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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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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国光主编
【】
内容简介：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制定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我国在半个多世纪中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十个五年计划。认真回顾和总结制定五年计划以及实施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方面的教育，对于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
我国制定与实施五年计划的历史，可以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大致划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与此相应，第一至第五个五年计划，是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而第六至第十个五年计划，则是处于转轨的和市场经济时期。研究和叙述这十个五年计划，自然也反映了这两个时期的特征。本书从大量第一手资料入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用了三年多时间完成书稿。
作者简介：刘国光，经济学家，1923年11月23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所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和主编、副所长、所长等职务。
1975年…1980年被借调参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
1981年1982年期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99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93年1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期间1993年…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教授。曾任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长等职。
1988年5月27日被波兰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外国院士。2001年9月20日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荣誉博士。2005年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目录
前言
第01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计划管理的基础和条件
第02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第03章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前期
第04章 国民经济调整中的计划工作
第05章 第三个五年计划和文化大革命
第06章 第四个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的两次调整
第07章 跨越历史转折的第五个五年计划
第08章 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
第09章 在调整中前进的第七个五年计划
第10章 改革和发展都有重大突破的八五计划
第11章 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第12章 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附件：《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的写作宗旨与成型概要
后记
前言
刘国光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制订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我国在半个多世纪中已经制订和实施了10个五年计划。认真回顾和总结制订计划和对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
我国制订与实施五年计划的历史，可以1978年的中共三中全会为标志，大致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与此相对应，第一至第五的五年计划，是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而第六至第十个五年计划，则是处于转轨和市场经济时期。研究和叙述这10个五年计划，自然也就反映了这两个时期的特征。
一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习和实施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受中国自身条件的制约，事实上，“理想的”计划经济制度在中国难以实现，受计划管理制约的那一部分经济活动也多少“走了样”。
在各级计划干部艰辛地、不惜余力地、不懈地努力之下，计划部门对于拟订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制定产业政策和价格政策，监测和调节国民经济运行，搞好经济总量平衡，优化重大经济结构，安排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同时也实施了大量行政审批职能和微观管理事务。计划经济发挥了集中全国力量办工业的作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体系，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其中的失误也层出不穷，作了不少“无用功”。【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正如本书第七章所归纳的那样，计划经济时期的五年计划，它们的制订和实施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五分之四的“五年计划”未曾面世。
从1953年到1980年，我国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中间夹了1963－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其中除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外以外。其余4个五年计划均未曾正式公布。
（二）决策的科学化难度大。
首先，信息制约（信息不确、不全、不及时）带来的盲目性。信息不全、不及时甚至扭曲，常常成为历次计划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的焦点问题。由于数据不准确，即使拍了板也经不住推敲和各种变化的要求。加之经济生活的丰富多彩、瞬息万变，希望经济信息能够及时地包罗万象，这在20世纪的资讯条件下只能是美好的空想。这成了计划工作的最大障碍。 其次，决策的形成与修订缺乏广泛参预的民主机制。第三，经济建设计划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使科学决策受到干扰。第四，需求和可能割裂、投入与产出分家。第五，五年计划完成情况估价不确。由于指标多变，计划完成评估的标准不明，至使计划的总结往往难以准确。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对“二五”计划的评价――从提前两年完成到推迟三年尚未全面完成。
（三）计划实施形式趋于单一。
1952年11月国家计委成立时，面对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国家计委实施了多种形式的计划管理。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提出对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计划要有所区别。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和事业实行直接计划，对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和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国家对农村公社只下达农产品的收购计划，并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业生产指标提出参考性的安排意见。手工业的供产销计划，中央只管少数同国计民生；有关的重要产品，其他产品均归地方管理。对于手工业生产单位生产的小商品和农村人民公社、农民个人生产的土副产品，应当在商业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运用价值法则，通过供销合同和集市贸易来促进生产、活跃交流，保证全国生产和消费的需要。但是经济刚刚恢复，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文革”。不仅农民没有了经营的自主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生产队也失去了自主权。1966年以后，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指导性计划与指令性计划已没有什么区别了。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以后才得到明显改变。
