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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演讲在清华-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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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所讲述的，是早在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之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传、与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联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在国家把奉天皇为神明的信仰作为日本的意识形态之后，仍然生动地存留在民众生活的层面上。
就这样，在具有二重性、多义性的民众意识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共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还是孩子的时候经验了日本的战败。并且，那是天皇用人（而非神）的声音宣布的具有打击性的经验。从那以后，在战后十年左右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最为高涨的时代，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战后十年的后半阶段，在日本，兴起了认为作为宪法原则的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未必需要认真地推行这样一种社会风潮。但我认为，我是通过在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了自己的社会感觉。
在小说创作的同时，我所写作的时事性的随笔、评论，始终是把经验了从奉天皇为神明的国家主义的社会，向以独立的个人横向连接为基础的社会的大转变，最后自觉地选择了民主主义――这样一条轨迹作为一贯的主题。现在，在日本的传媒上，所谓公大于个人，并且，把这个公等同于国家的公，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成为一种强势，在这样的时候，我必须坚定地坚持贯穿自己人生经验的思想。
另外一个话题，我想谈一谈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儿子对作为小说家的我的决定性影响。我的大儿子大江光，出生的时候就患有智力障碍，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作为年轻的父母，我和妻子决心为这个婴儿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要素。
特别是，当我想通过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渐渐地，我认识到，自己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位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对我来说，是意义极为深刻的必然。
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通过自己有过的动摇和痛苦，以及自己把握现实的能力的丧失，不得不重新检讨了两件事情。其一，像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经历了那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进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我的精神形成过程中，法国文学作为坐标轴发挥了作用。其中，萨特是最为有力的指针。但是，身患残疾的儿子诞生的几个月里，我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坚信已经在自己内心里积累起来的精神训练，实际上毫无用处。我必须重塑自己的精神。
虽然那时还不是结构主义的时代，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构了，我必须重新建构，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检讨塑造了自己的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所导致的东西。并且，我重新学习法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一位拉伯雷研究专家，拉伯雷时代的法国人道主义的形成，是他毕生研究的主题。我也从中感受到了某种和偶然相缠绕的必然。
另一件我必须重新检讨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一直写作的小说，在当时，对于因为残疾儿诞生而动摇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还是无效？我想重建如此动摇、痛苦几乎绝望的自我。激励自己――需要从根本上恢复的作业。
于是，我想把这样的作业和新的小说写作重合起来，我写出了《个人的体验》。当我写出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新生的小说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从积极的意义上认识和残疾的孩子共同生存这一事实了。
同时我也认识到，如此获得恢复的我，面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必须采用新的视点。因为我热衷于个人家庭发生的事件，已经看不见作为社会存在的自己的积极意义。
我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开始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于原子弹受害者们的社会运动。关于广岛，我写了一本书，并把在那里的学习所得和发现，反馈到了自己的小说中。
和身患残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了六年以后，也似乎是偶然的，发现孩子对野鸟的叫声很感兴趣，我和妻子创造了和孩子沟通交流的语言。不久，孩子的关注点从野鸟的歌声转向人工的音乐，我们的家庭也迎来了新的局面。
而作为作家，我也把我和发生如此变化的残疾儿子的生活写进了小说。尽管如此，在《万延元年的足球》这部作品里，残疾儿的存在还是退到了小说的背后。这部小说，是把日本近代化开端时期最初向美国派遣外交使节的年份，和从那时起百年以后围绕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订而掀起的市民运动对照起来描写的，表现了这样一个大主题。这并不能以此说明残疾儿的存在退到了小说背后的原因。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的关心也常常在怎样推进和残疾儿共同生活上。
