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1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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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亦必不能实现。　
　　等了五天，消息沉沉。前一个折子一定是“淹”了，盛昱觉得不必再等，毅然决然将后一个折子递了上去。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折子，觉得话说得有道理，要驳很难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理由，只好留中不发。但是第二个折子却又到了。　
　　此人是个蒙古名士，名叫锡钧，字聘之，镶白旗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点的庶吉士，现任翰林院编修，兼充日讲起注官，照例得以专折言事。　
　　“奴才知醇亲王决疑定计，一秉大公，断无游移畏葸之弊。所虑者军机处为用人行政之枢纽，机势所在，亦怨讟所丛，醇亲王既预其事，则凡紧要事件，枢臣会商，即非紧要事件，枢臣亦须商办。若令醇亲王时入内廷，圣心固有未安，若令枢臣就邸会商，国体亦有未协。况事之成败利钝，本难逆暗，万有一失，枢臣转得所借口，在醇亲王不避嫌怨，即归过于己，亦所不辞。第恐颂王之功者多，规王之过者少，即有忠直敢谏之臣，念及朝廷有难处之隐。亦无不括囊，于是揣摩之辈，窥此窍要，媚王左右，蔽王听闻，百计营谋，不售其术不止。即王不堕其术中，而以尊亲之极，值嫌疑之交，以视王之初心，似未相副。奴才以为事与其难处于后，何如详审于今。”　
　　这番议论，比盛昱的折子，更来得透彻宛转，但亦更难折中协调。依然只有留着再说。　
　　不想第三个折子又来了。这次是个汉军，名叫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也是下五旗的正蓝旗人，同治十三年成进士，点翰林，现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他的见解与锡钧相仿佛，词气却更锐利。慈禧太后将这三个折子并在一起看，看出异样来了。这件事反对的都是旗人，反而平日动轧上折的那班汉人名士，倒默无一言，岂不可怪？　
　　不论如何，已经有了三个折子，如果不能明白宣谕，一定还有讲话的人。奏折留中，本是不得已的事，一而再，再而三，毫无表示，倒显得仿佛有难言之隐，输了理似的。因此，她决定将这三个折子都发了下去，交军机议奏。　
　　就这几天的工夫，军机处的办事规制，已出了新样。醇王自然不进宫，军机处掌权的是照多少年来的规矩，不是首辅问到，不得发言的“打帘子军机”孙毓汶。张之万向来善说模棱两可的话，额勒和布沉默寡言，而礼王世铎只有一样差使，居间将发下来的奏折及孙毓汶的话传到适园，请醇王拿主意。这样的办事方法，叫出一个名堂，名为“过府”。　
　　“这都是‘那边’指使的。王爷，你想，”孙毓汶说，“怎么汉人都不说话？”　
　　“那边”是指恭王，世铎当然明白。不过他向来任何人都不肯得罪，所以听得这话，不愿附和，只这样问道：“莱山，你只说怎么办吧？最好写封信，省得我传话说不清楚。”　
　　首辅干的差使，比新进的军机章京还不如。额勒和布听在耳朵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然而也只有摸摸发烧的脸而已。　
　　孙毓汶的感觉，跟他却好相反，当仁不让而得意洋洋地答道：“当然是‘应毋庸议’。此中委曲，外人岂能尽知，朝廷又何能尽行宣宗？等我亲自来‘票拟’。”　
　　‘票拟’是明朝内阁所用的成语，代皇帝批答奏章，属于宰相及秉笔司礼太监的职掌，孙毓汶用这句成语，俨然以首辅自居。世铎听了亦觉得不是滋味，无奈一方面醇王信任，另一方面自己也真拿不出主意，只好装聋作哑，坐在孙毓汶旁边，看他提笔写道：　
　　“钦奉懿旨：据盛昱、锡钧、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　