（四）微观管死与宏观多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与宏观多变并行的，是企业被管得很死，没有自我更新改造的能力。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的所有制成分逐渐形成单一公有制，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因素。为了集中财力、物力完成重点项目建设，企业的投资权限受到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国营企业的自主权微乎其微。
（五）以“条”、“快”为特征的整体与局部分割。
中央各部门（简称为“条”）与地方（简称为“块”）之间的条块分割，既是当时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也是制订和实施五年计划过程中各类矛盾的一个焦点。反映在诸多方面。
（六）重基建轻技改。
为了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分配基本建设投资是计划工作的重要内容和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然而技术改造问题也是资源配置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不仅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工作不应忽视，而且随着新建企业的大批投产，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但是，由于投资软约束，甚至无风险，地方与部门追加基建投资对计委压力很大，使计委不得不将有限资金不断向基本建设追加；另一方面，企业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和追逐利润的激励，技术进步、更新改造的动力不足。从而加重了“一头重、一头轻”的跛足趋势。导致企业“复制古董”，整体技术水平原地踏步，拉大了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从另一方面看，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计划工作就具有计划服从实施的特点。1955年夏天，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了3年，计划实施的比较顺利。7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正式颁布。这一过程体现了这种特点。此后，计划一再变更的情况，存在于每个五年计划和大多数年度计划之中。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具体数字很难有理想的预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工作比较务实的特点。
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转变时期。这种转变过程可以概括为双重模式的转换：一是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变，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即由过去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高积累和外延型模式转变为经济和社会协调、效益型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在经济运行方面，中国经济也实现了由供给约束型的短缺经济形态转变为需求约束型的买方市场形态。
上述这种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运行常态的根本性转变，必然导致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五年计划的基础发生巨大变化。
计划管理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解体，农民极其乡镇企业摆脱了政府的直接计划管理，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在城市，随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简政放权”，特别是政府放松了对市场的控制，主动缩小了指令性计划范围，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活动脱离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和强调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以后，不仅非国有经济依靠市场调节，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其经营，而且国有经济也进入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阶段。可以说，1992年以后，中国就不再是计划经济，不仅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而且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完善阶段。
（二）实施五年计划的机构和方式发生巨大变化。
计划管理逐渐由脱离实际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为主转变为接近实际的指导性计划指标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渐从微观经济管理领域退出，而让位于市场调节，验证了邓小平关于计划只是管理经济的手段而不是基本制度的论断，计划经济消亡了，但是五年计划却依然存在并发展着，政府的计划管理和行政干预，在维护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前提下，正发挥着弥补“市场失灵”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五年计划的制订日益完善。
1978年以后至今，我国已经制定了5个五年计划。与前5个五年计划相比。后5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显示出明显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民主化。80年代初，邓小平在总结计划管理经验时就提出，我们不仅要总结过去指标过高、急于求成的教训，还要研究指标低于实际的情况。他说：“根据最近的统计，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左右，大大地超过了原定的增长4％的计划。前两年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1982年是头一次出现。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年度计划定低了，而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会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总结历史经验，计划定得过高，冒了，教训是很深刻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注意。现在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1＇从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作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就开始步入正规化轨道，必须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核通过。在编制方法上随着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和指导性计划指标成为主体，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的指标体系也趋于简化。在编制方法上，人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也逐渐提高。特别是第十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更是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形成人民群众广泛地参与。
（四）五年计划的实施效果有很大提高。
