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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胜群魔-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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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正式开批判会，这样咱们的会，也会开得时间长些，你们看行不”。
蒋或只说：“就照你说的办”。
生产队长早已把饭安排好，有人过来叫他们去吃饭，他们的会也就算开完了，一起去吃晚饭。
他们在吃饭时，队长就敲响了集合社员开会的钟声。
他们吃完了晚饭天已经很黑了，虽然是月亮正圆，因为是突然阴了起来，而且乌云浓厚，显得今天特别黑暗，黑得看不清路，黑得看不清人，黑得看不清哪是房子，黑得让你摸不着门，黑得让你分不清东南西北，黑得让你看不清哪个是鬼哪个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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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坐以待毙 智勇战众妖（三）
就在这特别黑暗的夜晚，第一场批判砸革委会的“反革命行动”开始了。
首先是队长站起来看一看到会的人数，对大队书记说：“来开会的人都到齐了，你看现在可以开始了吧”。
蒋或只说：“那现在就开会”。
然后站了起来继续说：“大家不要说话了，现在开始开会，今天这个会是个非常重要的会，希望大家要特别重视，现在就请公社公安特派员，也是这次下来工作组的总领导常治仁同志，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开会的内容和重大意义”。
说完话对常治仁说：“你给大家讲一下吧”。
常治仁站起来先打扫打扫嗓子，咳了两声说：“社员同志们，今天这个会是个非常重要的会，是个彻底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会，是个一定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会。希望大家要特别重视。同志们，正当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掀起高潮的时候，我们有力大队出现了一股逆流，和文化大革命对抗干，不但去保护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而且竟敢去砸大队革委会”。
说到这他特别加大语声说：“这是一件特别严重的事件，这是一件向党进攻的事件，这是一件反社会主义的事件，这是一件反人民的事件，这是一件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说到这他又把声音放低一些继续说：“我们本着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精神，‘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现在就是我们处理他们的时候了。什么是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就是敢砸革委会的分子。
革命的同志们，我们要充分的揭露他们，将他们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为此我们要开展彻底的大批判，为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以法，狠狠地处理他们，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他们的工作组副组长汪福抢着话说：“对，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连气都喘不过来”。
常治仁对蒋或只说：“我先说这些，继续往下进行”。
蒋或只说：“开这个会的意义，常特派员说得很清楚了，为了把这个会开的更好，我们今天要忆苦思甜，要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很幸福的，不能让资本主义搞复辟，不能让反革命分子得逞，现在有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人可以发言诉苦”。
一直不肃静的会场，蒋书记讲话后，是鸦雀无声，再没人说话了。肃静了几分钟后，蒋或只说：“老陈头，你说说”。
老陈头看他一眼，没吭声。
蒋或只又大声的说：“哎，老陈头你说说”。
