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1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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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彭田乡已经黄昏，张佩纶正在吃饭，停箸起迎，相见恍如隔世，既亲切、又陌生，却都有无穷的感慨、委屈和羞惭。　
　　愣了一会，张佩纶想出来一句漠不相干的话：“吃了饭没有？”　
　　“我不饿！”　
　　“我也不饿。”张佩纶说：“里面坐吧！”　
　　两人屏绝仆从，虽非“流泪眼对流泪眼”，但黯然相顾，喉头梗塞，不约而同地摇头长叹。　
　　“城里情形如何？”　
　　“督署的大门，都让百姓拆掉了，何小宋深居不出。”何如璋答道：“张友山托病不见人。倒象是我们守土有责了。”　
　　张佩纶也有这样的牢骚。最使他不满的是，得到确实消息，何璟屯不打听打听实在情形，仓皇电奏，说船局已经失守。不知居心何在？倒要跟何如璋好好商量。　
　　于是他定定神，强打精神，亲手捡起一张纸，递到何如璋手里，是一个致总理衙门的电报稿，上面写的是：　
　　“孤拔得巴黎信，猝攻我船。铁木雷大小十一艘，乘潮猛击，我守久兵疲，船小援绝，苦战两时久，坏其雷船一，焚其兵船二。而我大轮一，小轮五，商、艇各船均毁，诸将誓死，无一登岸，深堪惨恸。法乘胜攻厂，黄超群犹守露厂，击毙法兵官一。无蔽无炮，必不能支。罪无可谊，请即奏闻逮治。”　
　　电文虽讲究简洁，但这个稿子，念起来非常吃力，见得是张佩纶方寸大乱之下的手笔。其中也有费解之处，猜不透只好问了。　
　　“‘铁木雷’是什么？”　
　　“是指三种船，铁甲舰、木造兵轮、鱼雷艇，共计十一艘。”　
　　“喔！原来这样解释。”何如璋想了一下说，“幼翁既已自请处分，我当然也一例办理。”　
　　“不！莪翁，”张佩纶说，“处分是余事。如今最急要的，莫如善后事宜，你应该回船局去料理。”　
　　何如璋面有难色。细想一想他的话也不错，自己是船政大臣，船局就是自己的“疆土”，理当固守。张佩纶是会办大臣，主要的是会办战守事宜，仗打过了，打败了，而且他也自请逮治了，当然可以一切不管。　
　　就在这踌躇之际，张佩纶又提了警告：“莪翁，咎戾已深，罪不可免。如今能补得一分过，他日多一句话说。你莫自误！”　
　　这是忠告。何如璋想到张佩纶有李鸿章的奥援，总理衙门亦有“小挫可徐图再举”的话，顿时愁怀一放，精神大为振作。　
　　“幼翁见教得是。”何如璋说，“我明天一早就回局里去。”　
　　听他有此表示，张佩纶略感安慰，“法国兵决不敢登岸，你放心回局好了。”他又恨恨地说：“可恨各国兵轮多事，来观什么战，不然我可以致敌于死，一雪奇耻。”　
　　“幼翁有什么奇计？”　
　　“我用几条船凿沉了拿河道塞住，法国兵舰出不去，不杀得他片甲不回？只是投鼠忌器，碍着英美兵舰，真叫我好恨！”　
　　恨事不止此一端，如果朝廷能接纳先发之议，亦决不致一败涂地得不可收拾。想想平日多所搏击，出言犀利，不给人留丝毫余地，如今自己成了言大而夸，一无是处的马谡，又有何面目，再见京华旧侣？最可虑的是多年来怨如山积，此刻亲痛仇快之际，那些仇家自然落井下石，不置之死地不甘心。一念及此，更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何如璋的心境比他略略好些，但想到收拾残局的担子沉重，不免气馁。虽想找几句慰人亦以自慰的话来说，却实在懒得开口，叹口气拖着迟滞的脚步，走向居停替他预备的卧室。　
　　一夜过去，长门炮台传来捷报，有两艘法国兵舰进口，让穆图善打伤了一艘。他原驻离长门二十里的连江县，从前天下午起，已移驻长门。法国兵舰虽然进出频繁，无奈炮口不能移动，而法国兵舰已经窥知底蕴，测量射程，改变航向，可以很轻易地避开炮火，所以能守株待兔打伤它那么一条船，说来还着实难能可贵。　
　　但是，沿岸其他各处炮台，却几乎为法国兵舰扫荡无余。守台官兵，望风而遁，因而法军可以派兵上岸，用烈性的腐蚀剂，灌入炮口，毁坏炮身。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法军始终不敢登陆。因此，张佩纶和何璟都敢露面了，两人在疮痍满目的船局见面，商量出奏。　
