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碎片-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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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谁更道德呢》？所以，当那些在影院里看不到的电影开始以录象带的方式在中国大地上传播时，我认为其积极意义是很大的：电影不经某些人的筛选就还原给了大众，而不再是某些专业人士的文化特权。
从这一点上说，“七九式”要比“六八式”幸运，因为他们在最爱看电影的年龄，有那么多电影可供他们选择。而此时的“六八式”，尽管他们已经开始挣钱，家里有了录象机，不用像年轻人那样去挤录象厅，但他们的热情已经不再高昂，经常看着看着就犯困，或有了比电影更吸引他们的东西，看到半截就走人。
录象带没领几年风骚，一种中间有孔、名叫“VCD”的圆型塑料薄片，借助号称“超强纠错”的影碟机，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又过了没几年，一种与VCD长相差不多的亮闪闪的塑料圆片开始取而代之，被称为“DVD”。他们与另一种体型格外庞大但同样中间带孔的名叫“LD”的塑料圆片片，统称为“影碟”。
不知不觉间，我们的观影生活进入了影碟时代。
关于影碟，我特看不上VCD，因为第一次看它，是所谓的枪版（1），画面是斜的，且画质宛如法国艺术片；音响中夹杂着影院观众的笑声与惊呼，宛如情景喜剧。好好一部片子，你也看不出好来，后来用DVD补课，才知道那是一部杰作。
与VCD相伴的是市场很小的LD。LD的效果不亚于如今的DVD，且没有DVD技术方面的刻意锐化，画面之柔和饱满，让人很是熨贴。我曾经在夹杂着汗味儿与脚臭的录象厅里将《终结者》续集痛看N遍（N≥6），但等看到LD版，对其音画质量目瞪口呆之余，又怒看M遍（M≥N）。
即使是品相不错的VCD，我也觉得跟LD没法比，所以宁缺毋滥地一直没在这方面投入太多资金，甚至别人白给我看甚至白送给我，我也不稀罕。不过现在回忆起来，VCD们的字幕真的是讲究（当然LD也是同样），像《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中葬礼上念的那首诗，相信如今的DVD是很难有这样考究的翻译了：
停掉时钟，拔掉电话，
勿让狗儿见骨而吠。
别弹钢琴，将鼓系起，
抬出棺材，让人悼念。
让天上的飞机也发出哀鸣，
在苍空中留下讯息—他走了。
给白鸽颈间系上丧纱，
给交通警察换上黑手套，
他是我的北、南、东、西，
是我的工作日，我的星期天，
我的中午，我的午夜，
我的话语，我的歌，
我总以为爱能不朽，
但我错了。
如今星辰已不需要，
让它们熄灭了吧，
收起月亮，拆除太阳，
漏尽海洋，拔光树林，
因为世间美好不再（2）。
VCD横行的时代，我看的是LD。LD纯靠走私，没有盗版，每张六百元左右，买是买不起的，好在有影碟店出租，办个会员卡即可。曾经有这么两年，俺每天背着一个大包（好能装下有一尺见方的光盘），骑自行车穿梭于城市的几家影碟店，用不同的会员卡借到各家收藏的好片子，回家看，再转录到录象带上。有的新片子格外走俏，就需要登记排队。我经常正上着班的时候，接到一个传呼（那会儿还买不起大哥大），说《勇敢的心》正好有人还回来，那座城市的马路上便迅速多了一个骑车狂奔的身影，汗滴车下路，粒粒皆幸福。
《纯真年代》的译名是《心外幽情》，LD的封面也是男女主人公的激情相拥场面，与片子蕴藉内敛的主题大相径庭，所以一直就不知道那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纯真年代》，尽管它已经静静地躺在不显眼的架子上蒙受灰尘。某一天夜里闲得蛋疼，我顺手打开了一张《文汇报》，“笔会”里有篇潘向黎的稿子，我一看才知道《心外幽情》就是《纯真年代》。惜乎当时影碟店已经关门，就一夜无眠。早晨伴随着初升的朝阳，在小店开门前就已经巴巴地等在那里，然后编织个理由上午不去上班，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马丁·史科西斯的玫瑰如昙花般怒放（3）。
