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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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早就做过。我期望这次旅行能在某些方面改变我，并让我带着全新的思想，更高的成熟度，不同的价值观，更强烈的自信心和更为开阔的视野回到故乡。或许，它还会让我变得更像阿洛伊斯。

罗夫早就宣布过他无意“安顿下来”，所以他警告我：“回家后不出三个月你就会恢复到离家之前的样子。你还得重新适应周围的人。”

“那可不一定。”我反驳道。我从来不会勉强自己去“适应”其他人。这是我的生活，不是他们的，我只有一次机会，必须好好利用。等到快到“生命的临终点”时，我希望自己能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以“自己的方式“过完了一生。

在学校里，我被认为是个异类，因为我父母一直觉得没必要买电视，结果我就成了班上唯一一个不知道《雷鸟特工队》（Thunderbirds）和《无敌金刚》（The　Six…Million…Dollar　Man）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假装能听懂伙伴们闲聊的话题，但最后我长大了，也就不装了。在大学里，同学会在假期里到超市堆货架，攒钱从事社交活动；但我却长期抵制校园酒吧，到了夏天，我就会用三个月的时间把欧洲逛个够。当我的同学们开始职业生涯，进入教育、银行、法律和医药等行业时，我却实现了童年的梦想，当上了一名货车司机。我开着货车跑遍欧洲大陆，在各种地方工作、睡觉、吃饭。最后，我放弃了长途司机的工作，因为我需要社交生活和写作时间；当别人都在开车的时候，我却开始每天长距离骑车，骑车上下班，这就更让人吃惊了。

经过一段时间后，荆棘和荨麻总会越长越厚，我被划伤过，也被刺痛过，但是什么也阻止不了我。然而，当反对声日益升高，怀疑的目光成倍加强时，我的人际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身陷于令人麻木的工作和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中，我内心那种求变的愿望压倒了一切。我最终选择踏上旅程，就是为了逃离这个朝九晚五的大磨盘，重新发现我的信念和方向。

但罗夫却和我不一样，他乐观地品味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即便每天在做着同样的事，他也不反感。对他而言，旅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叛，是将他从职责恐惧症里解脱出来的工具。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宾馆大吃了一顿早餐，有面包，每人三个炒鸡蛋，奶油，还有果酱。阿洛伊斯和厄尔斯却不见踪影。

“我敢说他们已经走了。”

“他们可能想今天就到诺克·昆迪（Nok　Kundi）。”罗夫嘴里塞满了炒鸡蛋。

“他们简直疯了——一天要骑230公里！”

“这也是可能的嘛。”

“除非条件很理想，而且阿洛伊斯昨晚上也没说今天不吃早餐。”

“这就是他的风格，总是喜欢出人意料。”

早餐过后，我俩开始向巴基斯坦边境进发。罗夫是个上手很慢的人，但是有风从背后推着，还有微微下滑的道路，所以一路穿越矮树丛和沙漠时，我们的速度还是有所加快了。

包着头巾、赶着骆驼车的人从对面走来。如果我记得没错，今年年初，两个瑞典的骑车旅行者就在这附近支帐篷过夜，没想到他们的帐篷遭到了自动枪炮的袭击。瑞典人幸存了下来，但是他们的自行车被毁了，于是只好草草结束了行程，提前回到了瑞典。

经过三个小时的稳步前进后，我们在一根水泥管里停下来吃午餐，午餐是面包加羊奶酪。罗夫悠闲地吃了三根香蕉，然后又不紧不慢地嚼上了一大口袋坚果和葡萄干。

“行了，上路吧！”我知道他正享受着艰难长途跋涉之后的幸福感，脑子里的内啡肽幸福激素正在活跃地运动着，但我还是想趁着顺风尽可能多赶路。

“我正在品味当下！”他咕哝了一句，像牛一样不停咀嚼。

这就是幸福感带来的麻烦：一旦停下来，就很难再启动了，虽然我和罗夫一样也在享受着幸福感，但我更愿意先完成最艰难的工作，然后再放松。

“现在情况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得好好利用！”我坚持马上上路。

“给我五分钟！”

