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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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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向北走，印度的东侧就没有那么肥沃了。山上布满了岩石，之前的绿色也变成了黄色和棕色。
公路依次穿过一些河流，河里的水位低多了，只剩下涓涓细流。横跨戈达瓦里（Godvari）三角洲的一座大桥长2。38公里，但桥下只有一条窄窄的小水沟，周围是大片大片的淤泥。在从斯瑞卡克拉（Srikakulam）到贝汉布尔（Berhampur）的路上，三个光着膀子、只穿三角裤衩的卡车司机在路边一个水槽里刷牙漱口，涮洗衣服。当我过去洗脸洗手时，他们友善地微笑着，把肥皂借给我用。
离开时，我换上了太阳镜。“凉快眼镜！”另一个人一眼就注意到了。
奥里萨邦（Orissa）是印度最穷的省份之一，旅行者们热情地称它为“东部的绿宝石”。这里的山丘总是孤零零的，裸露着岩石，显得贫瘠而荒凉。棕榈树和稻田似乎被留在了安德拉邦。一家路边餐馆的主人警告过我，奥里萨邦到处都有土匪出没，加尔各答也是小偷和强盗横行。一个骑着小摩托的男人，后面载着两个性感的年轻姑娘，下面是我们之间的对话。
他：“哪国的？”
我：“英国。”
他：“上哪儿？”
我：“加尔各答！”
他：“信教吗？”
我：“算不上吧。”
他：“我将为你祈祷。”
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桑德拉和艾略特现正住在普瑞（Puri）的德比宾馆。
桑德拉和艾略特曾经在贝克斯希尔（Bexhill）经营一家小酒馆，后来和房东闹掰了。很快，他们又花了一百英镑买了一辆微型雪铁龙2CV。足智多谋的艾略特把车的后身延伸了一下，于是便有了最够的地方供两人舒舒服服地睡觉。桑德拉还订做了五颜六色的车身罩，上面画满了蓝的、红的、绿的和黄色的重迭圆圈，还有星条旗。接着他们把房子卖了，开着爱车出发去了新西兰。经过土耳其时，一个当地人惊艳于这辆车独一无二的美丽，用刚刚开了两年的福特货车外加2500英镑现金和他们做了交换。
我们的初次相遇是在伊斯法罕的阿米尔·卡比尔宾馆，大家一起度过了田园诗般的四天，后来我们又在果阿一尘不染的沙滩上一起看书、晒日光浴、游泳。虽然我们的路线并不相同，但还是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坐下来吃什蔬炒饭，喝着还飘浮着冰片的矿泉水，讨论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印度人的行为为何深不可测、印度司机为何如此蛮横粗劣、NH8公路上的险象环生、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检查站、肠胃问题、糟糕的旅馆、印度女人的美貌和印度男人的丑陋（这是桑德拉的观点）……还有一些让人头疼的问题，比如早餐里的煎蛋饼上要不要放黑布丁等。
普瑞最引以为傲的是美轮美奂的庙宇和散着粪便的海滩，日光浴和游泳的念头在这里会立刻被打消得无影无踪。德比宾馆是一处悠闲自在的处所，中间有一个大庭院，人们可以闲聊聚会，没完没了地吃早餐，喝喝印度当地的大拇指可乐或者美能达汽水。
桑德拉和艾略特的爱车命运跟我的自行车一样，这辆五彩缤纷的雪铁龙每次一停下来，就立刻会有人走上前去拍拍打打，指指戳戳，或者砸砸车身，有人站在保险杠上，甚至在上面蹦达。在玛玛拉普兰（Mamallapuram），他们发现两个小孩竟然把倾斜的车顶当成了滑梯。“最让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感觉不到车里头冒出来的怒火！”艾略特说。
马尔科姆（Malcolm）是个60来岁的爱尔兰电影制片人，长长的白发在脑袋后面扎成一个马尾，他曾在1962年和1964年开着路虎汽车在印度走了两个大来回。他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那时用不着签证，边境线也没有划定，巴格达（Baghad）只是一个到处是泥土和茅草屋的小镇，出了欧洲，根本看不到碎石柏油马路。一个名叫简的52岁加拿大人一年中有八个月在加拿大西部的一个滑雪胜地清洗热水浴盆，剩下的时间就周游世界。
每天早上早餐期间，我们五个人就聚到一起，互相交流各自的旅行见闻。我们探讨印度有限的资源和无力维系的人口增长、政局变化、读过的书、环境问题、1962年（马尔科姆首次出游）以来世界的巨变，还有德国人。