　　奏稿是何璟带了来的，大意是说，法军曾经登陆，大败而遁，惜乎水师挫败。这表示陆路有功，水上失利，换句话说：何璟以总督的身分，掌理全省兵马，不辱所命，辱命的只是专责指挥水师的会办大臣。　
　　“我不能列衔。”张佩纶虽是败军之将，在何璟面前却依然是钦差大臣的派头，“师船既毁，炮台亦多坏了，我辈如此偾事，如果再粉饰奏报，欺罔之罪，岂复可逭？”　
　　“那，幼翁，”何璟问道，“你说该怎么报？”　
　　“据实奏报。”张佩纶答说，“无论如何这段要删掉。”　
　　何璟想了一会说：“也好。稿子还是我去预备。”　
　　这个会衔的奏折，应该由将军、总督、巡抚、会办大臣一起奏报，辗转会商，得要一些日子。张佩纶心想，反正责任是推不掉的，倒不如自己做得光明磊落些，接在那个自请逮治的电报之后，进一步先自陈罪状。　
　　于是强打精神，亲自动笔，拟了个“马尾水师失利，请旨严议逮问”的折子。当然，这个折子是决不会据实奏报的。　
　　大致论兵力则敌强我弱，论处境则敌逸我劳，而尤其着重在虽有制胜之道，无奈事与愿违，这取胜之道，就是他一再建议的“先发”。当然，他也必须反复申述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苦心孤诣：“大致六月二十以前船略相等，而我小彼大，我脆彼坚。六月二十以后，彼合口内外，常有十二、三艘，出入活便，而我军则止于兵船七艘，炮船两艘。臣心以为忧，密召诸将，以兵不厌诈，水战尤争吸呼，欲仍行先发之计，而诸将枕戈待旦，多者四十余日，少者亦二、三十日，均面目枯槁，憔悴可怜。加以英美来船，与法衔尾，奇谋秘策，不复可施。臣知不敌，顾求援无门，退后无路，惟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发而已。”　
　　这段文章，张佩纶整整推敲了一个时辰，方始觉得惬意。言内有退步，言外有余哀，“先发”的“奇谋秘策”，明明是朝廷不准，却绝不归怨于朝廷，反而说将士“憔悴可怜”，不忍督责，而“英美来船”又成掣肘，无形中为朝廷不准先发的失策作开脱，当然也是为保全和局的李鸿章作开脱。然则一切的一切，自都心照不宣了。　
　　接下来是叙开战前的情形：　
　　“当六月下旬，英提督晤何如璋，以调处告，税务司贾雅格，屡函告督臣，又有英提督、英领事欲调处之说，其辞甚甘，其事则宕，臣亦知其谲诈，无如与国牵掣何？”　
　　这是再一次提醒，非不可先发致胜，无奈英美兵舰成为投鼠欲忌之器。而提到英美调处，特为指明何如璋与“督臣”何璟，是暗中声明，他不曾与洋人有往来，不负贻误和局的责任。　
　　然后就要谈开战当日的情况。这一段最难着笔，他只有含混而言：　
　　“初一、二日大雨如注，风势猛烈，初二子夜、初三黎明，臣屡以手书饬诸管驾，相机合力，有‘初三风定，法必妄动’之语。比潮平，而法人炮声作矣！臣一面饬陆军整队，并以小炮登山，与水师相应，一面升山巅观战。”　
　　这一段是昧着良心说话，他根本未曾“升山巅观战”，所以所叙的战况，多为耳食之言。而既升山巅，又如何下了山，就不交代了。在说明损失以后，紧接着便抒感想：　
　　“此次法人谲诈百出，和战无常，彼可横行，我多顾虑，彼能约从，我少近援。一月之久，彼稔知我疆吏畛域，士卒孤疲，复乘雨后潮急，彼船得势，违例猝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这是表示形禁声格，既非朝廷调度无方，亦非将士不能用命，从上到下，没有人该负战败的责任，当然他亦不任咎戾。但这层意思，只能暗在内，在表面上，他必须自陈无状。　
　　就是自陈罪状，也必得有一番怨艾之意，来占住身分，他说：“各船军士，鏖战两时，死者灰烬，存者焦伤，臣目击情形，实为酸痛。臣甫到闽，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敌，材不足治军，妄思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卒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军情瞬息千变，既牵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误于陆居，不能同舟以共命，损威贻祸，罪无可辞。惟有仰恳宸断，将臣即行革职，拿交刑部法罪，以明微臣愧悚之忱，以谢士卒死绥之惨。”　