老陈头带搭不理地说：“我有啥苦好诉的，不就是给人家扛几年活吗，和现在差不多，干活吃饭。那时还有闲有忙呢，不像现在天天干活也挣不上钱”。
老实人说了几句老实话，这一下可气恼了蒋大狠，他喊了起来：“老陈头你这是忘本，你污蔑社会主义，你这是反党言论，是要受到批判的”。
老陈头让他扣顿帽子并没害怕，却理直气壮地说：“我本来就不想说，你偏让我说，我怎么知道你们让我说啥，我说的都是实话”。
蒋或只还想批判他，常治仁急忙阻止说“算了算了，别把开会的目标搞歪了”。
会场又静了下来。蒋或只压了压气，又看了老杨头一眼，老杨头吓的急忙往后躲了一下，把头低下，不敢去看蒋或只。
蒋或只见他躲，就偏让他说，就对着老杨头说：“老杨头你说说，你在旧社会受的苦”。
老杨头自然是接受老陈头的教训，急忙站起来说：“我在旧社会受的苦可大了，起早贪黑得给人家干活，哪有现在好哇，现在是给自己干活，虽然不像以前天天能吃顿大豆包子，可是哪天都能吃饱”。
老杨头本来就害怕直往后躲，让他一叫根本就不知说啥是好，本想说点能让蒋或只满意的话，却说得颠三倒四，气得蒋或只大声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常治仁急忙说：“算了算了，这诉苦的事就到这吧，蒋书记，现在往下进行”。
蒋或只起来，走到常治仁跟前小声问：“是批判会开始吗”？
常治仁点点头，蒋或只对汪福说：“老汪，批判会按计划进行”。
汪福站起来说：“把跟坏人干了反革命坏事的王蛇拉上台来”。
他们工作组的一个人把王蛇拉到前面，面对群众站在那。
汪福问他：“你知道你是犯的是什么罪吗”。
王蛇说：“知道，我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
汪福说：“说说你是如何犯的罪”。
王蛇说：“那是1967年秋天，阎善目来找我，要我和他去砸大队革委会，我一时糊涂被他蒙骗，就干了现行反革命的事，抽屉是他砸的，印章也是他拿的，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反革命行动，现在我很后悔，我愿受到批判和惩罚，请革命群众批判我、帮助我”。
这时有人小声说；：“这小子真没小子骨头，自己干的事都推到别人身上”。
又有人小声说：“不推也不行啊，不推他自己就是反革命，他就得进监狱”。
汪福说：“谁在嘀咕，有话大声说，王蛇已把他的犯罪事实，交代清楚，现在大家发言进行批判”。
会场又肃静起来，人们似乎是摒住了呼吸，肃静得连蚊子打喷嚏都能听到。
汪福又喊了一声：“说呀，不让你们说，你们瞎说，让你们说，你们却不说了，你们是咋回事”。
会场依然很肃静。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了，汪福一遍一遍的喊人发言，可就是没人吭声。
常治仁，蒋或只等人，你看看他，他看看你，对这肃静的会场无招可行。
常治仁不得不说：“这会今天就开到这吧”。
蒋或只宣布：“现在散会”。
社员们忽的一下，一齐站了起来，急着往门外挤，在这肮脏的空气里，他们快要憋死了，他们多想马上就到外面，呼吸一下干净而新鲜的空气，让血液吸收足够的氧气，让他们的心能正常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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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坐以待毙 智勇战众妖（四）
社员们很快的一下就走光了，只有队长留了下来。
队长说：“你们在这住还是回大队，要在这住我好给你们安排睡觉的地方”。
蒋或只说；“我们还是回大队，那里方便”。
常治仁站了起来，看看队长有些不好意思的说：“谢谢你，我们走了”。
常治仁边走边想，我是预料到这会不好开展，可万万没想到今天会这么被动，两个老头的发言太不像话了，而蒋或只却又对他俩进行批判，把个批判会的方向全搞错了。
常治仁越想越窝囊，这头一个会就没开好，看来我是真的要失败了，我是怎么了，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很顺利，今天我是真丢人了。
一路只是低头在想，谁也没说话，很快的就走到了大队。进屋坐下，蒋或只说：“常特派员，要不要吃点东西，要不咱喝两盅”。
常治仁看他一眼说：“这会开得这么糟，哪还有心喝两盅”。
蒋或只说：“哎，不是开得很好吗，咱们不就是想让群众知道砸大队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吗，咱们不都说了吗，王蛇也说了，也承认了，这会开得很好哇”。
常治仁说：“老蒋啊，这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们得让群众说他是反革命，让群众承认他是反革命才行。你看今天谁也不吭声，这哪是批判会呀”。
说完这几句话又接着说：“算了，算了，睡觉，明天再说”。
