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1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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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开仗时，暗中阻挠。有吴清卿在那里，至少也是个耳目。”　
　　“这倒也是。就怕李少荃心里不高兴。”　
　　“不碍。”孙毓汶答道：“李少荃最敬重王爷，不妨给他去封信。吴清卿到北洋，决不是分他的权，只不过吴清卿也练了两三千的兵，供他驱遣而已。”　
　　醇王的耳朵软，很容易为人说服，所以经过孙毓汶的一番解释，不以为然的初意，涣然而消。当然，他决不会想到孙毓汶不但是调虎离山，而且还包含着借刀杀人的祸心。曾国荃、李鸿章岂是好惹的？陈宝琛与吴大澂如果自恃清班，傲慢不驯，或者急于图功，不知进退，惹起曾、李的猜忌之心，随时都会上奏参劾，那时欲加之罪，不患无辞，一下子可以将清流投入浊流。　
　　于是第二天就有上谕：　
　　“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着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着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着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　
　　见到邸抄的人，包括张佩纶自己在内，无不觉得大出意外，尤其是陈宝琛会办南洋，真是叫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此，从王公大臣到微末闲员，凡是关心时局的，都以此作为话题。　
　　正在病中的恭王，岂有识不透其中机关的道理？只是不便揭破，但到底是爱才的人，不免替陈宝琛担心。　
　　“两江可有得热闹了！陈伯潜的福建官话不容易听懂，曾沅甫的湘乡话，有人说象牛叫，两个人怎么能谈得到一处？”他这样对来探病的盛昱说。看似诙谐，实有深意，盛昱当然了解。　
　　接下来，恭王又论另外两名“新贵”。他认为李鸿章曾经保过吴大澂，所以对新派的这位“会办”，不致有何成见，如果吴大澂能跟北洋衙门的文武官员融洽相处，境况将会比陈宝琛好得多。　
　　至于张佩纶的新命，无疑地是腾踔云路的开始，“幼樵的身分跟他们又不同。南北洋原有大臣，闽督则并无专办海疆的成命。所以幼樵名为会办，实在是钦差。而况，”恭王笑道，“幼樵的奥援很有力量，不光是朝中的力量。”　
　　这是指李鸿章而言。所谓“不光是朝中的力量”，意思是说还有北洋水师的实力，以此支援张佩纶，则岂浙总督和船政大臣，亦不能不拱手请他主持闽海筹防的全局。　
　　“提到这一层，”盛昱忍不住又要直言了，“我最不佩服幼樵。李相诚然是国家柱石，然而凡百作为，闽无可议之处？幼樵以风骨自见，责人务求其苛，何以弹章不及于李相。而且爱屋及乌，连‘李大先生’亦幸免了。这何能教人心服？”　
　　“李大先生”是说李瀚章，他的官运确是由“李二先生”而来的。恭王笑笑答道：“我佩服少荃的手段，就在这里。能收服张幼樵，实在比如来佛收服齐天大圣还难。如今幼樵会办海疆，更是收发由心了。”　
　　最后这句话，骤听费解，要细细体味，才能参悟出其中的深意。李鸿章自然要保全和局，但主战的论调抬头，朝命严饬北洋水师投入战场，李鸿章既不能抗旨，又难以挽回，会遭遇极其困难的局面。如今由张佩纶出面筹防闽海，则一切情况都在掌握之中，要和要战，自然收发由心。　
　　了解到这一层，盛昱倒不免替张佩纶为难，因而问道：“幼樵平日持论侃侃，忠义奋发之气，溢于言表，将来局势变化，果真不免于一战之时，他又如何回护李相，保全北洋的实力？”　
　　恭王笑笑，这一笑使得盛昱微感不快，因为那有笑他书生不晓事的意味。　
　　不过笑归笑，还是给了盛昱很明白的解答，当然那有着教导后辈的味道：“你没有到那种位置，也没有做过那种要承人意旨的官，自然没有这方面的阅历。象这种情形，李少荃最善应付，俗语说的是：‘雷声大，雨点小。’又道是：‘只拉弓，不放箭。’拿面子糊弄过去，徐图挽回，十之八九可以奏效。不过幼樵到底不脱书生的本性，是不是肯完全听任少荃的摆布，大成疑问。”　