　　“误于陆居”是他避重就轻的巧妙说法，因为以他的职责，等于地方官与城共存亡一样，师船多焚，一身无恙，未免难以交代。“误于陆居”就表示想与船同殉，亦无机会，再进一步说，倘或他是住在船上，身当前敌，亲自指挥，或者不致这样一败涂地。错来错去错在“陆居”，这个“误”字，他自己觉得笔力千钧，莫可移易。　
　　文章做到这里，已经终结，但还有奇峰突起的一段话：　
　　“日来洋商及我军传说，或云法损六船；或云孤拔受伤已死；或云乌波管驾已死；或云法焚溺近三百人。要之，我军既已大挫，彼亦应稍有死伤，传闻异辞，即确亦不足释恨。　
　　惟此奏就臣所目见，参以各军禀报，不敢有一字含糊，一语粉饰，再蹈奏报不实之罪。”　
　　这就是说，水师虽然挫败，法军亦有相当损伤，有过有功，原可相抵，不过他自责过甚而已。“即确亦不足释恨”这句话，更是得意之笔，摇曳生姿，妩媚无限。　
　　写完这个折子，暂且不发，到第三天又加一个附片，专陈“陆军接仗情形”。黄超群、方勋当时早就吓得不敢出头，张佩纶却铺叙战功，大为夸奖：　
　　“伏查船政露厂临河，防护既无巨炮，曲折并无缭垣，实非可战可守之地。此次法人以大船大炮环攻三日，我军兵单械缺，力实难支，而黄超群等扼险坚持于炮烟弹雨之中，昼夜并不收队，尚复出奇设伏，截杀法兵多名，卒全船厂，实非微臣意料所及。法船退后，臣查点机厂料件，偶有遗失，烟筒亦伤其二，各屋千创百孔，而大件机器犹在，船署屹然独存，黄超群等以兵轮既挫，口不言功，惟水师之失，罪在微臣，船厂获全，功归陆将。”　
　　他这样讳败为胜，一则是表示他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发”的统驭有功，再则是收买人心，好为他掩饰弃师潜逃的不堪之状。当然，这个单衔的奏折，他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与将军督抚会衔的折子不能矛盾，否则两相参看，马脚尽露，就变作弄巧成拙了。　
　　因此，张佩纶又要了会衔的奏稿来，仔细检点，并无矛盾，方始拜发了单衔的奏折。而京中的电报已纷至沓来，指示战守方略以外，且已明诏对法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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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京中得到马尾开战的消息，是在七月初四。仅凭李鸿章一电，语焉不详，情况不明，醇王非常焦灼。水师失利，固在意中，但法军是否大举登陆，船厂是不是守得住？倘或不守，福建省城能不能保得住？这些疑问得不到一个确实的解答，便有无从措手之苦。因此，除了密电沿海各省，见有法国兵舰进口，立即轰击以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由总理衙门分头询问马尾之战的详细情况。　
　　到了初五，各方面的消息都到了，但说法不一，有的说我军大败，有的说先败后胜，有的说互有胜负，有的说孤拔阵亡。当然，最应该重视的是张佩纶“自请逮治”的电报。总理衙门一接到，立刻转送醇王，头一起召见，便即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的脸色，在憔悴之中显得坚毅悲愤，静静地看完电报，轻轻地说了句：“非决战不可了！”　
　　“法国欺我太甚，决无坐视他们长驱直入之理。”醇王说道：“水师不敌，陆路实在是有把握的，只要福州能挺得住，一方面重用刘永福，一方面督促岑毓英、潘鼎新赶快进京，足可牵制法军。为今之计，先要请懿旨，下一个明发，振作士气民心。以我中国之大，土地之广，人口之众，如果激于义愤，同仇敌忾，上下一心，决没有不能打败法国人的道理。”　
