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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米兰_昆德拉-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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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一天，托马斯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进入火葬场，托马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发现有三处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影明星。
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马斯发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个驼背的编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
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无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出来。
20
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子在他右边站住，靠近橱窗，开始细细查看牌价。
“涨价啦。”托马斯没停下手中冲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马斯。他就是托马斯在医院时的同事，曾经以为托马斯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而加以讥笑的那个人。我曾经把他称为S。托马斯很高兴见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们对没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兴一样），但他从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机会使自己镇定一下），是一种不甚愉快的惊讶。
“你好吗？”S问。
托马斯还没应答，就看出S对这样提问颇觉羞愧。一个干着本行的医生问一个正洗着橱窗的医生近来如何，显然是可笑的。
为了消除紧张气氛，托马斯尽可能轻松地说出几个字来：“好，还好！”他马上感到，无论他说得多么费力（事实上，因为他太费力），他的“好”听起来象是苦涩的反语。他很快加上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事？”
“没什么，”S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回答得尽可能不失分寸，但也显得极不合适。两人都知道这一点，两人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洗窗户，怎么能说“还是老样子”呢？
“主治大夫怎么样？”托玛斯问。
“你是说你没有见过他罗？”S问。
“没有。”托马斯说。
这是真的。从他离开医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没见过主治医生。他们曾一起工作得那么好，甚至都开始把对方视为自己的朋友。所以无论他怎么说，他的“没有”中有一种悲凉的震颤。托马斯怀疑S对他提出这个话题颇觉愠怒：象主治医生一样，S也从未顺路探访过托马斯，没问他工作怎么样或者是否需要什么。
两位老同事之间的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双方都感到遗憾，特别是托马斯。他并不因为同事忘记了他而生气。如果他能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清楚什么的话，他真正想说的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们各走各的路这完全正常。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安的，我很高兴见到你！”但他不敢这么说。到眼下为止，他说出来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种心计，这些诚恳的话在他的同事听来，也同样是嘲讽。
“对不起，”S停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那阵子，同事们假定他为懦夫而对他嗤之以鼻时，他们都对他微笑；现在，他们不能再鄙视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却对他敬而远之。
还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请他了，不再用香槟酒欢迎他了。这种落魄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再显得优越，已变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永恒，以及令人不快的东西。
21
他回到家里躺下来，比往常睡得早，一小时之后却被胃痛醒。每当他消沉的时候，老毛病就冒了出来。他打开药箱，骂了一句：箱子里空荡荡的，他忘了给它配药。他试图用意志力控制住疼痛，也确实相当有效，但再也无法成眠。特丽莎一点半钟才回家，他觉得自己想跟她闲聊点什么，于是讲了葬礼，讲了编辑拒绝跟他讲话，还有他与S的相遇。
“布拉格近来变得这么丑恶了。”特丽莎说。
“我知道。”托马斯说。
