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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第1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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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割地赔款，沦为附庸。”
“割地有之，赔款如何？越南赔不出兵费，真所谓‘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法国难道就空手而回？”
“莫非……，”张佩纶恍然大悟，“莫非法国要将赔兵费的责任套在中国头上？”
“正是！”李鸿章点点头说，“你算明白了。人家千方百计要套上来，你还伸长脖子唯恐他套不上，岂不是太傻？目前调兵遣将的廷寄，颇有泄漏出去，落在新闻纸的访员手里，大登特登的。将来交涉追究到责任，我们自然可以不承认。但如说下诏宣战，或者用‘明发’激励军民，煌煌上谕，天下共见，要想赖都赖不掉：那时候人家求索兵费，请问何词以对？”
果然，照李鸿章所说，如果公然宣战，脱不了责任，岂不是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张佩纶大为领教，当即表示：
“以后我在总理衙门，这方面倒要下点功夫。”
“对了！正该如此！”李鸿章很欣慰地说，“我可以送你几套书，着实是经世致用之学，幼樵，你在总理衙门跟洋人打交道，总要记住四个字：站稳脚步。尤其是讲到交战，千万不可先开衅。万国公法上最讲究这一点，切记！切记！”
就这样长谈了两日，张佩纶才知道军务一无把握，回京复命，不敢再一意主战。指派岑毓英派兵直赴越南京城顺化定乱之议，不再提起。事实上岑毓英亦不敢冒失，上折表示异议，说云南是西陲的门户，关系紧要，而且出关伊始，军心未定，不便舍近图远。这条“奇计”，就此搁置了下来。
转眼新年。皇帝临驭，正逢十年之期，慈禧太后亦整整五十岁了。皇帝亲政、大婚、太后万寿三件大事，已有人在谈起，只是边疆不靖，不敢公然谈论。所以尽管新年里风和日丽，上上下下却都打不起兴致。
也许，唯一的例外是曾国荃，到底得遂心愿了。
正月十二，两江递来一道奏折，左宗棠奏请开缺。他的眼疾相当严重，上年十月里就曾上奏辞官，奉旨赏假三月调理。假满未见痊可，在这个时候，自然以引退为上策，奏折中的话，相当恳切。为了表示坚决求去，还加了一个“择人自代”的夹片：
“两江地大物博，全赖得人而理，而人才由历练而成。如果质地端方，志趣向上，则制治有本，将来成就，亦必卓有可观。
窃见安徽抚臣裕禄，操履笃诚，宽宏简重，懋著才猷，在疆臣中实罕其比。
漕督臣杨昌濬，守正持平，性情和易，而历任繁剧，均得民和，臣与共事多年，知之最深。
前两广督臣曾国荃，任事实心，才优干济，遇中外交涉事件，和而有制。去任之日，粤中士庶，讴思不替，远人敬之。”
保举人才有“正陪”之分，刊在第一名的，自然是
“正”。慈禧太后亦知裕禄其人，他是咸丰初年，湖北巡抚崇纶的儿子。崇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裕德，德胜于才，有名的不通的翰林，读《史记·封禅书》，茫然不解，称之为“仙书”。但是老二裕禄，却是旗人中的能员，以笔帖式当到司官，外放为热河兵备道，升调安徽藩司。同治十三年就当安徽巡抚，年纪还不满三十。
那时安徽有个土豪，就是为胜保招抚的李世忠。此人虽然官拜提督，而贼性不改，盘踞淮扬，陆通盐枭，水通湖匪，声势惊人。因为他原名兆寿，所以外号“寿王”。