旅馆里有个德国游客，他告诉我他在阿拉哈巴（Allahabad）的昆巴梅拉（译注：印度最重要的宗教庆典，每12年举行一次，最多能吸引3000万人参加）上见过一个圣人，他右手举在空中，整整几年没有变过位置。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一定疲惫不堪，但它让我突然联想到了自己，或许很多人也是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的自行车历险。
一个闷热的下午，大多数人都在看书或者午睡，我在不太情愿地保养自行车，我的德国老相识用他1993年去中国西部的经历给我解闷。他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告诉我说目前在沙漠地带，有一个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小镇！桑德拉紧锁的眉头告诉我——她和我一样，也在等着德国人说出答案，但他始终没告诉我那个小镇叫什么名字。我记得是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说过：“对于德国人来说，幽默感不等于笑。”我又想起罗夫说的：“德国人并非没有幽默感，只是没人明白。”事实恐怕确实如此。
骑出普瑞一个小时，我的前胎便泄了气。10分钟后，两个骑小摩托的人停了下来，看我修车，我酸溜溜地想着，他们好像还没买门票呢。等我把工具收拾干净时，路边已经围了不下16个人。印度充满了漫无目的的人，他们可以把所有时间都来寻找能够吸引自己注意力的目标。
有人说，对印度你永远不会感到厌倦，你只会有时感到疲倦。我觉得他真说到了点子上。过了克塔克（Cuttack），眼前依然是一望无际的平坦和单调，天空灰蒙蒙的，5号国道上到处是货车，我的背部感觉越来越疼。广告牌上到处是可口可乐、钢铁、男装，甚至还有润滑避孕套的广告。踏板三轮拉着三十尺长的竹子，一半在车上载着，一半在车外拖着。一连串的车胎漏气已经使我暂时对自行车失去了信心，我不断低下头，查看前胎的情况。
在巴德拉克（Bhadrak）附近，我在路边的小吃摊上遇到了几个年轻小伙子。
“哪国的？”
“英国。”
“坐飞机来的？”
“不，骑自行车。”
又是一阵惊叫。
“你这自行车能卖吗？”一个人说道。
“当然不能！”
另一个人拿起我的墨镜。“是防护镜！”他向同伴宣布。
“你多大了？”又一个人问到。
“40。”
“还真英俊！”（辅以印度式的摆头）
“是啊。”我不自觉地露出笑容，“我很欣赏你的诚实。”
“结婚了吗？”
“没有。”我的笑容更大了。
路的左边，一队又一队的人正在挥汗如雨，开沟挖槽。一个男人开个筑路机几个小时就能干完的事情，这群人得干上几天几夜。一组黄底红字的标语让我若有所思。
“DESERVE BEFORE YOU DESIRE”（“许愿之前先得够资格！”）
“PLEASURE IS THE INTERVAL BETWEEN TWO PAINS（“快乐是两段痛苦之间的间隔！”）
太对了！
FISH IS BETTER THAN SELFISH （“鱼（Fish）比自私（Selfish）好！”）
绝对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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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快捷车道将自行车沿着韦迪亚萨格尔（Vidyasagar Setu）——1994年为缓解豪拉（Howrah）大桥上的拥堵而建成的吊桥——送到胡格利（Hooghly）河对岸。和旁遮普省一样，加尔各答是印度所有城市中受“隔离”影响最深的一个。虽然当时的流血事件还没有达到旁遮普那样的程度，但这座城市依然经历了大规模集体暴乱，成千上万人惨遭屠杀，纵火和抢劫行为四处弥漫。甘地在独立日之前一个星期抵达，他发誓，如果暴乱不平息，他就会绝食至死。就这样，最终穆斯林和印度人站到了一起。
我查阅了一张道路交通图，最后找到了通往丘林季（Chowringee）的公路和萨德街上的旅社，整个过程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车流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而且我一次也没有遭遇强盗袭击，也没有被乞丐追打。