特丽莎停了一下，温柔地说：“最好的办法是搬走。”
“我同意，”托马斯说，“但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他穿着睡衣坐在床上，她也过来坐在他旁边，从侧面搂住他的身体。
“到乡下去怎么样？”她说。
“乡下？”他感到惊讶。
“我们可以独自在那里过日子，你不会碰到那个编辑，或者你的老同事。那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回到大自然去，大自然总是原来的样子。”
正在这时，托马斯又一阵胃痛，感到全身发冷，感到自己渴望的莫过于平静与安宁。
“也许你是对的。”他艰难地说，疼痛使呼吸都很困难。
“我们会有一所小房子，一个小花园，但要足够的大，给卡列宁一个象样的活动场地。”
“是的。”托马斯说。
他努力想象搬下乡去以后生活将是个什么样子。他很难每个星期都找到新的女人，这意味着性冒险的终结。
特丽莎象猜透了他的心思：“唯一的问题，在乡下，你会对我厌烦的。”
疼痛更加剧烈了，使他说不出话来。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女色追求，也是一种“非如此不可！”——一种奴役着他的职责。他渴望假日，然而是一个绝对的假日，从所有职责中解脱，从一切“非如此不可”中解脱。他能告假离开医院的手术台（一种永久的休息），为什么不能告假离开世界的手术台？离开女人们那百万分之一的虚幻的差异？离开那把想象中切开女人们保险箱的解剖刀？
“你的胃又捣蛋了！”特丽莎这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头，叫了起来。
他点了点头。
“打针了吗？”
他摇了摇头：“我忘了给药箱补充药品。”
她顾不上嗔怪他的粗心大意，摸了模他的前额，那里有因为痛楚而冒出来的密密汗珠。
他的头没有离开枕头，朝她转过来，几乎是气喘吁吁：对方眼中燃烧着不堪忍受的悲伤。
“告诉我，特丽莎，怎么啦？最近你有心事，我能感觉得出来，我知道。”
“没有，”她摇摇头，“没有什么事。”
“你否认也没有用。”
“都是些老事情。”她说。
“老事情”意味着她的嫉妒和他的不忠。
但托马斯不愿意收场：“不，特丽莎，这一次有点不同。以前从没有这样严重。”
“那好吧，我来告诉你，”她说，“去，洗洗你的头发吧。”
他不明白。
她解释的语调是伤感的，没有敌意的，差不多是柔和的：“几个月了，你的头发上有一种强烈的气味，是女性生殖器的气味。我本不想告诉你，可是一夜又一夜，我一直闻着你某个情妇下体的气味。”
听她说完，他的胃又开始痛起来。简直要命。他总是把自己洗得很彻底！身上，手上，脸上，确认没有留下丝毫她们的气味。甚至避免用她们的香皂，每次都执行自己种种苛刻的规程。但他忘记了自己的头发！居然从未想到过这一点！
他回忆起那个女人冲着自己的脸叉开双腿，要他用脸和头顶跟她干。多么愚蠢的主意！他现在恨她。他看出抵赖也没有用处，所能做的事，只是傻傻地笑笑，去浴室里洗头发。
她又摸了摸他的额头：“呆在床上吧，别费心去洗那东西了，我现在都习惯了。”
他的胃真是痛杀了他，他渴望平静与安宁。“我会给我那位病人写信的，就是我们在矿泉遇到的那位。你知道他村子的那个地区吗？”
托马斯极难谈下去了，所能说的只是：“树林子……环绕的山……”
“没有关系，这是以后的事。我们要离开这里，但现在别说了……”她还是一直摸着他的额头。两人并排躺在那儿，不再言语。慢慢地，痛感消退了，他们很快进入梦乡。
22
半夜里他醒来了，惊讶地发现自己在做着一个又一个的春梦。唯一能回想清楚的是最后一个：一个巨大的裸体女人，至少是他体积的五倍，仰浮在一个水池里。从她两腿分叉处一直到脐眼的小腹部，都盖着厚厚的毛。他从池子一边看着她，亢奋以极。
身体被胃病折腾得虚弱不堪之时，他怎么亢奋得起来？看到一个他清楚地意识到会拒绝自己的女人，怎么会使他亢奋？
他以为：在人脑机件里，有两个朝相反方向转动的齿轮。一个载着想象，另一个载着肉体的反应。载有裸身女人想象的齿轮，带动着相应的勃起指令齿轮。但有些时候，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齿轮错位了，亢奋齿轮会与一个载着飞燕想象的齿轮相配合。一只燕子的景象会带来阴茎的勃起。
此外，托马斯的一位同事是研究人类睡眠的专家。他的研究表明，在任何一种梦境中，男人们都有勃起现象，这说明勃起现象与裸体女人之间的联系，只是造物主塞进入脑机件中一千种运动方式中的一种。
那么爱情与这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关系也没有。托马斯头脑中的齿轮不协调了，他会因为看见一只燕子而亢奋，这对他与特丽莎的爱绝对没有影响。
如果说，性亢奋是我们的造物主为了自己取乐而用的一种装置，那么爱就是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能使我们摆脱造物主。爱情是我们的自由，爱情处于“非如此不可”的规则之外。
虽然这不完全是真的。即使爱情有别于造物主为自己取乐而设置的机件，爱仍然是从属于它的。爱从属于性，象一位秀美的裸体女人服从一座巨钟的钟摆。
托马斯以为：使爱从属于性，是造物主最稀奇古怪的主意之一。
他还认为，把爱情从愚蠢的性爱中拯救出来，办法之一就是在我们头脑中设置某种机件，能让我们看见一只燕子也亢奋。
他带着甜甜的思索开始打盹。就在他即将入睡的那一刻，在众多概念浑浑沌沌的无人区中，他突然确信自已发现了所有的谜底，一切神秘的关键，一个新的乌托邦，一座天堂：在那个世界里，男人因看见一只燕子而亢奋，托马斯对特丽莎的爱情，不会被性爱的愚蠢干犯所侵扰。
于是，他安睡了。
23
几个半裸的女人尽力缠着他，但是他累了，一心摆脱她们，打开了通向隔壁房间的门。他看见一位年轻女朗，正面对着他侧卧在一张沙发上，也是半裸着身子，除了短裤什么也没穿。她撑着臂肘，面带微笑看着他，看来知道他会到来。
他向她走过来，难以形容的狂喜之情注满身心，想到自己终于找到了她，终于能在这里与她相会。他坐在她身旁，对她说了些什么。她也说了些什么，显出一种镇定，一只手缓慢而轻柔地摆动。他一生追求的就是她这种举动的镇定，女性的镇定是他一辈子困惑不解的问题。