后5个五年计划与前5个五年计划相比，有很大的差异。简单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前5个五年计划都是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目标模式，结果越搞问题越多；后5个计划，则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和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结果渐入佳境。第二，前5个计划都是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进口替代战略，实行高积累，结果导致农轻重结构失衡，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第三，前面5个都是高指标，导致经济紧运行；后面5个则指标普遍不高，而实际执行结果一般都超过。第四，前5个计划，除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的帮助下正式形成外，其余4个都没有正式形成和经人大讨论通过。后5个计划都经人大讨论通过颁布，尤其是第10个五年计划，人民参与程度更高。第五，前5个计划的特点都是不断强化政府的经济职能政府管的越来越多，计划管理越来越依靠行政手段；而后5个计划，则是相反，政府的经济职能和权限逐渐收缩，让位于政府，由“全能型”向“效能型”转变。第六，前5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效益，除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效益很好，但社会主义改造的后遗症也不小外，其余4个五年计划经济效益都不理想，经济增长波动很大。而后5个五年计划，则表现出政府调控和管理经济的办法逐渐走上正轨，水平越来越高，成本也越来越小，促进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至今已经走过了54年的风雨历程，就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与54年前的饥寒交迫相比，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了小康社会。回顾这段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的，其中宏观计划管理是政府领导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
在这54年里，就宏观经济管理来说，我们经历了建国初期建立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经历了单一公有制基础上以行政性指令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过渡体制（1979～199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体制的急剧变动中，我们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误的挫折，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终于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世界发展趋势的政府管理经济的目标和模式，并以此不断地完善我们的经济体制、丰富管理经验。我们课题组承担这项研究任务并编写出这本书，目的就是推进这方面的探索。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2页，人民出版社，1993。
第01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计划管理的基础和条件
·1。实施计划管理的基础和环境
1949年10月1日建立至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为主、并经过长达13年的战争破坏的落后经济之上的。而从经济体制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在长达22年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战时经济体制基础上延续发展起来的。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追求民族独立和反帝的性质，使得它得到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和受到帝国主义阵营的反对，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在以苏联、美国分别为首的世界两犬阵营中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一、历史渊源：解放区经济及其体制特点
如果说新中国经济体制是建立在旧中国留下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可以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则是直接来源于解放区的经济体制，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继承、推广和发展的关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解放区经济体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从抗战到1949年建国前的13年间，约有10年的时间，解放区基本上是处于北方农村。在抗日战争时期，甚至可以说主要以偏僻的乡村为主。
解放区的上述区域特点，导致解放区的经济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解放区经济水平就全国来说，基本上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现代交通、能源、工业几乎没有，即使农业发展水平，较之江南也很落后，剩余很少。
二是处于严酷的战争条件下。在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以前，中国革命根据地基本处于战略防御状态，在基本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靠落后的农村经济支撑。因此，政府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主要目标，是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三是解放区大多数时间受反革命势力分割、包围、破坏。处于战争环境中的解放区经济，不仅大多数时间受到反革命势力的分割、封锁，不得不陷入一种区域性、脱离城市的自给自足状态，而且受到战争严重破坏，如抗战时期日寇对解放区的残酷扫荡、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和破坏等。
解放区的上述经济特点和解放区面临的战争环境和斗争需要，使得解放区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于农村条件和战争环境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战时经济体制，经济工作的目标是革命战每第一、改善人民生活第二。这种体制一方面表现在政府的财政体制及政策主要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另一方面表现在解放区的资源配置（物力、人力）是以革命战争的需要为第一位的。解放区的金融、工业、商业、外贸（主要指区域之间的贸易）制度和政策也都是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对敌经济斗争是解放区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以分散落后的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1948年以前，解放区主要由北方的农村和小城镇构成，这里经济落后，以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集市贸易为主，几乎没有大规模的现代工矿交通运输业。
3。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管理体制。在上述环境下，一方面革命战争需要在人力物力方面加强政府的权力，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资源来支持革命战争；另一方面，战争分割和落后分散的个体私营经济，又使得政府（特别是中共中央）又不可能将干预经济的权力深入到广大的生产部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解放区在经济管理方面采取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部门制宜的办法，凡应该集中而又可能集中的则由各解放区政府统一管起来，凡应该集中而目前没条件的暂时不集中，凡不需要集中的则一律不集中管理。在上述原则下，一般来说，财政、金融管理权限一般都集中在备解放区政府之中，如财政实行统收统支，银行货币发行权、信贷权集中在各解放区政府统一掌握，对于公营重工业（主要是军工）、商业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对于广大的个体、私营农业、工业、商业，则主要是根据政府政策法令实行间接调控，必要时采用行政手段辅助。
4。实行党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根据地的创造者，是整个革命根据地政治和军事的核心组织和灵魂，也是全国众多分散的根据地联合结成整体的组织机构，它在根据地创造发展和革命战争中的组织领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所具有的纪律严明，步调一致，高效率，牺牲精神都是战争年代解放区政权在艰难困苦条件下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原因。因此，在解放区政府中，实际上是实行党一元化领导的，即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工作，都是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共产党有最后的决策权。
二、政治背景和条件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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