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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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把人画得瘦削。

　　　　　　　　　　　　　　　　　　　　　　　　　　　几条“顺”的翻译①

　　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
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②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③大学生。但这三
代之中，却要算赵教授的主张最为明白而且彻底了，那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
不如顺而不信。”
　　这一条格言虽然有些希奇古怪，但对于读者是有效力的。
　　因为“信而不顺”的译文，一看便觉得费力，要借书来休养精神的读者，自然
就会佩服赵景深教授的格言。至于“顺而不信”的译文，却是倘不对照原文，就连
那“不信”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然而用原文来对照的读者，中国有几个呢。这时
候，必须读者比译者知道得更多一点，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错误，明白那“不信”的
所在。否则，就只好胡里胡涂的装进脑子里去了。
　　我对于科学是知道得很少的，也没有什么外国书，只好看看译本，但近来往往
遇见疑难的地方。随便举几个例子罢。《万有文库》④里的周太玄先生的《生物学
浅说》里，有这样的一句——
　　“最近如尼尔及厄尔两氏之对于麦……”
　　据我所知道，在瑞典有一个生物学名家Nilsson　Ehle是考验小麦的遗传的，但
他是一个人而兼两姓，应该译作“尼尔生厄尔”才对。现在称为“两氏”，又加了
“及”，顺是顺的，却很使我疑心是别的两位了。不过这是小问题，虽然，要讲生
物学，连这些小节也不应该忽略，但我们姑且模模胡胡罢。
　　今年的三月号《小说月报》上冯厚生先生译的《老人》里，又有这样的一句—
—
　　“他由伤寒病变为流行性的感冒（Influenza）的重病……”
　　这也是很“顺”的，但据我所知道，流行性感冒并不比伤寒重，而且一个是呼
吸系病，一个是消化系病，无论你怎样“变”，也“变”不过去的。须是“伤风”
或“中寒”，这才变得过去。但小说不比《生物学浅说》，我们也姑且模模胡胡罢。
这回另外来看一个奇特的实验。
　　这一种实验，是出在何定杰及张志耀两位合译的美国Conklin所作的《遗传与环
境》里面的。那译文是——“……他们先取出兔眼睛内髓质之晶体，注射于家禽，
等到家禽眼中生成一种‘代晶质’，足以透视这种外来的蛋白质精以后，再取出家
禽之血清，而注射于受孕之雌兔。雌兔经此番注射，每不能堪，多遭死亡，但是他
们的眼睛或晶体并不见有若何之伤害，并且他们卵巢内所蓄之卵，亦不见有什么特
别之伤害，因为就他们以后所生的小兔看来，并没有生而具残缺不全之眼者。”
　　这一段文章，也好像是颇“顺”，可以懂得的。但仔细一想，却不免不懂起来
了。一，“髓质之晶体”是什么？因为水晶体是没有髓质皮质之分的。二，“代晶
质”又是什么？三，“透视外来的蛋白质”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有原文能对，实
在苦恼得很，想来想去，才以为恐怕是应该改译为这样的——“他们先取兔眼内的
制成浆状（以便注射）的水晶体，注射于家禽，等到家禽感应了这外来的蛋白质
（即浆状的水晶体）而生‘抗晶质’（即抵抗这浆状水晶体的物质）。然后再取其
血清，而注射于怀孕之雌兔。……”
　　以上不过随手引来的几个例，此外情随事迁，忘却了的还不少，有许多为我所
不知道的，那自然就都溜过去，或者照样错误地装在我的脑里了。但即此几个例子，
我们就已经可以决定，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
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
入了迷途了。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长庚。

　　②赵景深四川宜宾人，当时复旦大学教授，北新书局编辑。他在《读书月刊》
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一年三月）《论翻译》一文中为误译辩解说：“我以为译书
应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
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
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
‘达’‘雅’三个条件，我以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
　　③杨晋豪上海奉贤人，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他在《社会与教育》第二卷第
二十二期（一九三一年九月）发表《从“翻译论战”说开去》一文，攻击当时马列
主义著作和“普罗”文学理论的译文“生硬”，“为许多人所不满，看了喊头痛，
嘲之为天书”。又说“翻译要‘信’是不成问题的，而第一要件是要‘达’！”
　　④《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出版的大型丛书，收入
中外著作两千余种，共四千册。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①

