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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涅天下(GL)-第2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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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表征了起源于母系血统，氏则从父系而名。”名可秀这句话点破了儒生们反对女娲列入祖姓的根源，因为女娲氏是母系姓氏，这与宗族姓氏传承于父系是完全相悖的，当然不能接受。
因为反对之声过大，这使《百家姓》的编修还未付梓就已闹得沸沸扬扬。无论结局如何，对始作俑者的名可秀而言，目的已达成了一半，至少播下了一枚种子。
由于有《百家姓》在前面吸引火力，加之《千字文》的修订争议不大，很快通过，颁印天下，原《千字文》被诏止禁学，各私学和书肆中的旧《千字文》均被回收。一部旧本可换两部新本，书商和私塾都没意见，学童可用旧书换新书也无损失，新版《千字文》很快得到普及，民间旧本渐渐只能在收藏家的书阁中见到了。
至于《百家姓》的编修则因儒生意见太大，争吵了大半年仍未获得政事堂通过，如今安南路官学用的，仍然是原版《百家姓》。
卫希颜为何要重新起用越族夫子？盖因安南路多达一百多所官学，要想在短期内全部配上大宋教谕不现实，而官学不可因缺夫子停学太久，此种景况下，起用越族夫子就很必要了。
当然，要择而用之，对大宋怀有仇恨之心的不能用，没有德行的不能用，学识不行的也不能用——考核的内容即大宋的“三百千”。
用这些越族夫子接受“三百千”的教育后再来教学“三百千”，难度不高，毕竟只是蒙学课本，而且教学本都有详细注释，偏难字都有同音字标声韵，只要照本宣科，就不会出现误读误解的情况；想故意歪解也不容易，若被随时巡查的督学发现，不仅前途没了还要入罪，敢拿身家冒险的是少数。
卫希颜以“三百千”为始并非一时主意，早在打下华宋州后名可秀就定下了《以夷入夏教化方略》，经过华宋、瑞宋二州的施行、修改，已经比较成熟了，如今在安南路使用当然是驾轻就熟。
而推行“三百千”的意义不仅仅是推广汉字语言，更重要的是，以文字教化渗透文明和价值观。
如《三字经》中蕴含了儒家的仁、义、信、勇、智、礼和孝悌，又宣扬了从上古到唐宋，华夏万年的悠久历史，而悠久的历史就意味着文明底蕴的深厚，对文明底蕴浅的民族必然产生拉引力。
又如《千字文》中也同样蕴含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以及华夏山川的壮丽描述，随着学子的念诵，天长日久下去，便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让学子对华夏壮丽山河产生向往，无形中增强向心力。
《百家姓》没有文理，但它汇聚的不是一般的汉字，而是作姓氏用的汉字，这就不同了。以家族为中心、视血缘区别亲疏，正是儒家文明的核心思想之一，教之以《百家姓》，就是树立儒家的这种价值观。而且，交趾源于华夏，越族人的姓氏也是从炎黄二氏族的姓氏分支演化而来，如交趾四个王朝的皇族姓氏“吴、丁、黎、李”，就是华夏百家姓之一。解析《百家姓》中每个姓的历史，就是让人们明了姓氏的起源，“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宗”，增强交趾人回归华夏的认同感。
按照安南路的教化纲略，所有官学，不论州学、县学，蒙学、小学还是大学，开学就要读“三百千”，做到人人会读，个个能背。至于家馆和塾师设馆，在州县官学开学之后，所有私塾的塾师，都必须到当地的县学或州学免费学习“三百千”，考试合格后，授予蒙学塾师印历，才有坐馆教授蒙学的资格，否则就是“无证教学”，按大宋朝廷尚在试行的《教谕资格律》定罪。