关于LD，我听说的最让人受不了的消息是，《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程益中有近千张收藏。我产生的一个罪恶的念头是，先到广州住一段时间，跟他混熟，把他的碟都借到我手里，再去反贪局告他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让这小子蹲监狱，那堆碟就全归我了。
我买的第一张DVD是梅尔·吉布森与茱丽娅·罗伯茨的《阴谋论》，定价198元。尽管当时家里还没有DVD机，但在影碟店看了一下，我就断定它将是以后视听产品的主流，所以买了一张做为收藏。
半年后，我有了自己的DVD机，这是周围一群人中第一个拥有DVD机的，大伙都纷纷聚拢到我家来看，啧啧称奇，这时他们还并没有为自己买的那堆VCD感到懊悔。
我早先买的成批量DVD是一百元三张，间或有走私来的台湾正版，百元每张；后来出了玻璃盒的，改四十元每张了，照买不误。也曾在香港买过正版，约二百元每张。我买的是一些不太常见的影片，指望回京后图个稀罕向人炫耀。
开始确能得到别人的艳羡，但我马上就悲哀地发现，有两张影碟在我的影碟机上读到后半截就磕磕绊绊的。气闷之余，我想，哼，这四分之三也不是别人能看到的。半年过后，那两部片子出了盗版，花了不到原版十分之一的钱买了回去，结果发现，比正版读得还顺畅。我只好不怒反笑，作为盗版史上的标本予以收藏。
香港也有盗版，约百元每张。我最了不起的是在香港的几家店里凑出了几乎一整套希区柯克。那几家店相隔并不近，香港的路又是出入之迂也，但热爱是困难的天敌，我终于凑出了二十多张。有个朋友主编一本《为希区柯克尖叫》的书，来北京住在我家，看到过这些黑色封面的老胖子，不知道他是否产生过我对程益中产生的念头。
但是，他看到我那些碟后，神情突然变得比平时平静。我马上得出四个结论：一，这小子城府真深；二，他确定无疑地嫉妒了；三，不能再随便接受他为我提供的吃喝，并避免让他站在俺身后；四，他离开我家的时候，如果俺还没有被他毒死或砸昏过去，就一定要偷偷检查一下他的包。

关于DVD的糗事儿

我的处世原则是，针对自己的丑事或生理缺陷，在别人张嘴想嘲笑之前，咱来个先下嘴为强，自己把自己灭个体无完肤，让对方面对俺自揭的一身伤疤无从下嘴，只剩同情、安慰和有劲没处使的份儿。
本着这一原则，在别人提到俺的流汤DVD之前，我还是抢先把这一糗事儿抖露出来吧。
DVD碟片初出江湖的时候，DVD影碟机的品种并不是很丰富，除了奇贵的洋牌子，国产的只有两三个，所以许多人都是先买了碟片藏着，所谓“软件先行”。但我看着那些碟无用武之地心里就堵得慌，所以花了两千余元抱回家一台“宏图”DVD，引得满城艳羡。那是1999年的夏天。
真是好啊真是好，跟他们的VCD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我有了足够的理由说服周围迷恋那些中间带眼的塑料圆片片的恋物癖们，快去买DVD吧，效果就是不一样。你一共还能活几年？晚看一年就少享受一年，损失掉的快乐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买什么牌子的机器呢？当然是宏图的了，你看我的宏图，多棒。看宏图的电视广告了吗？人家还在美国上市了呢……
就这样，我帮宏图又推销出两台机器，一台售予我的师弟，他家那条名叫“默多克”的小狗后来咬了我一口，不知道跟这次不良推销有没有关系；另一台售予一个名叫“铁嘴小喷壶”的朋友，这使得他在以后羞辱我的过程中嘴皮子更像喷壶在浇花。
但，天地良心，我没拿一分钱回扣，并且是真诚地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快乐。
问题马上就来了，我再热情地拉客来家里欣赏DVD的奇妙效果，他们往往会小心地问一句：“你们家外面是不是一个工地？”我急忙摇头否定，他们就安慰我：“没事儿，我听这拖拉机的音儿也不是特吵人。”
影碟机发出拖拉机的声音也就罢了，反正分贝数还不致影响到影片本身的音响。更操蛋的是，它对碟片的识别能力实在是太低了。与宏图相伴的日子里，我经常要把一部片子找影碟店换好几遍，最后不得不放弃，而那部片子以后再也没出过，这种损失简直是没法弥补。而如果换了一台识盘能力好的机器呢？我现在的藏碟量就是另外一个数字了。