他嘴里说是睡觉，其实他哪里能睡得着，他原想有权，有支持的，有协助的，不说啥是啥吗。没想到，到了群众这里更难做。他想了很多，想到成功会有人欣赏他，会有人给他记功，他会升级晋职，又想到失败了又会是啥样呢。一夜翻来覆去也没睡着，天快亮了他终于想出个好主意。
早晨起来，他让蒋书记派人把各生产队工作组小组长叫来，他们开了一天的会，他让各小组长回去后，找两个在开会时诉苦的人，要告诉他们如何去说，然后再安排几个人，告诉他们批判会上如何批判。
各小组小组长，按照他的指示，回生产队去安排人，计划今天的批判会也就停止了。
第二个批判会又开始了，程序和第一次一样，到了诉苦时有两个人起来发言，使常治仁他们很满意，可是到了批判时，社员们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工作组去找他安排的人起来发言，他们只是摇摇头，工作组的人一再让他们起来讲，他们只好对工作组的人说声对不起，我不会批。
批判会又肃静起来。常治仁不得不擦去他急出的汗水，宣布散会。
常治仁使出了最后一招，安排他工作组的人，再开批判会时，起来发言批判。
就这样，他们又在四个生产队开了四次批判会。
却说阎善目正在生产队里领着一帮小青年排演文艺节目《三世仇》和《一碗毛栗子》，他们起早贪黑地排练，非常起劲，生产队里突然来个工作组，给阎善目增加了很大的麻烦，因为这个工作组是对着他来的。公社把他在二龙山叫了回来，他就断定一定会有这一天。就是没想到现在才来，他以为早就该来了。
反右的后期他爱人定了右派，他叔叔定了右派，都是因为他非要让他们坚持真理不服输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也到了后期，阎善目很清楚，是该治“反革命”的时候了，他爱人被打成右派，很大的原因就是给领导提的意见太尖锐，这次文化大革命他给领导提的意见更尖锐，多年的实际经验使他深深知道，“土皇上”是得罪不起的，可是他一直是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所以他不怕这些。
阎善目的判断一点不错，他们诬陷砸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为理由，给阎善目定了个“现行反革命”，组织一个以常治仁为首的工作组，下到大队，煽动群众，造舆论大批判，要将阎善目逮捕判刑，但他们知道直接与阎善目交锋，是斗不过他的，就以胆小又没有辨别是非能力的、又能被他们很快就能治服的王蛇为导火线，去各生产队游斗，大造舆论，让王蛇承认砸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是他被蒙骗跟坏人干了“反革命”的事，想让大队所有的人都知道砸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最后强制将阎善目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逮捕，达到他们的目的——那就是：如果他上诉，让来调查的人都取不出来他不是反革命的证言。
自从工作组到了大队，阎善目就一直研究他们的动向、他们的方式、他们的做法。因为这是个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个进监狱不进监狱的斗争，是他孤身一人与公社工作组的斗争。
尽管他们来势凶猛、招法毒辣，阎善目并没被吓倒，而且他取胜的信心实足。这是因为他有三点相信：第一点，他非常相信，共产党绝不会把一个革命的同志圈禁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他相信共产党一定会站在他正义的一边；第二点，他相信，邪恶不管有多大的势力，最后一定要被正义所压倒，邪恶注定要失败；第三点，他相信，他经过革命军队的七年培养教育，他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去战胜邪恶。
但是，知彼知己才能百战百胜，为此他让几个小青年，去常治仁开过批判会的生产队，详细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做法，他们是怎样开的会。
有两个人南岭屯有亲属，就去做了细致了解。知道了他们的具体做法和开会程序。
阎善目知道这些以后，就开始研究对付他们的对策，研究如何一定能战胜他们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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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坐以待毙 智勇战众妖（五）
阎善目深深知道他的胜利，必须要依靠共产党，依靠县里的领导，依靠地区的领导。必须要让他们了解和支持。要想让他们了解支持，就必须要有足够的材料，足够的证据，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反革命，而是正在被陷害，正在被他们大造流言蜚语，大造舆论，煽动群众，准备将他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马上逮捕。