　　“我中国坏的就是人心不齐。不过也不能怪大家，朝廷虽早已拿定了大主意，办事的人不知是何居心？倒象处处显得情屈理亏，不敢跟法国决裂似的。这一来，外面当然摸不透朝廷的意思，难免迟疑退缩。”慈禧太后冷笑着说，“总理衙门的人倒是不少，一人一个主意，自己没有定见，人家当然得寸进尺，步步逼了过来。咱们的洋务实在没有办好！”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自有总理衙门以来，就没有振过国威。”醇王的言外之意，依然在攻击恭王，“其实，洋务如果责成李鸿章办理，倒还省事。”　
　　“这话，眼前先不必去说它。如今既然决战，筹兵筹饷，该有个打算。”　
　　“是！”这一层，醇王当然有过打算，“与法开仗，重在陆路，福建军务，仍旧非起用老成宿将不可。左宗棠威望久著，福建的情形也熟，臣觉得不妨让他到那里去督师。”　
　　“左宗棠年纪大了，身子也不好，能管用吗？”　
　　“这无非借重左宗棠的威望，在南方坐镇。另外当然要派人帮他，漕运总督杨昌濬是左宗棠得力的旧部，可以派他帮办福建军务，督勇援闽。”　
　　“当然。”慈禧太后点点头，“要派左宗棠到福建，当然得派杨昌濬去帮他。此外，鲍超、杨岳斌都可以起用。”　
　　“是！”醇王答道，“一开战，兵饷两事，头绪很多，请皇太后饬下军机，与臣会商详奏。”　
　　战守大计可以凭慈禧太后一言而决，如何战、如何守，自然要靠醇王去筹划。亲贵中，醇王一向有知兵之名，加以他很佩服左宗棠，也知道倚重李鸿章，自会向他们请教咨询，斟酌尽善，所以她很放心，只是有句话却不能不说。　
　　“何璟在福建七年，炮台也修了不少，何以这么不经打？张佩纶也很能干，何以一开仗就败成这个样子？虽说轮船、大炮不及人家，如果谨慎小心，也不见就能让法国人占了便宜。如今前方的情形还不十分清楚，而且也正在用人的时候，不便查办。不过，丧师失地，不是小事，朝廷纪纲，更不能不顾。该怎么办才合适，你们也得拿个办法出来。”　
　　“是！”醇王答道，“大敌当前，自然以收揽民心，合力御侮为顶要紧的事。至于疆臣守土，责有攸归，等马尾开仗的情形，有了详细奏报，必得要论是非、定功罪。朝廷纪纲所系，臣断断不敢徇私，不过眼前务必要求皇太后恩典，暂置不问。”　
　　“我原是这个意思，只要你记住了就好。”慈禧太后又说，“你下去赶紧找左宗棠商量吧！下午再递牌子。”　
　　醇王退出养心殿，立刻派侍卫分头通知，到适园聚会。等他回府，奉召而至的王公大臣，已接踵而至，一共四个人：礼王、奕劻、孙毓汶、许庚身。　
　　“左季高呢？”醇王问道，“他不来怎么行？”　
　　“左侯两天未到军机了。”孙毓汶答道：“我派苏拉去请，左侯说是‘在家听参’。”　
　　“听参！”醇王诧异，“谁参他？为什么？”　
　　“延树南上了个折子。万寿节那天，左侯没有随班行礼，延树南上折纠参，奉旨：左宗棠交部议处。”　
　　“这也是小事。唉！”醇王痛心疾首地，“国事糟到如此，还讲这些虚文小节？书生不懂事，真正可恨。左季高也是，何必为此小事闹脾气，落个不识大体的批评，何必？”　
　　“这倒也不能怪左侯。”许庚身比较公正坦率，说话不象孙毓汶那样暗含着阴损的意味，“他没有随班行礼，自然是失仪，但也是起跪不便之故，壮年戎马，腰脚受损，老来不能跪拜如仪，平心而论，亦有可原。延树南借题发挥，说他骄蹇，甚至斥之为‘蔑礼不臣’，持论未免太苛，而且也真是不识大体。王爷请想腚，以左侯的功勋，说他‘蔑礼不臣’，不就说他恃功而骄，要造反了吗？这话在雍乾年间，非同小可，就拿今天来说，若是认实了‘蔑礼不臣’这句话，也是‘大不敬’的罪名，如何处置，律有明文，请问王爷，是摘他的脑袋，还是充他的军？就算格外加恩，也得革职，能这么办吗？不能这么办，就变成纪纲失坠，所以说来说去，他这个折子，只顾自己逞快，实在是让朝廷为难。”　
　　“星叔的议论很公平。”醇王说道，“如今得想个法子，替此老平气。我今天已面奏了，仍旧要请他到福建督师，倘或以此芥蒂，托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驳延树南这个折子很难。因为…　。”　
　　因为延煦官居礼部尚书，大臣失仪，据实纠参，是他礼臣分内之事，即令措词失当，旁人亦很难说话。孙毓汶解释了原因，却又下了一个转语，认为只有一个人，身分地位不同，有资格纠正延煦。这个人就是醇王。　
　　“如果要我说话，我一定说。”醇王慨然答道：“同治初年，五爷掌宗人府，乱出些花样，叫人受不了，当时我忍不住上了个折子，上头还说我措词太偏激。不妨引用这段故事，为左季高说两句公道话。星叔，就烦您动笔。还有，宣战的旨稿，不知道带来了没来？”　
　　“带来了！”　