　　说到这里，恭王面有忧色。这使人费解，盛昱率直问道：　
　　“难不成这样子倒不好？”　
　　“不好！”恭王摇摇头，“李少荃到底才大心细，有他整套的办法，如果肯听他的，必有效验。果然象左骡子那样，一万个不佩服，处处别出手眼，倒也能弄出一个样子来。就怕样样听他，到了关节上自己又有主张，那非偾事不可。”　
　　这自然是极深刻的看法，但如何偾事，却无从想象。盛昱的心热，颇很想写封信对张佩纶有所规谏，只是着笔颇难，而且清流中他们已分道扬镳，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也决不会有人认为他的逆耳忠言，出于善意。这样一想，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了。　
　　在张佩纶，却兴头得很，精心构思，撰了一通谢表，以范仲淹、陆逊自拟。接着便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请教进止机宜，到第二天李鸿章的复电到达，才递谢表。　
　　照规矩当天召见。这是张佩纶第二次“独对”，慈禧太后颇有一番奖勉之词，然后谈到对法的和局。李鸿章与法国的代表福禄诺，已经议定中法简明条约五款，前一天刚由总理衙门据情转奏，慈禧太后便以此垂询张佩纶的看法。　
　　“和局务宜保全，请皇太后圣明独断，执持定见。”张佩纶的声音，清晰有力。接下来便解释必须保全和局的原因：“越南的军务，到此地步，已无可挽救。现在法国调集军舰，打算攻我台湾基隆，夺取煤矿，又要想夺我福建船厂，果然狡谋得逞，既不缺煤，又有船厂可以修理军舰，它们就可以一直撑下去，非索赔大笔兵费，不满其贪壑不止。所以如今的上策，是先了结越南的纠葛，全力筹防闽海。不然，兵连祸结，益发难以收拾了。”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越南的局势，弄到这样，提起来真教人不甘心。唐炯、徐延旭太不中用！”　
　　“唐炯、徐延旭当然有负圣恩，不过事权不专，督抚又不能同心协力，自难免失利。”张佩纶停了一下又说，“南方的防务，实以广东为重镇，广东的接济，能够源源不断，前方才可以放胆进兵。臣以为越南军务失利，不尽是唐炯、徐延旭的过失。”　
　　这话的言外之意，是在攻击张树声，慈禧太后自然明白，不过这时候不愿将话题扯得太远，所以没有再提广东。　
　　“张佩纶，你平日很肯留心时局，如今派你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总要筹个长治久安之计才好。”　
　　这话正碰到张佩纶的“满腹经纶”上，因而很响亮地答声：“是！”然后略停一停，大谈海防：“我中国幅员辽阔，海岸东起奉天、锦州，南到琼州、廉州，绵延万里之长，本来就防不胜防。加以俄国占据海参崴，想攻我混同江；英国取香港，法国取越南，葡萄牙取澳门，三路进逼广东；日本袭击琉球，志在台澎，形势对我更为不利。现在西洋各国在红海开运河，辟了一条捷径，而且安设海底电线，信息极快，一旦有事，征调军舰，极其方便。在我国，只能调集陆军，扼守海口，而在外国，进则有利，退则停泊在大海之中，我军望洋兴叹，不能追击，所以对他们并无害处。主客易势，劳逸不同，是我们最吃亏的地方。”　
　　这番侃侃而谈，言之成理而颇有创闻的陈奏，慈禧太后深为注意，“照你这么说，我们中国就没有法子防备了？”她怀疑地问，“总不致于吧？”　
　　“事在人为。”张佩纶答道：“水师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同治年间，丁日昌奏请设立三洋水师，原折下督抚重臣议奏，左宗棠以为洋防一水可通，一有警报，兵轮可以齐集支援，倘或强划为三洋，名为各专责成，其实各不相关。李鸿章也说：‘沿海口岸林立，处处驻扎重兵，不但耗费浩繁，而且备多力分，主张全力扼守要害’。这都是老成之言，必在圣明洞鉴之中。”　
