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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记-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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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体制也并非没有好处。对于个人而言，它的好处是省心，坏处则是不自由，而一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人才是必须流动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没有“流动”这个概念，而只有“调动”。调动和流动是不同的。调动是上级调，叫“奉调”；流动是自己流，叫“自流”。自流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叫“盲流”。自流已有“放任”之意，盲流就更是一个贬义词。它差不多也是“无业游民”、“闲杂人等”、“来历不明”甚至“不法分子”的同义语。尽管不少“盲流”其实是人才，他们的流动也并不盲目；也尽管那些最早跑出来闯天下的，多半富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而且吃苦耐劳，聪明能干。
深圳的改革为“盲流”平了反。事实上，深圳遍地是“盲流”。在深圳的400多万人口中，没有几个是“奉调”而来的。即便是那些正式办了调动手续的人，也是他们自己要来的。更多的人，则可能连调动手续都没有办，便自说自话地砸了铁饭碗到深圳打工。其中不少人要奋斗多年，才能拥有一张深圳户口，而且还可能是蓝印的。有的人，则可能今生今世与“绿卡”无缘。但深圳却一视同仁地接纳了他们。没有歧视，也没有刁难，只问你能干不能干，有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于是那些有能耐也经得起折腾的人便觉得在这个城市真是如鱼得水，而那些无此能力的人则只好回去继续吃他们的大锅饭。因此，深圳的人口流动性比哪一座城市都大。流动给城市带来的好处是增加了活力，给个人带来的好处则是获得了自由。人们不再被捆绑在一个单位、一种职业上。因为单位对人才的选择和人才对单位的选择是双向的，也是对等的。单位可以选择员工，员工也可以选择单位；单位可以炒员工，员工也可以炒单位。只要合同解除，也就两清，谁也不欠谁的。当然，这也要有一个过程。不管是谁，初到深圳，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生存问题。你得先有个地方住，有口饭吃。一旦站住了脚，就可以跳槽了，直到觉得满意或不想再跳为止，用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
择业的自由也就是生存的自由，而生存的自由则无疑会带来身心的自由。尽管事实上深圳并非某些人理想中的“自由天堂”，但几乎每个闯深圳的人都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那么多人涌进深圳吧！
三 没有方言的城市
大批移民的蜂拥而来，使深圳成为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
走进深圳，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有两点。一是这个城市的人都很年轻，二是他们都说普通话。这是深圳和广东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也是深圳和国内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全国各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惟独深圳是个例外。北京有北京话，上海有上海话。北京话不是河北话，上海话也不是江苏话。深圳当然有人说“白话”（广州话），或说别的方言，却没有北京、上海那种只属于自己城市的“深圳话”。深圳不但现在没有方言，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方言。
因为深圳不属于某个地域，而属于全中国。
事实上，深圳一开始就没打算成为省会的缩影、州县的翻版。它是特区，是改革的试管和开放的窗口。因此，中国历史上有的，深圳不一定要有；中国现代化必须的，深圳就一定要有。同样，别的地方有的，深圳不一定会有；别的地方没有的，深圳反倒可能会有。所以，深圳没有大锅饭，倒有分红制；没有铁饭碗，倒有炒鱿鱼。当然，深圳还有种种和改革开放合拍、和国际惯例接轨的东西，却不会有与国际性和现代化无关的方言。
何况深圳又是个移民城市。移民城市并不一定就没有方言，比如北京、上海就有。因为北京和上海的移民，是渐进的、掺沙子式的。在此之前，已有本上文化存焉。移民们零零碎碎细水长流般地进入这两个城市，不知不觉地就被同化 当然，沙子掺得多了，土质也会发生变化。本土原生文化和外来移民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就形成了北京和上海独特的文化。这也正是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虽然分别接近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却又并不等同于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原因所在，但，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又毕竟是在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北京和上海的移民一开始也主要是北国和江南的就近移民。既然原本就大体上“同一方水土”，则新方言的形成，也就顺理成章。