　　　　　　　　　　　　　　　　　　　　　　　　　　　　　　　　　　　一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
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
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
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
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
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
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
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
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
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
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②。但比
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
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
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
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
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
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
“为王前驱”③，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
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
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
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
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
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
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
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
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
自从发出宣言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④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
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⑤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
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⑥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
“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
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
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
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黄震遐：《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
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
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⑦的战士，站
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
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
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
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
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
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⑧了的缘故。





　　　　　　　　　　　　　　　　　　　　　　　　　　　　　　　　　　　三

　　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
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这，是他将“法国的安
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
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
是受了他的熏陶”⑨，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
这个题目的剧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⑩元帅，真正
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
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⑾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
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
—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

　　…………
　　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
　　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
　　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
　　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
　　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
　　铁蹄践着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扬起了火鞭复仇；
　　黄祸来了！黄祸来了！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⑿，这一张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
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
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
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⒀，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
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
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
者的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
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
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
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
“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⒁，日
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
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

　　　　　　　　　　　　　　　　　　　　　　　　　　　　　　　　　　　五

　　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
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这也是势所必至，无
足诧异的。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
望。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

　　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
　　杀尽我们的敌人，
　　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
　　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战歌》。《民国日报》载。）
　　去，战场上去，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我们的肉身好像疯人，
　　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
　　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
　　凭着我们一股勇气，
　　凭着我们一点纯爱的精灵，去把仇人驱逐，
　　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申报》载。）
　　同胞，醒起来罢，
　　踢开了弱者的心，
　　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
　　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
　　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
　　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醒起来罢同胞》。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
精灵”，用“尸体”。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
都元帅之后，主张“友谊”的缘故。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
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
——

　　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
　　有坚卓的志愿，
　　有沸腾的热血，
　　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
　　快起来准备去战，
　　快起来奋斗，
　　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学生军》。同上。）
　　天在啸，
　　地在震，
　　人在冲，兽在吼，
　　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
　　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徐之津：《伟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
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六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
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
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⒂，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
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
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
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⒃里垂涕而
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
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
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
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
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
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
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
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
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⒄，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
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
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
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
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
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
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
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
“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
会有这一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
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六、七
期合刊。署名晏敖。
　　②“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
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
《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
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③“为王前驱”语见《诗经·卫风·伯兮》，原是为王室征战充当先锋的意思。
这里用来指“民族主义文学”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制造舆论，
实际上也就是为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开辟道路。
　　④宣言指一九三○年六月一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连载于《前
锋周报》第二、三期（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这篇胡乱拼凑的
“宣言”，鼓吹建立所谓“文艺的中心意识”，即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意识”，提
出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它剽窃法国泰
纳《艺术哲学》中的某些论说，歪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妄谈艺术上的各种
流派，内容支离破碎。
　　⑤《前锋月刊》“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刊物。朱应鹏、傅彦长等编辑，一九
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
　　⑥指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在陇海、津浦铁路沿线进行的军阀战争。这次战
争自一九三○年五月开始，至十月结束，双方死伤三十多万人。
　　⑦腊丁民族泛指拉丁语系的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人。腊丁，
通译拉丁。
　　⑧条顿民族泛指日耳曼语系的德国、英国、瑞士、荷兰、丹麦、挪威等国人。
条顿，公元前居住在北欧的日耳曼部落的名称。
　　⑨这是黄震遐《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原文说：“末了，还要申明而致
其感谢之忱的，就是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的谈论。傅君是认清楚历史面目的一个
学者，我这篇东西虽然不能说是直接受了他的指教，但暗中却有许多地方不可讳地
是受了他的熏陶”。（见一九三一年四月《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⑩成吉思汗参看本卷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