好市场的供求关系，贱买贵卖。他的许多商业思想，至今仍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正是这些天才般的商业思想，使子贡成为了一代富商大贾。而更为可贵的是，子贡经商不是“不义而富且贵”，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这样一个商业思想超前而且知识渊博、品端行正的商人来说，“儒商之祖”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经商良策——计然

计然是春秋时期天下闻名的经济学家，对治理国家的策略极有研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论治国方略，与同时代的其他人截然不同。

如果一个国家要打仗，就要首先做好后勤战略防备工作，时刻准备好待用之物。如果能知晓国库物资的多少，相互对照各种物资的供需状况，就可以做到胸有成竹、了如指掌了。计然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富国强兵、称雄于天下，只有首先将经济基础打好，国家物质富足了，才可能有条件训练军队，使自己的国家兵力强盛，而人民的富足，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计然的许多见解，不仅仅是一种治国方略，而且还是非常到位的、非常精辟和实用的“经商良策”。

比如计然说：“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计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按照五行的说法，岁星处于金位，是丰年；处于水位，是荒年；处于木位，有饥荒；处于火位，是旱年。旱年则预造船只，水年则预造车辆，这是适应市场变化的一个经营法则。每六年一个丰年，每六年一个旱年，每十二年一次大荒年。粮食的价格，每担低于二十钱就会损害农民，高于九十钱又会损害商人。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商品就会减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土地就会荒芜。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就能使农民和商人都得利。买卖公平、价格合理，使税收和商品都不匮乏，这是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

在这里，计然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去阐述市场运行的规律，而且又从商业运作的角度谈论了应当如何去具体操作。他的观点无疑是十分有见地的、具有实战意义的。

第79节：陶朱公—范蠡

第79节：陶朱公—范蠡

除此之外，计然还认为，要在商业领域里保持长盛不败，关键要善于“用智”。他曾经这样说：“积蓄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具行如流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经营商业的基本法则是，货物必须完好，不积压商品，在商品的销售过程中，容易腐烂的货物和食品不要长期贮存，不要囤积货物企图抬价。考察某种商品是有余还是不足，就可以预知它的贵贱。价格上扬到了极限就会下跌，下跌到极限又会上扬。因此，价格上扬时就要像对待粪土一样及时出售，当价格下跌时就要如同珍爱珠玉一样及时收购。应该使资金货物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通。

很显然，计然的这些见解十分中肯地揭示了商业运作的最为基本的规律，它对后世商人搞好经营工作具有极好的指导作用，是弥足珍贵的商业文化经典箴言。

越王勾践就是运用这些“经营理论”来治理国家，十年之后，越国终于富强起来，最终打败了强大的吴国，报仇雪耻，之后又进军中原，成为春秋时期的五大霸主之一。

陶朱公——范蠡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邑人。他是中国古代商人的圣祖，人称陶朱公。

范蠡看到越王勾践运用计然的理论治理国家，使越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十分感慨地说：“计然的策略有七种，越国只动用了其中的五条就取得了如此满意的效果，我打算也用这些策略来发家致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范蠡改换姓名，到了齐国就化名为鸱夷子皮，到定陶又化名为朱公，乘坐扁舟往来于江湖之中，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范蠡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商品有各样的用途，发生战争需要军备，日常生活需要各种货物。透彻了解这些情况，才能掌握商品流通的规律。作为生意人，要懂得储备各种货物——干旱时期要生产舟船，洪水时期要备好车骑。农业生产变化无常，丰收时要多留储备粮，以备灾荒时用。粮食价格要保持合理标准。粮价低，农民受害，失去种田积极性，田园荒芜，杂草丛生；粮价高，商人没有收购能力，粮食卖不出去。只有让农民和商人都得利，粮食交易市场才能兴旺。这既是商经，也是治好国家的重要道理。

商品的质量要完善无疵，手中的资金要不停地周转。买卖货物，要注意其特点，易腐败的食品不要久留，尽快脱手。只有掌握了市场的供求情况，知道哪种商品过剩，哪种商品短缺，才能对其价格贵贱了如指掌。凡商品贵到极点必反贱，贱到极点必反贵。掌握住这一规律，对于贵的商品也可以像对待粪土似的尽快出手，对于贱的商品则可视如珠玉一样收取过来。经商者手中的资金不要闲置不用，要使其像流水一样运转流通。

范蠡提出六个经商思想：

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春秋末期，自由经营的私商兴起，他们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在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下，要获利赚钱，就必须重视市场行情的变化，揣度商品供求和价格的变化，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范蠡是那时善于预测行情、敏于掌握时机、在经营上取得极大成功的代表。

