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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涅天下(GL)-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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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读书人对科举趋之若鹜，除了图做官的地位利益外，更渴望的是留名千古、光宗耀祖，而《进士录》就是留名千古的一个机会，是以一般士子除非考贡举没了希望，否则不会舍贡举而去应“制科”。
就以苏轼、苏辙兄弟俩言，当年苦读的目标也是奔着进士科而去，两人在仁宗嘉祐二年同时高中进士科并入《进士录》，却因母亲突然病逝，不得不回蜀服丧而错过了进士授官，当服丧完恰遇仁宗诏开制举，兄弟俩遂应诏报考其中的“直言极谏科”，在中进士后再考制科当属更上一层楼。
二苏若非中进士科在前，以兄弟俩的志向才华，断不会舍进士科而考制举这类“恩科”。二苏尚以进士科为重，更遑论一般士子？
但南廷的改革却将制举纳入了常科，即与贡举一样，三年为一大考。
如此，制举成为常科，则制举出身与贡举出身一致，都将载入《进士录》，留名千古。
这相当于在贡举外又给读书人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由于贡举的进士科和明经科竞争皆极其激烈，可以想见，更多的士子宁愿选择相对不激烈的制科。这也正是杨时和罗从彦所担心的。
然而，对士子们来讲，摆在眼前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以，尽管儒学大家们担忧并反对，跃跃欲试奔赴临安的读书人却是一波接着一波。
当然，对于多数士子来讲，新制举的十五科目中，有一些科目——如“商科”、“水利土建科”、“农科”、“算科”等——他们多是白眼相向，但对“直言极谏科”、“博通籍典科”、“才识兼茂体用科”这类科目却青眼相加——士子选报的也多是这几科目。
由这几科目及第，可望进入台谏、秘书阁、弘文馆、太学等官署，所授的职官与将作监、少府监、都水监、司农寺这类“浊官系统”相比，那可是正经的“清官”出身——自然被这些自谓“清贵”的儒生们青睐。抱持此心的士人如过江之鲫般涌向京城。
于是，在南廷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景况，一边是儒学大家上书朝廷的反对抨击声浪，一边却是各地儒生士子涌向京城报考的狂潮。
最初，丁起在担心制举变革遇阻时，名可秀却如智珠在握，淡雅笑道：“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求的就是一朝高中名闻天下；但王荆公变法废止科考，以太学的上中下三舍法取代，其后蔡京又推出学选法代科举，不知被多少士子扼腕诟病……如今我朝重开科举，这就是天降甘霖，虽说首推制举，但变革并未损士子之利，反而给了一条仕途大道。如此机会，又有几个读书人能忍得住不动心？”
“……擎升，这就是造势，势成潮流便无可阻挡！为政者只要把持住利益的多数群体，纵然前方有反对声浪，也阻不住大势所趋！”
名可秀眸色幽深。
孔子的学说经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后，成为“儒”，而墨子的学说则被迫远离庙堂，一支流于江湖成为“侠”，一支流于民间成为“技”。宋室以儒学治国，江湖不容于朝廷，明面看起来是文官阶层忌惮江湖人任侠不服法令，但从根子里去挖，何尝不是居于正朔地位的儒学对墨家的排斥？
她的心志，不仅仅只在于一场科举的变革！她想撼动的，是自汉以来就以儒学为独尊的大一统思想！
这份深藏的心思，或许仅有卫希颜能揣摸得一二。