它还经常爆发些莫名其妙的毛病，最要命的是会把影碟卡在里面死活不吐出来，并且卡的多是毛片。我一边怀疑宏图牌DVD的品德操行问题，一边抱着机器去府右街附近的维修处修理。那里离中南海很近，我好歹也算个知识分子，每当维修人员从里面取出被它私吞的毛片时，我的脸都羞红了，怕绿了。
一方面被机器拖累，一方面被被我拖累的朋友耻笑，我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由此恨上了中国一切的上市公司，诅咒他们股价惨跌，甚至被ST（4）。天人共愤，我的诅咒明显起了作用，那些丧尽天良的上市公司现在全部歇菜。
宏图也不是好惹的，我开始嫌弃它的时候，它也增添了新的毛病——只要PLAY一会儿，放碟的托盘上就会有一些白色的流质粘稠物体，甚至还会把碟片也给弄脏。我怀疑它是毛片看多了才变得这么汤汤水水的，后来朋友解释说这是将元件焊在一起的松蜡所致。
一年多之后，我的忍耐到达极点，就去买了一台索尼345回家，这时一台索尼都已经降到了一千六百元。太太看我将宏图搬到角落里弃之不用，就冲我瞪眼。我对她说：“您知足吧，就两千块钱，咱买了三台机器——影碟机、拖拉机，还有冰淇淋机。”

买碟

有足够的钱买碟，是我理想的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好在我很早就实现了这一点。
DVD初期兴起的时候这么贵，为什么我买起来还不眨眼呢？
我并不是个有钱人，并且根据我的观察，凡是那些恋物癖，基本上都不是有钱人，而有钱人则把挣钱攒钱本身变成了他恋物的行为艺术。但我能毫不眨眼地买碟，主要是基于以下
六点原因——
一，尽管我是个已婚男人，但手头还攥着很大一块花钱的自由，所以可以用钱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奉劝婚掉的男人一句：男儿当自强，经济须独立。
二，除了买碟和饭局，我在其他方面都不用花钱，诸如三四年才买一双鞋，这双鞋会被我从夏穿到冬直至鞋底露出脚底板，才会买双新的替换一下。
三，我可以靠这些影碟写些稿子挣点儿稿费，尽管杯水车薪，但多少算有点儿安慰，说明DVD并不仅仅是玩物丧志，而是一种劳动工具。DVD还可以让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老婆对这一点也非常满意。
四，我看一些美国杂志上的DVD广告，一部DVD的价格多是29。99或19。99美元，相比之下，你会觉得自己沾了莫大的便宜。特别是当你买了一部梦寐以求的好片子时，惊喜莫名，恨不得贱嗖嗖地再给加点儿钱。
五，如果有一张碟摆在你面前，你因为心疼钱而不去买，以后上穷碧落下黄泉仍遍寻不得，你才知道那种失之交臂的感觉是多么痛苦。所以该出手时就出手，大男人家，一定要果断干脆。
六，最主要的，怀抱一堆碟时的那种快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人挣钱就够辛苦的，花起钱来还那么辛苦，太不值了。
我的买碟生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采期，一是代理期。
2000年，我从事着一份薪水较高且不用坐班的工作，所以每礼拜至少有两天下午要泡在北京市影音市场最发达的新街口一带。从积水潭桥一带逛起，一直要走到西四附近的“高台阶”（我管那里叫“大通铺”），本着贼不走空的原则，每个店都要扫荡一遍。这一趟走下来，强度不亚于一次负重野外旅行，称之为“提篮采购”。
提篮采购的队伍经常包括四五头人，其中我和寂寞鬼的出勤率最高，偶尔也会有一些社会闲杂人员搭车。那真是快乐的一年，在我的记忆中，一年四季都是春天。你盼了多少年的好片子，就那么傲慢又沉静地摆在架子上等待你来抚摩相拥，她的身价却是没有一点架子。你就像蝗虫一样，从一片茂盛的庄稼地飞过，满足得直哼哼。
行至新街口商场一带，我会停下脚步，要一份陕西凉皮，蹲在路边吃掉。寂寞鬼等人并不赞成，但仍忠诚地陪吃一份。这种行为艺术的出发点有三，一是饿；二是省，多要一个菜，又一张碟没了；三是快，我希望能尽快填饱肚子，买完碟后就不用再吃饭，而可以直接飞奔回家中，打开影碟机，把买来的碟一张张审一遍，嘴里发出一声声幸福的呻吟。
