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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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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是为了崇厚定死罪一案,说话的人越来越多,李鸿章、刘坤一这一北一南,疆吏领袖的两总督,固然早有建议,宜乎赦减,现在则连曾纪泽亦隐然表示,赦免崇厚的罪名,为对俄国有和平了结的诚意的起码表示。同时据李鸿章奏报,英国公使威妥玛及法国新任公使宝海,亦都要求,唯有赦崇厚的罪,方有和平了结的可能。 
  如果不愿和平了结,自然是不惜一战,但真如慈安太后所说的:打仗要人要钱。要人还可以仔细搜罗,要钱则非各省尽力不可。但是河南巡抚涂宗瀛和江苏巡抚吴元炳,都上奏表明,又要京饷,又要协饷,又要筹拨海防经费,实在是势难兼顾。由此可见,都是跟李鸿章一鼻孔出气。朝廷如果一定要开仗,连江苏这样富庶的地方,都无法额外解款,那么一旦决裂,后援不继,岂非自速其败? 
  和既不甘,战则难敌。慈禧太后应慈安太后要求,扶病出临,接见军机,要彻底定一和战大计。 
  国事棘手,竟至慈禧太后扶病临朝,恭王首先就表示臣职有亏,惭愧惶恐,无地自容。接着便根据各方的报告,以及报纸的记载,分析俄国的动向,一面增兵守伊犁纳林河,一面派出兵舰巡弋吉林沿海一带。陆路犹可一战,海防空虚,万难抵挡,因此,目前总须设法促成和局。 
  “海防筹办了不至一两年!”慈禧太后问道,“当初是怎么定的议?你们自己说吧!” 
  海防之议,定于光绪元年四月,以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由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商奏定,年拨“海防专款”四百万银子,由粤海关洋税四成,江海关洋税两成,以及税源最靠得住的江浙两省厘金中拨出。恭王奏明了当初原议的办法,便又陈述这五六年来筹办的情形。 
  “海防专款虽说每年有四百万银子,收解并不足额。西征的军费每年六七百万,借洋债支应,由粤、江两海关的洋税作担保,按年拨还。江浙两省的厘金,有时移作别项紧要之用,亦都奏准在案。所以,海防专款拨给两洋的,每年每处不过数十万银子,购办炮船,派遣留洋学生等等,都在这笔专款之内,陆续开支。”恭王停了一下又说:“即使款项有着,购办铁甲兵船,操练纯熟,亦非好几年的工夫不可。北洋为京畿门户,比南洋更重,有李鸿章在那里主持,部署比较周密,南洋则重在制造、训练,防务较为空虚。臣等不是敢推诿,实在是这几年专心经营西北,海防尚难兼顾。自两位皇太后垂帘以来,十几年间削平发匪、捻子、回乱,元气大伤,国力未充,于今不得不委屈一时,力图振兴。” 
  “‘委屈一时’自无不可,只怕‘力图振奋’四个字,又是空话!” 
  慈禧太后的声音虽然平静,但语气中的责备甚严,恭王大感局促,唯有低头垂手,表示惶恐。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由于精神不济,无力辩驳,想了好一会,这样交代:“崇厚的罪名,是大家公拟的,不能由我们姊妹赦减。虽说权操自上,也不能不顾公意。”说到这里,因为气喘,不能不停下来。 
  “是!”恭王已了解慈禧太后的意思,料知还得费一番周章,不如自己见机,所以接着便说:“臣请旨,议减崇厚的罪名,仍交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复奏。” 
  “醇亲王也该参与。”慈禧太后又说,“张之洞很明白事理,也叫他到会。” 
  “是。”恭王加上一句:“到会以备咨商。” 
  这是特意确定张之洞在会中的身分,不是参加会议,只备顾问。慈禧太后点点头,认可了恭王的意见。 
  于是隔了两天内阁会议,由大学士全庆主持,事先备好一个折稿,派人朗声宣读,是拿外间的议论作为减罪的理由,完全是针对着俄国及各国公使做文章,说“近闻外间议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 
  接着便声明与俄国和好多年,不失友谊。崇厚的错处是不将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向俄国详细说明。现在以中国之法,治崇厚之罪,本与俄国不相干,但恐远道传闻失实,引起误会,所以法外施恩,免除崇厚死罪,由曾纪泽知照俄国。这就是中国对俄国和好的证据。 
  此外,醇王又单独上一奏折,也主张崇厚暂免死罪,仍予监禁,等到条约议妥,再行加恩。他的意思是:你们俄国人当崇厚是朋友,帮他说话,果真如此,则要救崇厚的命,就该和平订约。否则,崇厚仍难免一死,你们就是不够朋友! 