二是贵贱复反，贱买贵卖。范蠡认为，货物的时贱时贵是会有一定规律的，五谷贱贵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物极必反，物之多少，价之贵贱，会向其反面转化。他运用计然“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的观点经商，看到市场上某种货物上涨，就会刺激人们生产出更多的这种货物，生产这种货物过多了，卖不出去，价格就会跌落下来，反之亦然。货物价格的贵贱与货物的“有余”和“不足”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此，他认为具体从事经商的人应该在某种货物价格昂贵时，就要像对待粪土那样，赶快卖出去，从贱买贵卖的经营中获利。

三是完物上种，质高货真。商品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的。商品的质量是指商品效用的好坏，即使用价值的高低。效用好，使用价值高的，质量就佳，反之就是劣。商品的质量关系到生产者、商人本身的信誉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当时当私营个体手工业者大量兴起以后，范蠡就引用计然之策，提出“务完物”的口号，要求质高货真，他强调贮藏货物要完好，并提出“腐败而食之货勿留”，以免浪费或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第80节：趋利避害—管仲

第80节：趋利避害—管仲

四是薄利多销，不敢居贵。“薄利”是手段，“多销”是目的，以“薄利”促“多销”是商人的目的。范蠡主张“不敢居贵”，仅“逐什一之利”。他与投机奸商不同之处是出不抬价，进不压价，不在扩大商品的加价率上费心机，而是当买即买，当卖即卖。他提出的“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就是力求加速商品的周转次数，使得同量的资本在一定时间内能做更多的生意，从而在扩大购销中去增加利润的总额。范蠡是不敢居贵、薄利多销型的古代经商者之典范。

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范蠡经商之术广泛地利用了计然“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之策，大获其利。天旱预先进船只，天涝预先进车辆。大水年预做车子的生意，因为这时用船，车子没人买，价贱，水灾过后，车子将成为市场上特别需要的抢手货而涨价，可以赚钱。在天旱时预做舟船的生意，其理相同。

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范蠡主张在增加储备的同时，应力求加速周转，要求“无息币”。他信奉计然“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观点，认为商品、货币在市场经营中应该像流水似的畅顺，快速周转。所以，他主张“不敢居贵”，薄利多销、快销，加速商品、货币在流通领域的周转。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做到快销、快购，加速商品流通中货币、商品、货币的进程，切勿保守惜售，观望吝购而阻碍“货币——商品——货币”在流通中顺畅进行。

趋利避害——管仲

管仲是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一作敬仲，齐国颖上人。他少时家贫，青年时从事商业，后辅佐齐桓公施政，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多方予以改革，尤以搞活经济、开发商业以及对利害观的透彻分析纵横于春秋，成为先秦时期著名的商人改革家。

管仲身处诸侯四起、争霸称雄、社会激烈动荡与深刻变革的时代，他以商人的胆识、思想家的睿智，洞察到诸国分立、兼并逐步走向统一的社会发展趋势，胸怀创造霸业的宏伟政治抱负，申明大义，从政辅佐齐桓公达十余载，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使落后的齐国迅速崛起，雄踞五霸之首，将趋利避害的商业策略贯之于政治，取得了辉煌的成功。管仲出身寒微，从小就诵读《诗》、《书》，学习礼仪，练习驾车、射箭的武艺。但因为生活贫困，他在年轻时不得不中辍学业，去从事被人看不起的商业，以经商来养家糊口。由于善于把握商机，他总能出其不意地大赚一笔，同时这些经历也促进了他对社会的了解，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知识与经验，对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弊病有了深刻认识。面对社会动乱、国家贫弱、人民困苦的生活现实，他立志要干一番事业。

《管子？禁藏》篇揭示出了商业经营的一个基本谋略：趋利避害。天下这么多事情，大家都是为一些利益所驱使，为利益而管子像奔忙。人之常情是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可能不干，见到祸害则不可能不躲避。商人们做买卖，夜以继日地赶路，两步并作一步走，千里行程也不会感到遥远。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努力向前可以获得更多利益！

渔人们入海捕鱼，海水深达万仞，逆流而进，冒着生命危险停留于百里之外，日夜操劳而不归，因为多捕到一些鱼，就可以获得更多利润。凡是利益存在的地方，山再高也能爬上去，水再深也能潜下去。善于治理的人，能够看准利益之所在，因势利导引导大家获得利益，那么人们自然会不待推动而自觉前往，不待牵引而自动过来，不用烦琐扰攘而人民自然富裕，过上美好安定的日子。这就如同禽鸟孵蛋那样，蛋隐藏在羽翼下，见不到形迹，听不见声音，不知不觉地便把雏鸟孵化出来了。