　　“是的，我记得他们当初是这么说。督抚的习气，向来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剿匪也好，对付洋人也好，一出自己的疆界，就撒手不管了。文宗在日，最恨各省这个样子，现在就是南北洋，争械争饷，也都不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你这次到福建，务必跟总督、巡抚、船政大臣和衷共济。同为朝廷办事，办好了大家有功，一件事办坏了，共事的人，说这个有罪，那个反倒有功，是断乎不会有的事。”　
　　“是！”张佩纶加重语气答道：“臣必谨遵慈谕，任劳任怨。”　
　　“沈葆桢创办船政，很有效验。不过现在要制洋人，总还得另有一套办法。总理衙门跟北洋已经商量过这件事，你总知道？”　
　　“是！臣是知道这件事的。李鸿章跟总理衙门常有信使往来，反复讨论，现在意见差不多一致了。”张佩纶略停一下，用很有力的声音说：“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轮水师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　
　　“你是说专设一个衙门管理水师？”　
　　“是！西洋兵制，水师都设海军部，兵柄极重。”张佩纶说：“总税务司赫德在总理衙门谈论军事洋务，亦劝我中国设立总海防司。水师既然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自然宜乎专设水师衙门，统筹调度。”　
　　“设衙门倒没有什么，不过多用几个人。创设外海兵轮水师，只怕不是一两百万银子所能办得了的，这笔经费，从何而来？你们想过没有？”　
　　“臣等亦曾筹议，沿海共有七省，外海兵轮水师，既然一军应七省之防，则七省合力供水师一军之饷，亦非难事。所难的是，怕七省督抚，各持门户之见，不肯通力合作。”　
　　“这倒不要紧。谁要是不肯尽力，朝廷自有处置的办法。”慈禧太后想了好一会，用沉着有力的声音吩咐：“你好好写个折子来。一条一条，越详细越好。”　
　　“是！”　
　　“你这次到福建，虽说会办海疆事务，身分是钦差，福建的船政也可以管。”慈禧太后又说：“你赴任以前，不妨先到天津找李鸿章谈谈去。你不是跟李鸿章很熟吗？”　
　　“是！臣与李鸿章世交。”　
　　“你见了李鸿章，告诉他：朝廷待他不薄。多少人参他，我都压了下来。他也该激发天良，好好办事。”慈禧太后又说：“有人骂他是秦桧、贾似道，这话虽然过分，李鸿章也不能没有警惕。保全和局不是含混了事！”　
　　“是！”张佩纶说：“臣见了李鸿章，一定将皇太后操持的苦心，细细说给他听。”　
　　“现在国家多事，有好人才一定要让他出头。你向来遇事肯留心，可知道有什么能干的人？”　
　　张佩纶已听说有人保举江苏江安粮道张富年、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已分饬三省巡抚转知来京，听候召见。张富年他不熟，薛福成和张荫桓是知道的，都是干练通达，可办洋务的人才。但薛福成是慈眷正隆，已调任顺天府尹的薛福辰的胞弟，为恐慈禧太后疑心他有意迎合起见，所以只提张荫桓。　
　　“据臣所知，安徽道员张荫桓，虽非科举出身，很读过些书。以前在山东服官，阎敬铭、丁宝桢都很器重他。此人熟悉海防、商务，勇于任事，若蒙圣恩拔擢，臣料他不致辜负委任。”　
　　“嗯，嗯！也有人这么说他。”慈禧太后说道：“另外有才干的，肯实心办事的人，你也该随时替朝廷留意。”　
　　奏对到此，告一结束。张佩纶退出宫来，第一件事便是将召见情形，专函告知李鸿章。信到之日，正好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简约；一共五款，第一款是：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如有他人侵犯，均应保护。表面上好象尊重中国，实际上是法国变相取得越南的保护权。李鸿章当然懂得其中的奥妙，但他只求不赔兵费，其余都好商量，至于条约的文字，只要没有刺眼的字样，就可以瞒过言官的耳目。因此，画押以后，奏报朝廷，曲意解释：　