等我们好不容易重新上路时，发现风向已经改变了，这该死的惰性！

第八章　危险之地

巴基斯坦的英文名Pakistan是旁遮普（Punjab）、阿富汗尼亚（Afghania，西北方的边境省）、克什米尔（Kashmi），印度河（Indus…Sind）与俾路支省（Baluchistan）的首字母拼合而成。该国诞生于1947年，当时人口占少数的穆斯林害怕在印度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印度遭到歧视——事实上，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已经在这片次大陆上和平共处了几个世纪，最终在这片次大陆上，有五分之二的穆斯林人仍然选择了留居印度，如今居住在印度的穆斯林居民已超过巴基斯坦，印度成为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每次接近边境，我都期待能看到地形上的急剧变化，但总免不了失望，这次也不例外：塔夫坦（Taftan）到处尘土飞扬，砖头和灰泥搭建的平房混杂在一起，相互间用土路连接，四周被沙漠包围。货币兑换商像苍蝇一样密集，经过了一番艰难的讨价还价，我们每个人换了50美元。日本游客像日本汽车和高级音响一样随处可见，六个日本游客和孤身一人的德国人闷闷不乐地等着过夜的大巴，对于他们而言，俾路支省只是一段短暂的梦魇，明天就能抵达奎塔（Quetta）。但对我们俩来说，同样的450英里却是整整六天的行程，前提是我们能活过这六天。

我们沿着一条土路向前走，然后上了通往奎塔的大路——这是镇子里唯一的一条柏油路。

在一家政府管理的饭店前，一面绿白相间的巨大的巴基斯坦国旗边，有两个人在旁若无人地休息，不是别人，正是阿洛伊斯和厄尔斯，他俩中午就到了。温暖的晨曦中，四个来自欧洲的骑车人逛进了塔夫坦市中心。

街上熙熙攘攘地挤满了男人和山羊，女人都上哪儿去了？伊朗人用布把女人遮得严严实实，而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却似乎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们藏了起来。罗夫提出了一个有趣却略显勉强的理论：巴基斯坦人口99。8％是男人，这里压根儿就没什么女人。

*

俾路支省和西北边境省一样，都以“无法无天”著称。这片荒凉多山的沙漠区占地约214，000平方英里，面积超过英国，但仅仅住了600万人口，是个少数民族大杂烩。

一辆警车停在我们身边，示意我们停下，我们接受了一次礼貌的英文采访。从哪里来？是否一路骑车到了这里？担不担心交通事故和抢劫？都不？那么，祝你们好运！

几个荷枪实弹的男人分散在一挺机枪周围，阿富汗就在我们左边，一山之隔。这地方被称为金月牙，是贩毒分子和土匪频频出没的地方。我在伊斯坦布尔遇到的一名澳大利亚游客曾经发来一封电子邮件：

那个漫游世界的英国佬居然想骑车穿越巴基斯坦，真够勇敢的（也可能是愚蠢？）！他准备骑自行车过俾路支省，那地方真他妈的危险——我们的大巴有天深夜在那里抛锚，那帮子从卡拉奇（Karachi）来的家伙都给吓出屎来了——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不过，要是他够走运，能看到一群流浪汉，那也算是值得——这情景将会永生难忘，尤其是在天刚破晓时的一辆破车里！他绝对得去白沙瓦（Peshawar），那里的闹市他准保没见过。他准备上卡拉卡姆（Karakoram）高速公路吗？若真如此，我真妒忌死了。拉合尔够酷，就是有点儿臭气熏天，但那边的清真寺和寺庙倒很壮观，我想还能看看板球赛。要是他在奎塔不准备素食，那就应该找个人作伴，去“卡瑞鸡”试试，能吃上那里的东西，死了也值。斯瓦特山谷（吸毒者常聚之地）是个让人飘飘欲仙的地方。他要是一个烟鬼，可以在那里死了上天堂，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里有三条金科玉律，至少在到达奎塔之前绝对适用：绝对不能离开高速公路干线；不要在天黑之后旅行；不要像那几个瑞士人一样，在露天帐篷里过夜。

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偷偷地瞟了一眼我的同伴，我们到底是勇敢还是愚蠢？

他空落落地注视着不远的前方，好像在和“内心的自我”交流对话。“不管什么样的强盗，都会先袭击阿洛伊斯和厄尔斯。”他心满意足地说，“或许我们还会撞上他们的尸首，躺在马路边上——当然，我是说土匪的尸首。”

“被肢解得难以辨认，屁眼里塞着自己带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我能想象，厄尔斯在后头坐着大喊：‘上吧，阿洛伊斯，有事干了！’两分钟后：‘行了，住手吧！阿洛伊斯！嘿！阿洛伊斯！住手！！够了！！！’”

