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3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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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招待员看他居然知道利顺德套房十六元一天，又听他是东北口音，心想关外的土财主很多，伺候得他满意了，大把银子赏人，慷慨得很。这样的客人，得罪不得。　
　　于是赶紧陪笑说道：“你老哥在骂人了！请上来！请上来。”　
　　把马车圈了过来，听差与招待员跳下来伺候袁世凯上车，然后一个坐车后的侧坐，一个跨辕，马车直驶英租界利顺德饭店。　
　　等袁世凯一下车进了大厅，满座侧目，在柜台里面的经理，是个会说中国话的英国人，眼睛很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急忙出来招呼。　
　　“袁大人！”他深深一鞠躬，还待再说话时，袁世凯以手势示意，拦住了他。　
　　“有清静房间，替我找一个。”　
　　“有，有！”　
　　经理亲自引路，将三楼面对公园那最好的一间套房给了袁世凯。安顿稍定，命听差打电话到张家，得到的答复是：　
　　“盐运使已经到家，换了衣服，又上院见杨大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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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杨士骧大出意外，而且亦颇为惊惶：“项城到天津来了！”　
　　“是的。”张镇芳答说：“跟我一班车，此刻住在利顺德。”　
　　“他是奉旨回籍的，怎么可以溜到天津来？这件事，我担不起责任，只有据实出奏。”　
　　张镇芳此刻的意外之感，亦不下于杨士骧之乍闻袁世凯到津。不过，他人很深沉，点点头说：“我回去转告项城就是。”　
　　说完，不等杨士骧端茶送客，先就作个揖，扬长而去。　
　　到了利顺德跟袁世凯见了面，自然将杨士骧那几句话，和盘托出。袁世凯一听愣住了，颓然倒在椅子上，好半天作声不得。　
　　“哼！”张镇芳冷笑着说：“庚子年他还不过是个永台，升泉司，升赣藩，调直隶，升山东巡抚，再接北洋，那一次不是你的力保？想不到今天是这副面目！”　
　　“算了！”袁世凯又变得很深沉了：“不必跟他一般见识。”　
　　“你是‘宰相肚里好撑船’，旁人可实在看不过去！”张镇芳愤愤地说：“赶明儿个，我让云台把你五十赐寿，他送的那一堂寿序拣出来，送还给他，看他怎么说？”　
　　原来袁世凯这年八月里五十整生日，奉懿旨赐寿，翰林出身的杨士骧，致送的寿序中，自称“受业”，竟是拜门了。本来执贽宰相之门，原是唐宋旧制，但年辈上大致亦要去实际不远，而况袁世凯虽为军机，究为入阁拜相。所以杨士骧此举，颇致讥评。那知当初称“受业”，如今摒师而不纳，炎凉之间，未免令人不寒而栗，所以张镇芳如此愤慨。　
　　“不必再提他了。”袁世凯说：“且说眼前，大有进退失据之势，你看怎么办？”　
　　“且住两天再说。我找王竹林去想法子，总要弄个几十吊银子，才能回得了河南。”　
　　一语未完，电话铃响，张镇芳一拿起话筒，只听接线生说：“京里赵侍郎，要请袁大人说话。”　
　　“你等等！”张镇芳拿手掩着话筒，对袁世凯说：“赵智庵！”　
　　“我接。”　
　　接话通名，只听赵秉钧说：“张中堂找了我去，说应该进宫谢恩…　。”　
　　“啊！”袁世凯被提醒了，不由得失声而呼。　
　　对方停了一下又说：“今天回京，明天一早递折子，还来得及。”　
　　“好！”袁世凯答说：“你先请张仲仁替我预备谢恩的折子，回头我再给你电话。”　
　　“赵智庵怎么说？”张镇芳问说。　
　　“南皮的意思，我应该进宫谢恩。”袁世凯说，“我这么一走，是显得太急促了一点，如今既是赵智庵这么说，大概别无举动，我可以放心回去了。”　
　　“怎么个去法？我看悄悄儿来，只有悄悄儿去，仍旧是我陪你回京吧！”　
　　“也好！什么人都不必惊动了。”　
　　于是张镇芳托利顺德的洋经理代定两张京奉车头等票，又打了电话给赵秉钧，告知车次，请他派妥当的人来接，但他本人不必来，免得惹人注目。然后又通知了袁克定。诸事皆毕，张镇芳陪袁世凯回家吃饭，正要出门，侍役叩门来报：　
　　有客来拜。　
　　这位不速之客是杨士骧的长子，衔父之命，特来慰问。袁世凯是极善于作伪的人，心里冷笑，脸上却一团春风，口口声声“世兄劳步”，周旋了好一会，送客出门，坚持送到楼梯口方始殷殷作别。　
