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1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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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道上谕，对左宗棠才有交代。这天夜里由许庚身衔命亲访，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则受不了孙敏汶他们多方排挤的闲气，再则亦不服老，三则一向以诸葛武侯自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尽瘁”之时，一口答应：“到福建去打法国鬼子。”　
　　宣战诏书不但见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报》，已经全文发布，通国皆知，可是并没有激起什么同仇敌忾的义愤，只惹起清议的纷纷指责。　
　　第一个受指责的是张荫桓。他以佐杂出身而能置身于枢要之地的总理衙门，本就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视，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颇露锋芒，因而与同官又不和睦。当然，最令卫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与李鸿章互为表里，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桧、贾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还罢了，谁知千回百折，一再委屈，结果仍招来法军的“暗算”，马尾一仗，师船全毁。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误了辰光，趁法军援师未东来之前，毅然决战，则先下手为强，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张荫桓成了众矢之的。此外久办洋务的周家楣、李凤苞、马建忠、盛宣怀，亦无不令人切齿，意想不到的是，阎敬铭亦大受其谤，因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虽然老病侵寻，请假已久，却仍有人不放过他。　
　　弹劾张荫桓的人很多，有一个是内阁学士徐致靖，他中进士是抄了张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却骂张荫桓是“洋厮”之后。另外一个是山东曲阜的孔宪穀，官拜浙江道御史，指参张荫桓私自写信给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国如索少许赔款，不妨允许为泄漏朝旨。慈禧太后听得有人提到对法赔款，就会冒火，因而令饬总理衙门“明白回奏”。　
　　复奏说致上海道的电信，是公同商办，并非私函。这一下使得本来就对总理大臣大半不满的慈禧太后，越发生气，除去当时请病假及出差的阎敬铭等人以外，其余连奕劻在内，共有九个人，一起交部议处。　
　　就在这时候，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折严劾阎敬铭，说他“执拗刚愎，怙过任性”。慈禧太后及醇王对阎敬铭都很敬重，所以吴峋反受申饬。但总理衙门其余的大臣，就没有阎敬铭那么好的运气了，慈禧太后一下子换了六个。事由张荫桓而起，受连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门生周德润，在总理大臣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是主战的，结果也跟主和派一样，退出总理衙门，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还多。