在这部小说里，我主要刻画了没有和残疾儿共同生活下去的勇气的年轻夫妇是怎样颓废的。从消极的侧面，观照自己的家庭问题，所以，对我来说，这部小说也仍然是从和儿子共同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但是，把和自己家里的残疾儿子共同生活这样的事情作为所有小说的主题，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真正的文学创作行为么？我想，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自己也常常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我正是通过克服这个疑问的具体行动，从而积极地向前推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当我还是法国文学系的学生的时候，我最初写作日语小说是出于以下动机：第一，我想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的一般文体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仍然在继续最初的想法。当然，从事小说家的工作已经40年，在实践过程中，我对文章、文体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设定明确的意图，破坏作家已经创作出来的文体，这是有意识引导的变化；还有一种，则是可以称为自然成熟的变化。
但是，我并没有偏离在22岁的时候确立的创造日本小说迄今未有的文体这一根本的方针，也没有产生把这一方针改换得更为稳健的消极想法。
我的小说创作的动机之二，是想描述自己战争时代的童年和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青年时代。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在作家生涯的基础上，我想重新给自己的文学进行理论定位。日本的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一个明显可见的缺点，是缺少提出方法论的意识。我从阅读拉伯雷出发，最后归结到米歇尔？巴赫金的方法论研究。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观点，把东京视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视为日本文化的中心，针对这种观点，巴赫金的荒诞写实主义的意象体系理论，是我把自己的文学定位到边缘、发现作为背景的文化里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论，是植根于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化的产物，但却帮助我重新发现了中国、韩国和冲绳等亚洲文学的特质。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想要创造出和日本文学传统不同的文学，但自从自己的家庭出生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就成了我的小说世界的主线，对此，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因为在日本文学里，特别是近现代日本文学里，有所谓“私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文类。这是一种用第一人称“我”来描写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说。在作为一个作家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当然是和“私小说”这种文类对立的。我也曾经批判说，在日本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私小说”文类和这种文学传统，阻碍了日本文学的普遍化和世界化。那么，我以残疾儿童的家庭为舞台写作“私小说”，这不是一种根本上的转向么？这是贯穿许多对我所进行的批判的一个共同论点。
可是，其实我是想通过颠覆“私小说”的题材和“私小说”的叙述方法，探索带有普遍性的小说。从刚才我所谈到的巴赫金的理论向前追溯，我把俄国形式主义作为这些小说的方法论。我还认为，通过布莱克、叶芝，特别是但丁――通过对他们的实质性引用――我把由于和残疾儿童共生而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的神秘性的或者说是灵的体验普遍化了。
同时，我把写作这些小说期间日本和世界的现实性课题，作为具体落到一个以残疾儿童为中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来理解和把握，持续不断地把这样的理解写成随笔。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残疾孩子的诞生和与其共生这样一个偶然事件，和对此的有意识的接受，在那以后，经过了37年，到现在，塑造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现实。
最后，我想谈谈现在正在写作的小说。首先，这部作品使用了极其私人性的题材，这和刚才我所谈到的内容重合，可能会成为让大家感兴趣的一个条件吧。
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在我所出生的岛屿――四国岛上最大的一个城市的高中读书。在这个地方城市里，有CIE、美国情报文化教育局设立的图书馆。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原版书，在这以前，我曾读过译本，非常喜爱，并终生受到它的影响。
在读高中的时候的一个朋友，也给年轻的我以影响。我曾经和他一起接触过美国兵。这位朋友，后来成了电影导演，创作了获得世界性好评的《蒲公英》等作品。他就是伊丹十三。我和他的妹妹结了婚，刚才说过的残疾孩子，就出生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现在还遗留着智力障碍病症，但已经用对他而言惟一可以自由表现自己的语言――音乐，创作了表达他内心世界的作品。伊丹十三根据我的小说，原样使用大江光的音乐，导演、摄制了电影《安静的生活》。在这以前，伊丹摄制过正面批判日本暴力团的电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受到暴力团的行刺报复。这不仅给他的肉体造成创伤，也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创伤。在那以后，伊丹突然自杀。