　　“自光绪七年以来，曾纪泽与法外部总署，暨臣与宝海、特利古等，往复辩论，案卷盈帙，均无成议，愈办愈坏。迨山西、北宁失陷，法焰大张，越南臣民，望风降顺，事势已无可为，和局几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请言和，删改越南条约，虽不明认为我属邦，但不加入违悖语意，越南岂敢借词背畔？通商一节，谕旨不准深入云南内地，既云“北圻边界”，则不准入内地明矣。兵费宜拒一节，该国本欲讹索兵费六百万镑，经嘱马建忠等，历与驳斥，今约内载明，不复索偿，尚属恭顺得体。中国许以北圻边界运销货物，足为中法和好互让之据。”　
　　这“通商”范围与“兵费宜拒”，是朝廷特饬办理和约的要旨，另外还有一点，是要保全刘永福的黑旗军。这牵涉到北圻撤军，最费周章，简约第二条，就曾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据，不虞侵占，中国约明将北圻防营，撤回边界。”但刘永福是否肯撤，大成疑问。　
　　刘永福和黑旗军的出处，是李鸿章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几乎上到太后、下到小民，内而军机处、总理衙门，外而驻法使臣曾纪泽，都认为刘永福和他的部属，对国家不但过去大有功劳，将来还大有用处，所以从马建忠自上海陪福禄诺北上准备与李鸿章议和之时起，就不断有人上奏，包括张佩纶在内，无不要求保全刘永福。慈禧太后和醇王当然会顺应舆情，在指示李鸿章议和宗旨的四款密谕中，最后一款就专为维护刘永福而言。　
　　己之所受，恰是敌之所恶，李鸿章知道法国人在这一点上是不肯让步的，如果中国政府不将刘永福视作官军，依据五款简约第二款，从北圻撤退，法国就会当“土匪剿办”，这那里是保全之道？当然，刘永福自己知难而退最好，无奈这是不可能会有的事。至于李鸿章个人对刘永福的观感，倒跟法国人差不多，第一是痛恨，恨刘永福捣乱闯祸，害得和局难成；第二是轻视，断定刘永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李鸿章就滇、桂边境的整个局势来看，认为刘永福是一块被重重围困，杀不出路来的“孤棋”。但是孤棋有两只“眼”亦可“做活”，从前的两只眼是唐炯、徐延旭，这两只眼现在变了自身不保的“假眼”，但可能又找到另外两只眼，一只眼是岑毓英、一只眼是唐景崧。　
　　因此李鸿章在开议之初，就有一个打算，关于刘永福的出处，唯有在和约中不谈。然而何以不谈又必得有番话搪塞朝旨和清议，所以复奏的措词，很费了些苦心：　
　　“至刘永福黑旗一军，从前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受伤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臣，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这是极言刘永福不能“御大敌”，且为敌轻视，不值得保全。接下来，便想借重朝廷的力量，先解决刘永福，免得将来发生冲突，自己经手和约，脱不得干系：　
　　“目下和议已成，法人必无反复，法兵必渐撤减，滇、桂边防各军，亦宜及早切实整顿，凡不得力之勇营，应逐渐裁减，汰无用而留有用。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严明约束，酌加减汰，预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这道奏折与议定五款简约，同时上达御前。慈禧太后与当政王大臣倒都没有话说，但言路大哗，朝旨命李鸿章应该博采群言，不可稍执成见。这一来，李鸿章心存畏惧，跟福禄诺还有些附带的口头协议，就不敢奏报了。　
　　附带的协议是由简约第二款而来的。这一款前段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在凭据，不虞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但是，中国“防营”何时调回呢？福禄诺提出要求，沿广西边界的，限简约生效后二十天内撤回，在云南边界的，限期则放宽一倍，是四十天撤回。虽未达成协议，但无论如何是经手谈和的人，必须了清的首尾，而李鸿章因为清议不满于简约内“未将越南为我藩属一层，切实说明”，不敢再谈撤兵，所以隐匿不以上闻。　