第一件是福州军务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穆图善和杨昌濬为帮办军务，何如璋内召，这都还在意中，奇的是以张佩纶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邓承修充当总理大臣。这位号称“铁汉”的言官，一向以搏击为能，从不曾听说他懂洋务，而居然会入值总理衙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于是有好事的人去打听，才知道他这个总理大臣是由一个奏折上来的。这个折子中大谈方略，共陈三策，他认为法国所恃者，不过越南，如果师分三路攻越，法国自救不暇，就决没有力量再侵扰福建、台湾。这是上策。　
　　中策是分兵而守，敌至则战，敌退不追，虽然师老饷糜，但我军如此，法军亦是如此，利害相共，不算吃亏。至于顾虑道路阻隔，粮饷不继而不敢言战，则非但不是下策，简直可说是“无策”。　
　　这套话，在慈禧太后觉得非常动听，特意问到醇王。醇王已经到了六神无主的地步，慈禧太后说好，不敢驳回，亦不知道如何驳回。因而承旨派邓承修入值总署，而且就拿他的三策，作为指授方略的根据。　
　　不过整个局势仍是混沌的，法国军舰虽已退出闽江口，但动向不明。据说法国政府与孤拔的意见不一，孤拔极力主张北进，先占芝罘，再占威海卫和旅顺，直接向北洋挑战，而法国政府不愿扩大战事，尤其不愿意使李鸿章为难。这就是朝廷对李鸿章不但没有丝毫责备，而且继张之洞和曾国荃真除以后，实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道理。　
　　主和的阎敬铭不曾被参倒，主和的李鸿章恩眷益隆，而主战的周德润却退出了总理衙门，这些令人迷惑的举措，显得慈禧太后似乎并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而醇王似乎对开战也没有可以致胜的把握。　
　　于是美国公使杨约翰，第四次出面调处中法纠纷，中国方面的交涉对象是李鸿章。　
　　距马尾之战，已将匝月，福建的京官，大都接到了家信，信中都谈到了马尾之战。　
　　于是一百多京官在会馆集议，连上两个公呈，第一个痛击何璟和张兆栋，第二个专为张佩纶而发，由籍隶福建长乐的翰林院编修潘炳年领衔，请都察院代呈。　
　　军机处自然早有消息，为了平息公愤，在八月初一先下了一道上谕：　
　　“闽浙总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于防守事宜，漫无处置，临时又未能速筹援救，着先行革职。福建巡抚张兆栋，株守省城，一筹莫展，着交部严加议处。　
　　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厂是其专责，乃接仗吃紧之际，遽行回省，实属畏葸无能。着交部严加议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统率兵船，与敌相持，于议和时屡请先发，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朝廷前拨援兵，张佩纶辄以援兵敷用为词。迨省城戒严，徒事张皇，毫无定见，实属措置无方，意气用事。本应从严惩办，姑念其力守船厂，尚属勇于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福州将军穆图善，驻守长门，因敌船内外夹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军力战，尚能轰船杀敌，功过尚足相抵。着加恩免其置议。　
　　嗣后闽省防务，左宗棠未到以前，着责成穆图善、杨昌濬、张佩纶和衷商办，务臻周密。”　
　　这道上谕是连张佩纶的原奏，一起明发的。福建京官，一看大哗，因为张佩纶所奏报的情形，与各人家信中所说的情形，大不相符。　
　　于是除了公呈以外，福建崇安籍的吏科给事中万培因，单衔上奏，案由是“为闽省诸臣，讳败捏奏，滥保徇私，仰恳收回成命，并请迅派大员，驰往查办，按照军律，亟置重典，以伸公愤”。其中指出“七可疑”：　
　　“初三之战，以臣所闻，何如璋有隐匿战事之事，张佩纶有不发军火之事，又有遣魏瀚往缓师期之事，堵在照会以前，其可疑一也。　
　　水陆各营之师，以臣所闻，轮船惟福星等四船，死战属实。艺新船小逸去，伏波自凿，扬武并未开炮，余船纵火自焚。陆军则方勋所部潮勇先溃，而黄超群一军，乘乱入学堂、广储所、机器房等处，抢掠殆尽。其可疑二也。　
