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2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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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用兵，益禁戏剧”的理由，勒令戏班子中途折回，岑春煊得知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可是一时竟无计可施。　
　　睚玭之怨必报的岑春煊，由此开始，多方面打听柯逢时的劣迹，准备拿住把柄，狠狠参上一本，不但革职，还要查办，不但查办，还要下狱，方解心头之恨。　
　　照他的估量，柯逢时必有贪墨之行，因为他在未调广西巡抚以前，曾以江西藩司署理过十一个月的巡抚，政声甚劣，相传他离任时，江西人以一联一额赠行，对联集句：“逢君之恶，罪不容于死；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平头嵌“逢时”二字。横额则是大声疾呼，群起而攻：“伐柯伐柯！”骂得刻毒，足以解恨。又有人说，这一联一额出自王湘绮的手笔，柯逢时对他，亦犹如岑春煊之于柯逢时，恨之刺骨而无可如何。　
　　但是，在广西竟抓不住他的把柄，于是有人为岑春煊解嘲：“柯逊庵震于大帅的威望，想贪不敢贪。节杖所至，真足以廉顽立懦。”这话自然能使岑春煊得意，但还是饶不了柯逢时，在奏报军情时，夹了一个附片，说柯逢时“遇事执拗，不达军情”，人地不宜，奏请开缺。这与贪污渎职不同，只能调任，不能处分，便拿他与贵州巡抚对调。广西是中省，贵州是小省，这一调无形中等于作了惩罚，在岑春煊当然快意，而柯逢时则大感委屈，因而托病不肯到任，却携了在江西所积的宦囊，远游京津，由同年荣庆的介绍，搭上了奕劻的一条线。不过，他之能够巴结上这个多少人垂涎的好差使，一半固得力于对奕劻的孝敬，一半却由于他胆敢捋岑春煊的虎须，袁世凯认为应该奖励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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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上谕：“大学士王文韶，当差多年，勤劳卓著。现在年逾七旬，每日召对，起跪未免艰难，自应量予体恤，着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以节劳勚。”的第三天，由袁世凯领衔，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名入奏，请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接着，下了一道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查，用备甄采，毋负委任。”　
　　旨意中不提宪政，袁世凯等人奏请立宪的原折亦留中不发，朝廷的意向就很明显了。好些自命识时务的功名之士，为了东西洋的立宪政体，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继以立宪所获致的实效，买了好些书日夜钻研。“虚君制度”、“责任内阁”、“上下院议员”、“行使同意权”等等名词，琅琅上口，满以为重臣会奏的折子一发抄，必是广咨博议，那时应诏陈言，平步青云，富贵可期。如今是都落空了。　
　　幸好，上谕中有“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的话，可见朝廷对遣官考查政治，视作经常应办之事，不论如何，出洋去走一趟，总是好事。所以仍旧有些人很起劲，上条陈、上说帖，都在“洞达原委”这句话上大作文章。奉派考察的四大臣的书桌上，无不堆满了这些文章。　
　　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工夫去细看，因为都知道朝廷此举，是搪塞民意，根本没有什么“还政于民”的打算。那些“离经叛道”的文字不看没有事，看了难免印入脑中，一不小心，形诸口头，尤其是在奏对之时，更为不妙，所以是不理会的好。　