和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奎塔、阿姆利则以及科摩林角一样，加尔各答也是一座地标式城市，是我整个旅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站。萨德街和周边的地区显然已成为旅游者聚居区，不过旅馆对面的人行道上依然有很多当地人站在水管边，用满满的水桶给自己冲澡。
“大麻？草药？上好的鸦片？“一个声音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摇摇头，依然大踏步向前走去。加尔各答是最后一个使用人力车的印度城市，几个车夫停在街道对面，坐在搁脚的地方，招揽生意。我一路绕过酣睡的狗和毯子下一动不动的人，前往蓝天咖啡厅，准备同桑德拉和艾略特共进早餐。在那里，我们置身于一大堆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背包客中，啜一小口咖啡，嚼一嚼什锦牛奶水果冻和抹了黄油的面包。
数百万来自乡村的贫民和“隔离”之后逃往孟加拉邦的难民不断涌入，使得加尔各答的生活水平在全世界都声名狼藉。男人旁若无人地冲墙撒尿，还有人就住在斯特兰德南路的一个帆布帐篷里面。到处可见精致的英国式建筑，一时之间竟然让我想起了伦敦，尤其是市中心一些自动三轮禁止通行的地方。人们挤在久经沙场的大巴里，去到各个地方。这些大巴被漆成银色或梅子的颜色，还有黄色的条纹，上面写着“伟大的印度”，“只有一个神”，或者“抵押资产请选择旁遮普国家银行”。而富有一些的人则会选择黑色或黄色的出租车。宽阔而拥挤的人行道上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铺，出售橘子、香蕉、葡萄、石榴、芒果、西红柿和热气腾腾的小吃，包括炸菜饺、印度烤饼、炸膨膨饼、咖喱餐、凉鞋、皮带、钱包、袜子、内裤、衬衫、长裤、衣架、手表和计算器等。
如今的加尔各答看起来正在向“印度化”的方向发展。1911年之前，这座城市一直是英属印度的首府。如今有几条街道已经改名了，城市的名字有时也会被拼写成“Kolkata”，然而，要抹去关于英国殖民统治的记忆，就必须把城市夷为平地，然后从零开始。就算没有了英国建筑，英国的遗风依然会显现在印度的国会和司法制度、军事传统、铁路、练兵场、板球赛、广为流通的日常用语英语，以及那些打扮得仔仔细细并身穿校服的学生身上。
英国人留下的另一份遗产便是1943年为替代古老的浮桥而建成的豪拉桥。这座悬臂式灰色金属大梁的庞然大物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大桥”，每天为大约10万辆交通工具和无数行人提供了一个安全通道。我夹在一大群行人中一起过桥，很多人头顶着大包袱，人们都沿着左边走。
桑德拉、艾略特和我去完一家网吧，便向练兵场逛去。迎面冲过来一个小伙子，兴奋地迎接了我们，还和艾略特和我握了握手。他也向桑德拉伸出手，但桑德拉没有理睬他。
“她是我妻子。” 艾略特温和地解释，“她从来不和人握手。”
“这样的把戏我以前见多了！” 桑德拉板着脸说。她告诉我们，起初她和有些当地男人握手，但他们却跑回同伴那里咯咯地笑个不住——原来握手成了和白人妇女进行肌肤接触的把戏。
维多利亚纪念碑前有一个人工湖，我们几个坐在湖边的一张长椅上，不出几秒钟，身边就围了一群人，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
一头金色长发的桑德拉无疑是这里的明星，她可不打算保持淡定。“太粗鲁了！”她火冒三丈。
这些人仍然无动于衷，继续瞪视着，一言不发。练兵场上绿草茵茵，一望无际，我们跟一队人一起坐上最后一班列车回家，大家一起上了很空的一节车厢，尽管有一排又一排的空座，但他们还是找了一个地方跟我们面对面坐着。
在加尔各答的最后一天，我终于给自己买到了一个车铃。关于印度那条声名狼藉的主干道，早有好几个人向我发出了警告。直觉告诉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东西也许会派上用场。
第十四章 印度主干道上的历险
离开加尔各答三小时后，我把自行车停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然后坐下来吃东西，享受了一会儿难得的私密空间。一路上的颠簸早已把这几个美味的三角小枕包变成了几块碎饼和菜疙瘩，让人提不起胃口。我勉强拿起一块，突然发现周围传来一股很不舒服的味道，还奇怪地飞着很多苍蝇。这会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坐的地方是个露天大厕所，路边草丛里还隐约可见人的粪便，腐败程度各不相同，就像散落在海中的小岛。我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心中祈祷自己千万别糊里胡涂地坐到什么恶心的东西上。前方半英里有个路边餐馆，餐馆对面是一座砖窑。我在一棵榕树下找了一片树荫，就着两瓶冰可乐吃了一个馅饼。