深圳的情况却不同。深圳的移民，是突发式的、浪潮般的和全方位的。不过眨眼工夫，五湖四海的各方移民，便以排山倒海之势蜂拥而来。移民的人数，数十倍地多于本土居民，而且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本土文化和移民文化不大成比例，也就谈不上同化移民的问题。当然，香港文化和广州文化的影响还是强有力的，尤其是事关经济的那些习俗，如相信风水和崇拜财神。但这并不能使深圳变成另一个香港或广州。因为财神这玩艺是认钱不认人的。财神也没有什么信仰、教义和原则，并不只接受说“白话”者的香火。你就是对他说英文，他也该干啥就干啥。事实上，深圳人的信风水、祭财神、说白话，并非心仪粤港文化，而是希望“先富起来”，或不过“入乡随俗”而已。
同样，移民们原有的文化也不可能在深圳形成气候。因为一个人既然打算移民，就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丢掉自己原有的某些旧东西或旧习惯，包括讲惯了的方言。大规模的自觉移民就更是如此。对于深圳人而言，这不但并不困难，反倒应该说是理所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闯深圳”和“告别传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要闯深圳，就必须告别传统。甚至，闯深圳，原本就是为了告别传统。那么，方言什么的，又有什么不可舍弃的
更何况，在这个强手如林的城市，是没有什么地方文化可以成为优势，可以“一统天下”的。你不可能要求陕西人说江西话，不可能要求东北人说湖北话，也不可能要求江浙人说四川话。唯一可以为所有移民都共同接受的，只有普通话。也只有普通话，才最具有文化上的优势。于是，普通话便成了深圳的通用语言，深圳文化也就成了一种“普通话文化”。
普通话文化是一种优势文化。
的确，普通话是优于方言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歧视方言或反对方言，相反，我们这些研究文化的人，都喜欢方言。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不容易解读的，也是没有趣味的。因为没有方言，也就没有特色，没有风味。细心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本书写深圳的这一章，远不如前面写其他城市的章节那么有趣。原因之一，就在于深圳没有方言。中国的城市，现在正越来越一体化和模式化。到处都是大同小异的新建筑，千篇一律的立交桥，毫无个性的街道和店铺、楼房和住宅，连果皮箱都区别不大。如果某一天连方言也消失了，我不知道中国将来的城市，还会有什么可读的。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得不承认，方言又是有封闭性和狭隘性的。实际上，正因为方言有狭隘性，才有特色；也正因为方言有封闭性，才能保住特色；而正因为方言有特色，才会有风味。相反，普通话不同于方言之处，则正在于它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前面说过，最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也就是最具有优势的文化。开放才会有活力，兼容才会有发展。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城市，如扬州、泉州、苏州、广州，都曾繁盛一时，就因为它们在当时是最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这种优势一旦丧失，随之而来的，便很可能是无法避免的衰落。比如扬州、泉州和苏州的繁华就已成明日黄花，而坚持粤语文化的广州，如不改弦更张，加强开放性和兼容性，则恐怕难免落伍之虞。
在这方面，深圳的优势极为明显。
事实上，开放和兼容，正是深圳这个没有方言、说普通话的新兴城市的性格。自建市之日起，深圳就没关过门。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充满自信的中国人有意打开的门。从这扇洞开之门走进来的，不但有国外、境外的资金，也有他们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经济模式、营销理念、运作方法等等，比如企划、CI、广告、公关、信托投资、有偿转让、分级管理、经营预算、品牌战略、股票证券之类。只要是好东西，深圳都来者不拒，一概接收。一时半会拿不准的，也允许试。生活层面的东西，就更是少有禁忌。新潮服装、时髦发型、西式婚礼、境外旅游，在深圳都大行其道。桑拿浴、保龄球、高尔夫、夜总会、BAR、PUB，这些现在已为国人逐渐熟悉、先前却闻所未闻，或只在电影里看过，在老上海的故事里听过，却不曾或不敢尝试的东西，在这个城市也最早登陆，并风行一时。
深圳也是兼容的。活跃在深圳这个大舞台上的，并不是一个成份单一品类单纯的族群。改革者、投机商、文化人、阴谋家、暴发户、打工族、淘金者、江湖帮、皮条客、经纪人、创业者、流浪汉、科技精英、企业老总、白领雇员、街头摊贩、坐台小姐、江湖骗子，可谓无奇不有。各色人等，鱼龙混杂，阶层甚多，差别很大。但，无论是财大气粗的香港大富豪，还是克勤克俭的他乡打工妹，是老谋深算的外国金融家，还是初涉商海的内地大学生，都在这个城市有一席地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活得如鱼得水。
开放和兼容也是深圳人的共识。1995年9月，《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周刊创办之初，即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的气度。他们的口号是“共同的园地，不同的声音”。学界精英、机关干部、公司文员、打工一族，都可以在这个园地畅所欲言，而无庸顾虑所言是否精当，所说是否准确。的确，一个开放兼容的城市是不会单调到只有一种声音的，就像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不会只有一个声部或只用一种乐器演奏一样。
开放和兼容构成了优势。