　　写到这里，孙毓汶停笔问道：“王爷，你看我这段意思如何？”　
　　“我不大明白。你说给我听听，回头七爷要问到，我好有话说。”　
　　“这是指当初‘诛三凶’，不能不用恭王领军机，是不得已之举，大家不都体谅朝廷的苦衷吗？”　
　　“是啊！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干吗又提一笔？”　
　　“当然要提。以前不得已，如今也是不得已，大家体谅于前，又为什么不能体谅于后？”　
　　接着，孙毓汶又提笔写道：　
　　“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事件，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醇亲王奕譞再四推辞，碰头恳请，当经曲加奖励，并谕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令。此中委曲，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　
　　写完封好，并在原折一起，连同其他“紧要事件”，“寻常诸事”的章奏，一起打个“包封”，由世铎“过府”去“取进止”。　
　　对于盛昱等人的奏折，醇王另有看法，“这是因为军机上，汉人用得太多了，他们有点挂味儿。”他说，“肃顺自然该死，不过用人不分满汉，这一点不能不说他眼光独到。当年僧王不喜汉人，尤其不喜南边的汉人，可是他带兵这么多年，造就了什么人才？如今咱们要保住大清江山，还非重用汉人不可。就拿眼前来说，中法交涉不能不借重李少荃，越南的军事，也不能不起用湘淮宿将。咱们旗人的军队，除非我亲自带神机营到前方，还有什么人能用？再讲指授方略，我跟你老实说，我也只能靠许星叔，不说别的，只说那一带的山川形势，咱们旗人当中，就没有人能弄得清楚。”　
　　世铎唯唯称是，毫无主张。醇王亦不愿跟他深谈，依照自己的意思，施展汉人恩威并用的手段，奏请将刑部侍郎许庚身派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专管军务。同时改组总理衙门，以奕劻“管理总署事务”，约略等于恭王以前的地位。宝洌А⒗詈柙濉⒕傲�所空下来的三个位子，派了阎敬铭、许庚身，以及翁同和的得意高足，内阁学士周德润接替。　
　　越南战事失利的责任，自然也要追究，一连发了两道密谕。第一道是：“前已有密旨令潘鼎新驰赴广西镇南关外，备旨将徐延旭拿问，并令王德榜传旨将黄桂兰、赵沃革职拿问。现计潘鼎新应已抵广西，着该抚派员迅将徐延旭解京交刑部治罪；并着潘鼎新会同王德榜将黄桂兰、赵沃溃败情形，切实查讯，如系弃地奔逃，即行具奏请旨惩办，毋庸解交刑部。已革总兵陈得贵，防守扶良炮台，首被攻破，副将党敏宣，带队落后，畏缩不前，均着即在军前正法。其余溃败将弁，一并查明，分别定拟，请旨办理，毋稍徇隐。”　
　　第二道是：“云南边防紧要，迭经谕令唐炯出关督率防军，坚守边疆门户，乃该抚并未奉有懿旨，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以致官兵退扎，山西失守，唐炯不知缓急，遇事退缩，殊堪痛恨。前已密谕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拿问，现计张凯嵩应已至滇，即着派员将该革员迅速解京，交刑部治罪。”　
　　廷寄到达广西、云南，唐炯和徐延旭俯首无语，遵旨将逮，不会有什么变故，但是王德榜却大为紧张。因为党敏宣全师后遁，不但所部三千五百人，屯在谅山，而且黄桂兰服毒自杀，所节制的两万人，目前亦在党敏宣掌握之中。陈得贵是冯子材的旧部，手下虽只一千人，却是打不散的子弟兵。如果公然宣旨，逮捕党敏宣、陈得贵就地正法，势必引起叛乱。因此，接到廷寄，秘而不宣，只召集了极少数的部将，商议对策。　
　　有个千总叫宁裕明，湖南衡阳人，却投身淮军，又辗转归入王德榜部下，机智骁勇，是大将之材，这时自告奋勇，愿意擒党敏宣来献。至于陈得贵，到底只有一千人，王德榜决定包围缴械，说不得要“硬拚”了。　
　　商定步骤，分头进行。宁裕明只带了一名马弁出镇南关，直投党敏宣大营，声称奉王德榜之命，邀他到龙州会商筹措军粮的办法。　