“新地有新地的好处，少了很多拘束，”卫希颜对陈如瑛道，“譬如试行之法，在这里就可试行之法就可大行其道了。还有未行之法，也可作为试点，便宜而行。”她清凉的笑意里透着几分狡黠。这种“便宜行事”，曾经任过华宋州长官的李易，无疑是体会最深刻的，而这位已被卫希颜内定为安南经略司副经略使兼提举学事的安南高官，在以后的履政中也是最能把握“便宜行事”之精髓的一位——陈如瑛认为，安南教化取得如此成就，李顺之当居首功。
事实上，除了学政外，安南路还采用了其他手段加强文明的渗透。
比如，在新建的交州城内，四面的内城墙上都刻着《三字经》的全文，分别用小篆、隶、行、楷四种书体，均由大宋名家书写，工匠镌刻而成。吸引了无数小民百姓跑到城墙下看稀奇。若看到其中有认得的字就很得意了，如果能连着念出一两句来就更有面子了，那些大字不识的就颇感没面，觉着无论如何也要识得两句才好。相比普通百姓，更被吸引的是那些爱好书法的文人，成日价流连于城墙之下，架着书板临摹，往往痴迷忘返，成为交州城内的一大风景。甚至有文人雇身手灵活的“高手”，夜里爬上城墙拓印书体，被巡城的官兵抓住也屡禁不止，成了交州城民一大笑谈。之后，交州文林中又刮起了一股学小篆的热潮，起因于安南经略司在西城篆墙下举办的一场书法交流会，那些自诩知识渊博的越族文士，看着满墙的篆字都傻眼了，尽管小篆不是交趾国的官方文体，但自诩源出“中华”的贵族文人们着实丢了把面子。
又比如，安南经略司在交州官衙外面的广场上，官府布告栏对面，建了一座白色大理石雕墙，雕刻的是一棵高达三丈的巨树，刻名为“华夏姓氏源流树”。
这棵大树的根部刻着“伏羲女娲—风姓”，代表华夏之祖。这体现了安南路的“便宜行事”，尽管《百家姓》因“女娲”之争编修版没能得到通过，但“姓氏树”即使被朝廷知道，经略司也能用话圆过去。当然，主持其事的李易也因此被安南官员认定为铁板钉钉的卫党。不过，如今的朝局，成为“卫党”是令人艳羡之事，没见先帝都被斗倒了么？卫党可是势大啊，不知有多少人暗里羡慕嫉妒李易的好运，卫国师不是那么容易攀附的。
但说大树之上是一条大枝桠，代表“炎帝—姜姓”，枝桠上有树叶，有分枝。每一片树叶都代表姜姓的一个分支姓氏或演化姓氏，每一个小枝条则代表大分支中演化出的小分支。“炎帝—姜姓”之上是大树主干，代表“黄帝—姬姓”，伸出十二枝桠，分别为黄帝之子的赐姓。十二枝桠又分出众多的小枝条，代表分支姓氏。如夏、商、周的祖先都是黄帝的后裔，其中周承姬姓，周武王封十五弟姬公高于毕地，便以“毕”为氏；毕公高之孙在毕国亡后受封于魏地，后代便以“魏”为氏；魏氏子孙中又有受封于令狐的，便又分出“令狐”氏。四百多个姓氏便是这般一支分一支地演化而来，由“姓氏树”表现就很简单明了，只要粗识与自己姓氏相关的几个姓氏，就能找到姓氏的源头。即使不识字的，能不好奇吗？能不关心吗？若被人问起来支吾不出那太没脸了，肯定要去“寻根”。石墙下就有值守的衙吏，很热情地回答询问。不仅仅是在交州城，在安南路辖治的其他州城和县城的衙门前，也都以砖墙涂白垩，漆绘“姓氏树”，虽然不比交州城的理石树高端大气，但效果是一样的。
作者有话要说：年底是折磨别人又被别人折磨的痛并快乐着……
☆、文明之治（三）
安南路拥有一百多个州县；但除了交州是全境统治外，另外五十八个州属于大宋朝廷直接辖治的区域都只有州治所在的一县之地，所需的官吏自是大幅减少；但再小的衙门也需人手；虽然配置州县的品级官员不多；但没品级的胥吏却不算少。有品级的官员自然是大宋朝廷选官派遣，而大量的胥吏就不可能是朝廷派遣了；还是得用当地人。
这些胥吏同样要学“三百千”。
按照安南路的规定；担任公职的最低要求是会说大宋官话，以及会写自己的姓氏和简单的字词，比如“华夏、中国、宋、安南”这几个字词是必须会认会写的——如驿站的驿卒、衙门的捕吏。教说官话的课本就是“三百千”，当“三百千”能跟着背熟了，官话自然说得圆转了。而高一级的胥吏，比如衙门的书吏、税吏等，就不仅要说官话，还要会识字，会默写“三百千”。