李世忠有个死对头，就是陈国瑞。但陈国瑞是醇王的爱将，有此奥援，自然占了上风。因此，李世忠益发仇视官府，有起事造反的密谋。但两江多湘淮百战的老兵，一旦有警，荷戈而起，占不了便宜，所以李世忠改在河南招兵买马。
日子一久，风声外泄，裕禄密疏请诛李世忠，以绝后患。
朝命相机办理，郑重告诫，不可打草惊蛇，激出变故。
由于李世忠的党羽众多，裕禄当然不能公然进剿，与幕友密议，定下了一条智取之计。正好李世忠由河南回安徽，经过安庆，裕禄便下了个帖子请他赴宴。
酒到半酣，裕禄取出密旨，叫人念给李世忠听，同时埋伏着的亲兵一拥而上，缚住李世忠，就在督署后园一刀斩讫，买棺盛殓。等一切妥帖，才通知李世忠的家人，说是奉旨处分，但为顾全李家颜面，不必明正典刑，对外只说筵前暴毙，此外还有一笔抚恤。问李家的意思如何？
李家还能有什么话说？蛇无头而不行，乌合之众的党羽，难道还敢纠众造反？李家反倒感激裕禄的曲曲周全。一场隐患，消弭无形，裕禄的处置，朝廷激赏，同官推服，就此出名。安徽巡抚一当十年不倒，并且能将左宗棠敷衍得推心置腹，荐以自代，手腕也真不弱了。
因此，慈禧太后在准许左宗棠开缺，赏假四个月的回籍养病的同时，就派裕禄署理，并兼置办理通商大臣。
左宗棠有荐贤的附片，外面并不知道。因此，这番朝命，颇予人以突兀之感，也可说是意外之感。两江总督几乎可说是疆吏中第一要缺，裕禄的资望，实在不足以当此重任。虽说主持东南海防的南洋大臣，并未派裕禄兼署，意示朝廷将另简重臣接替，但是南洋大臣究竟不比北洋大臣自成局面，如非由江督兼任，便很难有所为。
另一方面，亦有人以为当此局势艰难之际，左宗棠引退，迹近畏难躲避，言路上不满的更多，上折“请旨责以大义，令其在任调理”。这也就等于表示，在这个时候应有负威望的元勋镇守两江。“闻鼙鼓而思将士”，于是从慈禧太后到军机大臣，一致认为应该让曾国荃去当两江总督。
曾国荃署江督，裕禄回任安徽巡抚的上谕明发时，岑毓英已经出关，王德榜在湖南永州招募的八营新军，将到龙州，而法国军队，分分水陆两路逼近北宁，大战爆发在即了。
岑毓英是十一月里由昆明启程，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半个月才到蒙自。由此往南，进入越南边境，路上就苦了，一路披荆斩棘，抵达保胜，跟云南巡抚走马换将，唐炯回省，岑毓英接替主持防务。
行辕设在一座关帝庙内，地方不大，岑毓英每天就在大殿上召见部将，接见越南官员。细细询问之下，才知道局势不妙，于是星夜拜折，陈明困难：
“山西既失，越事愈加棘手，法人可由兴化、宣光分道犯滇，且兴化城在江边，形势山西尤为难守。宣光无兵驻守，更属堪虞，必须面面兼顾。而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宣光，陆路一千二百余里，即有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余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需三十余日，欲速不能，臣焦灼万分。再三筹划，只有水陆并进。爰派记名提督吴永安统带三营，驰往开化。督同前派分道出关之副将陈安邦等三营，共合六营，由河阳驰赴宣光，择要驻防。其余总兵马柱、雷应山等各营，由蒙自陆续进发，臣带亲兵小队，驾轻舟先行前进，于十二月十一日驰抵保胜。与唐炯面商分布，意见相同。现据记名总兵丁槐，参将张永清等禀报，已于兴化城外扼扎防堵。主事唐景崧所带兵勇，自山西退至兴化，已于十二月初四日绕道撤回北宁。南将刘永福驻兴化，惟大炮全行失落，各项小枪，亦多遗失。兴化上游之清波、夏和等县，教民纷纷变乱，文报几至阻塞。臣等现切嘱总兵丁槐等多方预备，严密附守。又派知县李艳枝等二营往清和、夏波驻扎安民，并分给湖永福快枪子药，俾资整顿，令其严束所部，恪遵纪律。又行文南官，革除苛政，收拾民心。俟总兵马柱等各营到时，臣毓英即亲往兴化一带，查勘布置。一有头绪，即由兴化旁出宣光，督促提督吴永安等，相机前进，并与广西抚臣徐延旭联络会商，和衷共济，仰副圣意谆谆告诫之至意。其保胜、兴化一路，滇军与刘团共事，须得两军信服之员，驻扎调和，拟将臣毓英胞弟，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岑毓宝调来，协同照料。”
