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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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
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
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
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
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4〕，在文学中并无价
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
才是革命文学。
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
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
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
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
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
在此地是听惯了“革命”了，
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讲的人也很危险。
其实“革命”是并不
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
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
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
”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
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
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
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
它们不但
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
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
是他胜利了。
现在也还没有完。
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
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呢？大约可以分开三个时候来说：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
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颇不少。
但这些叫苦鸣不平
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
理，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
所
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因为止于叫苦和鸣不平。
例
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
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
有些
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
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没有什么声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
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
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
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
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苏俄革命将起时，即有些这类的文学。
但也有例外，如波兰，
虽然早有复仇的文学〔5〕，然而他的恢复，是靠着欧洲大战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
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
还有一层，是
那时民生凋敝，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那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守旧的人因为受
革命潮流的打击，气得发昏，也不能再唱所谓他们底文学了。
有人说：“文学是穷
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
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
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
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
才能做文章。
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
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
　　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
就又产生文学。
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
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
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
歌。
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
有些的
人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我想，倒也无须加以这么大的罪名。

　　革命虽然进行，但社会上旧人物还很多，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他们的脑中
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环境渐变，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旧时的舒服，
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形成这样的文
学。
这种文学都是悲哀的调子，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
一方面看见旧的制度灭亡了，所以唱起挽歌来。
但是怀旧，唱挽歌，就表示已经革
命了，如果没有革命，旧人物正得势，是不会唱挽歌的。

　　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国革命还
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
不过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
几乎全是旧式。
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
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能超然物外。
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
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
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
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
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
中国社
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只在苏俄却已产生了这
两种文学。
他们的旧文学家逃亡外国，所作的文学，多是吊亡挽旧的哀词；新文学
则正在努力向前走，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没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们已经离开怒
吼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
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
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
的结果。

　　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
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
一个才子出门遇
见一个佳人，两个人很要好，有一个不才子从中捣乱，生出差迟来，但终于团圆了。

这样地看看，多么舒服。
或者讲上等人怎样有趣和快乐，下等人怎样可笑。
前几年
《新青年》〔6〕载过几篇小说，描写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学教授看了就不高兴，
因为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下流人。
如果诗歌描写车夫，就是下流诗歌；
　　一出戏里，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戏。
他们的戏里的脚色，止有才子佳人，
才子中状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欢喜，他们看了也很欢喜，下等
人没奈何，也只好替他们一同欢喜欢喜。
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
　　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
民还没有开口。
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
眼前
的文人有些虽然穷，但总比工人农民富足些，这才能有钱去读书，才能有文章；一
看好像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这不是真的平民小说。
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现
在也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了，因为是老百姓所唱。
但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
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
己的思想，绅士们惯吟五言诗，七言诗；因此他们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
或七言。
这是就格律而言，还有构思取意，也是很陈腐的，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
学。
现在中国底小说和诗实在比不上别国，无可奈何，只好称之曰文学；谈不到革
命时代的文学，更谈不到平民文学。
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
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
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
有些人说：“中国已有平民文学”，其实这是不对的。

　　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
学
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最好不过作一篇战歌，或者写得美的，便可于战余休憩
时看看，倒也有趣。
要讲得堂皇点，则譬如种柳树，待到柳树长大，浓阴蔽日，农
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树底下吃饭，休息休息。
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
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7〕，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自然也有
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
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满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
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

　　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
好听得多似的。
我的演说只有这样多，感谢诸君听完的厚意！

　　　　　　　　　※　　　　　　　　※　　　　　　　　　※

　　〔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出版的
《黄埔生活》周刊第四期，收入本集时作者作了修改。

　　〔2〕黄埔军官学校　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所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
州黄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开学。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以
前，它是国共合作的学校，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共产党人都曾
在该校担任过负责的工作。

　　〔3〕指三一八惨案。

　　〔4〕八股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
它用“四书”、“五
经”中文句命题，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
部分构成。
后四部分是主体，每一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
股文。

　　〔5〕复仇的文学　指十九世纪上半期波兰爱国诗人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等
人的作品。
当时波兰处于俄、奥、普三国瓜分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一八
年十一月恢复独立。

　　〔6〕《新青年》　下文所说的大学教授，指东南大学教授吴宓。
作者在《二心
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
　　“那时吴宓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
社会。
”
　　〔7〕孙传芳军队的主力于一九二六年冬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带为北伐军击溃。




　　　　　　　　　　　　　　　　　　　　　　　　　　　　　革命文学〔1〕

　　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
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
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国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纳兹〔4〕，中
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5〕，都应
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
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
　　〔6〕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
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
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
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
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
下楼台”，〔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
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
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
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
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9〕，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
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10〕的自杀，还有小
说家梭波里〔11〕，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
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　通译邓南遮，意大利作家。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又狂热地拥护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
亚，受到法西斯主义党的推崇。其创作倾向主要是唯美主义，著有剧本《琪珴康陶》，
小说《死的胜利》等。
　　〔3〕霍普德曼（G．Hauptmann，1862—1946）　德国剧作家。
　　早年写过《日出之前》、《织工》等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他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纠合德国的若干知识分子为德军
在比利时的暴行辩护。
　　〔4〕伊本纳兹（1867—1928）　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
领导人。因为反对王党，曾两次被西班牙政府监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侨居法
国。主要作品有小说《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5〕吴稚晖于一九二七年秉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以
“救护”国民党为名发起“清党”。
　　〔6〕这里说的指挥刀下的“革命文学”，指当时一些反动文人发起的反革命法
西斯文学。如一九二七年间在广州出现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这样做》旬
刊，第二斯刊登的《革命文学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提
倡革命文学……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等语。
　　〔7〕“杀身成仁”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
害仁，有杀身以成仁。’”〔8〕“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
一诗。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
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
人皆以为知言。”
　　〔9〕“赋得革命，五言八韵”　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大抵都用古人诗句或成语，
冠以“赋得”二字，以作诗题。清朝又规定每首为五言八韵，即五字一句，十六句
一首，二句一韵。这里指那些只有革命口号，空洞无物的作品。
　　〔10〕叶遂宁（C．A．EceZPZ，1895—1925）　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以描
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
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杀。

　　〔11〕梭波里（A．M．CohELM，1888—1926）　苏联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后
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的现实而自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土》、短
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等。


　　　　　　　　　　　　　　　　　　　　　　　　　　　　革“首领”〔1〕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
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
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
阿呀，还是
不行。
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
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
不尽然。
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
谓予不信，有陈
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
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
’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
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
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
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
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
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
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
威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
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
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
做了一点杂
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
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
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
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
也是实情。
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
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
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
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
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
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
我
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
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
再开口。
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
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
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
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
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
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
”
〔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
人们随意说说，
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
简直是膏药
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
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
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
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
我们在什么演
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
升为“首领”，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