而且，所有的胥吏都要集中起来，由州县的主官讲授大宋国史馆编撰的《华夏史》，学完了或抽问考查或书面考核，合格的才能继续留在位置上，否则解职归家。
这些胥吏属于官吏阶层中的底层人物，家中多半要靠这份公职糊口，为保住饭碗，便必须接受教化。但接受教化，不等于归心。甚至有可能因自身利益，或背后有人教唆，暗地里使绊子。
一般说来，地方上的政务，都是由这些胥吏把持，他们父子相传，形成了世代胥吏户，十分熟悉当地的人情世故和欺上瞒下的窍门，让上面的主官畏惧处理政事，他们有的是手段。当然大多数的越族上官自恃清贵身份不屑于亲自处理政务，在职任上主要是游山玩水，宴饮歌舞，奢侈享乐，拿着下属的供奉，政务只管签押。胥吏们就靠着贿赂上官和把持政务的手段，或隐匿户册，或擅自加税，或收附加杂钱，压榨百姓取利……种种手段，不一而足。现在换了朝廷，换了严厉勤政讲仁以爱民的主官，以前那些勾当眼见得收敛，损失过往利益，让胥吏们如何甘心？这些猾吏口中喊着“大宋万岁”，心里却在想着怎么施展手段，架空上官，或拉上官下水。
这些越国胥吏的手段，宋朝的胥吏也是惯会玩的，而且手段更精到。新生的大宋朝廷已经在十年的吏治整饬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应对猾吏更是有一部厚厚的实务政典。每任进士在选官赴任州县前都要学习这些实务，包括州县的田册户册、税簿账目怎么看，钱谷怎么计算，仓禀实务，捕盗实务，奸吏惯用的欺上瞒下的手法等等，不要求选官们精通，但务求每项都有了解，不至被治下之吏欺瞒、架空。
派到安南路的州县官员们也当然接受过这样的实务学习，人人携着《州县实务政典》上任，到安南路之后，又在安南行营接受短期学习，对上任之地的人情、风俗、历史有了解后才上任，对付治下那些积年的胥吏虽不说手到擒来，至少也让他们心生凛惧，谨慎行事。从中挑出几个吸食百姓髓肉太狠的胥吏，公开审讯论罪，既得了底层百姓的民心，又杀鸡给猴看，慑服其他胥吏收敛手脚，老老实实做事。而且循着那几个论罪胥吏作恶的线头，扯出当地的一大望族，审其罪，判其刑，罚其家财补偿苦主——这些被迫出面的苦主有底层的小民小户，也有中户人家，还有上户、望族。
这是遵循卫希颜的“安南州县治略”，对越族上层要打击、分化，对中层和底层要拉拢归心，一旦中下层平服了，则安南可定。
毕竟上层阶级的影响虽大，但人数却少。
越国贵族是这个国家的上层，他们占据了社会最多的财富和资源，因为曾经拥有的权势和地位，不会像中下层那般容易收心。这些贵族的权势随着国家陷落而跌落，但在民间的势力仍然很大，甚至地方上一个望族的影响超过了当地官府的威望。卫希颜要打击的就是这些望族——贵族中的大贵族。
越国的国情与大宋不太一样，大宋的上层阶级是士大夫，天下读书人不论贫富都是“士”，是第一阶层，读书人一旦为官就是“士大夫”；而越国独立为国后仅仅经历了吴、丁、黎、李四朝，每个朝代都历时不长，还没形成“士”的阶层，而是由贵族阶级把持朝堂和地方政要。即使仿效宋朝开科取士，也是从贵族阶层中选拔，平民能读得起书的很少，能通过科举入仕的就更少了。奴隶更不必说，连读书识字都是要入罪的。这就使文化被贵族阶级所垄断。而且，贵族们占了越国七成以上的土地，田赋流失严重，兼并矛盾隐患深重。无论从哪方面看，卫希颜都必须对贵族动刀。
当然不是挥刀杀光，而是打击、分化。
越国贵族阶级也是分层次的，有大贵族、中等贵族，也有小贵族、落魄贵族。
卫希颜要打击的，是大贵族。
一个大贵族就是一个望族。一个望族的家底很少有干净的，如资本家的原始积累，少不了踩着他人的尸骨和血泪，要想从中挖出些陈年积怨不是难事。虽说证据可能早已湮灭，但人证却是可以找的，即使找不到也能人为制造。毕竟望族的仇家不少，而在贵族群体中，也有很多想踩着望族上位的，只是有机会。
陈如瑛记得很清楚，她的老师在以行营总管代管安南的那半年中，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削刺儿头”，将暗地里作死的大贵族刺儿头收拾了，再扶植一批中小贵族上位，和大贵族分庭抗礼，前越国的贵族势力就这么分化了。