阎善目想，要得到这些材料，他必须马上尽快地与工作组面对面的作斗争，再也不能等待了，他要引虎伤身，他要让虎直接咬他一口，他要带着被虎咬的伤，去求助帮他来打虎的人，人家才会相信虎是真的来咬他来了，才会帮他打虎。他不能等老虎把周围的人吃光了，最后来吃他，他再喊救人，也就没人来救他了。
阎善目开始拟定引虎伤身的方案，他想，既然这个工作组是对他来的，他就必须与他们马上直接交锋，怎样才会达到这个目的，他考虑了一天。
最后决定，要激怒这只老虎——常治仁，让他马上与他直接交锋，这样他才会给阎善目准备上访的材料。如果现在不出击，就会坐以待毙。
为激怒这只老虎——常治仁，阎善目在生产队拿回一张大报纸，家里有墨水，他就写了一张大字报，
写的是：
“剥去蒋或只的护身皮
常治仁赶快滚回去
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
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真正的革命者 阎善目”
写完以后，他念了一遍，这时他岳母正在他家，她听到后说：“你骂他，他能愿意吗”？
阎善目说：“我就是让他不愿意，他要是愿意我就得进监狱”。
他做了一碗浆糊，把这张大字报，贴到南岭屯紧靠公路道边，养路段住的砖房子，靠路边一面的墙上，为了不让别人撕下来，他把报纸涂满了浆糊，牢牢地贴在砖墙上。
他这张大字报的贴出，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激怒常治仁让他直接与他交锋。另一个目的，让群众知道，他在战斗，他敢和他们战斗，让群众坚信阎善目所以敢战斗，还是因为他有理，一旦上级来调查时，群众能给他出证言——他不是反革命。
这张大字报的贴出，轰动了全公社，也轰动到了县城。
特别是南岭屯，群众是议论纷纷，有的说：“阎善目这不是盲干吗，这不是找死吗，这不是找着蹲监狱吗，他敢骂公安特派员，真是胆大包天了”。
有的说：“我赞成他，是个男子汉，有骨气，明知道他们是要把他往监狱里送，仍然敢和他们干，真是好样的”。
还有的说：“你们看哪去了，他绝不是盲干，这个人可不是简单人物，砸大队那次，开辩论会，那么多人没说过他一个人。再说他所以敢干，还是说明他有理。他们说他砸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我看，也许是革命行动呢”。
又有的说：“他肯定有靠山，有后台，不然一个普通老百姓，就他一个人，敢和公社的工作组干，人家可是一切大权在手，让他进去就得进去”。
总之，是说什么的都有。
这张大字报，传得最快，阎善目是吃完晚饭去贴的，公社工作组的人，当晚就把这张大字报抄写下来送到大队。
常治仁接过来一看，是骂他的大字报，而且是贴到了最明显的地方，这真是让他难堪至极。气得他马上撕碎了抄送去的大字报，拍案而起，疯了似的嚎叫：“阎善目，我一定送你去监狱！！！”。
停了一会儿，他又冷静下来，把撕碎了的大字报，捡了起来，一块一块的重新对好，细细的看，细细的琢磨，想找出来对他有用的东西。
这一晚上，他又失眠了，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受此侮辱。他想，我要是个普通老百姓还算可以，可我是公安特派员，是公社党委委员，以后我的工作怎么干啊。不行，我一定要挽回影响，我要马上把他送进监狱。
早晨刚放亮，他就早早的叫醒了蒋或只，对他说：“你马上派人，去各小队把工作组所有的人全叫来，我要开个全体会，我必须马上把阎善目逮起来”。
工作组的人全到齐了，他拿出来重新对好的大字报，放在办公桌上，对大伙说：“这有一张大字报，大家研究一下，能不能找出来他是反党，是反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言论出来”。
人全站了起来，把头转向办公桌，把目光聚焦在大字报上。有人不自觉“啊”了一声，心想这人怎么胆子这么大，敢骂公安特派员，他可是专管这个的。
这些组员看了很长时间，才收回了锈乏的眼睛，他们用手揉了揉。又你看他，他看你的看了起来，还是工作组的副组长汪福先发了言“我说他骂常治仁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言论，因为常治仁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公社常委委员，骂他就是骂共产党，骂共产党就是反革命”。
有几个人听副组长这么说，就迎合着说：“对，骂常特派员就是反革命”。
这一下打开了话题，这些人就你一嘴、他一句地哄哄起来。
这些人虽然是从各生产队挑选出来的“人核”，但他们毕竟是农民，没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他们没有知识，所以都认为这真是反革命了。
常治仁特希望他们有这个错误的认识，因为只要组员认为阎善目是反革命，就能更听他的指挥，更积极地和他一起早早地将阎善目送进监狱。