相书有云：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鲁迅先生以为“这并不是妄语”，而且解释说：“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一（《北人与南人》）。深圳地居南国而人多北方（广东人把外地人通称为“北方人”，事实上深圳的北方人也确实较多），无疑是“南人北相” 其实，深圳又岂止是“南人北相”，甚至也是“东人西相”。作为一个面向全国开放的移民城市，深圳兼东西南北各地文化优势而有之。南方的务实，北方的豪爽，西部的坚韧，东部的精明，在这里都有表现，而且相得益彰。
更重要的是，深圳为东西互补南北交融创造了一种条件，包括宽松的文化氛围，轻松的文化心理，开阔的文化视野，多样的文化生活等等。在深圳，很少有人会死守童年时代养成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习惯，也很少有狭隘的地方观念。这也不奇怪。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不会有狭隘的地方观念的，而在一个都讲普通话的地方讨论“惟我家乡独好”的问题则显然是可笑的。事实上，大家都讲普通话，也就意味着大家都放弃或部分地放弃原有的文化，同时共同接受某种公共原则，不管这种放弃和接受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反正，在文化的磨合与重组中，可以放弃的，多半是不值得坚持的，而真正优秀的东西，则总是会留存下来。当五湖四海的移民都在放弃同时也在坚持时，一种文化上的优势互补局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无疑，这决不意味着要形成一种样式单一的新文化。相反，对于深圳这样一种移民城市而言，能为所有移民共同接受的公共原则只有一个，即开放与兼容；而在一个开放和兼容的城市，人们的生活也一定是多样的。只要到街上去走一走，看看深圳的餐饮业，你就会发现，几乎国内所有的吃法，深圳都有。甚至世界上有的，深圳也有。法国大菜、美国快餐、日本料理、南洋小吃，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至于中国传统的八大菜系，当然也不在话下。川粤两大菜系固然风光依旧，湖南菜和东北菜也十分盛行。就连近两年才在新疆开始流行的大盘鸡，也迅速地出现在深圳街头。深圳毕竟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们带来了自己的理想，也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把对家乡的眷恋暂时埋在心底，但事实上不少人的家乡观念还是很重的。深圳毕竟是“异乡”，毕竟是“别人的地方”。因此，遇到新结识的人，他们会寻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老乡”，便会格外亲切。总之，对于家乡的这份眷恋会不时地涌上心头。于是，每当夜幕降临，人们思乡之情最切时，家乡菜那浓郁的风味，就会和浓浓的乡情一起，如泣如诉地飘荡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它们和深圳电视台特别举办的《故乡传真》节目一起，寄托和抚慰着异乡人不可言说的乡愁。
然而钟情于各地风味的却并非只有家乡人。苟如此，则深圳人的活法，就不是多样，而是单一 事实上，深圳人是既听摇滚乐，又读菜根谭，既吃麦当劳，又去川菜馆的。因为敢闯深圳的人也都敢尝新，而这个城市的生活又如此地丰富多彩，那就应该尽情地享受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因此，深圳人一般都有较宽的“食谱”。他们可能会比较钟爱某种食物、服饰、玩法，但不会拘泥于其中的一种。只要有可能，他们多半愿意都体验尝试一下。穿皮鞋的人也许比较多，但也有人喜欢北京的平底布鞋；有人喜欢小立领衬衫，也有人喜欢无领T恤，道是“无领无袖”，有一种“民主精神”。难怪有人说，没有人能说清深圳最时髦的衣着是什么。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是最时髦的。深圳，只时髦多样。
深圳的生活是多样的，也是多层的。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深圳原本就是一个贵贱贫富悬殊很大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层次。尽管深圳的人均收入要远远高于内地，大多数人都比较有钱，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驾世界名车，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住总统套房。省吃俭用寄钱回家的打工妹和在夜总会或KTV包房里一掷千金的大老板固然不可同日而语，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外省青年与在证券交易所里翻云覆雨的炒手也不会心态相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收入，也有不同的想法和活法。拥有上万美金一张金卡的阔佬和名流衣冠楚楚，潇洒而高傲地出入CLUB，享受着我们只能在好莱坞影片中观看的顶级生活；白领丽人仪态万方，在名店街和精品屋流连忘返，在咖啡馆和健身房里体验优雅或放松身心；年轻的工薪族下班以后去蹦迪、泡吧、看艳舞，与朋友在红茶坊聊天，或者到有数码音响设备的影院去看一场进口大片。双休日，大小公司的老总们会开著名车和老婆孩子一起去吃大排档。他们平时在酒楼里应酬累了，很需要和家人共享天伦，却又不忍心再偏劳太太。大排档的家常菜则最能满足这种需求。所以，每到这时，大酒楼的生意往往比较清淡，而大排档却相当火爆。深圳人生活的多样，由此又可见一斑。