杨时和罗从彦等人自然不知晓朝局的背后有这么一位“隐主”在遥控，更不知道制举变革的深处竟然隐藏着这般惊悚撼世的心思，但随着涌向京城的报考人潮越来越猛，儒学大家们的担忧也因之越来越浓重。
***
或许，士子们的踊跃应诏只是杨时和罗从彦等儒士忧虑的一个方面，更让这些大儒们不安的是：科考中涌现出了另外一股潮流——商人。
当朝廷诏令下达、士子们还在惊诧疑虑的时候，大宋的豪商们就已有了动作。
这群市场嗅觉最灵敏的阶层很快从这道诏令嗅出背后蕴藏的莫大利益，并以果决的魄力和积极的行动掀起了一股应诏潮流。
内陆的豪商们因无太宗诏命的限制反而比海商行动更快。几乎是在看到诏令的次日，各豪商当家的家主们便下了决断，考虑着从家族中选派哪一位优秀子弟脱离商事、赴京应考。
这些选中的青年多半对儒家经义并无精深研读，但对商事运作却是圆通擅长，他们被家族选中必定是在行商谋算和交际应对上均得赞誉，当得同类子弟的佼佼者之称。
这些优秀子弟一旦及第，并在茶马司、漕运司、盐、酒、织纺等部署谋得要职，既对本家商事经营有利，更能由此步入士大夫阶层，脱离商籍光耀门庭。这对古代商人来讲，是比银钱更大的诱惑！
宋代商人经商有成后，多半会四方活动走门路想谋个一官半职傍身。蔡京、王黼当政时期卖官鬻爵就极为猖獗，不少豪商花数千数万贯钱为子孙谋得个通判、直秘阁之类的低品职官，但买来的官终究是虚的、没有底气，说出去大家都心里有数，面子上也没甚么光采，怎能比不上正正经经的科考进士出身？
但商户子弟十个中九个都不通诗赋，对经义也多半不精，又怎能在竞争激烈的科考中拼得过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书生们？因此，科举对豪商们来讲，是一条金光灿烂的独木桥——好看但难过！
然而，朝廷却在科举中开了“商科”和“算科”，这不是等于给商户人家开“恩科”么？就好比老天掉馅饼，正正砸在商家人的头顶上！如此千盼万盼的大好机会就在眼前，岂能不把握？
和内陆的豪商们相比，海商的动作仅仅只慢了一步。
“这是老天爷恩赐的机会！”
宁海海商第一家的家主孙俊明兴奋地来回踱步。
这位十五岁就随父亲出海跑船、经历了四十年大风大浪的吹打，早已磨得如木兰巨舟般沉稳坚实的海商孙霸王，此刻却有些抑制不住地失态。
他放下手中来回看了十多遍的《明州日报》，对长子继业道：“朝廷开了‘商科’……哈哈哈！这是天大的喜事……是老天爷降下的福份……业儿，我们孙家光耀门庭的时候到了！”
相比父亲的兴奋，三十八岁的孙家长子似乎更为谨慎，“爹爹，这官家说话由来不作准！这道诏令难保不会朝令夕改……”
“业儿，你莫担心！”
孙俊明背着手，五十五岁却依然精神矍铄的脸庞浮现几分狡黠，“以前的事为父不敢说……但现在嘛，朝廷可有些不同了……”
他嘿嘿一笑，把过船舵的粗手一掌拍在儿子肩上，“业儿，你除了关心商事外，还得好好注意一下朝廷的风向……你记得官府去年颁布的《海事市舶法》？那可不仅仅只是一道法令……”
孙继业曾经陪同父亲出席过建炎元年的东南海商联盟会议，听得父亲此言，脑海中立时浮现出一张雍容雅致的女子颜容，他抚着颌下短髭的右手倏然一抖，扯痛了几根胡须。
他定了定神，道：“爹爹，您是说，《市舶法》和那人有关？”
“为父虽不敢十分肯定，但也去之不远！你想想，她在联盟会上提出的十五条发展方略，哪一条不是和朝廷后面颁布的《市舶法》相呼应？若无预知，岂能这般吻合？那十五条方略，条条立意深远呐……若能一一实现，我辈之后三代人都能受益，荫及子孙，渊远流长……”
“为父自诩经营海事四十年，比很多人都看得远，但与那女子相比，却也不得不道个服字！”
“咱们名会主的心思，可是深得很哪……”
孙俊明最后一句喃喃不可闻，他挥了挥手，语气断定，“纵然《市舶法》不是出自她手，也必是在她影响下成文！”
老头子说到这忽然转了话题，“业儿，你可知，年前，泰昌的大掌柜李充选了一批一赐乐业人入京？”
孙继业虽然心头惊讶却未出语打断，他知道父亲后面所说的话必定是关键。
孙俊明目光灼灼，“听说户部有几名新进的小吏，都是白皮肤的夷人……我琢磨着就是李充送入的那批一赐乐业人！这些夷人入我华夏中原，得蒙太祖赐姓，据说都是些算帐经财的好手……”
