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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并不遥远-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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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小说虽然获得了肯定，但我仍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作为作者，庆幸之余仍心存愧疚。由于当初完稿后，在输入电脑的过程中，一些标点符号出现了差错；小说中毛主席逝世后《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广播时间，由于当时一直找不到确切的记载，仅凭记忆写为下午三点播出，直到后来看了一篇回忆录，才确定为下午三点是播出预告，全文播出的时间是下午四点；还有个别字词确是错用，这些，都已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目前，我已将全稿重新核对，并将修正后的稿件发给代理该小说版权的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如果今后再版或出书，这些缺陷将不再存在。唯如此，我才心安。
楔子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个极其平凡的日子。
冬天的夜晚，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早早地回家歇息了，只剩下架在各处较高建筑物上的高音喇叭还在不停地响着。然而，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毫不在意它的存在，听任它那声音在夜空中随意回荡。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革命的同志们：第二中学红卫兵团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今天广播到此结束。”架在学校楼顶上的那只高音喇叭，传出了女播音员那清脆的声音。紧接着，雄壮的《国际歌》再一次响彻夜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随着电唱机唱头移到唱片的最后一圈，白晓梅把唱头拿起挪到边上，关上开关。
然后，把桌子上的东西整理好，看看没什么需要再做的了，才走出设在学校办公楼的广播室。她见校红卫兵团副总指挥、市“红代会”委员李卫东已经走上楼来，就朝他走去。
“走吧。”白晓梅轻轻地说了一声，同李卫东一起下了楼梯。两人到了学校大门口，李卫东向几个值班的红卫兵和看门的老王交代了一下，便推起自行车，一蹬脚，朝等在路灯下的白晓梅溜去。白晓梅一扭身，坐到了自行车后架上。李卫东踏起车，朝前驰去。
街上行人寥寥无几，昏暗的路灯隔三差五的有的明，有的灭，路面上交替投下他们或长或短的身影。虽然还不到晚上九点，但丝丝的冷风使这座南方小城充满了寒意，显得格外的冷清。
白晓梅坐在自行车后架上，丝毫不在意天气的寒冷与路上的寂静。多少年来，只要有李卫东在身边，他那宽宽的肩膀，结实有力的双臂，她就什么都不怕了。在她的心中，他永远是安全的避风港。
一路上，两人似乎没有什么话可说，又似乎根本就不用说，一切都是那么默契，那么自然而然。小城不大，不一会儿，就看见江岸边的那棵大榕树了，再拐过弯，也就到家了。
第一章 山雨欲来
在祖国的东南方，座落着一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小城。小城三面环山，高高的山峰挡住了西北寒冷的气流，使这里的冬天显得并不怎么寒泠；东南沿海吹来湿润的海风，又使这里的夏天少有令人难耐的酷暑。从千山万壑中奔腾而下的青龙江，经过长途跋涉后，来到这个美丽的小平原，仿佛需要稍稍休息似的，一改以往暴躁的脾气，静静地从小城边流过，滋润着两岸肥沃的土地。这里四季草木常青，花开不断，各种各样的奇花异果，轮番登场，向人们奉献着娇容与甘甜。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拥有这得天独厚的花果之乡而感到欣慰与满足。
小城沿江而建。江边一棵巨大的古榕树，像一把巨大的凉伞，成了夏天人们乘凉的好地方。过往的行人，运货的车夫，打鱼载物的船家，都喜欢在这里停留歇脚。
久而久之，大榕树下逐渐热闹起来了。
后来，人们在大榕树边建了码头，盖起货栈，这里变成了商品的集散地，山上的香菇木耳，竹子木材，顺流而下；海里的鱼虾蟹贝，逆水而上，各路货物在这里汇集，又流向四面八方。似乎靠着大榕树的庇护，生意红红火火了好长时间，也造就了许多富家大户。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随着全国即将解放，在南下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中，一些大户人家携妻带子，举家出走。于是，这里的许多房子，一下子成了无人看管的空房。