不过这些大体上都与打工族无缘。身心疲惫又阮囊羞涩的他们，多半只能挤在狭小的房间里看录像，麻木地盯着荧屏，一任港台片的打打闹闹哭哭笑笑刺激神经。但是，深圳人并没有忘记他们。有良心的深圳人都明白，如果没有打工仔和打工妹们的血汗和辛劳，我们这个城市是不可能平地高楼日进外金的。于是，深圳人为打工族设计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大家乐”。我到过红荔路上荔枝公园附近的“大家乐”。那里舞台宽大而场地开阔，设备优良而票价低廉，任何人只要花两三块钱就能买张门票进去观看演出。如果有兴趣也有胆量，还可以登台献艺一展歌喉。不想花钱也不要紧，你可以站在外面看。大家乐舞台是开放的，也是兼容的。它没有高耸的围墙、森严的门卫，只有一道低矮空疏的栅栏，象征性地立在座位后面，却留下许多空间，一任围观，不折不扣地是“大家乐”。这样的“大家乐”据说几乎每个居民区和工业区都有。它们其实体现了一种“深圳精神”。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特区，而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当然应该“大家都乐”
深圳人多样多层的生活给许多企业提供了商机，也提出了挑战。因为消费者的需求是如此五花八门，那就谁也不可能独占市场。当然，也不能指望一个好点子就能吃一辈子。深圳人的生活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曾经红火一时的卡拉OK歌厅和保龄球馆忽然门前冷落，茶餐厅、茶艺馆、网吧、布吧、陶吧之类则渐渐兴盛。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在哪儿吃、在哪儿喝、在哪儿玩却慢慢讲究起来。深圳人生活越来越好，花样也就越来越多。新潮一族迷上了锐舞派对（Rave Party），在DJ（专业唱片师）播放的强劲电子音乐声中跳舞狂欢直至通宵达旦；（图五十四）一些最早闯深圳的“资深改革者”们却会在黄昏或深夜打开尘
封的书箱，重温大学时的旧梦。没有什么共同的时髦，也不会有千篇一律。在这个无奇不有的城市里，人是形形色色的，人的活法也会是形形色色的。仍然会有人对黄色架步感兴趣，也会有人花20元小费在公园里找来历不明的女人“聊天”。
这就是深圳。的确，单纯是小城的特征，多元、多层、多样、多彩、多变才是特区。
四 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多样的生活也必然是独立的。
的确，多样的生活只能由相对独立的人创造出来，而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依附关系时，则多半只会有单一的生活。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人身依附关系必然造就“从上”和“从众”心理，结果不是“一窝蜂”，便是“一刀切”，怎么还会有多 多样的前提，是承认人与人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认定的活法。我怎么活，不用你操心；你怎么活，我也管不着。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预他人，也没有资格对别人的活法说三道四品头论足。一句话，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是一本小说的书名。这本“深圳人写，写深圳人一的小说，在深圳卖得十分火爆。1999年初，我在深圳走了好几家书店，才买到它。本书无意对它进行任何评价，也不会把它看作是解读深圳的依据。但我以为，该书既然在深圳如此畅销，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深圳人十分关心自己的活法；第二，这本书多少有些真实。
事实上，无论这本书的故事和细节是否真实，它的书名却真实地反映了深圳人的观念和心态。深圳人确实不太爱管别人的闲事。在深圳，可没有北京那样的“事儿妈”、“小脚侦缉队”，也没有上海那种喜欢窥人隐私、议论张家长李家短的小市民，尽管上海人的口头禅是“关侬啥事体”。前面说过，“关侬啥事体”是上海人对付他人议论的武器。这个武器既然要时不时地拿出来用用，说明并不是所有人都当真认为别人的生活与自己无关。上海的小市民其实是生活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上海的现代化进程教会了他们说“关侬啥事体”，传统的生活方式又使他们并不完全认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在他们看来，最好是自己的事独立自主，别人的事了如指掌，既有隐私权，又有知情权。因此他们一方面怕管闲事，另方面又爱说闲话。结果，上海人的名声弄得很不好：既自私，又窥私。
深圳人却现代得多。他们在宣布“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时，也同时承认“你的生活与我无关”。所以，在深圳，朋友同事之间，可能会有交往、有应酬、有聚会，但不会有干预，也不大会有窥私。在内地，一个人如果突然一下子有了一大笔钱，或者结了婚又离婚，多半是会引起大惊小怪或窃窃私语的，在深圳却不会有什么风波。这当然因为深圳来钱的路子太多。炒股炒的，搏采搏的，朋友借的，老板给的，都有可能，管得着 但更重要的是，在深圳人看来，收人和婚恋纯属个人隐私，不该过问也不能过问。某某人发了就发了，换了老婆或情人就换了呗！反正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你的生活也与我无关。毕竟，深圳人的生活是多样的，而所谓“多样”，也就是互不相干，或自行其是。
这也不奇怪。深圳这个城市，原本就是自行其是的。在建市之初，这个城市做的，都是别的城市不做，或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情。这时，确实要有一点“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意识，才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所谓“不争论”，不但有“干了再说”的意思，也多少有“各干各的”的意思。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深圳和内地也确实是“各干各的”。深圳尝试着市场经济，内地则还在搞计划经济，当然毫不相干。同样，闯进深圳的，差不多也都是些自行其是的人，否则就不会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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