“夷人进入朝廷的户部？”孙断业有些瞠目。
孙俊明却浑不在意，“这不值得奇怪！我大唐兴盛的时候还有高丽人、倭人等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哩……这些一赐乐业人既然得太祖皇帝赐姓，自然就是我大宋户民，到吏部为胥吏有何稀奇！”
“只不过……”
老人眼底泄出一抹精光，“这些一赐乐业人以经商为生，竟然四五成群地进入户部为吏，这就非为寻常了……业儿，这就是咱们那位名会主的手段！”
孙继业心下咂摸父亲话中深意，思得前后关由，倏地心有所悟，一时竟激凛凛打了个寒噤。
“爹爹是说，名会主和北面那位一样……”他伸手指了指北方，言下自是指掌握北廷实权的惊雷堂总堂主——太师雷动！
他禁不住寻思：难道那位与惊雷堂南北对峙的南方江湖魁首，竟也如雷太师般，是这南方宋廷的背后势力？
他想到这背上顿时惊出一片冷汗。“这可是女子干政……”他手一紧，不由揪落两根短髭。
孙俊明却哈哈一笑，腰背挺直，双目精光大盛，“业儿，什么都是虚的，只有利益才是实的！咱不管什么女的男的，谁对咱孙家有利，咱就跟着谁走！”
“爹爹说的是！”
孙俊明捋了捋胡须，唇边掠过一道狡猾笑意，“咱们只要盯着泰昌商会，就绝对错不了！”
孙继业一点即透，“孩儿听说，泰昌的三掌柜艾思齐与泰昌的契约已满，泰昌和他不再续约，莫不成就是为了朝廷的制举？”
他微微眯眼，抚髭笑道：“爹爹决意将咱们恒兴的二掌柜提前解约，也是着意在此吧？”
“业儿猜得不错。顾三郎虽是一员干才，但留在恒兴不如入朝，对我孙家的发展更有利！”
孙俊明眯目而笑，“这三郎虽说是我孙家的奴婢，但仍属于良户，按律令最多十年便得放他出府，眼下还差三年就满，与其到时候允他自由，倒不如提前给了他这份恩惠。一来让他眷顾着我孙家的恩德，二来他没有家世，若入朝为官也需找个倚靠，我宁海孙家便是他最好的选择……”
“此举于他于我，都是有利无弊啊！”
老人家笑得意味深长。
“爹爹远见，孩儿不及！”
孙继业拱拱手，对父亲的谋算心悦诚服。
少了一个二掌柜，却多了一个官场上的盟友，何乐而不为？
***
像孙家父子这般的对话在东南路的海商豪户家里相继在上演，对话的情景或许有差异，但面临机会采取的手段都大同小异。
诸姓海商均选出商行里精干忠恳的外姓人，解除雇佣契约，斩断他们和海商海贸的联系，以便应考制举，若得高中入朝，他日自可与原东家守望相助。
海商的这些谋算自然瞒不过有心人。给事中胡安国就在给皇帝的奏本中严厉抨击海商的“做弊”之举，说：“商人为利驱使，多行不法之事，朝廷应绝其通往科举之路！”
刑部侍郎范宗尹、天章阁待制朱震、户部员外郎范冲、起居舍人汪藻等均出列奏言反对商人应举。
宋之意诘问范冲：“听说户部录了几名一赐乐业人到度支和虞部后，会计帐目清明，效率也高了很多，可有不法行为？”
“宋大人休得以偏概全！那些一赐乐业人不过是夷人小吏，怎可与那些豪商家出来的精狡掌柜相比？”
“范大人是儒学名士，品性高洁，常言‘民不知礼，吾当教化之’，您说这些商人精狡，何不好好教之，这般野蛮拒之于堂外，似非圣人之道啊！”
“宋大人你这是本末倒置。为官者当先有德，岂可为官后再修德？”
……
朝堂上一片吵嚷。
赵构皱了皱眉头，这道诏命下去后反对之声一直不断，先是台谏，其后又有杨时、罗从彦的奏书，朝中胡安国、范冲等人更是隔三岔五上言，皇帝也不由有些犹疑动摇。
然，丁起的态度坚决，以有赵鼎、宋之意、叶梦得等朝官的支持，赵构仅微微动摇了一下，又沉稳坚定下去。
***
和儒生、商人们相比，方技之士和匠户的应诏就不那么积极。
他们比不得读书人，有着读书为上品的优越心态；也比不得商人，因逐利而生出冒险胆色；他们以祖辈相传的技艺为生，或许掌握着一门家传绝技，却被世俗压在底层，习惯了官府的劳役压榨——到朝中跟那些读书人一起做官，这岂是他们这等卑微之人能想的？
