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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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19〕，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
凡有我们检起在
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
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
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约是几叶宋版书作怪罢，F总长要大举整理了，另派了部员几十人，我倒幸而
不在内。
其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已经迁在午门，处长早换了YT〔20〕；麻袋们便在
午门上被整理。
YT是一个旗人，京腔说得极漂亮，文字从来不谈的，但是，奇怪之
至，他竟也忽然变成考古家了，对于此道津津有味。
后来还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么
《司马法》〔21〕，可惜缺了角，但已经都用古色纸补了起来。

　　那时的整理法我不大记得了，要之，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
和“无用”的两部分。
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渐渐完工—
—出没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楚了。
“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
大部分去。
其余的仍藏博物馆。
不要的呢，当时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

　　不，据“高等做官教科书”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
派部员几十人办理，虽
说倘有后患，即应由他们负责，和总长无干。
但究竟还只一部，外面说起话来，指
摘的还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
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总长无干了。

　　于是办公事，请各部都派员会同再行检查。
这宗公事是灵的，不到两星期，各
部都派来了，从两个至四个，其中很多的是新从外洋回来的留学生，还穿着崭新的
洋服。
于是济济跄跄，又在灰土和废纸之间钻来钻去。
但是，说也奇怪，好几个崭
新的留学生又都忽然变了考古家了，将破烂的纸张，绢片，塞到洋裤袋里——但这
是传闻之词，我没有目睹。

　　这一种仪式既经举行，即倘有后患，各部都该负责，不能超然物外，说风凉话
了。
从此午门楼上的空气，便再没有先前一般紧张，只见一大群破纸寂寞地铺在地
面上，时有一二工役，手执长木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和别的他们所要的东西。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

　　不。
F总长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他知道万不可烧，一烧必至于变成宝贝，
正如人们一死，讣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
况且他的主义本来并不在避火，所
以他便不管了，接着，他也就“下野”了。

　　这些废纸从此便又没有人再提起，直到历史博物馆自行卖掉之后，才又掀起了
一阵神秘的风波。

　　我的话实在也未免有些煞风景，近乎说，这残余的废纸里，已没有什么宝贝似
的。
那么，外面惊心动魄的什么唐画呀，蜀石经〔22〕呀，宋版书呀，何从而来的
呢？我想，这也是别人必发的质问。

　　我想，那是这样的。
残余的破纸里，大约总不免有所谓东西留遗，但未必会有
蜀刻和宋版，因为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
现在好东西的层出不穷者，一，是因
为阔人先前陆续偷去的东西，本不敢示人，现在却得了可以发表的机会；二，是许
多假造的古董，都挂了出于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还有，蒋先生以为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来败去总
得糟蹋得很多。
”那可也不然的。
从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战争，图书馆从未遭过损
失。
只当袁世凯称帝时，曾经几乎遭一个皇室中人攘夺，然而幸免了。
它的厄运，
是在好书被有权者用相似的本子来掉换，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这
里多说了。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
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
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
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2〕“大内档案”　指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内的诏令、奏章、朱谕、则例、外
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他文件。
内容庞杂，是有关清朝历史的原始资料。


　　〔3〕罗振玉　参看本卷第389页注〔7〕。
辛亥革命以后，他曾在文章中咒骂武
昌起义为“盗起湖北”，又自称“不忍见国门”；但他后来寓居天津，仍往来京津，
常到故宫“朝见”废帝溥仪，并与一般遗老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复辟的阴谋活
动。
一九二二年春，历史博物馆将大内档案残余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售价四千元；
其后又由罗振玉以一万二千元买得。
一九二七年九月，罗振玉又将它卖给日本人松
崎。

　　〔4〕金梁　字息侯，驻防杭州的汉军旗人。
清光绪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
奉天新民府知府。
民国后是坚持复辟的顽固分子。
这里是指他在《东方杂志》第二
十卷第四号（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一文。

《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
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

　　〔5〕王国维（1877—1927）　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
著有
《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人间词话》等。
他一生和罗振玉的关系密切，
在罗的影响下，受清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所谓清宫“南书房行走”；后于一九二七
年六月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杀。

　　〔6〕蒋彝潜　事迹不详。
他的《论档案的售出》一文，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
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

