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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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太虽是青楼出身，却不大在乎钱。不大在乎钱的人，多半会在其他方面不依不饶，比如说感情，这很可能与她从小没有得到多少关爱有关。

很少得到关爱的人，大都属于情感反应不太正常的“高危人群”，一旦得到哪怕如一滴眼药水的关爱，都能在那滴眼药水里翻江倒海，兴风作浪。反过来说，一旦感情上沦为赤贫，也有“穷极生风”的可能，特别在男人背叛之际，总会追悔自己曾经的投入，完全没有了当初的自我牺牲，从而走向极端。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二太太和吴为非常相近。

几天之后她对包天心说：“你二哥失信于我，我和他的感情看来是到头了。既然事已如此，我要走了。”

包天心和二太太一起出走，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受了新思潮的启发，也可以说是追随富家子弟出走的时尚，还可以说他一心只想离开那个勾心斗角、没有文化的大家庭。姐妹们都没上过学，家庭又封建，这让有了点文化的包天心深感郁闷，而同学的家庭大多是职员，虽说经济条件中等，但是非常温馨，每每到同学家探访都让他心生渴望。

母亲虽然爱他可是已经离世，不论需用什么钱都得向姐姐们讨要：她们又捏得很紧，花一块，要一块，给一块，这更让他感到没有母亲的悲凉。

厨子做了什么好吃的，二太太总会对包立说：“去，叫你小叔叔来吃点儿。”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他觉得二太太比姐姐们还关心他。

他也受不了包老太爷的大葱蘸酱。一家子人围在大桌上吃大葱蘸酱，无非是走走天伦之乐的过场，下了饭桌各自再到外面下饭馆。也许还因为和二太太有些投契。不过男女间的投契与男女间的私情，区别从来就不明确，不然走就走，还在报纸上登什么与家庭脱离关系的声明？

有一次乘火车从北平回天津，车上日本人很多，包立因为坐在车门旁，小手扶着门缝，有个日本人关车门时夹了包立的手，把手夹流血了。二太太站起来，一把揪住那日本人的领子不依不饶。当时日本人还算讲理，让车上的卫生员把包立的手包扎上了。

别一次乘火车包立睡着了，车上有人大声说笑，包天剑发了火，冲着人家嚷：“你们这样吵，把我孩子吓着啦！”

二太太当时就说：“你孩子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公众场合，你有什么权利干涉人家说笑？”

都是青年学生感兴趣的场景。

其实包天心没有必须离家出走的原因，只是他赶上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时代。他既没有包天剑收复东北王国的雄心，又没有胡秉宸的伟大理想，只能跟着那些不清不楚跑往内地或香港的同学赶一回时髦，离开这个他也说不清楚到底哪儿不合心意的家庭。

当他向姐姐索要路费不得的时候，二太太说：“你要是真想走，我帮你。”于是他们一起到了上海，而后他又转道香港，读书去了。

二太太突然中断了对包天心的经济援助，给她写的信也被邮局退回，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这一来包天心的流浪生活便无以为继，只好写信给姐姐。包天剑这时已然回到天津，包天心能不能回家要看他的态度。包天心和二太太是不是私奔、情奔不好说，但他们确是一起出走的。

包天剑能说不让包天心回家吗？他在外头混不下去，做哥哥的不让他回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以浪子回头定位的包天心，似乎并没有充分吸取教训、改邪归正，仍然是大少爷一个，整天骑一辆“三枪”跑车，车把上挂个镜子，飞轮上缠着五彩毛线圈，花里胡哨，招摇过市……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前夕，包天剑让包天心尽快逃亡。经过上：海、香港之旅的包天心，再不向往流浪的时尚。经过延安之旅的包天剑就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你要是不走，思想上就要有所准备，运动可是一个接着一个。”

骑着花里胡哨“三枪”自行车的包天心说：“我没干过共产党忌讳的事，不在乎什么政治运动，反正是干活儿吃饭，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吃苦干活吗？他又不是没有吃过苦，比如在外流浪的日子。可没想到的是不能说真话了，这比吃苦还让他受不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厂长说产量可以翻一番，计划科长包天心说：“从我们的设备来看根本完不成。”

厂长很不高兴。包天心想，你不高兴顶多不让我在这儿干，我还可以到别处于去。以为江湖上的规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生命之树长青，最后只好落得看大门的下场。