在这种自甘卑微的心态下，虽说朝廷的诏令广为宣传，既有报纸登载，又有官府张贴，还有州府的官伎街市歌舞吟唱，将朝廷的诏令几乎宣扬得大街小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真正相信、并敢赴京去报考的匠人却寥寥无几，十三路统共下来也不过几百来人，远远逊于士子和商人的热情。
但匠人们仅是这股制考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他们的犹疑影响不了奔涌向前的大势。
建炎二年正月，赶赴礼部报考的应诏人员已达八千余人。
正月一过，到得三月十日截止报名时，报考的总人数已达二万七千五百余人，几乎赶得上武举的兴盛了。
上万的士子商人和方技隐士云集在京城，甚至有广州、泉州定居的蕃人也落户籍为大宋国民前来应考，临安盛况一时空前。
***
“天下人才尽入我朝呀！”
礼部侍郎周紫芝对此极为自得。
但这般盛况，却引发了儒林更深的忧虑和更强的反对声浪。
给事中胡安国再度上表，道：“朝廷取士，士农工商杂糅，将恐道德治下，君子之政远矣！”
范冲、朱震联袂频繁入宫进谏，以致赵构一听得内侍通传“范、朱二人觐见”，就有些头痛想躲开。
三月十五、十六，杨时、罗从彦先后在《福建日报》发表文章，指责朝廷滥开杂学、允商籍技户同列科考，对官场的贪腐积弊如火上浇油，更将积重难返，云云……
这是儒学大家首次通过报纸公开反对朝廷的制举改革。这可私底下的信件劝谏和朝堂上的争议不同，影响面更广更巨。
十五日夜，宋之意急急入枫阁，名可秀却笑道：“杨龟山和罗豫章的文章，各州都要转载。这火，烧得越旺越好！”
宋之意皱眉，“宗主，这两位对儒林的影响非同小可……属下担心，广为传扬开去，恐会掀起一股巨大的反对风浪。”
“风浪再大，也掀不翻大船。”
名可秀淡淡一笑，“你道那些豪商们是吃素的么？尤其是海商，个个都是风里来浪里去跟天争出来的胆子！老天爷既然落下一张大饼，这些人岂能甘心被人夺走？”
“咱们坐着看戏便是！”
作者有话要说：
因科举的改革涉及到思想的变革、教育的变革和官吏体系的变革，所以青西着墨的相对多一些，不敢几笔带过。
备注说明：
1、一赐乐业人：即流入东方的犹太人。
关于犹太人何时到中国，历史学家考证后有四种说法：一种是周朝来华说，一种说法是汉朝入中国，一种说法是唐朝入中国，一种说法是宋朝入中国。但不管哪种说法，宋朝时已有了犹太人，被称为一赐乐业人。
关于犹太人的叫法，是6世纪才有。至于在中国传开，大概是17世纪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华后带来的。
2、关于宋朝的奴婢：
宋朝律令不允许蓄奴。平民因不得已卖身为奴的，最多满十年，主人家必须回复其平民身份。没有一朝为奴，终身为奴的说法——话说比明清的奴隶可是幸福多了。
至于将平民掳去贩卖为奴隶的，从法律上来讲，那是违法的行为。
因为奴婢少，所以宋人多是雇佣仆役，这和奴婢是不同的，有着自由民的身份。
宋朝也很少有官奴，因对士大夫很少实行抄家，所以没有家眷充为官奴或官妓的做法，到得南宋时，基本上已没了官奴。所谓官妓，并不是官员充为妓的家眷，而是不纳税的妓即为官妓。
笔椽论战
三月下旬之后，京城临安接连下了四、五日的暴雨。
雨水将城外西湖的湖水都冲高了一层儿，但并未引起水害。
神宗熙宁年间，那位因反对新法被贬杭州的苏东坡，曾雇二十万人力疏浚西湖和城内外各条河渠，历时半年成，在三十年后依然遗泽杭人。
到徽宗宣和年间时，丁起出知杭州，依靠名花流的财力暗中支持，将西湖和城内外的河道又重新疏浚贯通一番，不惧洪雨。
靖康元年末，北方因金兵入侵的战乱，大量流民南下涌入杭州，丁起按名可秀的授意以工代赈，雇流民将杭城内的各条街巷均以青砖铺彻地面，两侧并留排水沟，使雨水各入河道。
经过这番前后的河道疏浚以及城道规划修整后，杭城不惧雨天，城内非但不会因雨水而泥泞不堪，反而大雨将青砖街巷冲洗得一片干净，爽心悦目。
丁起这道善政破天荒赢得了杭城官员士绅和贩夫小民各个阶层的一致赞好，其中商人和走街串巷的小贩们获益更是良多，杭商们为此还赠了块“德泽武林”的金字牌匾一路鼓乐吹打着送到州府衙门。