　　因此，这一下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是巴结差使，有的为了长身价，有的志在广见闻，其中端方是想到海外去搜购古董，而载泽则另有深心。　
　　原来自载沣赴德谢罪归来，谈起瀛海之游的见闻，亲贵中都憬然有悟，欧洲的王室，安富尊荣，长享太平岁月，都有一套维系地位的巧妙手段，譬如德国是由亲贵典军，将兵权抓在手里，才能保证政权于不坠，所以载沣已经奏明慈禧太后，将他的两个胞弟，老六载洵、老大载涛，送到德国去留学，一个学海军，一个学陆军。　
　　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别样方法，但非实地考察，不能明了。考察又非与王室交游，不能悉其底蕴，而交游必须地位相当，是故非派亲贵不可。但派到载泽，却别有缘故。　
　　载泽是疏宗——圣祖第十五子愉郡王胤禑，四传为　
　　“奕”字辈，其中有个奕枨，有七个儿子，顶小的就是载泽。幼年随母入宫朝贺，以偶然的机缘，颇得慈禧太后的怜爱。其时，“老五太爷”惠亲王绵愉的第四子奕询病殁无子，慈禧太后便指定以五服之外的载泽，为奕询的继嗣。　
　　这一来立刻就有好处。因为载泽的爵位，照宗室封爵之例，最多只得一个“奉国将军”，服饰同于三品武官，是所谓“闲散宗室”，一为奕询的嗣子，袭爵为辅国公，入于“王公”之列，身分便大不相同了。　
　　到得光绪初年选秀女时，载泽更蒙慈禧太后赏识，指婚都统桂祥之女，成了皇帝的连襟，皇后的大姐夫，也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婿，关系更自不同。　
　　载泽的婚期在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九，佳礼以前已得知本生父奕枨病重，危在旦夕，可是载泽不敢奏请改朝。及至喜事正日，这面抬进花轿，那面贴出殃榜，奕枨就死在这一天，而吉期不改。一时贺喜的汉大臣如翁同龢等，诧为闻所未闻奇事，而慈禧太后却说他“孝顺有良心”，越发另眼相看。这一次派出洋，在慈禧太后是替他混个资格，预备要好好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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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政治四大臣变成五大臣，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以外，另外又加了个商部右丞绍英。　
　　选随员、定旅程、办行装、定船票，一切齐备，八月十九请训，二十六黄道吉日启程，乘火车南下，预备在上海坐太古轮船放洋。　
　　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一大早就在前门车站，八点刚过，送行的人陆续到达。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着是绍英、端方、戴鸿慈，最后到的当然是载泽。　
　　送行的人自然分成三等，第一等是王公大臣，上花车寒暄，“一路顺风”、“旅途保重”，说过了下车，川流不息地此来彼往；第二等的站在车窗外的月台上，得便才能赔笑跟五大臣表达送行之诚；第三等的便只是远远站班，但望车中人能一顾盼，发觉他也来送别，便不虚此行了。　
　　“各位大人！”专车的车长在花车门口高喊：“专车准九点钟开，还有一刻钟，送行的大人们请下车吧！”　
　　此言一出，红顶花翎来送行的人，纷纷下车，而前面的随员，后面的仆役，或者巴结上司，或者伺候主人，便纷纷涌向花车。前面还好，后面却有载泽所携的侍卫，守住车门。有个瘦瘦小小、三十来岁的汉子，身穿蓝布薄棉袍，足登皂靴，头上戴红缨帽，两手虚虚护着腰间，正待跨过两车相接之处的铁板，为侍卫拦住了。　
　　“你是干吗的？”　
　　“徐大人的跟班。”那汉子是安徽安庆府的口音。　
　　“这会儿快开车了，别往里挤吧！”　
　　“不行啊！我家大人会找我。”那汉子说：“刚才我上错车了。”　
　　后面这句话令人不解，“你该上那一辆车？”侍卫问。　
　　“自然是花车，我得跟着我家大人。”　
　　“那么，刚才怎么不跟了上去呢？”　
　　“月台上人多，挤散了。”　
　　侍卫起疑了，瞪着眼一打量，指着他腰际问：“你怀里揣着什么？”　