二太太想到出走前给母亲买的那一处房子，该是天不绝人？她回到了北平，在那处房子落下脚，有时经过隆福寺，偶尔也会想一想，包天剑那所宅子就在附近。

母亲死后，二太太又把小四合院卖了，在白塔寺附近买了两间铺面房，开个小铺卖牛奶，日子勉强维持。

一九四九年后改卖鸡蛋为生，买了二百多只鸡养在两间房子里，到处都是鸡和鸡屎。可是鸡蛋卖不出去，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甘子。又来了场鸡瘟，鸡都死了，东西也都当光卖尽，最后沦落到以糊纸盒为生。又因为从没干过这些事所以干得不好，街道上的干部、胡同里的居民也看不起她，还有人叫她：“小老婆”、“老妓女”。生性高傲的她也就孤身进出，与谁也不来往，正应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句话。

日后重新落户北京的叶莲子，常常想起给过她一线生机的：二太太，希望再次聚首以报答一二。

有时提着水桶到西单为禅月买活鱼的叶莲子经过白塔寺，就是不知道这个咫尺天涯的地方住着她念念不忘的二太太。包天心参加工作后月工资约七十块雇北京这个不算大的圈子里，很快就得知二太太的情况，从此每月周济二太太三十块钱。只有这样他良心上才说得过去，因为他在外面那两年全靠二：太太供养。包天心的太太柴米油盐全不管，从不过问他的收入。她结婚时什么陪嫁也没有，只从娘家带来一架破钢琴，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弹破钢琴，不论谁到包天心家串门，都是只听琴声不见人。

都说包天心的这位太太有点傻，也许她心里暗笑，还不知道谁傻！

只有包天心常去看望二太太，他们沽一壶散酒，摆一碟煮花生，什么也不说，只是低头喝闷酒，可也从不喝醉。包天心或留下一些钱，或留下一些物，便无言而去。

3

伴着叶莲子新新旧旧、一个个不知何时才能了结的忧愁，秋天又一天天近了。

那天打开箱子给吴为找冬衣，一挪箱子，从箱子后面掉下一个白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二十四块钱和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叶莲子亲启。

拆开信封先．看落款，才知道是二太太写给她的信。

信上写着——

“……我很伤心，包师长负了我，这个家我等不下去了。我走之后这儿的人就更欺负你了，找顾秋水去吧，别傻等了，他在香港呢……

“钱是留给你的，不多，我这一走，不知是吉是凶，所以不能给你多留……”

叶莲子这才知道顾秋水到了香港！

二太太怎知道顾秋水到了香港？当然是包天剑来了信。包天剑能给家里来信，顾秋水怎么就不能给她来封信？让她在这儿死心塌地地傻等，还老担心顾秋水不知她到了包家，回到北平找不着她。

可她马上责怪自己不该这么想，兵荒马乱的年头，顾秋水在外面出生人死，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难处。

他走的时候不是说过“等我回来”？既然让她等，她就等，现在回不来，天下太平了一定会回来。

这个相当模糊的信息，却让叶莲子马上觉得有了奔头，不再觉得包家这口随时都会丢失的饭像从前那样危及她们的生活了。她赶快告诉丁董贵。

董贵私下对他老婆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到现在顾连长也不给他家里来封信？也不说把她们接去，就这样把她们娘儿俩甩给包家了？难怪包家对她们娘儿俩越来越不像话，简直比对下人还不如。”董贵老婆说：“男人老在外面待着又不给家里写信，算怎么回事？你有难不怕，得给家里捎封信，兵荒马乱的，你是死了还是活着，总得让家里人知道是不是？”

不过这些话他们不当着叶莲子说。

他们商议了好久，犹豫了好久。包家这口饭显然维持不了多久，到了该想条后路的时候了。

真要说走，叶莲子也非常害怕。她从没独自出过远门，就是来天津也由董贵带着，更不要说去香港那祥远的地方。

董贵思量着说：“这二十四块钱也不够到香港去的盘缠呀……”

叶莲子说：“我倒还有只金镯子。”

董贵说：“那也差得远……要不先到顾连长老家住住？你是他家的媳妇，他们家总不能不管，同时也给顾连长写封信，看他回信怎么说。”叶莲子马上给顾秋水和顾秋水的老家写了信，一九四O年夏天，顾秋水的二弟到天津来接她们娘儿俩。叶莲子拿着二太太留下的二十四块钱，一鼓作气、没头没脑地投奔了二道河子婆婆家。见到婆婆，叶莲子就像终于见到亲人，甚至觉得和远方的顾秋水都靠得更近了，进门就跪下磕头，叫了声：“妈！”婆婆淡淡地说：“噢，来了。”好像她们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十分不和谐地一起生活了多年。然后婆婆看看吴为，问道：“几岁了？”叶莲子说：“告诉奶奶，几岁了。”