　　好在这到底是简约，根据第五款规定，三个月以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在清议觉得还有挽回利权的机会，认为不妨到时候再说话。在李鸿章则认为三个月以后还可以说明经过，此时不说不妨。　
　　就这样，对法和议就算糊里糊涂结束了。　
　　正在这时候，张之洞奉召到京。在山西三年，操劳过度，所以年未五旬，而须发多白，越显得是忧国荩臣的丰采。一到，照例宫门请安，当即召见。慈禧太后手里压着一个张树声因病请开两广总督缺，专治军事的奏折，要看张之洞的奏对如何，再作道理。　
　　当然，召见的用意，是他早就得到了消息的。仕途有几个关键，一跳过去，就是龙门，道员擢监司，巡抚升总督都是，张之洞心里有数，早就有所筹划，因而奏对甚称懿旨。　
　　问到越南的军事，他不必为他的至亲唐炯辩让，亦不必攻讦张树声，只说目前滇桂边境的用兵，两广总督的职司就象剿捻时候的两江总督一样。当年曾国藩坐镇江宁，全力为前方筹办粮台，李鸿章得无后顾之忧，方能成平捻之大功。如果现在两广总督亦能多方调度，要械有械，要饷有饷，源源不绝地输运边境，则前方将士，无虞匮乏，自然可以严申纪律、效命驰驱。　
　　这话在慈禧太后自然觉得动听。张树声出身淮军，对边境支援，厚此薄彼，已有许多人说过话，最近张佩纶还曾提到。张之洞翰林出身，与湘淮俱无渊源，而且勇于任事，教他到两广去筹划粮饷，当然可以不偏不倚，大公无私。　
　　然而粮饷又从何而来呢？张之洞亦早已想好一条路子，不过这条路子不宜陈之于庙堂，更怕清议抨击，不能不严守秘密。所以只含汉糊糊地答奏，广东的富庶，天下知名，所患者经手人侵吞中饱，只要肯实心整顿，多方爬梳，弊除则利自生。　
　　这番话又是慈禧太后所爱听的，因此，不到三天，就有明发上谕：“张树声准开两广总督缺，仍着督率所部，办理广东防务。两广总督着带之洞署理。”　
　　清流大用，至此极盛，李鸿藻门下两张都是门庭如市，红得发紫了。　
　　二张的大用是李鸿藻的一大安慰，更是一大希望。从三月十三“降二级调用”到现在一个半月，始终未有后命。这表示还有滥保唐炯、徐延旭一案未了，要等这两个人解到京里，审问定罪，看情节可以不予察议，才会补用。当然这也不是坏事，无官无职不必上衙门，也就不致于难堪。能这样“闭门思过”过一年半载，等张之洞在广东、张佩纶在福建，大展长才，更邀慈眷之时，合疏力保，一下子就可以开复原官，岂不比降补内阁学士，再循资升转强得多？　
　　因为如此，他反倒不愿吏部具折题补。好在吏部两尚书，一个是接自己遗缺，久在弘德殿同事的徐桐，一个是翁同和的把兄弟，跟自己的关系也极深的广寿，都可以照他的意思行事。只是虽已罢官，门庭并不冷落，尤其是两张，几乎没有一天不到宣武门外，曾为严嵩故居所在之地的绳匠胡同李宅长谈。　
　　这时的张佩纶，已经遵照慈禧太后的面谕，上了一个“请设沿海七省兵轮水师，特派重臣经画”的奏折，这所谓“重臣”，当然是李鸿章，而将来不管水师衙门设在京师，或者天津，李鸿章只会兼管，不会专任，专任之责，必定落在自己身上。所以“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在他看来只象某处黄河决口，特简大臣为钦差去踏勘实情，就地指示该管督抚防堵那样，不过三五个月工夫，就可以返京复命。然后就会奉旨会同李鸿章筹办水师衙门，管七省的海防，也有七省的协饷可用，那时以“学士行边”，艨艟环护，万里乘风，固非范仲淹梦想所能到，而书生典兵，“少年负重”，更可能如吕蒙之荐陆逊。李鸿章如果内召，或者进军机，或者管总署，当然会荐以自代。　
　　在张之洞知道此去广东，军事非己所长，不妨推重彭玉麟，事成则收和衷共济的美名，事败亦尽有人分责分谤，要全力以赴的，只是筹饷，而筹饷的捷径，则是开赌。　
　　不久，张树声上了一个奏折，首先就说：　
　　“两次督粤，几及三年，空怀报国之诚，曾乏济时之略，涓埃靡效，抱疚难名。特粤事利弊，臣竭蹶请求，粗悉原委，谨撮举大略，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以下分吏治、军政、理财、民风四大条，民风一条中，提到广东的赌风：　
　　“赌之名目甚多，至不可胜计。今白鸽等票，比户有之，虽部议加重罪名，而嗜赌成为风俗。几以禁令为违众拂民之事。闱姓一项，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