三个小时之后，离开诺克昆迪仅仅30英里，罗夫就决定要吃意大利面。于是我们停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广播站旁，在一堵高墙后面支起厨房。几分钟后，广播站的一名工人握着我们的手，问起了我们的名字。

“克里斯。”

“忘了。”罗夫粗暴地蹦了一句。

“客气点。”我警告他，“这里的人稍微懂点英语，可能受不了你的玩笑。”

诺克昆迪和塔夫坦有点儿类似，只是规模小点儿。这里找不到什么宾馆，我们被带到小镇边缘一座空荡荡的房子里，我在那里擦洗灶台上的煤黑，罗夫一面补车胎，一边恶声恶语地用家乡话嘟哝出几句让人脊梁骨发凉的诅咒。

*

在黎明之前的黑暗中，一台柴油发电机咳喘着启动了嘈杂的一天，与此相呼应的是一片狗吠声和驴叫声，诺克昆迪在新的一天中苏醒。天空渐渐明亮起来，满天的星星一颗颗地隐没。

半个小时后，我们遇上了顶头风。近三个小时后，我的背开始疼，前脚掌因为不断蹬踏脚板而剧痛起来。

尽管偶尔有沙丘划着金色的弧线从平原上隆起，这片沙漠的主体依然是平坦的灰色，到处是石头，偶尔可见隐藏在碎石表面下的沙子，就像一缕缕的阳光从窗帘后面透射出来。这种美弥漫着些许细腻，偶尔夹杂着色彩上的突变。灰蒙蒙的高山参差不齐地耸立在远方。真正的荒凉孤寂总是带着一种慑人心魄的气势。当我们停止了说话和吃东西，静止下来，侧耳倾听时，那感觉真是美妙极了：没有鸟，没有车，没有人。即便是风，也几乎是悄无声息的，因为这里没有树、没有草也没有灌木丛可以阻挡它。

十月的中旬，天气依然炎热，我们庆幸自己没在七月份来到这里，那个季节在这里骑车肯定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天，在达尔班丁（Dalhandin）附近，对面骑过来一个当地人，吐出一口痰，正中我的脸。如此精确度击中一个移动的目标肯定是下了苦功夫的，我想象不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旅途中第一次遭遇明目张胆的敌意。

我拐了一个小弯，绕过一个坑，撞到一个沙堆上，自从加莱那个下着暴雨的午后，我第一次栽倒在地上。所幸我摔得不重，不过我开始担心起我的胃来了，它已经取代我的背部和胯部，成为我身体上最薄弱的环节。

休息的时候，罗夫笨手笨脚地踢翻了随身的一个水瓶，我只好把自己一部分珍贵的补给分给了他。接着，他的自行车又翻了个个。但他却若无其事地斜眼瞟了我一眼：“这种事情总会发生。”他已然轻描淡写。

“要不是我的意大利面和水，你早就活不下去了。”我正色道，“我敢打赌，阿洛伊斯从来不会打翻水壶，也不会翻车。”

“在过去的3分钟里，我遇到的倒霉事比他阿洛伊斯这辈子碰见的都多。”

“这辈子？”

“不过他也遇到过麻烦。记得上回吗？在土耳其东部，他差点没把那个偷他设备的小孩掐死。”

“你俩的区别在于，你的问题差不多都是自找的。”

公路突然来了一个右转弯，和狂风斗争了一整天，我开始觉得身体有些不适，又腹泻了。

“按照你那张地图的指示，我们今天不用再爬山了。”罗夫指出。

“那我只好起诉地图出版公司了。”

“索赔300万美元，告他个精神虐待！麻烦就麻烦在他们可能告你愚蠢，要个一千万什么的。”

“要是我雇你当律师，这案子都不用审了，结果一目了然。”

道路又向左拐了一个大弯，贴着高山继续行进。官司看来没必要打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在马路边一个棚子外面席地而坐，一边吸着可乐，一边漫无目的地望着公路。

“这些丰田运输车可真不小。”我说。

“每天晚上，他们把装满啤酒筐和女人的车开到沙漠，然后来个车尾野餐会。”