吴为说：“三岁半。”婆婆说了句“个子可不小”，就没话了。婆婆整天坐在炕上盘着腿吞云吐雾，小老太太精瘦，方脑袋，不爱说话却爱骂。炕上有猪又有鸡，来来去去。她口沫飞溅地骂了猪之后骂鸡，骂了鸡之后骂天气，骂了天气之后骂庄稼，骂了庄稼之后骂在远方的儿子：“你这没有良心的东西，净顾自己在外头过好日子，不顾家，不顾爹娘，不顾妻儿……”

骂完远方的儿子又骂儿媳：“嫌鸡上炕？鸡不上炕上哪儿？自打一有鸡，鸡就上炕。小丫头长虱子怪谁？怪鸡？怪猪？猪不进屋进哪儿？这么冷的天，你当就你们知道冷猪就不知道冷？我和它们睡了一辈子也没长虱子，看把你们娇气的，有本事找你男人去。”

骂完媳妇骂孙女：“你给我住手，拔鸡毛干什么？啊？看把鸡拔得嘎嘎叫。鸡蛋呢？鸡蛋哪儿上了，啊？你这个小挨刀的，打了？啁？我揍死你，看你还淘不淘？”

她绷着薄薄的嘴唇，使劲拧吴为的耳朵。

鸡也不会还嘴，猪也不会还嘴，天气也不会还嘴，庄稼也不会还嘴，远在外地的儿子也不会还嘴，儿媳妇也不会还嘴，——只有吴为大叫大跳，又轰鸡又轰猪，还跟着地说：“你个小挨刀的……

婆婆说：“你给我揍她，往死揍！”

婆婆说：“有你这么护孩子的吗？这孩子长大还不上房揭瓦祸害人！”吴为也说：“……祸害人。”

“你看，你看，话还不会说就会顶嘴了。”不知道婆婆哪儿来的一肚子气。猪也没气着她，鸡也没气着她；公公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和猪、和鸡差不多；叶莲子也没话；——只有吴为说着天上地下的孩子话。

婆婆说：“这孩子真像她爹，将来也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十六岁上就跑了，一去不回头，连信也不打一封，不问问他娘他爹死啦还是活着，你倒是说说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也行啊！我还当他死了呢，也忘了我还生过这么…个儿子……不承想就塞给我个媳妇和孙女……”

说着婆婆的眼睛向叶莲子一刺，那目光一定非常锐利，要不锐利就没法穿过糊在眼睛上的那堆眵目糊。

然后把三尺长的烟袋往炕沿上敲了敲，就像兵营里吹了熄灯就寝号，敲完烟袋一眨巴眼，两道锐利的目光就被她关进了眼皮，立刻就睡着了。

她一睡着就不能骂人了，院子里安静下来，甚至有点寂寞了。连猪连鸡都不叫了，好像全想趁她不骂人的时候赶紧歇口气。叶莲子这时候就驾轻就熟地熬猪食、剁鸡食，这套技能她从小就熟悉。

她一面用柴火棍搅和着大铁锅里的猪食，一面怔怔地想，她真的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吗？

进过城，看见过汽车、火车、洋房、自来水？

生过孩子，结过婚？

只有虱子才能把她从愣怔中咬醒。原来她走了那么多路，不过是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婆婆醒了。婆婆睡觉就和鸡婆一样，鸡婆一蹲就睡着了，一眯瞪就是一觉。婆婆也是一会儿一眯瞪，一眯瞪就是一觉，醒来就嚷嚷：“人呢，人都哪儿去了？”“我见您睡着了，就去熬猪食了。”“谁说我睡着了？谁说我睡着了？”吴为说：“奶奶睡着了。”她嘟起嘴学奶奶打呼噜。

“胡说八道，你们别以为我睡着了，你们干的什么事全在我眼皮子里装着呢！”

吴为想，奶奶的眼皮一定很大、很大，可以装下很多东西，跟着院子里就热闹起来，猪们又开始到处乱窜，鸡又开始斗架或者下蛋。

公公说：“别往心里去，她要不骂人干什么呢？这也是她的活汁。”