我一直以为印度主干道是英国人的杰作，但是吉卜林笔下的这条“生命之河”实际上极其古老，甚至比丝绸之路还悠久。早在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从阿富汗和中亚入侵时，就使用了这条干道，一千多年之后的公元前326年，这条路又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大举进犯时的必经之路。阿富汗大军阀舍尔沙取代了莫卧儿人自立为王，可是他的统治只持续了从1539年到1545年的短短六年。统治期间，他对这条干道进行了全面整修，将道路免费开放，并在路边种上了芒果、尼姆树、菩提树和榕树，好给路人遮荫纳凉。不仅如此，他还每隔一定的间距开设客栈，为行人提供歇脚处和茶点。英国人所做的只是把这条路的某些地段重新修缮和划分，并给它取了现在这个名字。
第二瓶可乐刚喝了一半，两个骑摩托的年轻小伙就走了进来，重重地坐在我的桌子边——没有一句 “我们坐在这里，您不介意吧？”之类的婉转话，对于欧洲人而言，印度人有时真的是在自说自话。我这样的独行侠的确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在印度，很少有人会长时间独自待着。他们中有一个是体育老师，他告诉我说，这个位于胡格利岸边的小镇在两百年前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港口。但滥砍滥伐和过度放牧使这里的河水逐渐干涸，淤泥堆积，最终大型海船无法沿着河流抵达加尔各答，港口于是废弃。
“哈喽，朋友！哪国的？”一个骑在自行车上的胖乎乎的男人冲我喜气洋洋地叫道。我正驶入布德万（Burdwan），一路经过修车铺、喷漆店、汽车装配工、轮胎工、出售零部件的车铺和代理商，还有落满灰尘的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大巴车。
“这附近有旅馆吗？”我问。
他示意我跟他走，第一家旅馆已经客满，但他并没有泄气，又把我带到另一家。在旅馆的前台，他又充当起了我的临时翻译，紧接着又忙着替我拎包，存放自行车。我递给他十卢比权当酬谢，他忍不住笑了，婉言谢绝。“愿上帝祝福你！”然后和我握手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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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那斯曾建议我绕开印度最贫穷和最不讲法制的省，但从加尔各答到瓦拉纳西（Varansi）必须经过比哈尔邦（Bihar）——除非绕个大圈，途经印度中部的那格尔浦（Nagpur）——对于这种走法，我既没时间也没兴趣。
比哈尔邦是印度匪帮最多的省份，我决定继续使用安全穿越俾路支省的金科玉律：绝不偏离大路，天黑后不夜行，不在外面露营。
比哈尔邦东部是一个矿区。道路在一堆又一堆的煤渣之间颠簸起伏，高耸入云的烟囱喷着烟雾，污染了湛蓝湛蓝的天空。一辆货车翻倒在地，满车的煤撒了一地。路上好几辆自行车都满载着塞满了煤块的黄麻袋，鼓鼓囊囊的，三角形的车架里也用绳子固定上了沉重的货袋，人根本无法正常地踩着脚蹬子往前骑。结果他们只得把身子使劲儿向前倾以抓紧把手，人坐在后车架上，沿着山路往下滑，其中一只脚蹬着车保持平衡。但到了平地或上坡的地方，他们便别无选择，只好下车亲自推——维多利亚时代的矿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惨景，我只能猜想了。
当天我在伯戈德尔（Bagodar）的小旅馆里夜宿，睡梦中多次被窣窣在袋子里翻找食物的老鼠吵醒。清晨，有一种特别的声音把我唤醒，我打开通向阳台的房门，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昨天一整天还万里无云，晚上又如此干燥，可现在我却分明看见雨水顺着屋檐倾泻而下。
“这就是雨季！”旅馆老板笑着告诉我。
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一个看似冷清的路边小餐馆，可是不出几秒钟，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汇到了一起。我实在不愿意当着那么多观众的面吃早餐，于是只好赶紧骑车上路——抱歉，多有冒犯，今天的演出取消了！