　　许庚身将一份底稿交了出来，退到一边去为醇王拟折，先找来一份邸抄，细看了延煦的原折，略略构思，提笔写道：　
　　“内阁奉上谕：延煦奏：六月二十六日万寿圣节行礼，左宗棠秩居文职首列，并不随班行礼叩拜，据实纠参一折，左宗棠着交部议处。钦此。臣初以为纠弹失仪，事所常有，昨阅发下各封奏，始见延煦原折，其饰词倾轧，殊属荒谬。　
　　窃思延煦有纠仪之职，左宗棠有失仪之愆，该尚书若照常就事论事，谁日不宜？乃借端訾毁，竟没其数十年战阵勋劳，并诋其不由进士出身，甚至斥为蔑礼不臣，肆口妄陈，任情颠倒。此时皇太后垂帘听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无不在洞烛之中，自不能为所摇动，特恐将来亲政之始，诸未深悉，此风一开，流弊滋大。臣奕譞于同治年间，条陈宗人府值班新章，虽蒙俞允所请，仍因措词过当，奉旨申饬，今延煦之疏，较臣当日之冒昧不合，似犹过之。谨恭折陈奏。”　
　　写完递给醇王，他认为措词得体，深为满意。随即交代誊正呈递。然后继续推敲那道宣战诏书的文字。　
　　这道诏书，乃是“晓谕天下臣民”，面面连篇累牍，指责法国无理，一直叙到马尾之败，申明不能不宣战的苦衷，说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接下来便是激励各省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奋勇立功。其中特别提到刘永福：“该员本系中国之人，即可入为我用，着以提督记名简故，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所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　
　　此外，照例声明“通商各国，与中国订约已久，毫无嫌隙，断不可因法人之事，有伤和好。”谆谆叮嘱，务必保护，而以“当体朝廷保全大局至意”这句话作结，暗示名为宣战，其实仍有谈和的余地。　
　　宣战诏书中值得推敲之处还多，但调兵遣将，犹有许多大事要筹划，也就只能草草定稿。而就在这时候，陆续又已送来好些军报，大都由北洋转递，其中最要紧的两件，一件是张佩纶打给李鸿章的电报，说“炮台一路洗平，闽必不守，纶必不归”，表示与福州共存亡的决心，李鸿章加了一句话：　
　　“徒为焦急。”　
　　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电报，他从洋人那里打听到一个相当可靠的信息，孤拔“拟率船往他处，闻志在北洋。”这两个电报合在一起来看，令人无从判断，法军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占福州，“据地为质”来勒索兵费，还是大举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论如何，福州势急，北洋势缓，目前当然救急为先。醇王对于张佩纶的“纶必不归”那句话，颇感欣慰，认为有此必死的决心，则诱敌登岸，深入内地，可以相机聚歼，即令起初仍旧受挫，亦无大碍，只要援军接得上，终可反败为胜。　
　　军务部署只有许庚身最熟悉，当时提出建议，一面起用鲍超，尽速召集旧部，添募新兵，由四川总督丁宝桢负责筹饷征船，送鲍超所部，自大江东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帮办广东军务的张树声星夜援闽。同时电饬两江总督曾国荃，不论在那一项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万银子，解交福建，作为援闽客军的军饷。　
　　谈到这里，已经过午，醇王又匆匆赶到宫中，“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当天便有两道“明发”，一道是宣战诏旨，另一道是准了醇王的奏，将延煦“交部议处”，有了这道上谕，对左宗棠才有交代。这天夜里由许庚身衔命亲访，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则受不了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