怎能不往心里去？儿子们全都散了出去，家里又没地，全靠公公给人打木器过日子。乡下人谁老打木器？城里人打木器也犯不着寻访这个穷乡僻壤的乡下木匠。

他们也穷啊，就是他们有收留她的那份心，也没有那份力。

晚上，每当叶莲子挨着鸡婆们睡下，听着鸡婆们在梦中咕咕、嗅着鸡婆们的秽气，就会想她和吴为连鸡婆都不如……鸡婆还能给婆婆下蛋呢，她们不但不能下蛋还得吃婆婆家的口粮。

可是等她带着吴为决定离开婆家时，老太太的脸却抽巴了，小发髻在她的脑袋上一摇一颤地抖着，“兔崽子，只管撒种不管养……六亲不认哪！”

当吴为说“奶奶再见”的时候，婆婆脸朝炕里歪着，也没转过脸来看她们一眼。

她们就这样地离开了二道河子。公公送她们上火车站。穿过高梁地时公公说：“你大伯就是在这块高梁地里让日本人活埋的……老二呢，却给日本人干活儿，就是一家人长短也不齐。”高粱还是那个高梁，看不出埋过活人的样子，没多长个穗儿也没少长个穗儿，“你男人呢，说是干着反对日本人的事……”神情之淡就像说着别人的事而不是自己儿子的事。叶莲子说：“爹，您回去吧。”

“路上不安静，我得把你们送割火车站。来，让爷爷背一会儿。”

他背起吴为，往上颠了颠，吴为两只厚厚的手就热烘烘地勒着他的脖子，他有了贴着自己血脉的一种感动。可是她们这就往火车站去呢，火车一会儿就要把她们拉走了，儿子在的那个地方和天边一样，孙女一走也和去了天边一样。一个山屯里的老人，觉得凡是屯外的地方都和天边一样了。

他又想，儿子也好孙女也好，一旦到了外边就和自己没关系了，自己就像没有过这么一个儿子和这么一个孙女。

人生在世，虚虚实实，一晃就过、一晃就过地倒腾着多少人和多少事。

可他也没对叶莲子说，要是在外头混不下去就回来吧。

直到火车开了，冒着一串白烟越走越远，他才往家返。又走过那高梁地，他才想起刚才还背着孙女呢，一转眼就成了过去。叶莲子回到天津后，董贵说，还是到香港找顾秋水才是正经。

是啊，包家是回不去了，就是能回去也不能回去了，一个女人怎么不靠自己丈夫老靠他人过日子？要是她不知道丈夫的下落还好说。

又没钱，再不去找顾秋水，只有上街讨饭了。

董贵担心得不行，柔弱的叶莲子怎么上路呢？出了事他怎么向顾秋水交代？

叶莲子却铁了心，说：“我行。”事到如今，不行也得行了。

董贵老婆说：“唉，换第二个人都不敢去，就是男人也不敢。”

而且他们一直没有收到顾秋水的回信。

董贵左想右想：“还是一步步来比较稳当，先到江苏淮安落脚，那是一一二师驻地，你父亲还在那里，看看情况再做到香港去的打算。就是去你父亲那里一路也很危险，一个孤身年轻女人带着个三岁多的孩子，又没个伴儿，还要经过日本敌占区、汪精卫的敌伪区……”

叶莲子头也不抬，还是那句话：“我行。”

董贵先去打听南下路线，然后前前后后对叶莲子交代了几遍，在哪儿…下车，在哪儿换车，换什么车，到什么地方找什么人联络，最后联络人会送她到一一二师的驻地……叶莲子一遍又一遍默记在心。

又帮叶莲子卖掉仅存的镯子。这只金镯子自顾秋水走后叶莲于就没有戴过，只在夜深入静吴为睡着之后，才拿出来套在手腕上细细端详，这一端详就像和顾秋水相会了一番……为了千里寻夫，现在只好把它卖了。卖了镯子，董贵又带她到银行兑换了通行于各个占区的货币，买了火车票，送她们上了去徐州的火车。

董贵是一千个、一万个对得起顾秋水的嘱托了。

叶莲子从来没忘记过董贵对她的关照，常常对吴为念叨董贵一家的情谊，可是他们从此一别再没见过面，虽然二十年后也就是七十年代，他们都住在北京西直门附近。

本以为解放以后是穷人的天下，可是他们又有了别的烦恼，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不得不丢掉人和人之间那份温馨，去奔他们的日子。