　　一语未毕，“哐啷”一响，倒退车头接上了车厢，力量猛了些，五节车一齐大震，“哐啷啷”一连串的响声。站着的人都立脚不住，侍卫已倒向那人身上。就这时砰然巨响，车厢顶上开了花，硝烟之中飞起来碎木片、鲜血、断手、断足，哗啦哗啦地落在车厢顶上，好一会才停。　
　　五大臣魂飞天外，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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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当然中止了。五大臣之中，只有载泽、绍英受轻伤，死了三个五大臣的随从。刺客死得最惨，下半身炸掉了，却留着上半身，嵌在两节车厢之间。脸上血肉模糊，看得出一双眼睛鼓得铜铃似的。　
　　刺客的姓名不知道。只是有内行指出，刺客所带的炸弹，简陋异常，并无引线，一撞即炸，所以有此结果。　
　　“凶手是谁啊？”从慈禧太后到宫巷小民都在这样问，却无答案。而有个人，却非找到答案不可。　
　　这个人叫赵秉钧，字智庵，直隶人，出身不高，据说幼年是官宦家的书僮。为人极工心计，且善逢迎，因而以一个佐杂官儿，为袁世凯所赏识，连��升官，五六年工夫就当上了道员。　
　　他这个道缺叫作“巡警道”。辛酉之乱以后，袁世凯创办警政，由天津推及京城，收编聂士成的溃卒，训练成巡警，即由赵秉钧主持其事。　
　　在京师的巡警，隶于工巡局，归肃亲王善耆管理，实际上是赵秉钧在当家。如今辇毂之下，有此用炸弹谋害大臣的情事发生，自然朝野震惊，非追究个水落石出不可，而居然连凶手的姓名都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没有交代，赵秉钧自知丢官是丢定了，所以亲自策划监督，寝食俱废地展开搜索。　
　　幸而刺客的面目犹自完好，用药水洗净了，摄成照片，印了数百份，分发给所有的便衣侦探，到客栈、会馆、庙宇，以及任何可以作为旅客逗留之处去查、去问。　
　　问来问去，终于问出结果来了。在桐城会馆有个小女孩，认出他就是在会馆住过的“吴老爷”，桐城的世家子吴樾。　
　　于是，桐城会馆的执事被捕，带到工巡局，由赵秉钧亲自审问。这个执事自道叫吴士禄，从照片中认出吴樾的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　
　　“这吴樾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吴士禄答说：“同乡很多，没法子去问底细。”　
　　“他平日来往的，有些什么人？”　
　　“这吴老爷孤僻得很，没有什么朋友来往的。”　
　　“哼！”赵秉钧冷笑一声，“你倒很够义气，同乡同宗，处处替人家瞒着。不过，义气两个字也不是那么容易得的，我叫你尝尝讲义气的滋味！”　
　　说罢，吩咐行刑，最轻的一种，掌嘴五十。套上皮手套的五十巴掌，打得吴士禄满嘴流血，不能不说实话了。　
　　“常来的是一位张老爷。八月二十五那晚上，跟吴老爷睡一屋，两个人悄悄谈了半夜。第二天一早一起出去，从此没有回来过。”　
　　“是这个人不是？”赵秉钧取出一张从吴樾屋子里搜出来的照片，让吴士禄指认。　
　　“不错！就是这位张老爷。”　
　　“还有呢？”　
　　还有一个“杨老爷”。吴士禄问过他的车夫，知道这“杨老爷”名叫杨笃生，湖南长沙人。现任译学馆教员，乃是户部尚书张百熙所推荐，但也常到军机大臣瞿鸿玑家。五大臣考察宪政，他也是随员之一。这样一个有来头的人物，将他牵涉入内，吴士禄认为可以惹上杀身之祸。所以斩钉截铁地说：“有是有，一两个，来过两三回，我不知道姓什么？”　
　　见此光景，赵秉钧觉得不必再问。最要紧的是抓住这个关外口音姓张的人，他与吴樾悄悄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相偕出门，自然是一案共犯。抓住此人，真相自然水落石出。　
　　于是拿这张照片，翻印了许多，分发各处悬赏查缉。天津探访局当然也接到了。　
　　这个探访局的总办，名叫杨以德，原来是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司事，职掌剪票。辛酉之乱，趁火打劫，很发了些财，一时官兴勃发，捐了个佐杂官儿，派到探访局当差。其时袁世凯正在大抓革命党，杨以德知道唯此邀功为升官的捷径，所以自己花钱，广布耳目，只要行迹稍微可疑，立即逮捕到局，动刑拷问，冤狂的虽多，真正革命党人死在他手里的亦不少。因此，大得袁世凯的赏识，不过三四年工夫，连捐带保升到了道员，当上了探访队的管带。及至探访队改组为探访局，杨以德居然拥有总办的头衔了。　