　　敌船被毁之数，以臣所闻，敌以八船入马江，仅用三船来攻，开巨炮七，我船已相继沉。惟福星曾击坏其鱼雷船一。　
　　其可疑三也。　
　　方勋、黄超群拒敌之事，以臣所闻，敌攻马尾后，次日复击船厂，轰坏铁厂，烟筒半折，船槽微损，即下船出攻长门。是时，方勋不知何往？黄超群已于初三日退入后山，但窜而未溃耳！其可疑四也。　
　　闽安、馆头等处之战，以臣所闻，炮台各军，闻炮即鸟兽散，敌遂上岸，用镪水裂炮，掷火药以燔民居。苟不上岸，炮何由裂？其可疑五也。　
　　何如璋之回省，以臣所闻，何如璋预雇舆夫为逃计。六月初二日法人演炮，何如璋短衣大堂呼舆，众白为空炮乃返。初三，闻炮即从后山遁，是夜奔快安，复奔南台洋行，晨始入城，以便服戴顶帽坐竹兜中，所到众噪逐之，乃四出狂窜。　
　　其可疑六也。　
　　张佩纶之驻厂，以臣所闻，初三日，张佩纶徒跣走雷雨中，夜奔鼓山下院宿，以苇荐席地坐。迟明奔出后彭田乡，遣弁向城内巨绅家假絮被，匿累日不出。初四，敌攻厂时，张佩纶方由鼓山入彭田，何守厂之有？其可疑七也。”　
　　这“七可疑”虽然传闻异辞，但与潘炳年领衔的公呈合看，可信之处就多了。此外，万培因也谈到“洋人之论”：　
　　“臣闻洋人之论，谓法兵之闯马江，驶入绝地，有必败之道三，地本内港，只须以船摧船，法舰必全沉，此上策也。以四号炮船，护以夹岸陆军，法兵尽为炮的，敌必不能上岸，此中策也。尽驱兵船以驻上流，只以本地小船，装置火药等物，顺流蔽江而下，加以陆军火罐火药，夹岸抛射，法当大窘，此下策也。”　
　　这些纸上谈兵，不一定有人懂，但说张佩纶“阳主战以排和，阴实望和而怯战”，却是一针见血之论。　
　　不过参得虽然厉害，帮张佩纶讲话的人也很多，这完全是二李——李鸿章和李鸿藻的关系。有人说，张佩纶屡有“先发”的建议，朝廷为保全和局，又恐误伤他国兵船，引起意外纠纷，所以不曾允许。说起来，此人还是有才具的，人才难得，不妨责以后效。　
　　又有人说，张佩纶到福建不久，情形不熟，布置欠周，情有可原。其中最有力的辩解，直接来自李鸿章，他说：“福建的炮台，兵轮不足以抵御法军，本在意料之中。福建的炮台，不知如何做法，听说炮口完全向外，所以法国军舰，可以由内而攻，这是“失势’”。炮台不能转动，是他的同年何璟的“七年经营”，李鸿章早就知道，故意说是“不知如何做法”，无非为了庇护张佩纶，只好“嫁祸”老同年。　
　　他又说：“中国兵轮开办未久，船不如人家的精坚，操练不如人家的纯熟，断难抵敌是中外尽人皆知的事。”这段话既为张佩纶卸责，亦为他自己解释，何以必须委屈求知？　
　　谈到醇王所一直主张并希望的“诱敌登岸，设伏出奇”，他认为必须有后膛枪、后膛炮才谈到此。而各省都没有后膛枪，“后膛轻炮”亦很少，徒恃肉搏，难有把握。而置备后膛枪炮，甚费财力，北洋累年经营，勉强算有了规模。这意思是不可深责闽军守厂不力。　
　　以下又论南洋的战备，说长江水宽而深，是用水师之地，吴淞、江阴等处炮台，亦坚固可用，但是“敌船虽或受炮击损，其机器皆在水线下，仍可驶行。”接着他引用前两年由北洋衙门翻译印刷的一本《防海新论》，其中所叙美国南北战争的战例，证明他不是欺骗没有见过兵舰的人。　
　　至于谈到布设水雷，确为“阻河”最得力的利器，但马江宽至十余里，甚至数十里，何能遍设。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是，马江战败，不是张佩纶的责任。而就此刻来说，什么地方也不能阻止外国军舰侵入，更不能与外国军舰对敌。　
　　就为了这些理由，使得慈禧太后除了黯然长叹以外，无话可说。当然，张佩纶的责任不能不追究，左宗棠就要到福建去了，正好派他就近查办。　
　　议和的事，倒象有转机了。杨约翰特地由北京到天津去看李鸿章，说接到美国京城来的电令，法国已要求美国出面调停。美国的意思，中国如果肯让步，法国亦必采取同样的步骤，在相互让步之中，总可以想出一个顾全彼此体面的办法。杨约翰又表示，他是专诚为此事而到天津来的。言外之意，中国须看调人的面子。　
　　中国如果让步，自然多少要赔兵费，而煌煌上谕，已经剀切告诫，凡有主张赔偿的，一定治罪。所以李鸿章的电文中，根本不敢提兵费二字。　
　　总理衙门当然不敢转奏。同时对法国求和的诚意，亦很怀疑，因为据上海、香港、福州等地来的电报，孤拔可能顾虑马江沉船塞口，归路断绝，不敢在福州登陆，却有窥取基隆的模样，增援的船只之中，有一艘载有挖煤机器，更为意在基隆煤矿的明证。　