直到叶莲子去世后吴为才找到他们，董贵和他的妻子都还健在。

吴为一进门，他们就老泪纵横地说：“你妈太不易、太不易啦，你能长大也是太不易、太不易啦……”

他们相对无言，只能不停地流下浓缩着他们一生辛酸的泪。回家之后，吴为激动地对胡秉宸说到与董贵的会面，胡秉宸只待答不理地点了点头。

到徐州后没有当即转往淮安的汽车，叶莲子母女非得在徐州过夜不可。

虽然北平和天津也是日本人的天下，可还不像这里，如此赤裸地对人诉说着亡国的惨状。每栋烧焦的房子都像一颗死去的头颅，黑洞洞的窗户像大张着的嘴，凝固着临死前的呼救和死不暝目的控诉。侥幸留下的半堵墙壁，像一本被枪弹翻阅过的书，每一个弹孔、每一处焚烧的地方都是劫难的字符。最让人恐惧的是被日本人强暴后又杀死的女人，她们阴户里插着木棒或是铁具。

日本人的的确确是有创造力的民族，凡是人类无法想像的残暴的生命杂耍，都被日本人发掘得淋漓尽致，也许连希特勒都不如日本人那样，能把杀人变成一项精雕细刻的手艺。叶莲子像是等过鬼门关，抱着吴为，提着一个小箱子，排在出站队伍中一步步往前挪。

眼见一个独行青年男子被拉出队伍，——那时，独自进入敌占区的男人或女人都会被日本人怀疑为奸细。随着一声枪响，鲜红的血美如诗画飞溅开来，洒落在四周束手待毙的人群中。

叶莲子一把将吴为的脑袋按进怀里，又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吴为不哭，小小的身子却猛烈抖动着。

日本兵声色俱厉地对她说：“快点，快点广她努力想要迈出沉重无比的脚，可没等她迈出自己的脚，日本兵的枪托就重重地打在她的背上，手里的箱子也就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她放下吴为，手脚并用，忙把散落在地的东西扒拉到站口外，然后再往箱子里捡，要是丢了这些必要的衣物，她们就真是饥寒交迫了。

吴为也蹲了下来，一边胆怯地用小眼睛瞄着日本兵，一边帮叶莲子往箱子里捡东西。

幸亏有吴为，日本人才不致怀疑叶莲子是奸细，只对摊在地上的箱子看了看就放行了。

叶莲子惊魂未定地走出车站，明知应该赶快逃离这个虎口，可不知何去何从，哪里好像都是魔窟。往东走几步退了回来，往西走几步又退了回来……除了从车站陆陆续续走出的人和不时在街上游荡的饿狗，满街没有一个活物。

望望从站里出来的旅客，各个都像死里逃生的灰狗，夹着尾巴、贴着墙根嗖嗖地、溜溜地疾走，想找个人打听一下都不好张嘴。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没把脑袋扎进胸口的旅客，便赶快上前打探住店的事。那人把她带到附近一家小店，还帮她提着箱子，只是一路无话。她千谢万谢，那人还是无言地苦着脸，走了。

嘴上总是叼着香烟的枉伪军军官在小店里走来走去，一面喷烟吐雾，一面吆五喝六地使唤着他们的马弁或是店小二，好像这里不是小店而是兵营。店后的灶膛里妪着湿柴火，店面里的烟气更加混浊，大白天也看不清人们的嘴脸，又在人们脸上添上如许的狰狞。

叶莲子的目光小心翼翼在烟中搜索，希望看到一个女人。可是除她和吴为，即便有个把女人往来，也是卖春的女人。

向店老板租房时，旁边一个伪警官说道：“听说话，你是东北的口音。”

她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只是歪着头求助地看着店东。那伪警官挺有人情味儿，说：“咱们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呀。”不过再调转头来脸色就酷了起来，“你一个人能大老远的跑到这里，也真不简单……”已经站在老虎嘴下的时候就是害怕也没有用了，叶莲子只有听天由命垂头而立、还好，他没有再刁难就走回自己房间去了。恰巧在叶莲子隔壁！

到了晚上，小店更是热闹而不是更加安静，她那间小房前后左右住的都是汪伪军官，各房之间只隔一墙薄板，四周的酗酒声、麻将声、狎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