　　越是如此，杨士骧越觉不安，到得这天末班京奉车过天津赴京，铁路局电话报告：“袁大臣跟张盐运使已同车回京。”更为失悔。袁世凯获谴，并不如想象中那么严重，否则不敢已脱虎口，又投罗网。早知如此，何不敷衍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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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京已经十一点多钟，赵秉钧所派的人，跟袁克定都在车站迎接。正阳门还关着，袁世凯不准去叫城，在站长室休息了一会，到得十二点开城门，“倒赶城”而入。　
　　就这一天之别，妻儿相见，已有隔世之感。夜深人静，袁家父子俩加上一个张镇芳，重新商议善后。在这一天之中，袁克定已见了好些人，探听到好些内幕，袁世凯比较能放心了。　
　　“庆王总算很够交情，特为派了振贝子来，说已照你老人家的意思，保那桐进军机。下午已经有明发了…　。”　
　　“那么，”袁世凯打断他长子的话问：“你去道贺了没有？”　
　　“去了。我带着爸爸的名帖去的。金鱼胡同，贺客盈门，我不便久留，请过安要走，那相把我拉到一边说，‘请你回去，跟你老人家说，放心！回河南玩几个月，我跟庆王一定有办法。’又说，‘铁宝臣想揽权的心也太切了，迟早会栽跟斗。’”　
　　“到底是不是铁宝臣在捣鬼呢？”张镇芳插进来问。　
　　“是的！确凿无疑。不过，关键是在泽公身上。有人说，泽公那里最好疏通一下子。不知道爸爸的意思怎么样？”　
　　“何必自取其辱？”袁世凯说：“盛杏荪蓄心已久，如今将泽公包围得水泄不通，怎么疏通法？有这个钱塞狗洞，倒不如在北府下工夫。”　
　　“是啊！”袁克定很兴奋的说：“听说摄政王回府，福晋很埋怨他一顿，说袁某人是老爷子看重的人，老佛爷在世也常说，庚子年亏得还有象袁某人那种心地明白的人，否则大局不堪设想。摄政王说，他亦不是存心要跟袁某人为难，只是隆裕太后话中带着要挟，不能不迁就而已。”　
　　“要挟？”张镇芳不解地问：“要挟什么？”　
　　“那还不容易明白？”袁世凯说：“大行皇帝恨的第一个是我，第二个就是荣文忠。如果不拿我牺牲，就得翻荣文忠的老帐。”　
　　“这也没有好翻的！她要翻老帐，人家还要翻她的新帐呢？”张镇芳突然问道：“天津有个说法，不知道京里听到了没有？”　
　　“说那件事？”　
　　“皇上驾崩啊！据说皇上肚子疼得不得了，就是中了毒！一死下来，脸色难看得很，皇后平时不到瀛台的，那会儿忽然凤驾莅止，让瑾妃退了出去，一直到皇上咽气入殓，连老太后病重都顾不得去伺候。为的什么！为的是有皇后在，什么人都不能走过去，揭开盖在大行皇帝脸上的丝绵看一看遗容。”　
　　“这话倒也有道理。”袁世凯问：“是谁说的？”　
　　“听说是肃王府里的人传出来的，大概假不了！”　
　　这一打岔把话扯远了。袁世凯想了一下说：“此刻也无法细细打算，唯有抓住几个要点。”他看袁克定叮嘱：“你记好了！”　
　　“是！”　
　　“第一，务必保存实力，赵智庵我想是保不住，你告诉他，逆来顺受，要能保得住。第二，庆王一定要能撑得住，四格格当年既能把慈禧太后敷衍得很好，如今何不也去敷衍、敷衍太后。”　
　　“是的。”张镇芳插嘴：“这一着棋很要紧，外面再敷衍好了小德张，就可以把泽公抵销掉。”　
　　“不错！总以削弱泽公的势力为第一要着。还有，”袁世凯略略提高了声音：“铁宝臣一定会跟良赉臣争权，良赉臣是涛贝勒所赏识的，这中间就大有利用的余地了，你告诉振贝子，请庆王好好儿琢磨一下。”　
　　袁世凯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铁良跟良弼争权，便等于跟载涛争权。支持载涛，再利用载涛在摄政王面前进言，就不难打倒铁良，削弱了载泽的势力。　
　　这父子中表的一夕之谈，大致定下了交通官闱、维持旧盟、孤立载泽、抵制铁良，以及俟机打倒新仇旧怨，势成不解的盛宣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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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恩应趋宫门，但当然是不会召见的。袁世凯这由天津去而复回的一段秘密，知道的人很不少，对他的“盛名”自然有损。一段的清议，多喜拿他这一次的遭遇，与翁同龢、瞿鸿玑的被逐，相提并论。翁瞿都是在最红的当儿，一头从九霄云上栽下来，所予人的意外之感，以及身受者的打击，都比他此番奉旨回籍养疴，要重得多，但无不宠辱不惊，从容以处，真仿佛如孟子所说的，胸中有一团浩然之气。相形之下，见得读书人的尊贵，就算他们是矫情镇物，也是涵养功深，远非袁世凯所及。　