在欢庆解放的鞭炮声中，这些空房又成了许多无家可归者的乐园。昔日的算盘“劈啪”声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锅碗勺瓢的碰撞声，以及孩子们的哭笑嘻闹声。
大榕树下在经过短暂的寂寞之后，又一次热闹起来了。
大榕树的旁边，有一座较大的货栈，一上一下两层，三个铺面相连，中间有个很大的天井。原有的主人被解放军的炮声吓破了胆，早已举家逃离，留下这座空荡荡的房子和那些无法带走的床橱桌凳。
后来，这座房子被分割成大大小小十多间，铁工厂的工人李顺祥带着妻子与三个女儿，成了这里的首批住户。不久，李顺祥的妻子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为了庆祝解放，庆祝李家有了男孩，也祝愿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便给孩子取了个名叫“庆福”。
又过不久，随军南下的大学生白基兴要结婚，也看上了这座房子楼上的两间，一阵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响过，也就成了他的新房。随着陆续几户人家的搬入，所有的房间均有了主人。
隔年，又一个小生命在这里诞生了，白基兴的妻子生了个女孩，取名“晓梅”。
又过几年，白基兴的妻子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小松”。白基兴也转到一个中学任教去了。
就这样，几户人家相安无事，平平稳稳地过了几年日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白基兴所在的学校也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在响应号召，向党提意见过后不久，反右斗争突然风起云涌，白基兴所提的几条意见，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证，一顶右派的帽子就落在了他的头上，厄运也从此开始。右派分子怎么可以为人师表？没被投进监狱就已万幸了。他很快就被学校开除，监督劳动，每月只领取微薄的生活费，仅够自己吃饭。家里突然断了主要经济来源，一家四口的吃饭穿衣，竟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虽然妻子没日没夜地给人洗衣服，帮人缝缝补补，但所得仅勉强糊口。后来，白基兴被解除劳动监督，就到处打零工，全家生活才勉强维持下去。
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又一次降临这苦难之家。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一般人家尚难支持，更不用说他们连一点固定的收入也没有。白基兴的妻子终于熬不过这场灾难，长期的劳累与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她的生命走向终结，撒手而去，留下泪眼相视的一双儿女和呆若木鸡的丈夫。
从此，小小年纪的白晓梅，就担起了照管弟弟、料理家务的重担。白基兴仍然四处找活干，尽可能挣回钱，以维持家里最基本的费用。
白基兴一家的遭遇，住在楼下的李顺祥一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尽管他们也不宽裕，但仍不时给予资助，一有好吃的东西，总要叫庆福拿点给白晓梅姐弟俩。
自从白基兴的妻子死后，白基兴又成天不在家，李家自然而然的成了白晓梅姐弟俩的依靠。李家儿女穿过的旧衣服，缝缝洗洗后，又穿在了这姐弟俩的身上。李庆福更是把他俩当作自己的妹妹弟弟，处处护着，要是有谁欺侮了他俩，非把那人治服不可。因此，在两个孩子的心目中，已分不清哪是李家，哪是白家了。
时光慢慢流逝，几年以后，尽管生活仍然非常清苦，但几个孩子像长在石缝里的幼苗，在经历了风霜雪雨后，顽强地长大了。
到了一九六六年，读初中二年级的白晓梅，已出落成一个俊俏的少女：细细的柳眉下，是一对清澈如泉的眼睛，笔直的鼻子，薄薄的嘴唇，乌黑的头发衬托着桃花般的双颊，令人感到娇艳欲滴；苗条的身段及微微鼓起的胸脯，无不散发着青春少女的气息；加上她天性聪慧，被同学们誉为校花。
已上高中一年级的李庆福，长着一副令同学羡慕不已的身体：宽宽的肩膀，厚实的胸脯，粗壮有力的双臂，一使劲，浑身上下尽是鼓鼓实实的肉疙瘩；方方正正的脸，浓密的短发下是同样浓密的二道剑眉，一双大眼流露出聪敏与刚毅，嘴唇上一抹淡淡的绒毛，更增添了几分阳刚之气。因他学习成绩一直较好，加上喜欢打抱不平又乐意助人的性格，赢得了同学们的拥戴。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席卷神州大地。