  两个折子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唯有依从。两折合而为一,颁发了一道上谕,崇厚到秋决的时候,就可以不死了。 

           ※        ※         ※ 

  这是慈禧太后深感拂逆的一件事,自于病体不宜,加上恭王福晋病殁,妯娌之情,固增伤感,而将人比己,深怕自己也一病不起。就由于这些忧伤莫释,于是略见好转的病症,突然反复,不能下床了。 
  御医李德立请脉,开出来的脉案是:“气血两亏,心脾未复,营分不调,腰腿时热,早晚痰带血丝,食少气短。”近支亲贵在内奏事处看了方子,无不忧心忡忡,当天都遣福晋进宫视疾。 
  “养病,养病,总要静养!”慈禧太后对坐在病榻前面的慈安太后说:“这个乱糟糟的局面,教我怎么静得下心来?” 
  慈安太后拙于言词,不知如何劝慰,只着急地说:“总得想个办法才好。我看李德立不行!” 
  正好宝廷有个奏折,建议降旨各省,博访名医,举荐来京。先怕这一来风声太大,引起外间猜疑,影响局势,此刻实在顾不得了。慈安太后征得了慈禧太后的同意,发了一道五百里加紧的廷寄,密谕各省督抚: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叠经太医院,进方调理,尚未大安。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着该府尹督抚等,详细延访,如有真知其人医理可靠者,无论官绅士民,即派员伴送来京,由内务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奏明请旨。 
  其江苏等省咨送乏人,即乘坐轮船来京,以期迅速。” 
  征医的密旨一下,自然是近在京畿的李鸿章,首先奉诏,保荐前任山东济东道薛福辰;接着是山西巡抚曾国荃,保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江苏巡抚吴元炳,保荐常州名医马文植。等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彭祖贤的复奏一到,保荐的亦是薛福辰。 
  于是降旨立召。薛福辰在六月二十三,皇帝万寿之前到京。因为谕旨中有“由内务府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的话,所以伴送人员直接将薛福辰领到内务府,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慈禧太后同族的恩承接待。 
  薛福辰是三品服色,上堂一看,四品服色的李德立高坐堂皇,心里便很不是味道。 
  恩承倒还客气,口称“抚屏先生”,为他们彼此引见。李德立“同行相妒”,薛福辰自觉委屈,两人心里都不是味道,但官场礼节自然要顾,所以都还含笑招呼。 
  “抚屏先生是无锡世家。”恩承对李德立说,“医道高明,想来你总听说过?” 
  李德立自然听说过,早在十几年前就知其名。薛福辰是薛福成的胞兄,咸丰五年顺天乡试中的举人,名次很高,差一点就是解元,但第二年春闱极不得意,竟致榜上无名。 
  那时东南血战方酣,回不得家乡,他父亲薛晓帆在湖南当州县,道路艰难,一动不如一静,便捐了个郎中,分发工部,一面等着补缺,一面等着下科会试。不久丁忧,而且祸不单行,薛福辰千里奔丧之际,忽然得到消息,无锡沦陷,老母仓皇避难吉凶莫卜。于是丧事粗了,又间关跋涉,在扬州府属的宝应县寻着了老母,安顿家事,重复进京,在工部候补。 
  补缺甚难,因为捐官的花样越来越多。为了筹措军饷,想出各种名目来号召,往往今天是最优先的班次,到了明天就落后了,要保持优先,便又得加捐,捐官几乎成了骗局。薛福辰没有钱来加捐,就只能跟李慈铭一样,坐等补缺,每月分几两“印结银子”,苦苦度日。 
  日子虽苦,闲工夫却多的是,薛福辰就在这时候开始涉猎医书。他的秉性,用心极专,一事不当于心,穷思极研,废寝忘食,非要将疑团剖解,看个明明白白不可。因此,五、六年下来,各家医书,无不精读,融会贯通,成了无师自通的名医。 
  看看补官无望,科场蹭蹬,薛福辰以世交而入湖广总督李瀚章幕府。督抚每年总有几次“保案”,加上一个名字,美言几句,很容易地由郎中改为知府,分发山东。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丁宝桢,而薛福辰的幼弟福保,又在丁宝桢的幕府,以此渊源,升官就容易了,先以河工的劳绩,升为道员,接着便补了实缺,放为济东泰武临道。光绪初年老母病故,照例丁忧守制,三年服满进京。就在这时候补缺不得,预备归隐的时候,得到这么一个意外的机缘。 
  这篇履历,李德立是在李鸿章的原奏中看到过的。虽说他是举人的底子,当过实缺的道台,但此刻以医士的身分被荐,而且有先加考查的上谕,则当仁不让,无须客气。 
  于是,李德立俨然以考官的身分,“请教”医道。一番盘诘,知难而退,因为他懂的,薛福辰都懂,薛福辰懂的,他就不完全懂了。 
  恩承虽不懂医,眉高眼低是看得出来的。被问的人从容陈词,反是发问的人语气迟疑,仿佛该问不该问都没有把握似的,则此两人的腹笥深浅,不问可知。 
  “高明之至。”恩承拱拱手打断了他们的话,转脸又问李德立,“你看,是不是今天就请脉?” 
