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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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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或李胡将要率领的二百学生拖出，然后改立北大，招生三千，以掩人耳目的。这
样的比附，简直是在青年的脑上打滚。夏间，则也可以称为“挑剔风潮”。但也许
批评界有时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正如天才之在文坛一样的。
学者文人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
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为例，误以为连一点“闲话”也讲不清楚。
十二月二十二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猛进》周刊第四十四期。
〔2〕“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据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田
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
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3〕这些“名言”都是胡适说的。他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一九二一年
六月）《四烈士土冢上的没字碑歌》一诗中，歌颂“炸弹！炸弹！”和“干！干！
干！”；但在五卅运动后，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
五日）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又主张救国必先求学，企图使学生脱离
爱国运动。
〔4〕发见了一颗新彗星 这也是对胡适所说的话而发的。胡适在一九一九年八
月十六日所作《论国故学》一文中曾说过：“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
都是一大功绩。”（据《胡适文存》二集卷二）
〔5〕刘向（约前77—前6）、刘歆（？—23），父子二人都是汉代学者。这里
说“刘歆并非刘向的儿子”，是讽刺当时一些毫无根据地乱下判断的考据家。
〔6〕这是京剧《三娘教子》中老仆薛保的唱词。“小东人”指小主人薛倚。
〔7〕这些都是陈西滢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
五月三十日）的《闲话》中说：“人类不仅仅是理智的动物，他们在体格方面就求
康健强壮，在社会方面就求同情，在感情方面就求种种的美。种种方面有充分的发
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
〔8〕《妇人论》 叔本华的一篇诬蔑妇女的文章。曾由张慰慈译为中文，题为
《妇女论》，载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十五日《晨报副刊》。在译文前，还有徐
志摩的介绍文《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9〕女师大学生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被章士钊、刘百昭雇人殴曳出校以
后，即另在宗帽胡同赁屋上课，原址则由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十一月末章士钊潜
逃天津，女师大学生即迁回原址。这立刻招致陈西滢的攻击，他在《现代评论》第
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的《闲话》里说：“女大有三百五十
学生，女师大有四十余学生，无论分立或合并，学生人数过八倍多的女大断没有把
较大的校舍让给女师大的道理。”他诬蔑女师大学生的回校，是“用暴力去占据”
女大校舍，所以又说：“要是有一天，什么张胡子或李胡子占有了北京，他派兵送
一二百学生来占据了二三千学生的北大，他说这不过学你们教育界自己发明的方法，
你们又怎样说？”
题记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
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
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
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1〕。
然而
那又有什么法子呢。
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2〕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
悲。
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
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
我幼时
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
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3〕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
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4〕，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
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
这“华
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
所以，这运，在和尚
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
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
了，只好碰钉子。
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
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
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
此后又突然
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
不以“党同伐异”〔5〕为然的。
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
——但这自然是为“公理”〔6〕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
这样，一直到现
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7〕。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
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
作之可贵。
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
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
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
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8〕吃黄
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
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
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
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9〕，作为发言之地，可
惜来说话的竟很少。
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
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
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
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
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
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
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10〕东壁下。
※ ※ ※
〔1〕大方之家 见识广博的人。
《庄子·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
〔2〕伟大的人物 这里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
佛经说他
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出家，苦行六年，仍未得解脱
的途径。
后来坐在菩提树下苦思七日，终于悟出了佛理。
下文的三世，佛家语，指
过去、现在、未来。
天眼通，也是佛家语，所谓“六通”（六种广大的“神通”）
之一，即能透视常人目力所不能见的东西。
天人师，佛的称号。
〔3〕“正人君子” 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
他们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站在北洋政府一边，竭力为章士
钊迫害学生的行为辩护，攻击鲁迅和女师大进步师生。
这些人大都住在北京东吉祥
胡同，当时曾被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称赞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4〕通人 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的人。
这里是对陈西滢一类人的讽刺。
当时北
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
二十五日）发表的《孤桐杂记》中曾称赞陈西滢说：“《现代评论》有记者自署西
滢。
无锡陈源之别字也。
陈君本字通伯。
的是当今通品。
”
〔5〕“党同伐异” 语见《后汉书·党锢传序》。
纠合同伙，攻击异己的意思。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闲话》中
曾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说：“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
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
”
〔6〕“公理” 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
〔7〕“以待来年” 语见《孟子·滕文公》。
〔8〕文士们 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人。
他们都曾留学英国，自以为深通英国文
学，研究过莎士比亚，并常常以此自炫。
如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晨
报副刊》发表的《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中说：“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
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
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情，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
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
……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
陈西滢在同月二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听琴》一文中也说“不爱莎士比亚你
就是傻子”。
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
戏剧家、诗人。
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
三十七种。
〔9〕《莽原周刊》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
京，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
参看《可惨与可
笑》注〔4〕。
该刊所载文字大都是对于旧社会和旧文化的批判。
鲁迅在《两地书·
一七》中曾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
有人。