这是岑毓英重视刘永福，苦心布置的一着棋，因为刘永福与滇军并不和睦，这是阵前大忌。而此外的困难还多：
“闻此番法人以全力经营，又加越南各处从教匪党，已有一万数千人，船多炮利，势颇猖獗。滇军既无轮船，又少大炮，挽运更难，必须广东、福建水师有兵轮攻击越南海防，以分贼势；广西、云南增兵添饷，通力合作，水战陆战，各尽其长，方可迅图恢复。而广东、福建各有应守海口，不识兵轮，能否分拨？臣等不敢妄拟，应如何办理，出自圣裁。”
由广东、福建调拨兵舰，自水路进击，也是徐延旭的希望，无奈事实上办不到。朝廷接得岑毓英的奏报，对这个要求，根本不提。但“边外备军，必当有所统摄，以一事权”，所以明定边防各军，包括徐延旭的部队，统归岑毓英节制调度。
当然，岑毓英所最看重的是黑旗军，而刘永福所最看重的是唐景崧。因此，岑毓英将唐景崧请到保胜，替他制了全副冬装，补送薪水，每日设宴，奉为首座。这一番刻意笼络，使得唐景崧感激涕零，自告奋勇，为岑毓英去向刘永福规劝，与滇军和衷共济。
刘永福受尽官军的气，提起来就会咬牙切齿，所以唐景崧不得不用手段，摸透血性男儿的性情，苦劝以外，责以大义，甚至言语相激。近乎灰心的刘永福肠子终于又热了起来，表示暂时一切都隐忍，等好好打一两场胜仗，大家再算帐。
经过这一番疏通，岑毓英开了年才乘舟东下，驻扎距兴化三十里的嘉榆关，刘永福由唐景崧陪着来见。岑毓英阴鸷沉毅，城府极深，知人处事，另有一套不易测度的手腕，他看刘永福是个草莽英雄，想用“七擒孟获”的办法来收服他。
因此，等刘永福一到，先临之以威，材官亲兵摆队，刀枪如林。但刘永福倒也不大在乎，虽微有怯意，并非见了武器害怕，只不过象新郎官拜堂，觉得过于受人注目而已。
当然，岑毓英摆这个场面，是为了衬托他对刘永福的降尊纡贵，降阶相迎，亲热异常，口口声声喊着刘永福的号：“渊亭、渊亭！”刘永福是预先听唐景崧教导过的，称他“大帅”，也行了大礼，岑毓英逊席相谢，长揖相答。
“我本来可以早一天到的。大前天下船，忽然天昏地暗，疾风暴雨，看样子船都会沉，只好上岸。”岑毓英神色自若地说：“到了前天下船，又是这个样子，看来是有灵异，我就叫人取了一张黄纸来，亲笔朱书四个大字‘诸神免参’。向空焚化以后，渊亭，你知道怎么样？”
刘永福老实答道：“我不知道。”
“说也奇怪，就此云开日见，风平浪静，才开的船，不过耽误了一天工夫。渊亭，”岑毓英似乎很认真地说：“你下次出门，如果遇着这种情形，不妨照这样子做，自然化险为夷。”
这意思是说，刘永福将来也会象他那样，封疆开府，当到一品大员，冥冥中有诸神呵护。刘永福自然懂他的恭维，却不觉得高兴，反而深深叹口气。
“渊亭，你何以长叹？”
“大帅！”刘永福答道：“我决没有大帅的福分，生来是苦命。”
“我也是，从小父母双亡，是姑母抚养长大… 。”
接下来，岑毓英便又谈他的身世，却离不了鬼话。如何七岁得病而亡，如何身到森罗宝殿，如何不肯喝“孟婆汤”，如何一提岑毓英的名字，阎王大惊失色，呵斥小鬼乱提贵人，又如何令判官送他回阳？
刘永福静静地听着，两个人的脸，除了肤色极黑相同以外，表情大异其趣，一个十分起劲，一个相当落寞。岑毓英看看不大对路，收拾闲话，谈到正题。
“渊亭，你现在有多少人？”
“三千二百多。”
“编不了多少营。”岑毓英看着唐景崧问：“你看呢？”
刘永福在上谕上称为“刘团”，认作团练，而边臣的奏折上称他为“南将”，现在要正式改编为官军，这是唐景崧早就跟刘永福谈过的。