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团，李庆福以他的威望，当上了副总指挥。在彻底砸烂旧世界，开创新纪元的浪潮中，他把自己的名字也砸掉了，因为“庆福”这两个字有点小资产阶级味道，就改成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卫东”。
白小松磨磨蹭蹭地上了楼，看了看坐在床上的父亲一眼，连衣服都没脱就钻进了被窝。回想刚才的事，真让人扫兴——与几个小伙伴玩得正开心，可小伙伴们的父母却陆续把他们一个个叫回去睡觉，人都跑光了，他这司令一下成了光杆，也就只好回家睡大觉了。
白基兴见白小松没脱衣服就想睡觉，便掀起被子，把白小松拖了起来，规劝地说：“脱了再睡吧。”
白小松瞪了父亲一眼，才不情愿地脱了衣服，蒙上被子。在他的心目中，父亲实在是太窝囊了。哪像自己，什么时候把小伙伴们一招，自己就是司令，连军长他都不屑当，更不用说当勤务兵什么的啦。而父亲呢，不管什么时候朝人前一站，总是低头哈腰，老是低声下气，人家叫你走东不敢朝西，叫你扫地就扫地，叫你洗厕所就洗厕所，根本不像个男子汉。
在白小松的心里，只有卫东哥才算最最威风。前一阵子闹武斗，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整天乱响，还打死了好几个人，吓得大人小孩都不敢出门，天没黑就早早把门关了。可卫东哥就不怕——那天晚上，门口突然来了一辆汽车，走进来几个人，个个都背着枪。卫东哥也在其中，不但背着冲锋枪，腰带上还别着一把驳壳枪。
白小松跑前跑后，这边看看，那边摸摸，心里羡慕极了——这可是真正的枪啊！
他一个劲地拉着卫东哥，求着让他背一下。开始卫东哥不给他，还说这会打死人的，到后来，看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把背着的冲锋枪拿下来，退出子弹，又拉了几下，才把枪给他。
白小松接过枪，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沉甸甸、乌黑发亮的可是真家伙！他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扛着，一会儿端着，还不时对着墙壁电灯到处瞄准，手指扣动板机，嘴里不停地模仿枪声“叭叭”直叫。后来，卫东哥他们走了，枪也拿回去了。
第二天，白小松把他扛过真枪的事讲给小伙伴们听，让他们听得都瞪大了眼睛，他自己也似乎成了最了不起的英雄。后来，卫东哥又给他带回了一些子弹壳，让他又风光了好一阵子……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此刻，白小松只能带着一点遗憾，一种当不成司令的遗憾，躺下睡觉。
李卫东与白晓梅进了大门，李卫东将自行车推进里屋，白晓梅也上楼进了家门。
白基兴见女儿回来了，便关切地对她说：“锅里还有点地瓜，你去吃了再睡吧。”
白晓梅走进厨房，见小煤炉上，架着铝锅。她掀开锅盖，见半锅的热水中间放了个口杯，杯上一碗地瓜，正冒着淡淡的蒸汽。她的肚子虽然并不怎么饿，但在这寒冷的夜晚，能吃点热乎乎的地瓜——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却也让人感到一种满足。
地瓜甜甜的，白晓梅吃在嘴里，心里不由感受到一种父与女的深情。也太难为父亲了，不管她或早或晚回来，他总要等；有时回来实在太晚了，他已躺在床上了，但只要一听到她上楼梯的声音，总是没等她敲门，他已经把门打开了，而且总有一锅热水等着她。
白晓梅吃完地瓜，倒了热水洗了脸，烫了一会儿脚，感到浑身都暖和起来了。
她不由从心里深深感激起父亲来，因为在她的心里，父亲算得上是一个好人，至少不能算是坏人。从她懂事的时候起，从没见过他与什么人有过争吵，即使有时别人对他太过份了，他也默默地忍受了，过后即使有人偶尔提起，他顶多报之淡淡一笑，似乎早己忘记了；他任劳任怨，再苦再累的活儿也干，却从来不在她的面前讲什么，他把一切苦难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了；他才四十多岁，头发却已经花白了。然而，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从她记事起，就难得见他有过舒心开怀和日子，那以后……
白晓梅把厨房又稍稍拾掇了一下，正准备进里屋睡觉，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大叫：“卫东，卫东，快开门。”
白晓梅走到楼梯口一看，是红卫兵团指挥部的马聪明，便边下楼梯边问：“什么事？这么急？”
李卫东也开门走出来，边穿衣服边问：“什么事？”
马聪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赶快回指挥部去。工宣队、革委会刚接到紧急通知，有重要广播，可能毛主席又要发表最新指示了，所以要大家马上集合。我先走，还要再去通知其它人。”说完，转身就要走。
李卫东一把拉住马聪明，问：“什么最新指示？”