　　由于久任车站剪票，一天不知道要看多少陌生面孔，因此杨以德养成一样特长，识人之面，过目不忘，只要看过这张脸，是胖是瘦，是圆是方，有何特征，立即深印脑中。在他的“签押房”里，书桌对面悬着好多照片，孙中山、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等，闲来无事，谛视不休，一面看，一面在想：“这里面只要抓住一个，三品堂官指日可待。”　
　　从五大臣被炸一案发生，杨以德便已怦怦心动，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立功机会，所以早就派出人去，明查暗访，看看有什么行迹诡秘的人出现。及至姓张的照片到手，一经入眼，不觉狂喜，原来他已经查到了四个来历不明的人，在秘密监视，这姓张的便是其中之一。　
　　杨以德有个得力的手下，是探访第三队的队长，姓麻，恰好又是麻子，因而麻麻子的外号，格外响亮。那四个来历不明的人，就归这一队监视，所以杨以德便找了他来问。　
　　“你看！象不象姓余的？”　
　　“象！”麻麻子答说：“余本强一定是化名。”　
　　“现在还在不在？”　
　　“怎么不在？刚才还有报告来，中午在侯家后的窑子里。”　
　　“那还等什么？”杨以德问。　
　　“不行！这家伙扎手，会把式，没有五六个人，动不了他。”麻麻子说：“而且腰里总是鼓鼓的，说不定也揣着个炸弹，逼急了一锅煮，抓不住活口，反饶上几个，不合算。”　
　　“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　
　　麻麻子认为只可智取，到深夜出其不意，悄然掩捕，方能成擒。杨以德自然同意。这晚亲自出马，翻墙入内，将这个酒后酣卧的“要犯”从床上揪了起来。　
　　“何必如此！”那人神色泰然地说：“我又不是鼠盗狗窃，跟你们走就是。”　
　　“好！你是条汉子。不过，朋友，听说你手底下很来得，咱们只好先个人后君子了。”杨以德吩咐手下，将张榕双手反剪，外面替他罩上长袍，扶上车直驶探访局。　
　　在杨以德的签押房中，姓张的坐着受审。他说他叫张榕，字荫华，抚顺土著，还是个汉军，累世充任福陵的“守护役”。他也承认跟吴樾是好朋友，知道他的一切计划。吴樾向主暗杀，这次进京本想不利于铁良，其后因为朝廷决定立宪，怕民心受了盅惑，不愿革命，所以改为向考察政治五大臣下手。　
　　“八月二十五晚上，你们是不是谈了一夜？”杨以德问。　
　　“是的。”　
　　“第二天一大早一起出的门？”　
　　“不错！”　
　　“那么，行刺五大臣当然也有你的份罗！”　
　　“不！”张榕从容不迫地否认：“没有我。我前一天劝了他一夜，不必用此手段，我那里会跟他一起去干这种傻事。”　
　　“既然你知吴樾有这种计划，而且你也不赞成，那么，为什么不去自首呢？”　
　　“那不是出卖朋友了吗？”张榕露齿而笑，态度轻松得很。　
　　杨以德语塞。再问他炸弹的来源，张榕知道是译学馆教员杨笃生所制，却摇摇头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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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



　　一半由于袁世凯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妙，一半因为赵秉钧、杨以德等人，发现革命党不怕死，逼急反会遭受报复，所以谋炸五大臣一案，将张榕下狱，便不了了之了。　
　　考察政治之事，自然照常进行，只是绍英吓破了胆，托病告假，再也不肯出洋，徐世昌亦复如此。不过，他的手段高妙，利用议设巡警部的机会，活动奕劻保他为尚书，等上谕一下，奕劻复又面奏：“巡警设部，官制、章程均待厘订。”此外，科举已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奏请，自丙午科起，永远废止，以前举贡生员，须分别筹谋出路。再则，日俄和议已成，中日已需会议，订立接收东三省条约，军机处事务正繁，徐世昌不宜远离。就此豁免了他这个出洋考察的差使。　

　　　　　　　　　　　※　　　　　　　　※　　　　　　　　　※　

　　朴次茅斯条约成立，日本国内大哗，在东京竟致发生暴动，小村寿太郎成为众矢之的。在严密保护下，回国不久，即又奉派来华，谈判东三省交接事宜。　