于是唐景崧陪着刘永福星夜拔营南下，驰援北宁。第二天到了山西北面三十里的屯鹤地方。此处泸江、洮江、沱江，也就是俗称绿水河、红水河、黑水河的三水交会之处，所以又名三江口，向来是商贾辐辏的交通要冲，如今因为法军已占山西，市面极其萧条，无法补充给养。刘永福便即下令，即刻渡过沱江，向东而去，近在咫尺的法军竟未发觉。
到了北宁，刘永福不肯进城，十二营都驻扎在离北宁七里的安丰县，由唐景崧带着十几名亲兵，去见黄桂兰和赵沃联络。
黄桂兰和赵沃在军前都称统领，两军分治，一右一左。轮官位，黄桂兰是提督，比赵沃这个道员大得多，但文官的品级比较值钱，而且赵沃是徐延旭的亲信，所以北宁防务，是外行的赵沃作主。而赵沃又信任一名副将党敏宣，此人是绿营中有名的一块“油抹布”，既脏且滑，唐景崧对他早具戒心，见赵沃时有他在座，淡档地不甚理他。
“我身子不好，又多病痛，万里投荒，真不知所为何来？”
赵沃一面咳嗽，一面吞屯吐吐地说。
见他那副形容憔悴的样子，再听他这番有气无力的言语，唐景崧的心，先就凉了一半，然而不能不勉励他几句：“大敌当前，还要仰仗庆翁的威望… 。”
“什么威望？”他摇着手打断了唐景崧的话，“营官士兵，骄蹇不法，桂军的饷又比滇军来得少，实在很难带。老兄，我真想让贤了！”
听口气还当唐景崧有意来取而代之。这就话不投机了，而且看样子也谈不出什么名堂，唐景崧敷衍了一会，随即起身告辞。
黄桂兰却不如想象中那么不堪。他是李鸿章的小同乡，一口浓重的合肥土话，听来非常刺耳，不过此人倒知书识字，出口成章，所以话还不难懂。加以长身修髯，仪表不坏，唐景崧对他的观感，比对赵沃好得多。
他的号叫卉亭，所以唐景崧称他“卉帅”，略作寒暄，请教战守之计。
“薇翁明达，想必已有新闻，赵庆池左右有小人，多方掣肘，教人很难展布。”黄桂兰首先指责党敏宣，接下来谈他的做法：“我带右军，只能量力而为。布置大致还算周密，北宁城坚可守，等王方伯楚军出关，再议进取。”王方伯是指王德榜，他以前的官职是福建藩司，所以称他方伯。
“卉帅，法国军队愈逼愈近，楚军怕一时到不了。”唐景崧答道：“恕我率直，我看北宁战守两不可恃。备多力分，扎营太散，呼应不灵，不能战。”
“我原主坚守。”
“守亦甚难。北宁城虽坚，如今法国的大炮不同了，一炮轰进城，请问守军何处藏身？”
黄桂兰听见这话，不由一愣，掀髯问道：“那倒要请教，计将安出？”
“最好在离城数里地以外的要隘处所，开掘‘地营’，以守野为守城。”
“什么叫‘地营’？”
“地营”是滇军的规制，掘地为坑，深约六尺，大小视地势而定，坑内四周安上木柱，高出地面一尺许，柱间空隙，作为枪眼。柱子上面再铺木料，上覆泥土。这样不但低不受炮，而且远处了望，不易发见，可以瞒过敌人。
“想得倒不错。”黄桂兰问道：“出路呢？”
“出路在坑后面，开一条斜坡路入坑。坑口加木栅，放下木栅，只要一个人守在那里，坑内就没有人出得去，可免溃散之弊。”唐景崧很起劲地说：“如果人多，可以多开数营，地下开槽，各营相通，弹药粮秣，亦不妨贮存在地营里面。地营之外，又可以开明槽，高与人齐，宽约五尺，长只一丈，每一丈就应该有转折。为什么呢？太宽则炮弹容易打中，不过就打中了，也只是这一丈之地受损害，这就是一丈一转的好处。”
“既有暗槽，又何用明槽？”
“明槽是为了便于侦察敌情。全在暗坑，敌情不明，亦不是好办法。”唐景崧又说：“地营之外，最好用槎丫树枝，用藤裹缠，密排三层，这就是古时候的所谓‘鹿角’。倘或在地营四周，埋上地雷，更是有备无患，不过总要远在本营二十丈以外，才不致于炸到自己。”
书生谈兵，居然头头是道，但黄桂兰却听不进去，认为这样的做法太离奇，也太费事，所以大摇其头。
“我决心负城而守。”他固执而显得极有信心地，“我有四营人，法军没奈何我。”
又是个话不投机的。唐景崧这时打定一个主意，自己先踏勘四处，决定了战守方略，直接向徐延旭建议，请他下令赵黄两统领照办。