在一段荒弃的公路上，一对正往尼泊尔去的退休法国夫妇停下了他们的露营车，和我们聊起了天，递了些水给我们。灼热的太阳仿佛一个开足了马力的巨型探照灯，快在我的脖子上烧出洞来了，周围没有一片荫凉。我觉得自己快虚脱了，头晕眼花，不由对他们那两升的引擎、CD唱机、冰箱和床铺产生了极度的妒忌。要不是他们笑脸相迎，我很可能已经下手了。

第二天黎明时分，我们从耶格默杰（Yakmach）出发，在100英里的酷热道路和捉弄人的顶头风中煎熬了一天之后，这天傍晚，我们在帕塔格（Padag）的小旅馆登记入住，此时我已经觉得头重脚轻了。

我们在一家咖啡厅里吸着柠檬汁。“说不定等会儿我也找个姑娘消遣一下。”罗夫若有所思地说。

“我可没精力干这个，就算麦当娜我也不成。”

*

过了帕塔格，道路顺着高低起伏的山脉继续延伸下去，在清新的晨曦中微微地泛着光，群山在沙漠上投下手指状的狭长影子。遍布石子的平缓的沙漠重新被沙丘所替代。有很多次我们还看见了骆驼，偶尔还有山羊。现在的环境可以说是几近完美，没有一丝风，也不用翻山越岭，但是胃疼让我感到很虚弱，连上小山丘的力气也没有了。听说骑在前面的厄尔斯也在受苦，这让我稍稍聊以慰藉。

我们沿途经过了不少砖窑，砖窑周围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排又排的砖头，人们亲手把一摞摞砖转移到大拖车上。每经过一处绿洲，就有孩子们大声尖叫：“外国人！老外！”一群群穿着长衫和宽松裤的男人聚集到我们休息的地方，争着来研究这几个“异教徒”。

“没看过电视吗？”罗夫对着那些围观者没好气儿地喝问道，回答他的只有困惑的注视。

这样的瞪视我早就习惯了，以至于我几乎可以视而不见。有一回，我一不留神，当众放了一个巨响无比的屁。等我惊跳着回过神来，发现迎接我的是强抑住没喷发出来的哄笑。自负是非常可怕的，我觉得这是对周围人的无端蔑视。如果罗夫还算正常，我会谨慎小心得多——但就算我能做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宽容，罗夫也算不上“正常的伙伴”。当你置身沙漠之中，身边有一个蔑视一切，总是和社会唱反调的虚无主义者，一个怪物，一个有着人形的矛盾综合体，一个宁愿和妓女野合也不愿意和世界上最美貌的女人私通的人时，礼仪规矩这些东西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努什基（Nushki）之外的山景实在是太壮观了，有些上坡非常陡长，不过我的体力神奇般地回到了腿上。今天轮到罗夫感觉不舒服了。在一个检查站，我们照例得到了士兵毕恭毕敬的握手和礼遇，接着又被请进了一个屋子，在一份表格上填写详细数据。

“我一路骑车到了巴基斯坦。”

离家整整6000英里，不管还有什么生理和心理的煎熬在等待着我，我都不用害怕“丢面子”了，就算明天就要启程回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

在奎塔的三天里，我洗了脏衣物，检查自行车并上了润滑油，收发了邮件。最重要的是，我还能好好地休息和吃饭。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四个人都在不同时间生了病，掉了肉，现在必须在再次出发前养足体力。

我的肚子还是稀里哗啦的，无法面对油腻的食物，差不多所有当地菜都得从我的菜单上划去。罗夫更是失了神采，憔悴枯瘦。阿洛伊斯头一回看起来像他46岁的实际年龄。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使命路上的中国咖啡厅。每天晚上，我们和奎塔有头有脸的人坐在同一个地方，享用大碗面条和馄饨汤，还有堆满炒面的盘子。

最让我感到幸福的是，自从离开英国之后，我头一遭见到了英文书。一天下午，我从一家街头书亭成功地买到了一本卷了边的平装书，哈蒙德·伊恩斯（Hammond　Innes）的《梅丹的岩石》（Maddon’s　Rock）。

罗夫也买了一本，叫什么《盲目的野心》。

“典型的美国书！”阿洛伊斯不屑一顾地下了结论。

“奥地利书可是影儿都不见。”罗夫反唇相讥。

“他们写书吗？”我问。

“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最后一次告别了咖啡馆，我们挤入一辆机动三轮摩托，回到宾馆后，我们互相交换了电子邮箱。阿洛伊斯在奎塔继续呆上一天，厄尔斯的膝盖受了伤，他准备避开最艰难的山地，只身一人继续前行。