　　日本全权代表一共两人，除小村外，另一名由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充任。中国的全权代表是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玑、北洋大臣袁世凯，另派唐绍仪为参议，可在会中发言。　
　　第一次会议，彼此校阅了全权证书，由小村与袁世凯作了一番开场白，奕劻随即站起来说：“本人年纪大了，事情又多，不能常川出席，一切由瞿、袁两位全权处理。”说完哈一哈腰，退出会场。　
　　于是正式开议。小村首先发言：“这次日俄不幸开战，且在中国领土之内，日本政府深表歉疚。日俄和约已成，俄国让给日本的旅大租借权，以及东清铁路由长春到奉天一段，又在中国领土之内，所以特地来请求中国政府承认。应该订立的条约，只此一项，至于日本自俄国获得的战利品不必列入条约。议定事项由双方全权在会议录上签字，与条约有同等效力，或换文亦可。请选定一种方式。”　
　　照预先的约定，中国方面应该由袁世凯作答复。奕劻曾经面奏：“历来对外交涉，都由北洋大臣出面，而且关于东三省的军事、政事及地方情形，以及对日本的政情，袁世凯都很熟悉，所以这一次会议，不妨由袁世凯去应付。倘或发言有失，瞿鸿玑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的身分，犹可及时纠正。”这个说法颇切实际，而又不贬损瞿鸿玑的地位，所以慈禧太后表示同意。奕劻一到会即托病，原因亦即在此。但此时袁世凯还在考虑如何作答时，瞿鸿玑却违反了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作了明确的答复。　
　　这亦因为各人的处境不同，才有想法的相异。袁世凯从瞿鸿玑还在当翰林，做考官时，便已跟日本人打过不可开交的交道，深知小村寿太郎这一次在朴次茅斯搞得灰头土脸，失之东隅，定要收之桑榆。在这次会议中，自要想种种办法，占尽便宜，回国才有交代，所以他步步为营，必得先体味出话中真意，才谈得到如何应付。　
　　瞿鸿玑则是熟于军机办事的规制，知道用“换文”一法，必须奏请上裁，已成之议，或许就能推翻。即使本意无改，辞句之间无谓的推敲，必不可免，麻烦甚多，避免为宜。　
　　这样想着，不由得便点沣头答说：“签字于会议录，彼此省事，就照这个办法好了。”　
　　这一下，袁世凯自然有话也不能说了。但不管他的意见对不对，约定违反了，所以当晚便向奕劻以发牢骚为“抗议”。　
　　“瞿玖公这样子勇于任事，我就变成多余的了。而且，他说话也欠考虑，万一将来有丧权辱国的承诺，我既不能赞成，又不能反对，与其到头来陪他一起受处分，不如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请王爷面奏上头，准我回任！”　
　　“这一层你别烦！我自有处置的法子。”奕劻想了一下说：　
　　“我有两个稿子，你倒看一看，有什么意见？”　
　　他取出来两个上谕稿子，第一个与立宪有关，写的是：“……前经特简载泽等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着即派政务处王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体制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进呈，候旨裁定。所有开馆一切事宜，着该王大臣妥议具奏。”　
　　第二个亦与立宪有关，等于说明了立宪的目的，在安抚百姓。上谕中说：“我朝自开国以来，政尚宽大，朝野上下，相与久安，近复举行新政，力图富强，乃竟有不逞之徒，造为革命排满之说，煽惑远近，淆乱是非。察其心迹，实为假借党派阴行其叛逆之谋，若不剀切宣示，严行查禁，恐侜张日久，愚民无知，被其蒙惑，必至人心不靖，异说纷歧，不特于地方有害治安，且于新政大有阻碍。着各将军督抚，督饬地方该管文武官吏，明白晓谕，认真严禁。自此次宣谕之后，倘再有怙恶不悛，造言惑众者，即重悬赏格，随时严密访拿，详细讯究，除无知被诱，不预逆谋，准其量予末减，及改过自首，并能指拿魁党者，不惟免罪，并予酌赏外，其首从各犯，应按谋逆定例，尽法惩治。如有拿获首要出力之员弁，准择尤优奖，惟不得株连无辜，致滋扰累。倘该文武瞻徇顾忌，缉访不力，由该将军督抚据实严参，以期杜绝乱萌而维大局。”　
　　等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