两天以后，唐景崧由北宁出发，向东北到镇南关外的谅山，去见广西巡抚徐延旭。
徐延旭是山东人，字晓山，咸丰十年的进士，分发广西当知县，以此起家。他跟鹿传霖是儿女亲家，而鹿传霖是张之洞的姐夫，就跟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一样，以此渊源，得为清流所保荐。徐延旭虽有能员之名，亦是早年的事，如今既老且病，却为清流看成伏波将军马援，期望他在镇南关上再树铜表，真正有苦难言。
“北宁保不住了！”徐延旭黯然长叹，“唉！赵庆池、黄卉亭误我太深！”
一句话没有完，闯进一个人来，看模样不过一名小武官，却旁若无人地大声说道：“怎么样，我说陈得贵不行吧？扶良失守了！”
唐景崧久闻徐延旭有个心腹听差，由军功保案中弄到一名把总，平时常奉主人之命，到各营传话，大家都叫他“老韩”，此人猖狂无礼，喜欢任意批评将领，而徐延旭资以为耳目，颇加信任。现在看他的样子，想来就是老韩了。
果然，徐延旭仓皇问道：“老韩，你慢慢儿说，是怎么回事？”
“法国兵攻扶良，陈得贵把炮台失掉了。”老韩说道：“请北宁派援兵，黄统领又不肯马上发兵，耽误了好久，才发了三营守城的兵去救，走到半路上，听说扶良垮下来了，赶紧又逃回北宁。”
“糟糕了！”唐景崧在一旁听着，不觉顿足失声，“北宁完了！”
“怎么、怎么？”徐延旭急急问道：“何以见得？”
“那里有守城的兵，可以远援六十里外的扶良的？倘或一败，就回不得城了。如果开城相纳，敌人正好跟踪而至，等于开门揖盗。黄军门这样用兵，北宁岂不危乎殆哉？”
“说得是，不过，有黑旗军在… 。”
“说什么黑旗军？”老韩大声插嘴，“人家根本就不肯打。”
“不会的！”唐景崧有些发怒，瞪着老韩，不客气地叱责：
“你凭什么说这话？”
“是真的嘛… 。”
“老韩，”徐延旭不能不尽敬客的道理，向哓哓声辩的听差喝道：“你先下去。”
徐延旭当然知道刘水福对桂军的憾恨甚深，虽然奉命驰援北宁，但未必肯听自己的命令。所以嘱咐总办营务处的道员黄彭年，跟唐景崧去情商，托他到北宁去督战，好策动黑旗军出队抵挡法军。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唐景崧慨然允许，立即去见徐延旭辞行。但是徐延旭却又迟疑了，因为唐景崧上承慈眷，是朝廷所很看重的人，上次山西失守，谕旨中特别关切他的下落，此番如再失陷危城中，对朝廷似乎不好交代。
“北宁危地。”徐延旭迟疑着说，“你不去也好。”
“没有不去的道理。我马上就走。”
于是徐延旭特选了几匹好马，让唐景崧带着亲兵，即刻赶往北宁。事后想想，还是怕刘永福负气不肯出兵，便又亲笔写了一封信，拔一枝令箭，派老韩与一个姓关的千总，传令刘永福即刻出战。
唐景崧星夜急驰，第三天到了距离北宁不远的郎甲地方，这里设着粮台，军火辎重甚多，消息应该容易打听。但问起来只知道北宁以东的涌球山顶，已为法军所占领，扼住了北宁的退路，情况极其危急。唐景崧忧心如焚，连夜渡谅健。再想渡涌球江到北宁时，得到消息，北宁已经失守，败军无法撤退，赵沃和黄桂兰行踪不明。
黑旗军呢？唐景崧判断情势，刘永福一定往北退守保胜一路，在桂军，当然要守郎甲，自己也只有先回郎甲再说。
到了郎甲，从间道逃回的溃卒口中，得知北宁的详细情形。法军由扶良大举进犯北宁时，赵沃和黄桂兰各领亲兵，督促守城四营在城东十里迎战，双方僵持不下，而黑旗军在后路观望。黄桂兰派人求援，刘永福的黑旗只招展了一会，就让法军起了戒心，攻势顿见缓和，但是刘永福却不肯有进一步的行动，亲持令旗，在各营巡视，只勒兵不发。前营黄守忠忍不住想出队，也让刘永福喝止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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