正在这时，梦境又滑回现实。他发现自己回到了那种似睡非睡的无人区。遇见女人的情景在他眼前渐渐消逝，使他惊吓恐惧。他对自己说，上帝，失去她是何等可恨呵！他竭尽全力想回忆起她是谁，在哪里遇见过她，他们一起经历道什么。她对他如此熟悉，他怎么可能忘了她呢？他答应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绘她，但刚答应便意识到这无法兑现：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他怎么能把这么熟悉的人的名字给忘了呢？这时，他几乎完全醒了，眼睛是睁开的，他在问自己，我在哪里？是的，在布拉格，但那女人也住在这里吗？我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见到她吗？她是从瑞士来的吗？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弄明白，他并不认识那个女人，她既不是来自布拉格也不是来自瑞士，她就住在自己的梦里而不是别的地方。
他如此惶惶不安，直挺挺地在床上坐起来。特丽莎在他身旁深深地呼吸。他想，梦中的女人与他见过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样，他认为自已最熟知的女人结果是他不曾相识的女人，但她还是他一直向往着的人。如果他有一个个人的伊甸乐园，他一定将陪伴着她生活其中。这个来自梦境的女人是他爱情中的“非如此不可”。
他突然回想起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著名假说：原来的人都是两性人，自从上帝把人一劈为二，所有的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着寻找那一半。爱情，就是我们渴求着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
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曾经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伙伴。托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梦见的年轻女子。问题在于，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个人用一个草篮把特丽莎送给了他。假如后来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着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么办呢？他更衷爱哪一位？来自草篮的女子，还是来自柏拉图假说的女子？
他试图想象，自己与那梦中女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他看见在他们理想房舍敞开的窗前，特丽莎孤零零地一个人走过，停下来朝他打望，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悲哀。他受不了她的那一瞥，又一次感到她的痛楚痛在自己心里，又一次被同情所折磨，深深地沉入特丽莎的灵魂。他从窗子里跳出去，但她苦涩地要他呆在他感觉快乐的地方，做出那些唐突、生硬的动作，使他烦闷不快。他抓住对方那双紧张的手，压在自己的双手之间使它们镇定。他知道，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抛弃快乐的房舍，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放弃他的天堂和梦中女郎，他将背叛他爱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随特丽莎离去，伴随那六个偶然性所生下来的女人。
他一直坐在床上，看着躺在身旁的这位女人，在睡梦中还抓着他的手。他觉出一种对她无法言表的爱。这一刻她一定睡得不沉，因为她睁开了双眼，用疑虑的目光打量着他。
“你在看什么呢？”她问。
他知道不该弄醒她，应该哄她继续睡觉。他试图作出一种回答，往她脑子里种下一种新的梦境。
“我在看星星。”他说。
“不要说你在看星星了，你骗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为我们在飞机上，星星在我们下面。”
“哦，飞机上。”特丽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随后又昏昏欲睡。托马斯知道，特丽莎正从飞机的圆形窗户往外看，飞机正在群星之上高高飞翔。 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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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伟大的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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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0年，我们才从《星期天时报》上读到了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的死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俘虏，与一群英国军官关在一起，并共用一个厕所。英国军官不满意斯大林的儿子把厕所并得又臭又乱的恶习，不满意他们的厕所被大便弄得很脏，尽管这是世界上最有权力者的儿子的大便。他们提醒他注意此事，把他惹火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让他把厕所弄干净。他发怒，吵架，动武，最后诉诸集中营的长官，希望长官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国人拒绝谈论大便的问题。