  “无须亟亟。”李德立说,“西圣的病情,总要先跟薛观察说一说明白。” 
  于是,李德立与薛福辰又在内务府谈慈禧太后的病情。不知是李德立有意“藏私”,还是功夫不到,他只能说出症状,却说不出病名。薛福辰颇为困惑,便直截了当地要求阅读慈禧太后得病至今的全部脉案。 
  “脉案在内奏事处。明儿请脉,你当面跟上头要好了。” 
  薛福辰也打听过太医请脉的规矩,脉案照例用黄纸誊清呈阅,太医院存有底稿,不肯公开而以内奏事处推托,显见得是故意留难。这样子猜忌,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薛福辰便问明了第二天进宫的时刻,仍由伴送的委员陪着,回到西河沿客栈休息。 
  这位委员姓胡,是个候补知县,为人善于交际,人头很熟,李鸿章特地派他照料,曾经当面嘱咐:“内廷的差使不好当。此去小钱不要省,内务府跟太医院的人要好好敷衍,宫里的太监更不能得罪。看病是薛观察的事,招呼应酬是你的事。有什么为难之处,可以跟王大人求教。”所以一回客栈,便打听晤谈的经过。 
  “哼!”薛福辰冷笑,“真正可气!他们当我来抢他们的饭碗,处处敌视,岂有此理!明天看请脉情形怎么说,如果他们从中捣鬼,我得请你回去禀告中堂,这差使我干不了。” 
  “抚公、抚公!”胡知县急忙相劝,“你老千万忍耐,我去设法疏通。这是天字第一号的病号,抚公究心此道二十年,有这样一个尽展平生所学的机会,岂可轻易错过?” 
  这句话打动了薛福辰的心,默然不语,意思是首肯了。胡知县安抚了他,还得有一番奔走。找着内务府的朋友,送过去三个红封袋,内有银票,一个大的一千两,另外两个小的都是二百两。小的送内务府在内廷照料的人和宫里的太监、苏拉,大的一个孝敬长春宫总管李莲英。 
  第二天一早,胡知县陪着薛福辰到宫门口,已有人在迎接。将薛福辰带入内务府朝房,只见李德立之外,还有两个四、五品服色的官员在,彼此请教,才知道也是太医,一个是庄守和,一个是李德昌。 
  接着,恩承也到了,步履匆促地说:“走吧!上头叫起了。” 
  于是恩承领头带路,薛福辰是三品道员,无须客气,紧跟在后头,依次是李德立等人,沿着西二长街墙根阴凉之处,直往长春宫走去。 
  薛福辰是第一次进入深宫,也是第一次谒见太后,自不免战战兢兢,而且六月二十几的天气,虽说是早晨八点钟,暑气也很厉害了,一件实地纱的袍子,汗已湿透。心粗气浮,如何能静心诊脉?想想兹事体大,便顾不得冒昧,抢上两步向恩承说道:“恩大人,可否稍微歇一歇,容我定下心来再请脉?” 