有一天，只有我一个人提篮采购，淘了一大堆影碟，然后抱着回家。坐在出租车中，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望着外面的红尘如烟，看着怀中的佳片如梦，感觉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的幸福。然后我给寂寞鬼打了一个电话，与他分享了这种心情。当时我们心中都充溢着一种欢歌。
人是一种很贱的动物，好事情往往没有坏事儿记得清。我也吃过很多顿豪华的腐败宴会，但不过是一片片浮云。酒席上大家右手拿筷运箸如飞，左手端杯觥筹交错，但在我的眼中看来，手里挥舞的全是小铁锹，他们在奋力挖坑，准备把别人埋掉。整个北京就是这么一个大工地，大家都在挥锹挖坑，埋掉人或被人埋掉。
在这样一个工地上，能偷出浮生半日闲去买碟，并且吃上一份陕西凉皮，吃的环境尽管不太好，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呼啸寒风中蹲在路边，手冻得几乎伸不直，凉皮夹杂着冰碴，但我还是吃得无比香甜，因为不用惦记挖坑埋人。
所以吃陕西凉皮的情景成了我记忆中的珍藏。
琼瑶有一个小说，说是一对恋人患难时，共同分享了一杯甘蔗汁，后来恩情不再，那男人灵机一动，就找了一杯甘蔗汁挑逗那女人，换得鸳梦重温（5）。朋友，以后如果我不幸成了植物人，或天良泯灭变成个混蛋，就请你拿份陕西凉皮在我鼻子前扇扇味儿，我要再不清醒，就麻烦您放一张DVD，让杜比（6）的环绕音响飘进我的耳朵。

盗版影碟市场

“高台阶”位于西四北端，一楼卖工业品，牌子上书“蛇皮管”，进门后爬一个很高的楼梯上得二楼，是一溜排开的几十家摊位，宛如大通铺，所以这块地方有三个名字：蛇皮管、高台阶（在网上经常被缩写为GTJ）、大通铺。这里是北京市中间带眼的塑料圆片片爱好者的天堂。
我此时已经白领ed，对购物地点也讲究起来，如果选择余地多的话，更愿意去那种汗味
较轻不用蹲着挑碟的地方，所以对高台阶不是很有感情，这里只是个拾遗补缺的地方。但我每次走进里面，看着那么多年轻人热切地捧着一张张影碟或游戏软件光盘，心里依然很激动。中国的孩子终于可以跟别人在同一起跑线上享受同样的人类文明成果了，那一个个如饥似渴的少年，谁敢说他就不是以后的林纳斯·托瓦兹（7）或比尔·盖茨（8）？
但这块地方毕竟做的是违法侵权的勾当，在有关部门的追剿下，高台阶命运多舛，经常有某些小店被抄，甚至整个大通铺被端也是家常便饭。经历了几番风雨之后，高台阶终于盛景不再，先是转成网吧，又在网吧整顿运动中被毙。
闲言碎语不用说，
表一表好汉老六哥，
这天他去高台阶，
差点儿就被警察捉。
几句山东快书道罢，说说我的那次高台阶惊魂记。
那日跟寂寞鬼约好高台阶会合，我先到一步，就坐在一家小店最里面的沙发上等他，边欣赏搁在腿上的一堆碟。
突然，人声鼎沸的高台阶有一句低沉急促的声音破碎虚空，我一时没有听清喊的是什么。抬目望去，人群正仓皇四散。我把腿上的碟拿开，又站起身来，这时店里的十几人都已消失，门也已经被锁上，一只手在门外边拉上窗帘边对我说：“躲着别动！过一会儿来接你。”
古代汉语中有许多副词形容时间之迅忽，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等我回过味儿来，知道那句话喊的是“收”时，摩肩接踵的高台阶已经变得一片沉寂，只有我一人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不敢动弹，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又是一个突然，我的手机破碎虚空，刺耳的铃声在空气中激荡。我就想起了《枪火》中的那个镜头。
响了两声后，我战战兢兢地接起，压低声音说了声“喂”。
是寂寞鬼打来的，告诉我他正和小店老板站在马路边，风声马上就要过去，让我不要害怕。
警报解除，我走出高台阶，张眼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原来是电视台的一帮杂碎抗着摄象机来采风，才导致一片混乱。这帮傻蛋，买起碟来比谁都欢实，还惦记着来搞人家，良心死了死了的。