过了丹巴德（Dhanbad），路面越来越颠簸，我骑车的节奏怎么也带动不起来。最后，我只好停下来，把自行车斜靠在沟渠旁边的护栏上。附近正好有一棵树，洒下树荫。我坐在路边的尘土里，背靠车筐，一边休息，一边嚼着印度甜品，身边的货车雷鸣般地鱼贯而过，不停地响着喇叭。自从离开加尔各答，我就一直在和肠胃毛病展开斗争，胃口大受影响，于是只好多喝水，希望甜甜的印度茶叶和糖分很高的印度可乐味汽水能给我提供足够的能量。
第二次吃早餐，情况顺利多了。
“早安！”主人笑眯眯地对我打招呼。我把自行车支在一个吊床边。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原始，但服务很周到，两分钟后，主人端着一杯茶出现在我面前。“这是免费赠送给您的。”他认真地说，“我这就把菜单和茶拿来。”
我一直很讨厌这种把水、茶叶、牛奶和糖煮在一块儿被印度人“误称”为“茶”的东西，但既然对方如此热情，我品尝到嘴里的除了美味，还能有什么呢？
多比（Dobhi）和谢尔盖蒂（Sherghati）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旅馆，我实在无法想象在路边的吊床里度过一个嘈杂无眠的夜晚。所以我现在就得和时间赛跑，争取在太阳下山之前赶到奥兰加巴德（Aurangabad）。白天和失去理智的印度巴士及货车司机一路决斗已经够让人痛苦了，如果到了晚上，那情景真让人无法想象！
不仅如此，天黑之后，公路上携带武器的劫匪出现的几率要高得多，他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伎俩设放路障，诈称车祸。我一整天吃的都是摊饼，但现在时间太紧了，我没时间停下来吃东西。还算幸运，接下来的路面条件好了很多，我空着肚子一口气骑了两个小时，拼命和太阳赛跑。黄昏时分，我终于带着满脸煤灰和泥印抵达了奥兰加巴德。从黎明到黄昏，我一共骑了110英里，着实见证了摊饼、茶、甜汽水和肾上腺素的力量。
在印度主干道上骑车，最让人不舒服的就是皮肤和衣服上积起来的厚厚尘土和没有完全燃烧的柴油。鼻孔里堵上了令人恶心的黑色物质，充满血丝的眼角堆上了黑色的固体。两天前刚刚穿上的雪白干净的衬衫已经变成了灰色。我特别后悔当初把这样一件衣服放进行李箱。更糟的是，因为旅馆的卫生间没有淋浴，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手臂和手掌上最脏的东西洗掉，然后一边接着水龙头里勉强掉下来的几滴冷水刮了胡子，一边忍受埋伏在脚边的蚊群发起的猛攻。
大街上挤满了几乎分辨不清的人影，停电之后，他们便在这个几乎一团漆黑的地方到处闲逛。在路边的小餐馆，我灌了一瓶又一瓶的冰可乐，狠狠地解了一下渴。不远处发动机的跳动声清晰可闻，使我想到了俾路支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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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拉纳西这座古老的城市到处是迷宫般拥挤的巷子，巷子很窄，汽车和机动摩托根本无法通过，但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却能开着小轮摩托和助动车，以疯狂的速度在里面横冲直撞，用震耳的喇叭声在心惊肉跳的人群里清开一条道路。行人真该联合起来反击他们，把他们从破机器上拽下来，再一脚踹进地狱。
我坐在恒河边的台阶上，一大群男人正把自己泡在肮脏的恒河水里。很久很久以前，这条河曾经纯净优美，如同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从喜马拉雅山麓一路笑语欢歌，轻盈跳跃着飞奔而来。然而到了瓦拉纳西，她已经变成了一个体态臃肿、邋里邋遢的中年妇女，一个被人类虐待多年后满面愁苦的老妪。河里混杂着无数下水道释放出未经任何净化处理的污水，带着各种各样的病菌。在这样一条由圣河之水、下水道污水组成的一大锅浓汤里沐浴，对我来说，实在是无法接受。一群西方游客正在和一位身着橘色僧袍的印度圣人一同分享一个装满了大麻的烟斗。小贩们不时过来兜售笛子、游船票、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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