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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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
因此之故，何晏有钱，
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
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
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
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33〕的里面可以
看到一些。
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
小心，就会毒死。
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

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
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
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
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
行散”，就是此意。
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
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
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
但
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
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
死不可。
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
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
这样看起来，五
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
了。
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
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
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
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
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
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
所以
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
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
因不洗，便多虱。

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34〕，当时竟传为美事。
比方我
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
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
同之故。
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
现在
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35〕。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
〔36〕
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
故我想，衣
大，穿屐，散髪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
数次也不可定。
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
——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
很繁多的。
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
名字，以便避讳。
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
大哭起来〔37〕——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
晋礼居丧之时，也要
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
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
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
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38〕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
的祖师。
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
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
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
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
以又名曰“正始名士”〔39〕。
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
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40〕一书里可以看到。
此
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

　　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41〕所杀。
因为他二人
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
的发起人。
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
散方”〔42〕，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
唐以后就
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43〕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
但他是服散的，
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
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
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
所以非深知药性，会
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
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
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
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
　　〔44〕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
但在晋朝更有
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
以又称“竹林七贤”〔45〕。
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
竹林的代表是嵇康
〔46〕和阮籍〔47〕。
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
是专喝酒的代表。
但嵇康也饮酒，刘伶〔48〕也是这里面的一个。
他们七人中差不
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
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
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49〕。

　　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
青眼我会装，白眼我
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50〕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
结果阮得
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
这大概
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
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
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
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
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
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51〕。
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
不承认的。
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
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
人责问他；
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
　　〔52〕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53〕
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
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
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
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
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
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
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
谅。
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
〔54〕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
的。
宋的颜延之〔55〕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
他
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
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
与古时旧说反对。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
〔56〕，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
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
还有管叔蔡叔〔57〕，
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
而嵇康做的《管蔡论》，
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
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
“非汤武而薄周孔”。
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58〕。
非薄了汤武周孔，
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
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
的；
　　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
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
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
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
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
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
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
为什么
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
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但倘只是实行
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
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
反对的也很多。
在文章上
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59〕，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60〕，这些
都是反对王何们的。

　　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61〕，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
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
季札
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62〕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
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
向说他们毁坏礼教。
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
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
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
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
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
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于是老实人以
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
甚至于反对礼教。
——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
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
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
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
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
这样还不够，
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
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
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
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
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
三民主义模样。
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
他们倒
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
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
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
竹林
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
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
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

　　〔63〕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
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
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
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
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
〔64〕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
其时嵇康就
问他：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
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
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65〕——当嵇康
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
觉得宛然是两个人。
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

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
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
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
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
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
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
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
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
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
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
动也是不满足的。
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
“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
试看阮
籍嵇康，就是如此。
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
们的本态。
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
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
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
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
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
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
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
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
却没有了。

　　刘勰〔66〕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
”这“师心”和“使气”，
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
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
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
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
再至晋末，
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
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67〕。
他
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
所以现在有人
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
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
之穷，而心里很平静。
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
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
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
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
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
他穷到衣服
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

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
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
但
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
但《陶集》里有
《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

　　〔68〕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
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
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
因为当时
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
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
例如看北朝的
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
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
“山林诗人”，是没有的。
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
既然是超出于世，
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
我。

　　〔69〕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
因为若做出书来
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
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70〕。
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
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

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
很抱歉的。
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　　　　　　　　※　　　　　　　　　※

　　〔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
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
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2〕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　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
八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
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
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
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
作者
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

作者后来说过：
　　“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濬信）
他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3〕黄巾　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
起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
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
天当立”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
的打击。
但后来终于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4〕董卓（？—192）　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
军阀。
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
入朝相助，他到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
政。
献帝初平元年（190），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联合
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献帝迁都长安，自为太师。
后为王允、吕布所杀。
他在离洛阳
时，焚烧宫殿府库民房，二百里内尽成墟土；又驱数百万人口入关，积尸盈途。
在
他被杀以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长安，焚掠屠杀，人民受害甚烈。

　　〔5〕党锢　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政治黑暗，民生痛苦。
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
比较正直的官僚，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学生互通声气，议论朝
政，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
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
杜密和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人结党为乱，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狱，株连二
百余人。
以后又于灵帝建宁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
捕杀党人，更诏各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

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才下诏将他们赦免。

　　这件事，史称“党锢之祸”。

　　〔6〕曹操（155—220）　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
二十岁举孝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