　　〔7〕Sandwich　英语：夹肉面包片。
音译三明治。

　　〔8〕Sentimental　英语：感伤的。
按蒋彝潜的文章中充满“追悼”、“痛哭”、
“去了！东渡！——一部清朝全史！”等语句。

　　〔9〕“国朝”　封建时代臣民称本朝为“国朝”，这里是指清朝。

　　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在文章中仍称清朝为“国朝”。

　　〔10〕胡玉缙（1859—1940）　字绥之，江苏吴县人。
清末曾任学部员外郎、
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
著有《许庼学林》等书。

　　〔11〕南菁书院　在江苏江阴县城内，清光绪十年（1884）江苏学政黄体芳创
立，以经史词章教授学生，主讲者有黄以周、缪荃孙等人。
曾刻有《南菁书院丛书》、
《南菁讲舍文集》等。

　　〔12〕夏曾佑（1865—1924）　字穗卿，浙江杭县（今余杭）人。

　　光绪进士。
他在清末与谭嗣同、梁启超等提倡新学，参加维新运动。
一九一二
年五月至一九一五年七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他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上古起到隋代止，共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

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列为该馆编印的《大学丛书》之一。

　　〔13〕F先生　指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
一九
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书。

　　〔14〕G主事　不详。

　　〔15〕殿试　又叫廷试，皇帝主持的考试。
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
第，录取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16〕实录　封建王朝中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大事记，由当时的史臣奉旨
编写。
因材料较丰富，常为后来修史的人所采用。

　　〔17〕Y次长　指袁希涛（1866—1930），字观澜，江苏宝山人。

　　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九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
部次长等职。

　　〔18〕C参事　指蒋维乔，学竹庄，江苏武进人。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先
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

　　〔19〕“念兹在兹”　语见《尚书·大禹谟》。
念念不忘的意思。

　　〔20〕YT　指彦德，字明允，满洲正黄旗人，曾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郎中、京
师学务局长。
他在这“大内档案”中得到蜀石经《穀梁传》九四○余字。
（罗振玉
亦得《穀梁传》七十余字，后来两人都卖给庐江刘体乾；刘于一九二六年曾影印
《孟蜀石经》八册。
）
　　〔21〕《司马法》　古代兵书名，共三卷，旧题齐司马穰苴撰，但实为战国时
齐威王诸臣辑古代司马（掌管军政、军赋的官）兵法而成；其中曾附及田穰苴用兵
的方法，所以称为《司马穰苴兵法》，后来《隋书·经籍志》等就以为是他所撰。


　　〔22〕蜀石经　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命宰相毋昭裔楷书《易》、《诗》、《书》、
三《礼》、三《传》、《论》、《孟》等十一经，刻石列于成都学宫。

　　这种石刻经文的拓本，后世称为蜀石经。
因为它是历代石经中唯一附有注文的
一种，错字也比较少，所以为后来研究经学的人所重视。



题辞〔1〕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话，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里，编完那年那时为止的杂感集后，
写在末尾的，现在便取来作为一九二七年的杂感集的题辞。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鲁迅校讫记。

　　　　　　　　　※　　　　　　　　※　　　　　　　　　※

　　〔1〕本篇最初收入《华盖集续编》，是作者编完该书时所作。

　　　　　　　　　　　　　　　　　　　　　　　　　　　　　　　通信〔1〕

　　小峰兄：
　　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2〕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
之类，都收集在内。
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
我以为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
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
我知道不
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
倘若是的，
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3〕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
“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4〕——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
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
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
的“战士”便做定了。
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
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5〕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
的拍手拍死的。
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
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
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
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
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
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
而所说的
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
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
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
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上台去说几句。
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
钟为限。
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
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
但那时太
忙，有时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
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
道，而终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
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费
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许我实行下列三样——
　　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

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
我想，
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
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
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
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
我如有
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
〔6〕但好在我也没有作
品。

　　至于那时关于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罢。
我还记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
不附体似的对我说道：“又在恭维你了！
　　看见了么？”我总点点头，说，“看见了。
”谈下去，他照例说，“在西洋，
文学是只有女人看的。
”我也点点头，说，“大概是的罢。
”心里却想：战士和革
命者的虚衔，大约不久就要革掉了罢。

　　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7〕的才子们生气。

但那形势是另有缘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谈。
现在所要说的，只是报上所表见的，
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
但我在广东的鲁迅自己，
是知道的，所以写一点出来，给憎恶我的先生们平平心——
　　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
免了。
但旧衔似乎已经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
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