　　这是当时军中第一大事，党敏宣自然该去。他也防到有什么不测之祸，自具戒心，不过对镜自照，气色不变，他精通星相之学，自己算自己的命，当死于刀下，所以每逢打仗，望敌先退，这时候又算了流年，认为能从北宁逃出来，灾星已退。而且看到宁裕明单骑来迎，料想无他。就这样，为防万一，还是带了两把手枪防身。　
　　等到一进镇南关，守关稽察出入的一名把总，上前迎接，宁裕明一下马便嚷着：“快快备水洗脸！先洗脸，后吃饭，请你赶快预备。”　
　　一路仆仆风尘，天气又热，饥渴交加而汗出如浆，那名把总很会办差，很快地备好了大桶凉茶、大批蒲扇，热水新手巾。党敏宣的几十名亲兵，解下武器，洗脸的洗脸，喝茶的喝茶，乘凉的乘凉，戒备全弛。　
　　党敏宣这时已被请到关上休息。宁裕明一看时机已到，努一努嘴，他的随从马弁，立刻从背后捷步而上，将党敏宣的双手一抄，反剪在背。守关把总直扑而前，夺下他的两把手枪，扔到宁裕明面前，捡起一看，子弹已经上膛，“保险”也都拉开了。　
　　“宁裕明！”党敏宣知道着了道儿，脸色苍白，语声却能保持镇静，“你叫你的人放手！”　
　　宁裕明根本不理，亲自动手替他扣上一个“口勒”，让他不得出声，接着另外来了两个人，拿麻绳将党敏宣捆得结结实实，从侧门抬上一辆黑布围裹的棚车，疾驰而去。　
　　然后宁裕明才向党敏宣的亲兵宣布：“党副将已经奉旨逮捕。大家愿意‘吃粮’的，照旧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按路程远近发盘缠回家。”　
　　亲兵们面面相觑，接着交头接耳商议了一会，都说愿意照旧吃粮。　
　　“照旧吃粮的跟我走…　。”　
　　“怎么？不出关回原地方？”有人抢着问。　
　　“吃粮那里都一样。”宁裕明说：“你们不要出花样，武器让我暂时收着，跟我到了龙州，自然发还给你们。”　
　　事起仓卒，不知宁裕明还有什么布置？倘或不听命令，惹恼了宁裕明，翻脸不认人，白白送了性命，未免不值。因而都乖乖地缴了械。　
　　将党敏宣解到龙州，陈得贵亦已被捕。潘鼎新在贵县接了巡抚大印，已经进驻龙州。所以一切都由他主持，党敏宣自知难逃一死，俯首无语。陈得贵却大为不服，说扶良一战，他苦战半日，其他各军都作壁上观，袖手不救。又说扶良炮台撤守，奉有“黄统领”的将令，果然呈上一张“手谕”。黄桂兰已经服毒毕命，死无对证，而字迹却象，到底真有这道手谕，还是出于伪造？已莫可究诘。　
　　“好了，”潘鼎新说：“有人告你克扣粮饷，总有这回事吧？”　
　　听得这话，陈得贵知道自己死定了，勃然变色，大声说道：“天下十八省，那里有不克扣军饷的营官？要我的命，我给，这样的罪名，我不服。”　
　　“服不服，谁管你。既然承认克扣军饷，那就情屈命不屈了。”　
　　于是五月初一那天，党敏宣和陈得贵，骈肩被斩，正法军前。虽无补于前方的士气，却激励了广西的民心。　
　　在京里，和战大计，踌躇难决。慈禧太后与醇王自然渴望大张天威，但孙毓汶表面迎合，心里却早有了定见，能和不能战。清流则因李鸿藻的挫折，同时鉴于唐炯、徐延旭的有名无实，不敢再放言高论，因此，主战的论调，反倒消沉了。　
　　恰好粤海关税务司客卿，德国人德璀琳得到法国驻越南的统帅福禄诺的同意，出面调解，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说中国愿和，可以请法国止兵。慈禧太后与醇王心虽不愿，但亦无奈，只好责成李鸿章“保全和局”。孙毓汶和许庚身商量拟定的密旨，告诫“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当此总理衙门王大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这样措词是瞒过慈禧太后和醇王，以及搪塞清议的一个障眼法，在严峻的责备之中，暗示李鸿章可以放手办事，只要能和就行。　
　　但是法国却另有打算，派出八艘军舰，过厦门向北而去。做过崇厚使俄参赞的上海道邵友濂辗转得到消息，急电总理衙门告警。在此以前，法国军舰曾开到基隆，派人上岸测绘地图，强要买煤，因此，这八艘军舰的目的何在，是很容易明白的。　
　　这一下又要备战了。而所谓“备战”，新政府与恭王当政之日的做法，并无两样，无非发一道“六百里加紧”的“密谕”，通饬有关省份的督抚“力筹守御，务臻严密”。再就是“闻鼙鼓而思将士”，醇王想起一批宿将。杨岳斌是决计不肯复出的了，无须问得，四川的鲍超，安徽的刘铭传，应该可用，传旨丁宝桢和李鸿章察看近况复奏。　