大学时我经常脑海中出现这样一个情节：高中一对特好的兄弟，一个当了警察，一个当了贼，在某一年，一人把枪口对准了另一人……经过十几年的冲刷，这个情节已经淡忘了，我又开始编造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记者，一个碟贩，两人在买卖碟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碟贩在打击中身陷囹圄，而记者正在奋笔疾书，我国重拳打击盗版，擒获碟贩某某某云。
2001年元旦前夕，我来到广州，与南方报业的精英们迎接新世纪。程益中先写完《南方都市报》元旦社论（我看了初稿，最后一句是“不是我们太NB，而是他们太SB”，不知道见报后是否保留），赶到饭馆。我见到这个憔悴憨厚的江西汉子，第一声招呼就是：“狗蛋！”
他并不明白我为什么对他怀有这么大的仇恨，还以君子之心待小人之客，特意安排了一个小兄弟陪我逛广州的盗版影碟市场。我为牺牲了这哥们的休假时间而内疚，他倒很是乐滋滋地把我牵到一个类似北平大通铺的地方。
一进碟市，那股熟悉的汗味儿、烟味儿、塑料味儿、脚臭味儿，夹杂着动听的讨价还价的粤语扑鼻而来，我就再也忍不住了，像昆汀·塔伦蒂诺见到吴宇森（9）一样加快脚步，衔枚疾走。
那兄弟走得也不慢，还边走边对我说：“六哥，你知道吗？我一进这地方，一闻到这股味儿，就有一种陶醉的感觉。”
我此时已被熏晕，不及多说，只是动情地抱了抱他的肩头。
购得《小偷》、《赌神》等一堆好碟后，我心满意足地与那兄弟寒暄，才知道他叫吴强。
一年后，他被体坛大鳄瞿优远（10）招至麾下，来京主编《足球周刊》。某日下午相约三里屯某酒吧见面，我到了地方，愣没找到他。原来当年半日相伴，我的眼中只有碟片闪烁，根本来不及分心看一眼他的模样。
碰头后我最关心的当然就是：“你的那些碟带来了吗？”
后来吴强又随李承鹏入川操练《二十一世纪体育报》，那张报纸很快便无疾而终，不知道他又流落到何处。
江湖多险恶，人生几飘零，与我们忠贞相伴的，只有那些闪亮的小碟碟。

碟市

前两年我出差较多，每到一个地方，公家的事儿可以将就拖拉，名胜古迹可以拿文字介绍来想象一下，但当地的影碟市场是一定要去考察一番的。久而久之，弥漫在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我的“三陪”标准——陪喝酒、陪打麻将、陪买盗版影碟。他们的三陪质量也决定了我好友簿上的排名顺序，其中对影碟市场的熟谙程度是最重要的一项指标。
没办法，我就是这么务实又势利。
并且我还有一个本事：能够跟当地的盗版贩子在尽快短的时间里打得火热。某年，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石家庄，老友带我来到华北地区的光盘集散地太和电子城，把我搁到一个盗版贩子那里，我与之暗通款曲。等下次再去，那厮已经琵琶另抱，见我们走来，先冲我打招呼，先递给我烟抽，惟一的一个小马扎也让给我坐，还“哥”啊“哥”的叫着，气得老友直骂婊子无情贩子无义。
可是我喜欢这种横爱夺刀的把戏。
出差到某地，没有不熟识的人是不可能的，但指望到处都有与你志同道合爱碟的人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经常是孤独的，或被二杆子选手乱指一顿进行无效奔波。长此以往，我也训练出了比猎犬还敏锐的嗅觉，到任何一个地方，那怕两眼一抹黑，也能找到锦衣夜行的DVD，无往而不利。
惟一的例外发生在常州，新千年的第三天我在那里逡巡，城市并不大，但我愣是没找到一家过得去的碟店，卖LD版的泳装卡拉OK倒是不少。
后来我见到了几个来自常州的美女作家，觉得她们在那片土地上是很容易成才的：没有视听产品的干扰可以让她们安心码字儿，泳装卡拉OK看多了自然身材魔鬼。
伍思凯曾经唱：“纽约达拉斯洛杉矶，寂寞公路每站都下雪”（11），而对于我来说，上海厦门和长沙，祖国无处不飞花。当然是影碟之花。
前两年各地的碟市发展很不平衡，也可以说是各有特色，经常能在此处买到在其他处买不到的好东西，所以必须要坚持贼不走空以及不怕贼偷也怕贼惦记的原则。上海的慈溪路、成都的电脑城、杭州的西湖酒吧区、长沙的凤凰台、无锡的劝业场、青岛的胶州路，到处都有我流连忘返的身影。
如今不行了，影碟市场全线飘红，全国一盘棋，各地的碟市也日趋大同，变得毫无个性。
抚摩着一些老碟，我都能回忆起采购它的那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