“还不知道，但广播已预告。反正你去了就知道。”马聪明说完，急勿勿地出了门，骑上自行车走了。
李卫东急忙推出自行车，白晓梅也转身快步跑上楼，白基兴已拿件大衣站在门口。
“爸，你先睡，不用等我。”白晓梅匆忙接过大衣，跑下楼梯，又朝门口跑去。
白基兴看着女儿跑下楼梯，便返身走进屋里，站在临街的窗前。隔着玻璃，仍然可以见到李卫东载着白晓梅在急速地离去。站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床前，见白小松蒙着头，就把被子拉了拉，使白小松的头露了出来，他自己也躺了下去——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女儿晚上离家，甚至整夜不归，已经很多次了。
尽管女儿已经长大了，并且有李卫东照看着，但毕竟是孩子，顶多算是大孩子罢了。
前一阵闹武斗，枪声整天响，每当晚上睡觉前，不见女儿回来，他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唯恐那不长眼睛的子弹，什么时候会打着她。只有当女儿回来了，在他眼前晃动着她的身影，他才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安稳。后来武斗的枪声终于没有了，但每次女儿的离去，仍使他感到一种扯不断的牵挂。
女儿也太苦了，自幼失去母亲的慈爱，当父亲的他又常常自顾不及。姐弟俩常常饥一餐饱一顿，逢年过节，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吃的让他们尝尝。别的孩子常年零食不断，而自己却难有零钱给他们。夏天看着别人大口大口的地吃冰棒，他们只能跑回家喝碗凉开水。别的孩子还赖在父母身上撒娇的年纪，她已经学会了烧饭洗衣。
他感到欠孩子的债太多了，却不知道怎么才能补偿，也许永远无法补偿。别的父亲能给孩子的，他无法给。而不该给的，他却给了，并且严严实实地罩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甚至连自己头上这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也差点传给他们——那一年，兴起红卫兵，但参加红卫兵是有条件的，家庭成份是第一关。在高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钻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日子里，右派的女儿怎能混入左派的革命行列，没叫你们这些“狗崽子”跟着反动老子下地狱就算是够宽大的了。看着同学们个个头戴绿军帽，手臂戴着红袖章，趾高气昂地走在路上的时候，女儿的心里却蒙上了一层灰。
后来，幸亏中央领导及时发表讲话，把这些受父母牵连的人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父母区别对待，女儿才幸免于难。而后，在“团结一大片，孤立一小撮”，“让更多的人加入革命队伍”的时候，加上李卫东的极力支持，她才当上了红卫兵。而且，她那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当上了校广播站的播音员。
思来想去，白基兴心里不禁又恨恨起来，涌起一股深深的懊悔。如果当年不是那么幼稚，不是那么天真地认为是在帮助学校教导主任改正错误，相信是在帮助党洗去脸上的灰尘，那么，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怎么会戴在自己的头上？
想当年，学校大会动员，小组讨论，发动大家帮助党整风，向党提出意见与批评。可白基兴怎么也想不起有什么意见好提。几年来跟着共产党走，虽说没有什么建功立业，可工作勤勤恳恳，还一心想加入共产党，哪能对党有意见呢？更不要说是批评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错就错在听信了教导主任的那一番话——在又一次的讨论会上，见大家都不说话，教导主任又开导开了：“提意见嘛，就是帮助党改正错误。共产党也像一个人一样，总要洗脸，但有时脸上有灰尘，自己却看不到。你们大家就像镜子，把问题照出来了，错误的东西就能及时改正。这不是很好嘛！譬如对我，对其它党员同志，包括校长，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提对了提错了都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教导主任的这一席话，说得那么诚恳，说得大家心里都动了起来。于是，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了：什么宿舍玻璃破了，说了很久却还没换，这显然有点官僚主义；厕所的电灯坏了，晚上上厕所还要带上蜡烛，这也有点不关心群众；其它七七八八问题提了一大堆，教导主任都一一记在本子上，表示尽快解决。
