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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第1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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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２〕。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杨妃红”《开元天宝遗事。红汗》：“贵妃……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题《彷徨》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三月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本诗为日本山县初男索取《彷徨》并要求题诗而作；诗中“独”作“尚”。
题三义塔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２〕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之。
奔霆飞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３〕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４〕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５〕六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为西村真琴博士书一横卷……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
建塔以藏，且征题咏。
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诗中”Y稀弊鳌*焰“。
西村真琴（１８８３—１９５６），日本生物学家。
一二八事变时曾来上海。
〔２〕鸠指鸽子，日语称为堂鸠。
〔３〕大心佛家语，“大悲心”的略称。
《大乘起信论》以“欲拔一切众生苦”
之心为大悲心。
瀛洲，传说中的东海神山，这里指日本。
《史记。秦始皇本纪》：
“齐人徐皦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
〔４〕精禽即精卫。
《山海经。北山经》：“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
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
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反，故为精卫。
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５〕劫波佛家语，梵文Ｋａｌｐａ的音译，略称为劫。
古印度传说，世界经历若干万年毁灭一次，重新开始，叫做一“劫”。
后人借用指天灾人祸。
田园思想（通讯）
白波先生：
我们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
倘有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但这样的前锋，怕中国现在还找不到罢。
所以我想，与其找胡涂导师，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却寻觅的工夫，横竖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至于我那“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这些话〔２〕，不过是比方，犹言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难，并非真劝人都到山里去。
通信1
霉江先生：
如果“叛徒”们造成战线而能遇到敌人，中国的情形早已不至于如此，因为现在所遇见的并无敌人，只有暗箭罢了。
所以想有战线，必须先有敌人，这事情恐怕还辽远得很，若现在，则正如来信所说，大概连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
我对于《语丝》的责任，只有投稿，所以关于刊载的事，不知其详。
至于江先生的文章〔２〕，我得到来信后，才看了一点。
我的意见，以为先生太认真了，大约连作者自己也未必以为他那些话有这么被人看得值得讨论。
先生大概年纪还青，所以竟这样愤慨，而且推爱及我，代我发愁，我实在不胜感谢。
这事其实是不难的，只要打听大学教授陈源（即西滢）先生，也许能够知道章士钊〔３〕是否又要“私禀执政”，因为陈教授那里似乎常有“流言”飞扬。
但是，这不是我的事。
鲁迅。
九月一日。
通信2
未名先生：
多谢你的来信，使我们知道，知道我们的《莽原》原来是“谈社会主义”的。
这也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
一个已经足够了，何况是聚起来成了“会”。
他们的根据，就在“教授”，这是明明白白的。
我想他们的话在“会”里也一定不会错。
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教授。
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至于《莽原》，说起来实在惭愧，正如武昌的Ｃ先生来信所说，不过“是些废话和大部分的文艺作品”。
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没有研究过，所以也没有谈，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
“为什么要办刊物？一定是要宣传什么主义。
为什么要宣传主义？一定是在得某国的钱“这一类的教授逻辑，在我们的心里还没有。
所以请你尽可放心看去，总不至于因此会使教授化为白痴，富翁变成乞丐的。
——但保险单我可也不写。
你的名字用得不错，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加害”的确要防的。
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因为投稿用了真名，已经被教授老爷谋害了〔２〕。
《现代评论》上有人发议论〔３〕道，“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
你看他多么“心上有杞天之虑”〔４〕？
鲁迅。
六，九。
顺便答复Ｃ先生：来信已到，也就将上面那些话作为回答罢。
通讯
逢汉先生：
接到来信，我们很感谢先生的好意。
大约凡是译本，倘不标明“并无删节”或“正确的翻译”，或鼎鼎大名的专家所译的，欧美的本子也每不免有些节略或差异。
译诗就更其难，因为要顾全音调和协韵，就总要加添或减去些原有的文字。
世界语译本大约也如此，倘若译出来的还是诗的格式而非散文。
但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道的东欧和北欧文学，而又少懂得原文的人，所以暂时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
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奖的泰戈尔〔２〕和漂亮的曼殊斐儿〔３〕之类。
但倘有能从原文直接译出的稿子见寄，或加以指正，我们自然是十分愿意领受的。
这里有一件事很抱歉，就是我们所交易的印刷所里没有俄国字母，所以来信中的原文，只得省略，仅能将译文发出，以供读者的参考了。
希见谅为幸。
鲁迅。
六月二十五日，于上海。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２〕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３〕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Ｇｏｄ〔４〕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
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５〕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北京有一班文人〔６〕，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
等到这些文学家也逃出来了，其他文学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别的文学家，对于现状早感到不满意，又不能不反对，不能不开口，“反对”“开口”就是有他们的下场。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７〕，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
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我记起我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他身边什么都光了，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形，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８〕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写过三册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这种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
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道；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刚才我来讲演，大家一阵子拍手，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讲过，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这个话，我这么讲，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９〕——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１０〕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蠖既绱恕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到了徐州〔１１〕，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是革命文学家；打倒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１２〕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正如你们从《呐喊》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我却没有穿洋服，头发也这样短短的。
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１３〕，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不过，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给它一个题目，叫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１〕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上海《新闻报。学海》第一八二、一八三期，署周鲁迅讲，刘率真记。收入本书时经过作者校阅。
〔２〕《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二○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
〔３〕梅兰芳（１８９４—１９６１）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姜妙香，北京人，京剧演员，他们二人自一九一六年起同台演出《黛玉葬花》。
〔４〕Ｇｏｄ英语：上帝。
〔５〕象牙之塔原是法国十九世纪文艺评论家圣佩韦（１８０４—１８６９）
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６〕指新月社的一些人。梁实秋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说：“近年来新诗中产出了一个‘人力车夫派’。这一派是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
其实人力车夫……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
〔７〕指汉姆生，参看《集外集拾遗。哈谟生的几句话》及其注〔１〕。他曾当过水手、木工，创作长篇小说《饥饿》，于一九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８〕托尔斯泰即列夫。托尔斯泰（Q。^。bTIVTZ，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战争与和平》是他以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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