是以，这座旧称武林的临安京城因丁相公昔日的这份德政，虽然暴雨一连下了四、五天，但市面繁华却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虽说街市上的人流因暴雨不现熙熙攘攘，但酒肆茶坊和瓦子勾栏等地却是热闹得紧。
再过十天就是大考之日，这阵子报纸上为科考争得厉害，赴京的考生们难免心头惴惴。谁都在房里坐不住，有钱的雇马车，没钱的坐牛车，都扯着身子往人多的地儿凑堆，议论揣测报上的那些争论会不会影响朝廷先前颁布的制举诏令？
这股异常鼎盛的人气直接催动了京城各处酒肆茶坊的兴旺，从这些考生扎堆聚议的地儿不同又可观出考生们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差异。
譬如，那些文人士子且手头比较宽裕的多半都聚在临安最风雅的清风楼；而那些豪商子弟们，则多是去往在杭城重建的原京师第一酒家丰乐楼（樊楼），或是去熙春楼、三元楼这些用全套金银酒具的富贵酒楼；那些聚在和乐楼、和丰楼这些官营酒楼的考生就多少都有点官仕背景了。
至于那些手头比较拮据的考生也有去处，如各里街的小茶坊或酒肆，四五人一桌，花上十几二十文铜钱，点上两暖釜茶就能坐论一个上午。
……
***
风暴初起的那日，是三月十七，杨时和罗从彦抨击制举之弊的文章被转载到《西湖时报》，老天爷仿佛有应和般，天空中咵啦十数声雷鸣后暴雨就倾盆而下。
报纸这一新生事物，再度体现了它作为传媒的强大力量。随着各州的相继转载，这场涉及制举的争论迅速扩散开去，以福建路和两浙为中心，南至广南、西去巴蜀，几乎席卷了所有繁华城邑，就连草市镇的铺贩们都知道了有两位学问极其厉害的大夫子反对朝廷的新科举。
正如宋之意所担忧般，杨龟山和罗豫章在儒林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他们的文章甫一传开，便引来各地儒生的声援和朝廷官员们和支持。
首先声援附议的是杨、罗二人的学生，其中以李侗、朱松最有名望，紧跟着在广东和福建的州报上发文，锐言广开制举的时弊。
其后，以胡安国、范冲、朱震、汪藻等为首的名士官员联合京中各部十余官员具名上书。厚厚一沓的奏本摆在皇帝的御案上，让赵构看得一眼便头痛，但不阅又不行，阅罢又憋闷得紧。
像胡安国、范震、朱冲这三位臣子，都是赵构登基后诏入朝中的名望之士，言对奏事素来直言不讳、一针见血，这奏本的言论自然比较尖锐，让人看了不怎么舒坦。偏生赵构还不能疾言驳斥，以免损了他贤明君主的德望，只得提起御笔温言抚慰。
但这还不算完，没过两日，地方州府也来赶趟，接连上疏给皇帝，如广州知州陈邦光、泉州知州李光、秀州知州程俱等清望官员均奏道：“请陛下对商人应诏三思”云云。
……
那段时间，从各州递往京城的信件和奏表激增，连带着天下通的业务上涨了一成不止。
在朝野一浪比一浪高的反对声潮中，于是便有流言传到坊间，说“朝廷欲纳大儒之言、取消商人应举”……
消息一传出，士籍考生们多拍手称快，而矛头指向的商籍考生们就心头杂乱了，有胆大不信的，有惶惶不安的，有胆小的甚至禁不住掩面悲嚎……然而，在这一片纷乱中，那些豪商家选出的优秀子弟却显得格外冷静——他们在等待身后家族的发力……
***
首先反击的是海商。
人称东南海商十豪家，即是指“李孙周贺程、罗郑张蒲刘”十大家族，这十姓几乎垄断了大宋海贸的半壁江山，与官方打交道是常事——这官场交往多有讲究，海商们为了谙熟官府的法令和文牍书写惯例、以及台下的潜规则，均花钱养有几个专门和官府打交道并备咨问的文士幕僚。
这时候尚无师爷的说法，多称为“幕友”——不仅豪商会请，就是有钱的官员通常也会养上一两个，尤其是那些出知地方的京官，身边若有一个熟稔地方政务的幕友，到了州县后就不虑会被胥吏欺哄。
这些充当幕友的文士多半是考进士科但落榜的举子，但这些落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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