　　果然，八月十三，孤拔第二次攻击基隆。　
　　第一次是在马尾之战二十天前的六月十四。孤拔率领战舰六艘，载陆军三千，直到基隆，分舰三艘，窥台湾四大港之一的沪尾——淡水港。　
　　台湾的防务，共分五路，大甲溪到苏澳为北路，由提督曹志忠领兵四千防守，最近增防，调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率领所部三营，专责防守台北府。此外又有章高元的淮军，杨金龙的湘军，章、杨二人亦都是提督，加上刘铭传一共是五颗红顶子守台北到基隆这一线。　
　　六月十五，孤拔一面开炮轰击，一面派兵一千登陆，曹志忠、章高元力战却敌，阵斩法军中队长一员，士兵一百多，夺获联队旗两面。法国陆军后退登舰时，掉在水中溺死的亦不少。于是孤拔请税务司出面，邀请刘铭传登舰相会，刘铭传峻然拒绝，第一次攻台之战，不了了之。奏报到京，特发内帑三千两犒赏。　
　　刘铭传幕府中有个专管海关，兼与洋人打交道的洋务委员，名叫李彤恩，人很能干，认为淡水港水道宽阔，“红毛城”上的五尊旧炮，毫不管用，等于无险可守，因而提出塞口的主张。　
　　驻淡水的英国领事，得到消息，提出坚决的反对，他的理由是秋茶已经上市，如果港口封塞，船只无法出入，秋茶不能出口，影响英国的商务。　
　　李彤恩不是轻易能让洋人吓倒的人，当反复争辩，不得要领时，李彤恩要求英国领事担保，法国军舰不会从淡水港入口。这下算是难倒了对方，照原定的计划，沉下几条船，塞住了淡水港口。　
　　就因为这明智的一着，孤拔卷土重来，就不容易占到便宜了。　
　　法国兵舰十一艘，由原驻马祖澳的孤拔，亲自率领，是八月十二到基隆外海的。清晨两点钟，法军五百人由仙洞地方登岸，与曹志忠的重庆中营相遇，展开激战。章高元接到报告，率领两百多人赴援，法军不敌，因为道路迷失，被困至日中，又死了一百多。　
　　这时的刘铭传，正在基隆炮台督战。相持不下之际，谍探来报，法国兵舰五艘将到淡水。刘铭传下令收兵，回救离台北三十里的淡水。　
　　“省帅，”曹志忠疑惑地问：“这不就是把基隆丢掉了吗？”　
　　“不要紧！”刘铭传说，“我自有道理。你那里抽三百人，跟林朝栋一起守狮球岭。”　
　　林朝栋是彰化巨族，名将之后，他的父亲就是林文察，咸丰八年，捐饷助军，授职游击，留福建补用。以后领军转战浙东各地，积功升到福建提督，同治三年在漳州阵亡，諡刚愍，在本籍及漳州建有专祠。　
　　林朝栋以骑都尉的世职，捐了个郎中，在原籍做绅士，平日急公好义，深得地方爱戴。中法交涉破裂，战火将起，林朝栋招募了五百人，自备两个月的粮饷，去见刘铭传，愿意防守一方。刘铭传自然嘉许，立刻拨给军械，指定基隆以南的暖暖，作为他的防区。此时又负起扼守狮球岭，严防基隆弃守以后的法军南侵的重任。　
　　当然，刘铭传弃基隆是有道理的，第一、外海没有兵舰，炮台又不中用，日夜受法舰炮轰，徒然挨打，兵打光了，基隆还是守不住。第二、淡水港塞口以后，法舰不能深入，炮轰的威胁可免，孤拔如果不死心，派军登陆，则正好迎头痛击。第三、是因为南北洋对援台一事，或者不甚起劲，或者口中喊得起劲，并无实惠，等基隆一失，朝廷必起恐慌，严旨督饬，后援方始会来。这最后一层用意，孙开华等人，自然是无法了解的。　
　　回到沪尾，重新部署防务。以孙开华专守淡水炮台，章高元和刘铭传的侄孙刘朝枯分布沿海一带，此外还有士勇一营计五百人，埋伏在北路山间，这一营士勇是李彤恩招募来的。刘铭传奉旨防台，朝命准许自行募勇，增强防务，刘铭传便委派候补道充任洋务委员的李彤恩，专司其事。　
　　李彤恩办事很实在，贴出布告以后，自己在招募公所坐镇，只见应募的小伙子，纷至沓来，应接不暇，便也下手帮忙。百忙中一眼瞥见一个人，似乎面善，此人皮肤白皙，面貌清秀，而眉目之间带着点娘娘腔。定睛细望，想起来了，是唱歌仔戏的小旦张阿火。　
　　“阿火！”李彤恩问道：“你来干什么？”　
　　“李大人！”阿火笑道：“我来投军。”　
　　“投军！你开什么玩笑？”李彤恩说，“你也懂得打仗？”　
　　“打仗不要懂的。我不想做夷人，穿夷装，自然就会跟他们拚命。”　
　　李彤恩大为惊异，想不到演惯佳期密约，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不尽闺中哀怨的张阿火，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再跟李大人说吧，我也不是冒冒失失，闹着好玩的。说到打仗，我是头一回。不过，我想法国人也不会比野猪再凶吧！”　