　　三，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
写信去更正，就没收。

　　四，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这是由比较两种报上的同
一记事而知道的。






　　五，一种报上，已给我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

　　〔8〕评论是“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
”然而他希望我们和
《现代评论》合作。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细考两派文章思想，初无什么大
别。
”（此刻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转录上海的《学灯》〔9〕的。
原来如此，无怪
其然。
写完之后，追注。
）
　　六，一个学者〔10〕，已经说是我的文字损害了他，要将我送官了，先给我一
个命令道：“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
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11〕了。

　　“孔子曰：‘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
”怕未必有这样侥幸的事罢，唉唉，
呜呼！
　　但那是其实没有什么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

　　我之所以要声明，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
命”而已。
尤其是有几位青年，纳罕我为什么近来不开口。
你看，再开口，岂不要
永“勿离粤，以俟开审”了么？语有之曰：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此之谓也。

　　我所遇见的那些事，全是社会上的常情，我倒并不觉得怎样。
我所感到悲哀的，
是有几个同我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
我还要补足一句，
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
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认得。

　　所以有一个，曾得到他的同乡的忠告道：“你以后不要再说你是鲁迅的学生了
罢。
”在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
认识，就要被叫为“鲁迅派”的。

　　这样子，我想，已经够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
但还要声明一句，
这是一部分的人们对我的情形。
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还和我来往，或要我写
字或讲演的人，偶然也仍旧有的。

　　《语丝》我仍旧爱看，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
但据我看来，其中有些关于
南边的议论，未免有一点隔膜。
譬如，有一回，似乎颇以“正人君子”之南下为奇，
殊不知《现代》在这里，一向是销行很广的。
相距太远，也难怪。
我在厦门，还只
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此以后，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12〕之分。
一直到近来，
才知道非共产党而称为什么Y什么Y〔13〕的，还不止一种。
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
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
〔14〕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有时遇
见盘问式的访问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们。
但是否的确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
真的，我也说不出名目，因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没有听到过的。

　　以上算是牢骚。
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
　　“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
人，也要问的。
我的仁兄，你也许即是其一。

　　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
而且倒很有趣的。
”
　　土耳其鸡〔15〕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在“以俟开审”之暇，随便看看，实
在是有趣的。
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
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
《民报》
的广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权威”两个字，当时陈源教授多么挖苦呀〔16〕。
这回
我看见《闲话》〔17〕出版的广告，道：
　　“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这真使我
觉得飘飘然，原来你不必“请君入瓮”，自己也会爬进来！
　　但那广告上又举出一个曾经被称为“学棍”的鲁迅来，而这回偏尊之曰“先生”，
居然和这“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并列，却确乎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打击。
我立刻自觉：
阿呀，痛哉，又被钉在木板上替“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做广告了。
两个“权威”，
一个假的和一个真的，一个被“权威”挖苦的“权威”和一个挖苦“权威”的“权
威”。
呵呵！
　　祝你安好。
我是好的。

　　鲁迅。
九，三。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鲁迅在广东》　钟敬文编辑，内收鲁迅到广州后别人所作关于鲁迅的文
字十二篇和鲁迅的讲演记录稿三篇、杂文一篇。
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3〕“革命后方”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出师北伐，因而当时广
东有“革命后方”之称。

　　〔4〕指国民党政客朱家骅，他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实际主持校务）。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大学生欢迎鲁迅的大会上，他也借机发表演说。

　　〔5〕秋瑾（1879？—1907）　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

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

一九○六年春回国。
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准备与徐
锡麟在浙、皖同时起义。
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
日遇害。

　　〔6〕郭沫若（1892—1978）　四川乐山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
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橄榄》是他的小说散文集，一九二六年九月创造社出版。

　　〔7〕“纸糊的假冠”　这是高长虹嘲骂作者的话。

　　〔8〕指香港《循环日报》。
引文见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十一日该报副刊《循
环世界》所载徐丹甫《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

　　〔9〕《学灯》　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
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创刊，一九四
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
《时事新报》当时是研究系的报纸。

　　〔10〕指顾颉刚。
一九二七年七月，顾颉刚从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看到作者
致孙伏园信，其中有“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的顾颉刚”等语，他即致函作者，
说“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旬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
法律解决”，并要作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参看《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
“候审”》。

　　〔11〕“缧绁之忧”　《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