　　这时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已经平伏。张佩纶早在政府改组之初，就上了一个折子作为试探，说是“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说“恭亲王为朝廷懿亲，各国亲与立约，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来外侮迭出，卒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者，军机大臣兼总署之明效也。”用意是为恭王复起开路，希望提醒慈禧太后，主持洋务，还预恭王，让他重回总署。既回总署，则又须重回军机，后者才是这个折子的本意，用心甚深。　
　　谁知为恭王试探，没有成功，意外地张佩纶本人倒试探出一个足以欣慰的迹象。折子一上，当天就有明发，派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在总理衙门行走，足见得张佩纶的慈眷犹盛，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如响斯应，威风如昔。　
　　因此，从三月底邵友濂的电报一到，备战的密谕既发，他立刻又闭门谢客，写了一通洋洋洒洒，不下三千言之多的奏折，畅论设防与谋和的关系与方略。　
　　奏折中的警语是：“即欲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防饷惜一分，赔兵费转加一分。”以下又分列设防六事，对李鸿章似贬实褒，说“李鸿章办理洋务，最遭诟病，而能战能和，缓急足恃者，亦仅仅北洋一处。”对张树声，则报张华奎鼓励盛昱掀起轩然大波之怨，很放了两枝暗箭，说越南军务的军火，本“责成张树声经理，乃该督仅能自顾东防。即如此次滇军所需军火，该督以在梧州者留待潘鼎新；而以在广州者，应解滇军，略一转移，岂不直捷？臣实百思不得其解。”意思是军火有好有坏，好的留给同为淮军的潘鼎新，坏的解交漠不相关的岑毓英。以下提到奉旨主持琼州防务的彭玉麟，请求“饬下张树声，同心合力，无掣其肘”，攻讦得更露骨了。　
　　这个奏折颇为醇王所重视，承旨所发的密谕，完全引伸其义。同时召集廷议，咨询和战大计，张佩纶又慷慨陈奏：“夫中国以平粤捻、定新疆之余威，二十年来，师船火器，糜饷以巨万计，出而保一越南不能，非唯疆场诸臣之咎，老成宿将及凡有血气者，当亦羞之。今事机孔迫，宵旰独忧，危急艰难之际，而内外诸臣，犹复涂饰观听，不能推诚相与，安望其以后之卧薪尝胆哉？然则今日之事，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为定，法言可许则和，不可则不和，兵力可战则不和，不可战则和。”　
　　这段议论，字字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当然也有她不以为然的，特别是翰林院代奏编修梁鼎芬的一个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震怒——梁鼎芬主张杀李鸿章。　
　　梁鼎芬籍隶广东番禹，是粤中名儒陈澧的学生。陈门高弟，最有名的三个人：江西萍乡的文廷式、广西贺县的于式枚，再有一个就是梁鼎芬。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最厚，厚到于梁甘让艳福于文道希，因为这两个人跟翁同和、潘祖荫一样，都是天阉。　
　　三个人当中梁鼎芬的年纪最轻，但科场很得意，光绪六年中进士、点翰林，年方二十二岁。他的房师是湖南人，名叫龚镇湘，有个侄女儿，从小父母双亡，为母舅家所抚养，龚小姐的这位母舅就是做《十朝东华录》的王先谦。　
　　龚镇湘看中这个门生年少多才，托王先谦做媒，将侄女儿许了给梁鼎芬。龚小姐美而能诗，又画得一手花卉，梁鼎芬敬之如佛，特题所居为“栖凤苑”，然而名为双宿，实同孤栖。隔了两年文廷式赴北闱进京，住在梁家，不知如何协议，梁夫人做了不居名义的文太太了。　
　　三年散馆，梁鼎芬当了编修，也是名翰林之一，其时广东在京的名士，以李文田为魁首。但是，这样一位通人，却深信风水星相，他的“子平之术”，在京里名气甚大，这年为梁鼎芬排八字，算他二十七岁必死。　