我想重新认识、理解伊丹和既是妹夫又是朋友的我，和他的妹妹我的妻子，还有我们的儿子大江光四者之间的长久的关系。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战争失败后不久，和占领军美国兵的关系，也是我们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事件。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把这个事件写成小说的线索，直到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校区停留期间，好像是偶然的，我读到了森达克的日常谈话记录和以此为主题的卡通《在那地方的外边》，这些书使我获得了写作自己小说的方法。
我的妻子，看到少年时代非常美好善良的哥哥突然发生变化所受到的冲击，并成为永远的心灵创伤，还有，生了一个和正常人不同的孩子，为了把存在于遥远的地方的那个正常孩子抢救回来，发现了不正常的孩子和自己之间的共同语言――音乐，森达克的书，启示我深入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
森达克的卡通，以欧洲的传说故事中的变形为主题，故事内容是：一个婴儿被可朴林盗走了，作为他的替身，留下一个奇怪的生物。为了救回被盗走的婴儿，姐姐不断努力，最后终于救出了妹妹。我把这个故事里的姐姐阿答，一位勇敢而美丽的少女，和我的妻子的孩提时代重叠，由此找到了自己小说的根本的叙述方式。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过来的年轻人，无论是我还是伊丹，还有头部畸形的光，不都是被可朴林偷盗走的真正美丽的孩子的替身的变形么？
同样，正是由于一位既是妹妹、又是妻子和母亲的女性的勇敢的劳动，创造了我们的家庭。而就在这个美满故事进行的中途，她的哥哥突然自杀了。
我一边写作自己的变形小说，一边思考这样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不只是伊丹十三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度过青春，生活在经济繁荣和繁荣以后长久持续的不景气时期、现在面临老年的我们这一代日本人的现实性课题。
现在，回答大家的提问，进行自由对话吧。我在准备这次讲演的时候，中国方面曾提议让我谈谈中国、日本的年轻人如何开拓出共生的道路，在这次讲演的结尾，奇书网如果能让我就这样一个主题，谈谈看法，我感到非常荣幸。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我这样步入老年的人来说，谈论这样的主题，只能谈谈“应该这样做”一类的希望了，而像大家这样的年轻人，则要提出具体的构想，并努力使之实现。所以，我想听听大家对此的决心，我自己也要发言，我想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对话，都传达给日本的年轻人。
如果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那对于一个对日本和中国的人们共生的亚洲和世界的21世纪寄托着希望而写作至今的日本知识分子来说，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谢谢！
从中美文化差异看中美撞击事件
赵启光
日本人不懂得发泄，只会压抑，压抑到一定的限度就要爆发，就要拿起刀枪来和你打仗，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心灵上活动的空间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忘记仇恨，这对于发展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赵启光，1948年生于北京，1987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卡尔敦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终身教授，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和中美间文化交流。业余时间对经济学颇有研究，尤其关注网络经济与股市动态。
中美文化差异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通过解剖事例才能深入浅出的说明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很多人从政治、经济或者是军事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这都很有必要，但是很少有人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双方行为的文化渊源，因此，要从美国文化的基本观察点上来分析美国人在撞机事件中的行为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
一、美国文化的基本观察点
总体来说，美国文化有四个或者五个基本的观察点。第一个是宗教，包括基督教和犹太教，这里就引出对上帝的尊崇，美国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罪的文化，它和中国的文化完全不同，我在下面会详细解释。第二个是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受这些文明中的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的影响。第三个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第四点只有美国有，那就是美国对西部的开发，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边疆意识和冒险精神。第五点已经出现了，但是有待于时间的检验，这就是美国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成为了信息革命的领头人。
下面就具体的向大家解释一下美国文化的几个基本点对于他们在撞机事件中行为的影响，其实一对一的解释行为是取巧的，但是每个行为的表现都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所以我们多少也可以摸索到美国行为的一些文化脉搏。
第一点就是宗教。美国宗教文化是罪的文化，他们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的行为对上帝负责，你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美国人认为自己总是对的，他们要得只是对上帝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人在放回机组人员之后就翻脸，始终不放弃对中国沿海的侦察，这都是可以通过这种宗教文化来理解的。而我们中国是一种耻的文化，中国人讲面子，讲相互关系，这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点是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给美国人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民主政治，另一个是强调个人，也就是人文主义传统。人文主义强调个人是主体，这在美国体现的非常明显，美国人很尊重个人，遇到撞机事件首先想到的是人。美国在这次撞机事件中最强调的是他们的飞行员个人，但是他不关心中国飞行员的安全。因为中国飞行员不是基督教徒，是异教徒，异教徒在美国人来看是不能算一个完全的人的，因此生命微不足道。宗教和政治是美国价值观的两个方面，如果另外的国家在宗教和政治上和美国保持一致，比如英国和德国，那么美国人是把他们看做盟国的。如果一个国家在一个方面和它保持一致，比如说日本接受了民主政治，但是没有接受基督教，这在美国是可以容忍的，再比如说俄罗斯也是这样。但是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和美国都完全不同，美国人就不能容忍了。