他们哄哄将近一天，才制定一个去治阎善目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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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坐以待毙 智勇战众妖（六）
他们认为这批判会，在别的队才开了六次，就气的阎善目敢骂人，如果直接去他们队开批判会，狠狠地激怒他，他一定会伸手打人，这样就可马上逮捕他。
阎善目贴出大字报以后，以为常治人看到后，马上就会来，他就在家等着今天常治仁来开批判会，他这次估计错了，一直等到晚上八、九点钟，毫无动静。他有些奇怪，难道常治仁真的不生气、不愤怒？不会呀，没来没来吧，明天再说。
第二天终于有动静了，他们的组员开始在他这个生产队活动起来，各家各户的去收集材料，去煽动，去安排今天诉苦的人。
天就要黑了，常治仁和蒋或只还有汪福，带着王蛇来了。阎善目看到后，有些失望，他以为常治仁会带着大队人马，拿着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他把常治仁估计的太低了，常治仁仍然按照林书记的指示，要多加小心，再说，他认为有汪福和这个队三名很能干的组员，就足可以将阎善目拿下。
阎善目细想一下，是呀，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毕竟这是公社群体的谋划，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战略，已经能来，我就是取胜了一步，根据以后情况，我再一步一步的激怒他，他能按我的想法走第一步，肯定会走第二步，第三步。
天黑了，社员到齐了，批判会仍然按照他们原有的程序进行，为了发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先诉苦，阎善目知道他们这招不会改变，就早早的来到会场，阎善目想，今天的会议我一定要掌握主动权，我要通过诉苦让社员，让所有的人，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会议开始了，由常治仁亲自掌握会场，他看了一下全会场的人员，他今天讲得很简单，宣布说：“为了开好批判会，先要忆苦思甜，为保卫今天的幸福生活，决不能让资本主义复辟，决不能让反革命分子得逞”。
他不敢正眼去看阎善目，他斜视一眼，又继续说：“今天大会的第一个内容是诉苦，有谁要说的现在可以讲了”。
会场肃静起来，阎善目知道他们安排了人，所以他在等他们讲完了以后他再讲，并没先说。
常治仁看没人讲，就看了一下他的组员，组员起来走到成家民身边，推他一下，成家民站起来说，我诉苦。他按他们的指点，他讲下去，他如何给地主扛活，吃不饱穿不暖，挨打挨骂，没有共产党就得饿死，冻死，就得被地主打死。说了一阵，他坐下了。第二个讲的是石老实，同样是这几句话。
常治仁问：“还有谁要讲”。
没人吭声。阎善目向四下看了一眼，站起来，我说一说：“要说苦我是有说的，我出生在华南县土龙山，出生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我两周岁时，母亲又怀孕了，这次怀孕，她遇到了不幸，有一天我的母亲正在睡觉，我父亲出去干活不在家。日本鬼子搜查红胡子，走到我家门前，日本鬼子对着我家的房门，“铛”！就是一脚，把门踹开，一声巨响惊醒了母亲，吓得她魂不附体，日本鬼子一下窜到我母亲身前，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挑开母亲盖着的被。母亲突然看到是鬼子端着刺刀向她刺来，又是突然一惊，她忽的侧身坐了起来，她急剧的躲闪，一下抻着了。日本鬼子一看没有红胡子，他们走了。这时母亲的肚子开始剧烈的疼痛，她捂着肚子不停的翻滚，不一会儿，她昏了过去，我和我同胞胎生的哥哥不是好声的哭叫，趴在母亲的身上，不停的喊叫妈妈。母亲终于醒了，她坐了起来，只觉下身湿乎乎的，她用手一摸，是鲜血，母亲流产了。当父亲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奄奄一息，脸色发白，躺在血泊里，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父亲，是鬼子来了，她是被鬼子吓的，说完了话，她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
阎善目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稳定一下伤心的情绪，他接着说：“母亲没了，只有父亲又是当爹又是当娘的扶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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