　　梁鼎芬算算只有一年可以活了，大起恐慌，便向李文田求救，可有禳解之术？李文田告诉他：除非有什么大祸发生，不然不能免死。　
　　大祸从何而来？想来想去想通了，“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不妨自己闯一场大祸。恰好廷议和战大计，便拿李鸿章作题目，上折说他有“可杀之罪八”。奏折写成，为他的舅舅所发觉，极力阻止，而梁鼎芬执意不从。他的想法是：此折一上，多半会得充军的罪名，既可以禳解免死，又可落个直声震天下的大名，一举两得，十分合算。只是这个打算不足为他人道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震怒之下，要重种治梁鼎芬的罪，而阎敬铭要救他，说他书生之见，不足计较。多方劝解，慈禧太后才不追究，不过心里已记住了梁鼎芬的名字。　
　　此外还有许多折子，大都主战。最有力的两个，一个是邓承修领衔，连名的八个人，都是清流，另一个是浙江道御史圣裔孔宪谷领头，列衔的更多，主战以外，还论筹饷之道，主张以内务府的经费，全部移作军饷，至于宫廷的供应，只要责成内务府大臣师曾和文锡以私财承办，就绰绰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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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言路又嚣张了！”世铎惴惴不安地跟孙毓汶说：“要杀直隶总督的头，要抄内务府大臣的家。这样子下去，如何得了？”　
　　“王爷，咱们等着看好了。”孙毓汶说，“莱山有办法。”　
　　他是从张佩纶慈眷不衰得到明证那一刻起，就已大起戒心。言路嚣张，自然要设法抑制，而擒贼擒王，又得在一批清流班头上动脑筋。第一个当然是张佩纶，第二个是陈宝琛，只要拿这两个人制服了，其余便不难对付了。　
　　由于慈禧太后和醇王都很欣赏张佩纶的才气，孙毓汶便将计就计，想了极妙的一策。他向醇王进言，法国兵舰侵入厦门、基隆之间，闽海防务吃紧，非派张佩纶筹办福建海疆事宜不可。因为第一、张佩纶才大心细；第二、海防一向由李鸿章主持；闽海防务如果不能得北洋的全力支持，根本无从谈起，而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极深，必能和衷共济。换句话说，派张佩纶到福建，等于就是课李鸿章以筹防闽海的责任。　
　　在他的想法，张佩纶此去，书生典兵，必无善果，不但调虎离山，而且也是借刀杀人。万一师出有功，那也很好，无论如何是枢廷调遣有方，比起恭王和李鸿藻用唐炯和徐延旭，岂不是强得太多。　
　　当然，醇王不会知道他肚子里的打算，只觉得张佩纶确可大用，所以欣然同意。　
　　于是孙毓汶提出进一步的建议，以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陈伯潜纯然书生，诗做得好，没有听说他懂军务。”醇王有不以为然之意，“而且，他江西学政也还没有满任。”　
　　“不必他懂军务，军务有曾沅甫在，他不懂不要紧。”孙毓汶答说，“曾沅甫也是主和的，对于两江防务，不甚在意，有个陈伯潜在那里坐催，他不能不鼓舞振作。王爷，这就跟在马号里拴一只猴子，是一样的道理。至于学政虽为三年一任，两年就调的也多得是。朝廷用人自有权衡，那怕刚到任就调差，又有何妨？”　
　　猴子的比喻虽轻薄，倒也贴切，伏枥过久，筋骨懒散，虽骏骨亦成驽下，所以养马之法，常在马号里拴一只猴子，利用它跳踉撩拨，时刻不停地逗马活动，代替溜马的功用。陈宝琛书生虽不知兵，而主战，若是会办南洋军务，自然不容曾国荃偷闲苟安。醇王觉得他的话也不无道理。　
　　不过，“吴清卿虽说带过兵，打洋枪的准头甚好，比起李少荃来，可就差得太远了。”醇王问道：“何用他去会办北洋？”　
　　“这跟用陈伯潜会办南洋的作用差不多。李少荃一向不主张用兵，保全和局，这当然是对的，就怕他求和之心太切，万一必得开仗时，暗中阻挠。有吴清卿在那里，至少也是个耳目。”　
　　“这倒也是。就怕李少荃心里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