看到大家都说了，白基兴反倒觉得自己不说点什么，似乎太对不起教导主任了，便也提了一条：“食堂原来的王师傅调走以后，新来的炊事员菜烧得不大好，比以前差。有的同学反映饭的份量也比以前少了点，吃不大饱。”
讨论会结束了，白基兴似乎松了一口气，觉得这样就对得起教导主任了。但他哪里料到，就因为这几句话，过后竟像一条无形的绳索，勒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没过多久，反右斗争开始了。在粉碎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声讨声中，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口诛笔伐，一批批右派分子纷纷中箭落马，全国一下子冒出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右派。按照内部控制的右派分子应占的比例，白基兴所在的学校，也给摊上了几个名额。
那一时，反右斗争如火如荼，所有的人都要参加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
人人自危，不知哪一天会有一顶右派帽子落在自己头上。终于，一阵狂风过后，学校揪出了几个右派。
正当白基兴暗自庆幸自己总算过关的时候，一封匿名信把他推下了无底深渊，使他遭到了灭顶之灾。匿名信揭发他当时在讨论会上讲的话，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给党的脸上抹黑。言之凿凿，有人为证。
于是，教导主任的笔记本被拿出来了，果然白纸黑字，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白基兴讲的“饭菜比以前差，有人吃不饱”的话，不就是影射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连饭都吃不饱吗？他终于没能躲过这一关，被挂上了个漏网右派，厄运也从此与他结下不解之缘……
李卫东与白晓梅进了学校，急匆匆跑上设在办公楼三楼的红卫兵团指挥部。房间里，几个家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已在紧张地忙碌着。
李卫东走到正蹲在地上裁剪红纸的红卫兵团总指挥高云峰跟前，问：“毛主席又有什么最新指示了？”
高云峰站起来，说：“还不知道。刚刚接到通知，又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预告，我就赶快叫人分头通知去了。”他又看着白晓梅，“你赶快去广播室，把广播打开，做好准备。”
白晓梅上了四楼，走进广播室。她把收音机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接通扩音器。立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铿铿有力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校园，传向那茫茫的夜空：“同志们请注意，本台第一套节目今晚十点半，将有重要广播，请到时组织收听。”
白晓梅看了看桌上的闹钟，已经快十点了，还有半个多钟头，但还是拿出笔和纸，在桌上摆好，准备到时抄收。
自从当上播音员以后，白晓梅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每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重要新闻，或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两报一刊社论，播完以后，她还要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播送的纪录速度全文抄下，往往要到深夜才能抄完。不过，以往的重要新闻一般都在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里播出，并且提前预告，但今晚却推迟到十点半，那么，今天的新闻又会是什么呢？
对此，她无法预料。但按以往的经验，今晚又不用睡觉了。
透过窗口，可以见到操场上、大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宣传车也停在大门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摆在大门正中，一面面红旗斜靠在大铁门边，许多锣鼓也紧挨着大铁门摆放着，还有几个同学已经爬在大门的拱顶上，正往下挂鞭炮。整个校园已经沸沸扬扬，似乎正在迎接盛大的节日，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过了一会儿，人越聚越多，有人跑前跑后地招呼着，人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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