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
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
〔10〕绿林书屋 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聚集农
民起义，号“绿林兵”；“绿林”的名称即起源于此。
后来，就以“绿林”或“绿
林好汉”泛指聚居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们。
一九二五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专
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曾辱骂鲁迅及其他反对章士钊、支持
女师大学生斗争的教员为“土匪”、“学匪”（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和
《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作者因戏称自己的书室为“绿林书屋”。
通讯〔1〕
一
旭生〔2〕先生：
前天收到《猛进》〔3〕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来的，或者是玄伯〔4〕先生寄
来的。
无论是谁寄的，总之：我谢谢。
那一期里有论市政的话，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来。
我现在住在一条小
胡同里，这里有所谓土车者，每月收几吊钱，将煤灰之类搬出去。
搬出去怎么办呢？
就堆在街道上，这街就每日增高。
有几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
豫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
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见了这些人家，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
历史。
姓名我忘记了，总之是一个明末的遗民，他曾将自己的书斋题作“活埋庵”。
〔5〕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
看
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
“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
〔6〕，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
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7〕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
调一模一样。
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
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
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
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
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
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
命”〔8〕。
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
而且还是准
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
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
我
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
还是“思想革命”。
鲁迅。
三月十二日。
鲁迅先生：
你所说底“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诚哉是一件极“可怕”的事情。
人类思
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
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
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
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
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
你所说底“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
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
”实在是最痛心的话。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看，还有许多人讲话和写文章，还可以证明人心的没
有全死。
可是这里需要有分别，必需要是一种不平的呼声，不管是冷嘲或热骂，才
是人心未全死的证验。
如果不是这样，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文章里面，不用很多的
“！”，不管他说的写的怎么样好听，那人心已经全死，亡国不亡国，倒是第二个
问题。
“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语丝》，《现
代评论》和我们的《猛进》，就是合起来，还负不起这样的使命。
我有两种希望：
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
里面的内容，水平线并无庸
过高，破坏者居其六七，介绍新者居其三四。
这样一来，大学或中学的学生有一种
消闲的良友，与思想的进步上，总有很大的裨益。
我今天给适之先生略谈几句，他
说现在我们办月刊很难，大约每月出八万字，还属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万字，就
几乎不可能。
我说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万字才出，有七八万就出七八万，即使再少
一点，也未尝不可，要之有它总比没有它好的多。
这是我第一个希望。
第二我希望
有一种通俗的小日报。
现在的《第一小报》，似乎就是这一类的。
这个报我只看见三两期，当然无从批评起，但是我们的印象：第一，是篇幅太
小，至少总要再加一半才敷用；第二，这种小报总要记清是为民众和小学校的学生
看的。
所以思想虽需要极新，话却要写得极浅显。
所有专门术语和新名词，能躲避
到什么步田地躲到什么步田他。
《第一小报》对于这一点，似还不很注意。
这样良
好的通俗小日报，是我第二种的希望。
拉拉杂杂写来，漫无伦叙。
你的意思以为何
如？
徐炳昶。
三月十六日。
二
旭生先生：
给我的信旱看见了，但因为琐琐的事情太多，所以到现在才能作答。
有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确是极好的事，字数的多少，倒不算什么问题。
第一为难的却是撰人，假使还是这几个人，结果即还是一种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订的
各周刊之类。
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
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
现在
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
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
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
在现在，我倒只希望这类的小刊物增加，只要所向的
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
但目下倘
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来，那当然又作别论。
通俗的小日报，自然也紧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来却很难。
我们只要将
《第一小报》〔9〕与《群强报》〔10〕之类一比，即知道实与民意相去太远，要收
获失败无疑。
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11〕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
“常识”，岂非悖谬。
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
要失败。
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
中间是未必会有的。
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
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
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
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
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12〕，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
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
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
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
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
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
现在要Brehm〔13〕的讲动物生活，Fabre〔14〕的讲昆虫
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
至于作文
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15〕，毁了事情颇不少。
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
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
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
我新近才看出
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
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
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
是谩骂。
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
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
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
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
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
日上，而月刊也办成了。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
就是中庸〔16〕。
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
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
所以中国人倘有权
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
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
可的时候了。
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
无往而不合于圣道。
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
要救正
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鲁迅。
三月二十九日。
鲁迅先生：
你看出什么“踱进研究室”，什么“搬入艺术之宫”，全是“一种圈套”，真
是一件重要的发现。
我实在告诉你说：我近来看见自命gentleman的人就怕极了。
看
见玄同先生挖苦gentleman的话（见《语丝》第二十期），好像大热时候，吃一盘冰
激零，不晓得有多么痛快。
总之这些字全是一种圈套，大家总要相戒，不要上他们
的当才好。
我好像觉得通俗的科学杂志并不是那样容易的，但是我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没有
想，所以对于它觉暂且无论什么全不能说。
我对于通俗的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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