  “这……,”恩承迟疑着答道,“这可不能从命了,上头在等着。” 
  薛福辰无奈,只好自己尽力调匀呼吸,跟着进了长春宫。 
  “这位就是薛老爷吗?”有个太监迎了上来,指着薛福辰向恩承问。 
  等恩承证实无误,那太监便将薛福辰延入殿侧小屋,恩承也跟着在一起。未及坐定,竹帘一掀,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太监,昂首阔步,恩承先自含笑相迎。薛福辰当然猜得到,这就是人称“皮硝李”的李莲英。 
  “恩大人好!”李莲英招呼着,作出要请安的样子。 
  “莲英!”恩承急忙扶住,趁势握着他的手问:“今儿个怎么样?” 
  “今儿精神还不错,听说李中堂荐的人到了,问了好几遍了。”接着,便又问:“这位就是薛老爷吧?” 
  “是的。”薛福辰答应着,“我是薛福辰。” 
  “薛老爷,你请过来,我有两句话跟你请教。” 
  将薛福辰拉到一边,他悄然关照,说话要小心,如有所见,须识忌讳,又说是李鸿章荐来的人,他会格外照应,叫薛福辰不必害怕。 
  薛福辰人虽耿直,对于京里的情形,大致了解,知道这不止是一千两红包的力量,必是李鸿章另外走了路子,他才会说这样的“体己话”。有此有力的奥援,无须顾虑李德立从中捣鬼,心里宽松得多了。 
  经过这一阵折冲,等于作了一番好好的休息,薛福辰的心已定了下来,随着恩承进见。行过了礼,跪着等候问话。 
  “你的医道,是跟人学的,还是自己看书,看会的?”慈禧太后的声音很低。 
  “臣也曾请教过好些名医。不过,”薛福辰答道,“还是自己体会得来的多。” 
  “医家有好些个派别,你是学的那一派啊?” 
  “臣最初佩服黄元御,这个人是山东人,他因为误于庸医,坏了一只眼睛,发愤学医,自视甚高,确有真知灼见。他为人看病,主张扶阳抑阴,培补元气。” 
  “喔,”慈禧太后问道:“你看过妇科没有?” 
  “看过很多。”薛福辰答道:“臣在京,在湖北,在山东服官,亲友家内眷有病,都请臣看。” 
  “这么说,你的经验多。”慈禧太后欣然说道,“你替我仔细看看脉,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用不着忌讳。” 
  “是!” 
  慈禧太后似乎还要问什么,让李莲英拦住了,“佛爷歇歇,多说话劳神。”他屈一膝,将双手往上平举,虚虚作个捧物的姿态,“让薛福辰请脉吧!” 
  于是慈禧太后将右手一抬,李莲英双手托着,将她的手捧在茶几上,下垫黄缎小枕,上覆一方黄绸,然后向薛福辰努嘴示意。 
  薛福辰磕一个头起身,低头疾行数步,跪着替慈禧太后按脉,按了右手按左手,按罢磕头说道:“臣斗胆!瞻视玉色。” 
  慈禧太后没有听懂,问李莲英:“他说什么?” 
  李莲英也没有听懂,不过他会猜,“薛福辰想瞧瞧佛爷的气色!”他说。 
  “喔,可以!”慈禧太后又说:“把那边窗帘打开。” 
  薛福辰听这一说,便又磕一个头,等站起身来,东面的窗帘已经掀起,慈禧太后的脸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于是薛福辰抬头望去,但见慈禧太后面色萎黄,眼圈发青。她生来是一张长隆脸,由于消瘦之故,颧骨显得更高,加上她那一双炯炯双目,特显威严。薛福辰不由得就将头低了下去,不敢逼视。 
  “你看我,到底是什么病啊?” 
  “望、闻、问、切”四字,薛福辰已有了三个字,虽然听闻不真,但只凭自己三只指头,一双眼睛,便已十得八九,慈禧太后是经过一次严重的血崩,而下药未能对症,虚弱到了极点。幸亏遇着自己,及今而治,还可挽回,否则仍旧由那些太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诊察既不能深究病根,下药又没有一定宗旨,就非成不治之症不可了。 
  只是血崩有各种原因,而李德立始终未提“崩漏”二字,不知其中有何忌讳?再想起李莲英的警告,便越发不敢说真话。略想一想答道:“皇太后的病在肝脾。肝热,胆亦热,所以夜不安眠,脾不运行则胃逆,所以胃口不开。” 
  “你说得倒也有点儿道理。”慈禧太后问道,“该怎么治呢?” 