　　不过，这一番张皇，亦有收获，至少可以证明，大权在握的载沣不为已甚，不但性命可保，甚至也不会象翁同龢那样，已经被逐，复有交地方官编管的严谴。因此，见风使舵惯了的一班人，觉得稍稍亲近，亦不自妨，锡拉胡同的袁宅，固不可复见臣门如市的盛况，却不似奉严旨那天那样的凄凉了。　
　　计划当然改变了，袁克定留京供职，袁克文奉父侍母，全眷回河南。来话别的人，络绎不绝，最使得袁世凯感动的，自然是张之洞。　
　　大开中门，迎到厅上，请张之洞升了炕，袁世凯命长子率领诸弟，一字排开，磕下头去。口不言谢，而意在叩谢张之洞保全的深恩，是很显然的。　
　　“不敢当，不敢当！”张之洞欠身虚扶一扶，等袁家弟兄站起身来，他只跟袁克文说话：“豹岑近来看的什么书啊？”　
　　袁克文绝顶聪明而学无专长，最近在看吴大澂、叶昌炽为潘祖荫捉刀的、有关碑帖的著作，知道张之洞很讨厌这些玩艺，所以答说：“在读杜诗！”　
　　“你是第几遍读？”　
　　“第三遍。”　
　　“不够，不够！”　
　　于是张之洞由杜诗谈到“盛唐”、“晚唐”，再由唐诗谈到宋词，滔滔不绝，一谈便是半个钟头，不容人张嘴。好不容易才让袁世凯插进一句话去：“中堂就请在舍间便饭。”　
　　“不，不！”张之洞说：“琴轩约了我谈事，我该去了。”　
　　“中堂这么说，我可不敢再留。”袁世凯说：“如果是前几天，我把那中堂请了来，也是一样。”　
　　“如果是前几天，我就拉你一起去扰琴轩了。”张之洞面现悽惶：“慰庭，你这一走，就该轮到我了。”　
　　“那是决不会有的事。中堂四朝老臣，又蒙孝钦显皇后特达之知，国家柱石，摄政王极敬重中堂的，听说曾跟中堂虚心请教，如此批折，足见是以师礼待中堂。”　
　　“我请摄政王多看看‘雍正朱批谕旨’。”张之洞欲言而又止地，终于摇摇头说：“‘南人不相宋家传’，南人亦可哀也已！”说完，踱着方步往外走。　
　　袁世凯带着他的儿子送到停在厅前的轿子边，看他上轿抬走，方始转回身来，一面走，一面问：“南皮刚才念的那句诗，我没有听清楚。”　
　　“‘南人不相宋家传’。”袁克文答说：“仿佛是南皮自己做的一首诗。”　
　　“你倒找来我看看。”袁世凯说：“何以南人可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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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全眷回籍，其实还是袁世凯先走，家眷随后出京。因为奉旨回籍，向例只比充军稍微宽一点。充军是旨下即行，出城找个地方暂住，再备行装，奉旨回籍虽不必这样急如星火，但亦未便多作逗留。　
　　路局授瞿鸿玑之例，为袁世凯挂了花车，可是送行的场面，却不能相比。瞿鸿玑有一班翰林、御史的门生，捧老师的场，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只是一时不自检点，骤失帘眷，被祸到此为止，决不会有何株连，且很可能还有复起之日，不妨留个将来京华重见的余地，所以亦都衣冠送行。　
　　而袁世凯不同。私宅致意，还不甚要紧，公然车站送行，顾虑甚多，亦因为袁世凯的仇人太多。因此上车之时，情景凄凉，除了家人至戚之外，只得两个僚友送行。　
　　一个是学部侍郎严修。他在北洋为袁世凯专管学务，由此而得循资晋升为学部侍郎。就私谊而论，对袁世凯自不无知己之感，所以前几天特为袁世凯打抱不平，抗疏相争，说“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加斥弃。”其功当然不必再谈，其罪又何可明言？摄政王看的这个折子，唯有把它“淹”了。而严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虑告病辞官。　
　　另一个是杨度，现在以四品京堂派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九年立宪，细列按年应办事项的“清单”，就出于他的手笔。此人如在战国，早已肘悬斗大金印，无奈他得识袁世凯时，已无开府北洋的风光。不过以他策土的眼光来看，可成大事者，始终只有一个袁世凯。　
　　这天特地来送行，一则有倾心结交之意，再则亦有自高声价的作用，“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他之来送袁世凯，若能予人以这样的印象，便是绝大的收获。　
　　严修一上了花车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杨度自然追陪。袁世凯却大为不安，“两位厚爱，我自然感激。不过流言甚多，连我都被中伤了。”他很恳切地说：“两位请吧！”　