第三点是工业革命对美国的影响。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使人的力量无限增大，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人进一步掌握了自然，工业革命的成果起初被英国得到，后来又有德国和日本企图继承工业革命的成果，但是实际上最后工业革命的成果是被美国继承了，才能把侦察机开到中国，中国就没有能力把侦察机开到美国的海岸，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一下子就落后了一百年。
第四点是刚才说的美国对西部的开发，可以说美国对西部的开发是美国的立国基础，西部精神是美国精神。美国在历史上建国是十三州，后来不断的向西部发展，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美国崇尚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只要有能力我就要移动，西部牛仔也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传统，我到的地方就是我的土地，只要我不进你的家门，所以他们跑到中国边疆来侦察是有文化原因的。美国人把侦察机上的飞行员看做是西部牛仔的代表，他们在撞了别人的飞机之后还能从容的降落到中国的海南省的领土上。美国人讲projection，投射的意思，他们也把自己的思想投射到中国飞行员的身上，他们实际上对王伟还是很尊敬的，他们认为王伟也是一个牛仔，比如他把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贴在飞机舷窗上，还用自己的飞机去撞击美国的大飞机，他们认为是中国人撞的他们。因此他们在内心深处对王伟还是很佩服的，美国人总体上来说比较乐观，玩的心态比较重。
第五点是信息革命。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人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信息革命，他们在硬件和软件技术上都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在硬件上通过英特尔公司做到了奇……書∧網，在软件上全世界都在用他的视窗。信息革命形成了美国新的传统，这就是收集、获取、研究、分析信息的传统。所以美国把侦察机开到中国的边境来搜集情报。可以说，牛仔精神＋信息技术=新美国精神。在美国总统中间，克林顿是一位全球化比较重的总统，他受美国本土的文化影响比较小，对全球化也比较能接受，他的历史地理知识超出美国人的平均水平很多很多，而布什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听他说话，就像听一个典型的美国人说话一样。他说话很像一个牧场的小牧场主。要是他是我的学生，我就给他一个C。
二、中美文化的异与同
应该说，中国在传统上考虑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比较多，美国比较重视个人利益。我们常说美国文化是汽车文化，美国人每个成年人都有一个驾照，到了18岁，美国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考一个驾照，这说明美国人比较讲自由，爱去哪里就去哪里。而中国文化是一种手机文化，中国的手机拥有量是世界第一位的，中国人拿起手机来，就爱问你在哪里，什么时候咱们见个面，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美国的文化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美国人并不是一定要以中国为敌，但是这种对峙有很强的文化基础。我举一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日还没有开战，有一位日本外交官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他说日本绝对不能与美国打仗，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过美式足球，就是橄榄球，他说美国人虽然都是些少爷兵，老爷兵，但是在遇到国家困难的时候特别能吃苦。当然我们觉得日本打美国是帮了我们的忙了，但是日本的政府没有重视这个研究，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在美国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美国曾经选择京都作为轰炸的对象，但是京都有大量的文化遗迹，我们后来想像的日本的木屋、樱花、穿着木屐打着伞，下着雨，都是京都的样子，而现在的东京和北京、上海都差不多，所以后来美国把原子弹扔在了广岛和长崎。在美日关系上日本并不完全是一个政治国家、军事国家，它首先是一个文化国家。在早些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比对日本人的印象要好很多，但是日本在文化上做了很多工作，日本拍了一个片子，叫《日本的人》，描写日本人勤劳肯干的形象，在美国人中间的反响很好。但是在战争的时候日本人对美国人是挺残忍的，有一张很感动人的照片，上面是一个日本兵拿着战刀，一个西方战俘跪在地上，这和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日本的文化工作使得美国人消除了很多对日本人的仇恨。
中美双方在文化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也存在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有助于我们在处理内政外交的时候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共同发展。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他们在处理问题上有很多相似的文化传统，中美两国人民都是慷慨的、包容的、心胸比较宽阔，也比较肯干，比较幽默，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化称为大陆文化，但是岛国和小国就没有这种文化了。比如日本，他们要完全侵占你的资源，侵占你的土地，掠夺你的财富，而美国只要你听我的话，认我做老大，就可以了，这种大陆文化是中美双方共同的特点。还有在对于企业的忠诚度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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