随着七八家望族“刺儿头”的倒台，大贵族势力的削弱，最重要的一项策令——全面释奴令终于颁发了。这是在最初的《释放汉奴令》之后，针对所有的奴隶，颁发的释放令。自此，在安南路直辖的州县，蓄养奴隶被彻底废除。而溪峒羁縻州可选择是否执行。只有一两个富有远见的溪峒主遵循了官府的策令，释放奴隶为自由农户或签订契约的雇工，而绝大多数的溪峒都舍不得释放这些不需要工钱的“人力牲口”——这种愚蠢短见和贪婪会在日后给他们带来苦果。
“人可以被统御，但不可以被奴役。没有人应该生来被奴役。”卫希颜没有宣扬人权、自由、平等的想法，但基本的生存权利要有。在交趾，蓄养奴隶是合法的，奴隶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归贵族所有，贵族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这与秉承人文精神的儒家思想却是对立的，所以随着儒家文治在宋朝达到鼎盛，蓄奴便自然被废除，以律法禁止。而卫希颜对交趾开战的其中一大理由便是废奴。儒家追求礼仪教化，天下大同，儒生们也将之奉为大道来行，这就使卫希颜力促发动的这场战争在国内舆论中完全占据了正义的高点，不仅仅是惩戒边夷，收复中国旧土，更是推广教化，弘扬大道。
而废奴对越国贵族们来说触及了他们的根本利益，肯定会掀起反抗巨浪。是以卫希颜一开始只是释放了占奴隶人数少的汉奴，然后以推行文教为前锋，在此过程中利用各种手段剔除了那些最有可能反抗废奴的影响力大的贵族。当分化、削弱贵族势力，又扶植掌控了一批贵族后，才在安南全面推行废奴。这一来，反抗阻力就小得多。即使暗中使绊子、阳奉阴违的不少，但敢于明面反抗的却没了，废奴便成大势无法阻挡。
当“废奴”这个硬骨头啃下后，安南路的文治推进也就没有太大阻力了。即使偶尔有看不清形势的跳出来，或是被人当棋子的推出来蹦跶，但都很快被经略司的各种手段平定。卫希颜将安南路的文治教化比喻为“历史前进的车轮，敢于阻挡的就要做好被碾压的准备”，她希望接替行营治理安南路的经略司文官们，都要有一手文教、一手刀枪的理念，“大道不是平坦的，那些挡路石，要么向前碾碎，要么坚决搬掉，没有绕路的可能。”经略司的文官们未必都认同她的铁血理论，但设计阴谋达到目的，文官们有的是手段。而在推广儒学上，他们有着比卫希颜更坚定的信念。
交趾国中是有儒学的，在隶属东汉和唐朝的时期，儒学传播最盛。而在五代交趾独立为国后，前后历吴、丁、黎三朝，均是戎马倥偬，国祚短暂，王族和贵族为了巩固统治，便推行崇佛抑儒的政策，又因重军功而重武轻文，儒学便受到抑制。直接到李朝立朝五六十年后，国家渐渐安定，需要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治国安邦之策，于是在崇尚佛教的同时，开始重视儒学，大修文庙，尊孔子，并开科取士，同时考释、道、儒三家的经书，使儒学的地位得到提高。大宋攻破交趾时，李朝已推广儒学六十多年，国中贵族多半都是学过儒经的。
这对安南路推广儒学来说有利有弊，其利在于有基础，推广更容易；其弊则在于归心更难。凡是地域狭小的国家，民族特性多半都深藏着自卑，而因为自卑，所以敏感，表现于外的就是极度的自尊，自负，甚至到自大。譬如高丽，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用的是汉字，学的是儒家，医学、官制等等都是由中国传入，明面上对中国称臣，骨子里却不以臣居，自认为将儒家文化学精了，将华夏文明高丽化了，就是“正统”了，心里未尝不以“中国”自居。交趾也是如此。宋时的交趾国在卫希颜记忆中只是越南的一半，却在向南、向西征伐扩张时，以“中国”自居了——所以外邦要向交趾称臣。大宋的宰执们对南北这两个弹丸之国的自大很是不屑，鸿胪寺负责高丽事务的官员们认为应该狠狠打高丽人的脸，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正统”，安南路的官员们则喜欢用卫希颜说的“碾压”二字，用文明碾压他们，让学过几部儒学经书、以广修文庙为荣的前越国贵族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儒学，什么是真正的崇儒。