斯大林的儿子不能忍受这种耻辱，用最吓人的俄国脏话破口大骂，飞身扑向环绕着集中营的铁丝电网。他扑中了，身体被钉在电网上，再也不会把英国人的厕所弄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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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儿子有一段艰难岁月。所有的证据表明，他父亲杀害了给他生这个孩子的女人。于是，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父亲被尊崇得如同上帝），又是上帝的弃儿。人们从两重意义上都怕他：他加害于人，可以是因为震怒（毕竟，他是斯大林的儿子），也可以是出于喜爱（父亲会惩罚弃儿的朋友从而达到惩罚他的目的），
遗弃和特权，幸福与痛苦——没有谁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体，这对立的两面是如何交替，从人类存在的一极到另外一极，其间距离是如何短促。
战争一开始，他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另一些囚徒属于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总是出自内心地排斥他，指责他的肮脏。他，作为肩负着最高级戏剧性的人，能忍受这种不是为了崇高的东西（上帝与天使范围内的东西），而是为了大便的评判么？难道最高级与最低级的戏剧是如此令人晕眩地逼近么？
令人晕眩之近？太近会引起晕眩？
会的。当北极近到可以触到南极，地球便消失了，人会发现自己坠入真空，头会旋转，导致他倒下。
如果遭受遗弃与享有特权是一回事，毫无二致，如果崇高与低贱之间没有区别，如果上帝的儿子能忍受事关大便的评判，那么人类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间度向，成为了不可承受的轻。当斯大林的儿子朝电网跑去，将自己的身体投向电网时，这架电网在失去度向的世界里被无边无际的轻所承托，象天平的秤盘，遗憾可悲地升向空中。
斯大林的儿子为大便献出了生命。但是为大便而死并非无谓牺牲。那些为了向东方扩充领土而献身的德国人，那些为了向西方扩展权势而丧命的俄国人——是的，他们为某种愚昧的东西而死，死得既无意义，也不正当。在这次战争总的愚蠢中，斯大林儿子的死是唯一杰出的形而上之死。
3
我小的时候，曾翻阅过专给孩子们看的那种《旧约全书》，书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画。我看见上帝站在云上，是个有鼻子有眼还有长胡须的老人。我总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东西，如果他吃东西，就得有肠子。这种想法总使我害怕。尽管我出生于一个不太信宗教的家庭，我感到有关神的肠子的想法是在褒渎神明。
我，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导的孩子，很自然，会抓住上帝与大便不能共存这个事实，来怀疑基督教人类学中的基本论点。就是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吗？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肠子！——或者说上帝没有肠子，人就不象他。
古老的诺斯替教与我五岁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早在二世纪，伟大的诺斯替教派大师瓦伦廷解决了这个该死的两难推理，声称：“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粪。”
与其说粪便是邪恶的，倒不如它是—个麻烦的神学问题。自从上帝给人以自由，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观念：他无须对人的罪过负责，然而作为人的创造者，他对人的粪便应负完全的责任。
4
到第四世纪，圣哲罗姆完全否定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做爱的说法。另一方面，九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埃里金纳则接受这一观点，并且还相信，亚当的男性器官只要主人愿意，就可以象臂或腿一样举起。我们不能将这一设想，当作男人害怕阳萎的寻常旧梦而随意打发。埃里金纳的观点有不同的意义。如果认为靠简单命令的方式就可以使阴茎勃举，阴茎的勃举不是由于我们亢奋，而是我们的命令使然，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性亢奋的位置。这位伟大的神学家发现与天堂不能共存的，并非性交及其随之而来的愉悦，他发现与天堂不能共存的是性亢奋。记住：天堂里有愉悦，但没有亢奋。
埃里金纳的论点抓住了有关粪便助神学辩解要害。只要人获准留在天堂，他或者（象瓦伦廷的耶稣）根本不排粪，或者（看来更有可能）不把粪便看成令人反感的东西。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他才使人对粪便感到厌恶。人才开始遮羞，才开始揭开面罩，被一道强光照花双眼。于是，紧接着厌恶感的取得，人的生活中又引进了性亢奋。如果没有粪便（从这个词的原义和比喻意义来看），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性爱，以及伴随而来的心跳加快、两眼昏花。
在我小说的第三章里，我讲到了萨宾娜半裸着身子，头上戴着圆顶礼帽，同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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