在经商过程中，“利”与“害”的矛盾更是斗争的焦点。商业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经营目的的，投资是期望财富不断地增长，实力不断地扩展，经济发展不断加速。企业是经济组织而不是慈善机构，因此经商必须旗帜鲜明地追求经济利益。

第81节：天下治生祖—白圭

第81节：天下治生祖—白圭

商业的利润来自市场运营，来自顾客一方，如何趋利避害获取利润呢？作为经商者要有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利与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为了获取利益必然首先向顾客“给予”，这其中包括调查顾客的需求、购买动机，从而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并通过广告宣传把产品信息传递给顾客，同时，还要加强售前、售中、售后各项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需要。在这一阶段，商人进行的是一系列“利他”的行为，这是否有悖于“趋利避害”的原则呢？当然不，如果把商业在市场中的投入也看作“害”的话，那恐怕这位商人就要另投他业了。事实上，只有经过一系列不懈的利他行为，经商才有可能实现“利己”的目的，自身的经济利益才能得以实现。

在经商运作中，“利害”关系亦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商业内部利益的分配直接触及商业内部员工的直接利益。我们要正视“皆为利驱，皆以利往”的利益观，这是经商的根本。

趋利避害的积极意义在于：经商者在能判清“利害”的情况下应有足够的能力化不利为有利，这是现代经营中至高的谋略之一。因为在商场竞争中有些问题是无法闪避的，这时候就需要商人能够“智者之虑，杂于利害”，考虑问题要兼顾利、害两个方面，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在有利情况下看到不利，采取措施避免不利情况出现。而在不利情况下也要能够看到有利，创造条件使不利转化为有利，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创造条件的思想前提是学会全面地考虑问题，而在具体关系上就是因势而变地创造条件，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孙子曰：“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这就是说，要使诸侯屈服，就要用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去威胁它；要役使诸侯，就要用危险的事情去困扰它；要使诸侯归附，就要用利益去引诱它。只要使诸侯害怕、困扰和引诱的条件具备，就能使之屈服、被役使和归附。

商业的成败往往在于利害的转化上，运作得好，商业经营就会蒸蒸日上，运作不好，商业就会不断陷入困境，不能自拔。

而几千年前的管子倾其一生的实践将趋利避害的原则完整地展现在了现代商人的面前。＇

管仲的商业哲学乃至治国之道均是以“利”为中心的，他在商海中之所以能纵横捭阖，关键在于能够明辨利、害，趋之以利，避之以害，则莫不富也。虽然他后来弃商为官，但他一生没有忘记从商海中学来的这一经世韬略。

管仲看似唯利是图的小人，实则不然。他以利观人，得鲍叔牙这一人生知己。后在生死存亡关头，他权衡利弊认为大义在于振兴齐国，而不单单以死效忠，毅然决定返齐为相。在任期间，以利害之变整治齐国内政外交，使齐由弱变强。在春秋天子权威日见萎钝之机，管子反其道而行之，以尊王攘夷赢得天下大利，终使齐九合诸侯。齐国的辉煌正是管仲商业谋略贯之于政治的最经典的范例。

管子之事为经商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之处，如不可图小利而至大害，相反可以舍小利而赢取更多利益。利害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商业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它应当能够应对时变，在关键时刻创造条件规避风险，获取利润。

天下治生祖——白圭

白圭，名丹，周人，生活在战国时代。《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说到：“白圭其有所试，能试有所长，非荀而已矣。”就是说他曾经过商，有过实际的经商实践，而且他还十分善于经商，取得了实际的成效，他的经商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颇有见地。

他“乐观时变”，擅长经商。在“善为商贾”、“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的周人中，可称得上是最典型的人物。

白圭作为一个商业理论家，由于史料原因并没有更多的史实记载，但所留下来的商业理念却是聚集了当时经营之道的精华，一直为后人所借鉴。

白圭作为中国商人中最早的商业理论家被誉为“天下治生祖”，足见白圭的经营之术对后世影响之深远。白圭早在几千年前就能够洞察到商品经营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规律，他的理论概括来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第82节：天下治生祖—白圭

第82节：天下治生祖—白圭

弃者，无用也，是指在一定期内消费者认为是没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