  “以降逆和中为主。”薛福辰怕慈禧太后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改了一种说法,“总要健脾止呕,能让皇太后开胃才好。” 
  “说得不错,”慈禧太后深为嘉许:“吃什么,吐什么,可真受不了。你下去开方子吧!” 
  于是李德立等人,接着请脉。薛福辰便被引到内务府朝房去写脉案、开方子。他凝神静思,用了半夏、干姜、川椒、龙眼、益智五味叶、以竹叶为引。写完由笔帖式用黄纸誊清,立刻装入黄匣,进呈御览。 
  隔了有半个时辰,只见恩承携着黄匣走了来,一见面就问:“薛老爷,你这个方子,跟你跟上头回奏的话,不相符啊!” 
  “喔!”薛福辰有些紧张,“请恩大人明示,如何不符?” 
  “你说皇太后肝热,胆也热,怎么用的热药?川椒、干姜,多热的药!” 
  原来如此!薛福辰放心了。从容答道:“姜的效用至广,可以调和诸药,古方中宣通补剂,几乎都用姜,跟半夏合用,是止呕首要之剂,川椒能通三焦,引正气,导热下行。而且有竹叶作引子,更不要紧。” 
  尽管他说得头头是道,恩承只是摇头,“薛老爷!”他放低了声音说,“你初次在内廷当差,只怕还不懂这里的规矩,药好药坏是另一回事,不能明着落褒贬。这个方子有人说太热,你愣说不要紧,服下去出了别的毛病,谁担得起责任?” 
  薛福辰明白了,是李德立他们在捣鬼。因而平静地问道: 
  “那么,请恩大人的示,该怎么办啊?” 
  “上头交代,跟三位太医合定一张方子,回头你们好好斟酌吧!李卓轩他们,也快下来了。” 
  等李德立退了下来,对薛福辰又是一副神态,连声称赞“高明”。这也许是真的觉得他高明,也许是因为慈禧太后对他嘉许之故,薛福辰无从明了,只能谦虚一番。 
  谈到方子,李德立说道:“上头交代,姜椒必不可用。不知道抚屏先生有何卓见?” 
  “自以培补元气为主。当务之急,则在健脾。”薛福辰说,“今日初诊,我亦不敢执持成见。” 
  李德立不置可否,转问庄守和、李德昌:“健脾之说,两公看,怎么样?” 
  庄守和比较诚恳,点头称是,李德昌资格还浅,不敢有所议论。于是健脾的宗旨算是定下来了。 
  ““既然如此,以‘四君子汤’加半夏,如何?” 
  李德立这几个月为慈禧太后下药,一直以四君子汤为主。 
  薛福辰懂得他的用意,一则是要表示他用药不误,二则是半夏见功,则四君子汤连带可以沾光。好在这是一服很王道的药,与培补元气的治法,并不相悖,只要略微改一下就行了。 
  于是他说:“很好,很好。不过,人参还以暂时不用为宜。” 
  于是开了白术、茯苓、炙甘草、半夏四味药。等送了上去,有太监来传旨:赐饭一桌。由恩承相陪,一面吃,一面谈值班的办法。 
  “内廷的章程,薛老爷怕还不尽明了。”恩承说道,“圣躬不豫,除非是极轻极轻的病,不然就要在内廷值宿,随时听传请脉。如今除了三位太医以外,外省举荐到京的还只有薛老爷一位,如何轮值,请各位自己商量,暂时定个章程。等各省的人都来了,再作道理。 
  薛福辰心想,就算两个人一班,隔日轮值,用药前后不符,如何得能收功?既已奉召,自然要殚精竭力,方不负举主的盛意。因而毫不迟疑地答道:“皇太后的病证不轻,为臣子者,岂敢偷闲?我日夜伺候就是了!” 
  “好!薛老爷,真有你的。”恩承翘一翘大拇指,然后又问李德立:“三位如何?” 
  李德立酸味冲脑,脱口答道:“抚屏先生这样子巴结,我们更不敢偷懒了!自然也是日夜侍候。” 
  “那就这么定规了。吃完饭,我派人跟薛老爷回去取行李。” 
  饭罢各散,李德立赶到御药房去监视煎药,薛福辰出宫回客栈。刚一坐定,恩承带着内务府的笔帖式和两名苏拉,坐一辆大车赶到了。 
  相见礼毕,恩承将他拉到一边,含着微笑,悄然说道: 
  “薛老爷,恭喜###!” 
  “喔!”薛福辰不知怎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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