　　“聚久别速，后会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趁此机会，多谈一谈！”　
　　“别自有说，祸不足惧！”杨度接着严修的话说。　
　　袁世凯知道他“别自有说”是由于梁启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宪派的中坚分子，不管是到京请愿，或者著书立说，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应。所以他敢大言：“祸不足惧！”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宪派吗？襄赞其事，很出了些力，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响，处处跟自己作对。同样是立宪派，何可有两种绝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凯由这一点联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诏初颁时，康有为竟发通电，指他“弑君”，益觉不平。于是徐徐说道：“立宪的呼声，高唱入云，这是千秋万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参末议，对历史是交代得过的。我之被祸，未尝不由改革官制，设宪政编查馆而来，不过清夜扪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张四先生跟我交谊不终，通国皆知，而自朝廷宣布立宪，他写信给我，说‘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误会，一旦涣然，实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这是指张謇与他绝交二十年而复交一事，袁世凯得意之情，溢于词色，临歧话别，而有此豪情快语，自然使人高兴，杨度不由得从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兰地，以盖作杯，快浮一白。　
　　“不过，如今谈立宪，亦犹如三十年前谈洋务，太时髦了！是故立宪派亦有真、有假。”袁世凯拍着杨度的手背说：“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后英雄，可称宪政的保姆，自然是立宪派。我看康梁就不见得了。”　
　　“康梁师弟，似乎应有所区分。”严修说道：“如混为一谈，稍欠公道。”　
　　“诚然，诚然！”袁世凯很快地说，然后转脸问道：“有个叫胡衍鸿的革命党，晢子，你熟不熟？”　
　　“怎么不熟？他是广东人，一名汉民，字展堂。笔下很来得，我们在东京常有往还的。”　
　　“好！”袁世凯略一踌躇又说：“我是开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谈谈，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报》给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还记得题目叫做《记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广东某君之演记》，这‘广东某君’据说就是胡衍鸿。其中记戊戌那年的内幕，颇得实情。”　
　　这一说，严修跟杨度都大感兴趣，因为天下皆知，戊戌政变由袁世凯告密而起，如今由当事人亲口道来，自非道听途说可比，所以都凝神静听。　
　　“这胡衍鸿，我很佩服他！他说康有为一变再变，自欺欺人，一点不错。康有为前后有‘五个退化’。”　
　　所谓“五个退化”是胡衍鸿的批评：“康有为初时，说要创一个大教。他见中国用孔子教，几千年人心晦塞，民气奄弱，他说弟子之不肖，未必因为师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纯，现时中国却用不着，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诸教的精义，融造参合起来，做一新教。平心论之，康有为此时志气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号‘长素’，争长素王，语虽狂妄，志气之高确不可及。”严修问：“‘退化’何说？”　