随着安南路的官学教育推进，前越国的贵族们，也不得不低下他们自认为高贵的头颅，重新接受大宋的儒学教育。尤其是他们推崇的所谓大儒在交州官学的讲经堂辩论上羞惭而退后，就再不敢有人说“精通儒学”了。各个贵族不得不将子弟送往官学接受儒学教育，因为不入学则无仕途，如果家族三代无人出仕，纵有家财百万贯，也是徒有富而无贵了。
除了官学大兴儒学外，所有家馆、私塾都被要求讲授大宋的官本儒经，至于前越国的儒经刻本则被废止讲习。
与此同时，历史教育也在官学、私学中推行。
新的历史课本是国史馆于建炎年间编撰的《华夏史》，安南路使用的是最新的第四版，其中就有交趾的篇章，从最古早的炎帝神农氏后裔鸿庞氏为王，到秦统六国为华夏王朝属地，历两汉、东吴、隋、唐，皆为归属，直至五代时期的南汉王朝，交趾兵变脱离中国，方有“大瞿越国”——从历史归源，交趾属于华夏。所以，越人不是亡国，而是回归。
以史为教，可增强对华夏的归属感，大宋宰执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读史不仅是鉴为政得失，还可教化归心为用。
安南的官学教育在一开始就打破了对平民的藩篱，上官学不再是贵族子弟的权利，招收平民的名额大幅提高，与贵族子弟的名额同等。学杂费则大幅降低，而贵族学子的花费则体现在更好的食宿条件上。同时提供勤工俭学及助学贷款，扶助家境贫困的学子。
因安南路头三年赋税朝廷不取，经略司有足够的钱财花费在教育上。三年之后，安南路的情况已有了良好的势头，大片的荒野重新变成有产出的耕地。广西、广东沿海的诸多疍民，在当地官府和安南经略司的引导下，迁到了安南路沿海的地带，拥有安南官府给予的荒地，并贷给农具、耕牛和种子，开始了陆上的耕作生活。安南的溪峒羁縻州也驱赶着交趾奴隶，开垦、种植。由于官府大力推广新式农具，并推广中原的耕作法，粮食产出比越国时要高出好几倍。除了粮食外，还种植甘蔗、棉花，收获后进入炼糖、酿酒和棉纺作坊，分销安南本地和南掌、占婆、真腊等国，商贸已呈现繁荣景象。这些都为安南路带来越来越高的农赋和商税收入，足以支撑安南路在文教上的持续投入，并且有能力在官学中实施朝廷在诸路选择性推行的《大宋国民义务教育律》。
按照《义务教育律》的规定，帝国内所有国民，不分民族，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诸户年满五周岁的男童必须送入蒙学，家中只有女童没有男童的，必须至少送一位女童入蒙学，接受三年蒙学教育，学杂费皆免。又规定，有条件的州县可以在三年蒙学义务教育之上，再增加八岁至十二岁的四年小学义务教育。
以安南路的财力，完全有能力推行蒙学到小学的义务教育，包括溪峒的子弟。但溪峒的奴隶却是享受不到的，当然这不是官府的规定。作为溪峒的附属财产，奴隶们可以信佛教或道教，但不允许读书识字。
朝廷在普查诸路的识字率时，安南路的溪峒羁縻州是不计入人口基数的，而在州县官学上学的溪峒子弟却计入识字人口中，便等于分母减小，而分子增大，计算出来的识字率自然就比较高了。当然，最主要还是因为安南路的文教普及。
而在陈如瑛因公职调离安南路的第十个年头，也即大宪二十年，溪峒的奴隶矛盾终于尖锐爆发，从一个溪峒的奴隶暴。动迅速蔓延到所有羁縻州动乱，除了有远见、提早释奴的那两个溪峒外，所有溪峒都在短短一月陷入了内乱中，上万峒人被杀死，甚至死了几个溪峒主，奴隶们也死伤数万。
安南经略司以不干涉羁縻州自治为由，驻地的国防军和武安军只是聚结警戒，而没有出兵，只派出人员到溪峒，建议双方首领坐下来协商解决。但杀红了眼的峒人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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