　　“喔！我懂了，你喜欢打猎？”　
　　“是！”阿火手一指，“这些都是！”　
　　李彤恩往外一望，只见十来个精壮少年，口嚼槟榔，嘻开一张血盆似的嘴，都望着阿火发笑。李彤恩立刻就中意了。从咸丰初年以来，招募乡勇，都遵循曾国藩的成法，而曾国藩又师戚继光的遗规，务取一双泥巴腿的乡农。此辈假以时日，可以练成一支经得起败仗的劲旅，但诚朴有余，机变不足，训练起来很吃力，尤其不能指望他们救急。这些猎户，年轻力壮，又会用火器，稍用兵法部勒，便可上阵，岂不大妙？　
　　于是李彤恩欣然问道：“这些都是你的朋友？”　
　　“是从小在一起玩的弟兄。”张阿火答道，“他们听说我要来投军，都愿意跟我一起来玩玩。”　
　　“玩玩！”李彤恩笑了，却又正色告诫：“这不是好玩的事。”　
　　“我也这么说。不过他们还是愿意来玩玩，大不了玩掉一条命。”　
　　“肯玩命还怕什么？”李彤恩察言观色，对张阿火刮目相看了。市井中原有奇人，张阿火必是讲义气，重然诺，为一方的侠少，因而便又问道：“阿火，你能招多少人来？”　
　　“千把人总喊得到。”　
　　“都是猎户？”　
　　“也有打渔的；也有种田的；也有做生意的。”　
　　“都听你的话？”　
　　“都是我的弟兄。没有什么事讲不通的。”　
　　他虽是不矜不伐的神态，李彤恩却到底还不敢冒失，想了一下说：“你去招五百人来。要个个管用，这五百人就归你统带，我先给你请一张‘五品军功’的奖札，等立了功，保你做官。”　
　　“官倒不要做，只要打退夷人就是了。”张阿火问，“招五百人容易，从山上下来，得有住的地方…　。”　
　　“这你放心。我点了人数，马上发号衣、发饷，自然也要拨地方给你安顿。”　
　　张阿火欣然应诺，当天就回山。在淡水西北的竹仔山，一呼百诺，来了有七八百人，挑成五百，大多是猎户，带着土枪下山，直奔台北，守城的兵不敢放他们进城。张阿火倒也很讲理，留他的弟兄在城外，单身去见李彤恩复命。　
　　李彤恩细问究竟，听说都来自基隆、淡水之间的山中，这支士勇，先得地利，已为胜人一筹。等到出城亲自编点，益发觉得是一支堪以大用的新锐之师，所以逐一抚慰，异常殷勤。张阿火和他的弟兄们便益发起劲了。　
　　“阿火！”李彤恩说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象你这样子向上心切，很快就可以立功做官，你的名字要不要改一改？阿火是小名，将来报到朝廷，不大好听。”　
　　“那就请李大人给我改一个。”　
　　李彤恩想了一下说：“改名李成好了。姓张就是张李成。”　
　　李成之“李”是李彤恩，李成之“成”是成功，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很容易明白，张阿火由于李彤恩的识拔而能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成全。总之张阿火是非常珍惜这个新得到的名字。　
　　在李彤恩，亦觉得这是一大快事，又看到张李成约束部下，言必信，行必果，更有喜出望外之感。得意之余，喜孜孜地去报告刘铭传。　
　　刘铭传正在苦恼。兵既不足，械亦不精，见到李彤恩，正好发一发牢骚。这也难怪他，驻扎台南的台湾道刘璈，是左宗棠的嫡系，而他与李鸿章的关系，尽人皆知，左李不和，势如水火，因而刘璈对巡抚衔的长官刘铭传，并不买帐，四十营防军倒有三十一营摆在彰化以南，自加节制，对北面的粮饷接济，亦是多方拖延。如今基隆已失，台北府岌岌可危，长官向部属求援，而刘璈居然置之不理，刘铭传如何能不气恼？　
　　“南北洋三次增援，不过六百人，连以前调到的，总计亦只一千三百人，章营只有两百余人。怎么得了？”　
　　当然，还有孙开华、曹志忠两军，不过孙曹是湘军，而且出身霆军，尹漋河之役，鲍超与刘铭传失和，因而霆军与铭军一向是死对头。现在刘铭传对待孙、曹二人，虽然刻意交欢，但内疚于心，总觉得格格不入，所以有意不提这两个人。　
　　李彤恩当然知道他的心病，实实在在是心病，孙、曹二人对于当年的嫌怨，已经淡忘，曾经在李彤恩面面有过表示，此时正好用来劝慰刘铭传。　
　　“省帅怎么不提孙曹两位？”李彤恩故意这样问说。　
　　“老兄不是明知故问？”刘铭传苦笑着答说，“他们两位总算捧我的场了，我又何敢苛求？”　
　　“如何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