　　照胡衍鸿的说法，康有为由监生中了举人，“打动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气上是退化了一级。不过他讲民主，也讲民族，说过“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话，亦未足为非。　
　　及至由举人中了进士，去民远而去官近，大谈立宪，这立宪自然是君主立宪，无形中变成“保大清”，志气上又退了一级。　
　　到得上书言事，“屡蒙召见”，康有为论调又一变，“竟反背前日的话，以为实在连议院也可以不必开，宪法也可以不定，有这般的好皇上，但求讲变法够了！”这样，志气上岂非又退一级？　
　　戊戌改变后，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结果变做保皇。”胡衍鸿的词锋很锐利，他说：“勤王、保皇本应该没有分别，然而解释起来却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驾入清君侧，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说着勤王就该马上去做，若是皇上没有危险，也不必去勤他。”　
　　接着胡衍鸿又说：“保皇却不然，不必兴兵动众，只须集些钱财，不论何时何地，皇上没有危难，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难，我也是这样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这里，天涯地角，两不相谋，也是一样保法。康有为变到这个主义，要算他目前归宿所在，却比起勤王时节，又是第五级退化了！”　
　　谈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下来，啜口茶闲闲地问杨度：“晢子，你在东京见过‘康圣人’所奉的‘衣带诏’没有？”　
　　“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诏！”杨度答说：　
　　“康门高弟，亦颇不以此举为然。”　
　　“康门高弟”自是指梁启超。袁世凯不知道杨度所说的“此举”，包括康有为借“衣带诏”敛财在内，只以为杨度是替梁启超辩白，不以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为然。这一来，话就有点接不下去了。　
　　到这时，宾主三人才觉得轮声震耳，不由得都转眼外望，风卷黄沙，昏蒙萧瑟，令人有一种郁闷难舒的感觉，不如不看。　
　　于是不约而同地收拢了视线，仍旧由袁世凯接着杨度的话说：“康有为这‘五个退化’之中，变法一说，倒是无意中搔着了痒处，连张南皮在内，都忍不住动心。翁师傅器量狭一点，不过想致君于尧舜之忱的忠爱之心，是万无可疑的，大概他对康有为的论调，也觉得不失为救时的良策。不过，翁张两公，都是读通了书而不免天真的人，以为王安石的变法不错，错在用非其人，鉴往如今，康有为之言可用，康有为其人不可用！所以，说翁张两公曾荐过康有为，是康梁一党造作出来，自抬身价的活，其实是不会有的事。不过，既赏其言，不免要谈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会了解‘师傅’的苦心，贸然传旨召见康有为，翁师傅总不能说，康某心术不正，不宜召见。只好支吾其词，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对师傅有了意见。否则，以大行对翁师傅之亲密，当时只要出死力争一争，孝钦显皇后难道就不念两朝帝师的旧情？”　
　　严修一面听，一面不断点头，听完说道：“宫保此论，精辟之至。说翁师傅曾举荐康有为，我亦不信。翁师傅很想有魄力，实无魄力，就算真的赏识康有为，亦没有胆量去荐他。”　
　　“再说，”杨度接口：“翁师傅岂不知康有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为如果得志。自然要爬到翁师傅头上。此人名心甚炽，利心亦不淡，只要看他用‘衣带诏’行骗就可知道。”袁世凯紧接着说：“不但衣带诏无其事，就是所谓‘两奉密诏’亦不尽不实，第一道朱谕是给四京卿的，与康有为无干。而且到底有没有这道朱谕，亦是疑问。”　
　　谈到这里，是个叩问戊戌政变的好时机，杨度不肯错过机会，且趁势问道：“怎么，不是说谭复生去访官保时，曾经出示朱谕吗？”　
　　“不是！”袁世凯想了一下说：“这一重公案，我受谤已久，不妨谈一谈当时的真相。”　
　　据袁世凯说，戊戌年七月底，他奉召进京后，八月初一召见，即有上谕以侍郎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