罗夫和我准备第二天一早启程。我更希望能跟他一直结伴同行到拉合尔再分开，但罗夫却表示拒绝。他表示更喜欢独自一人的旅行生活。看来他不仅受够了这里的教条和难吃的食物，也厌倦了我。

“我们还会见面的。”我们握手道别时，他说道。他已经急不可耐地要赶往机场，先乘飞机到拉合尔，然后再从那里去泰国或澳大利亚。

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我们一同面对饥饿、逆风、病痛和力竭，我们彼此目睹并参与了对方在旅途中的挣扎，体会到和当地人打交道以及理解伊斯兰教文化时的艰难，这一切使我们俩之间产生了一种少有的惺惺相惜。毫无疑问，我们俩在很多方面都完全不同，然而我们之间的交流却毫无障碍、无所顾忌，这样的无拘无束是很不容易的。

我点点头，咧嘴笑了：“是的，还会见面的！”

第九章　引擎故障

从奎塔通往洛拉莱（Loralai）的公路将穿梭于崇山峻岭中的沙漠走廊一分为二。到了公路的尽头，走廊分了叉，看起来哪条路线都可以通往洛拉莱，不过一位路人鼓励我走右边那条叉路，因为这是一条快捷方式。他笑呵呵地让我放心，保证路面平整好走。我的耳边还响着他们热情的声音，脚下刚刚走了3英里，就开始感觉像是到了月球表面——到处都是泥土和大石头，还有一个个炒锅状的坑洞，活像火山口。我真想马上掉转车头，赶回去把那混蛋的脖子拧下来。

经过半个小时的上下颠簸，我的勇往直前终于获得了回报——车子拐上一条柏油路。道路很窄，空无一人，我沿着越来越崎岖的山脉向上爬行，眼前峭壁林立的荒山野岭中偶尔点缀几片出其不意的绿色，这就是灌溉的果园。

当晚我在沙漠露宿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又在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蹬了两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在洛拉莱重新回到了主路上。由于道路很窄，我只能勉强挤在迎面驶来的大货车的缝隙里艰难地前进。有的司机向我抛来一个微笑，外加一声喇叭，而我则挥手致意；有几个笨蛋却似乎很有兴趣把我挤出马路，他们笔直地冲我开来，展开一场让人毛发直竖的猫捉老鼠游戏，直到最后一刻才闪开道。

有几个路人一再恳求我停下来和他们喝杯茶；而一个从另一方向骑来的车友却突然无缘无故地大吼一声，似乎就为了故意吓我一跳；一个开着运输车的男人从车窗里探出身来，狠狠地锤了我一下。孩子们尖叫着从田野、果园里或者排在路边的砖房里冲出来。一个男孩试图把他的狗冲我放过来，所幸那条狗虽然身形庞大却性情温和，似乎对此全无兴趣。另外一个人用棍子瞄准了我，当我本能地低头躲闪时，身边爆发出一阵魔鬼般的哄笑，紧接着有石子在我身后的路面上跳跃。

终于出了俾路支省，从拉克尼（Rakni）进入了旁遮普省，这下我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苏来曼山脉（Sulaiman　Range）从北向南绵延几百英里，是从东边通往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凉风送爽，香蕉和牛奶组成的早餐给我提供了充足的能量，我鼓足力气闯过一道又一道险弯。中间有很多次，我不得不停靠在路边的石堆中间，等待大卡车经过，因为路面依然出奇狭窄。路过的车差不多都是清一色的货车，现代日野、五十铃、尼桑……所有的货车都无一例外地装扮得极其艳俗，车上的每一寸表面，一直到锃亮的保险杠和轮毂，都狂野地涂满了各种各样的图案，还有用乌尔都语和稀奇古怪的英语刷出来的标语。前后保险杠上悬挂着成百上千个五颜六色的铃铛串和徽章，叮叮当当地一路响。从俾路支省果园刚刚采摘下来的苹果的清香，透过车窗飘出来的大麻味，还有刺鼻的尾气，都混合在一起。一旦排成长列的爬坡货车和下坡的运输车遭遇，就会发生可怕的交通拥堵，司机只能一寸一寸地挪动，拖着沉重的货物摇摆躲闪，两个轮子压着岩石边缘勉强通过，那场面真是能让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

曲折无数的下山路更是一番奇景。一群群的山羊、奶牛和驴子漫步在路边，而我则把车控制在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